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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史学》2020年第3期） 摘 要：在俄国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形成过程中，伊凡四世时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1564年，伊凡四世突然携家眷迁往亚历山大罗夫村，这一疑似逊位的举动成为特辖制改革的导火索。16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国家围绕“分权与专权”展开激烈的政治博弈，是为伊凡四世出走的深层原因。伊凡四世与库尔布斯基的书信辩论不仅揭示了政治博弈的实质，同时将君主专制的政治观点上升至理论高度。而伊凡四世得以返回莫斯科，则反映出沙皇在这场博弈中艰难取胜，预示着俄国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道路上更进一步。 关键词：伊凡四世；亚历山大罗夫村；大贵族；政治博弈 1564年12月3日，伊凡四世（1533—1547年为莫斯科大公，1547—1584年为俄国沙皇）携家眷离开首都莫斯科，几经辗转，最后驻辇于莫斯科郊外的亚历山大罗夫村（现属弗拉基米尔州亚历山大罗夫市）。此次出行非同以往：伊凡四世携带圣像、十字架、金银财宝等，并甄选出随行人员，命其率妻儿人马同行。一个月后，伊凡四世致信莫斯科，暗示逊位，引发莫斯科朝野及民众恐慌。在神职人员和黎民百姓组成的请愿团央求之下，伊凡四世于1565年2月重返莫斯科。 对于伊凡四世“出走事件”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大体持两种观点。俄国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等学者强调精神因素在该事件中的作用。克柳切夫斯基认为，16世纪60年代初，阿纳斯塔西娅皇后猝然离世、利沃尼亚战局不利、大贵族安德烈·库尔布斯基（1528—1583年）叛逃立陶宛等系列事件使“忧虑不安的和孤独的伊凡沙皇失去了精神平衡”，才发生了出走亚历山大罗夫村这一“前所未有的离奇事情”；而大部分学者，如俄国贵族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俄罗斯历史学家鲁斯兰·斯克伦尼科夫及中国学者王觉非、徐景学、曹维安等皆认为，伊凡四世以逊位相逼，意在迫使封建大贵族等反对派妥协，从而清除封建残余、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君主专制。但上述学者对伊凡四世“出走事件”所体现的政治博弈及影响未作深入探讨。 一、棋出险招：伊凡四世出走亚历山大罗夫村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伊凡四世“这多事而悲剧的统治有不同的解说和评价”，其中“最为传统的观点强调他的病态性格——也就是疯狂”。伊凡四世幼失怙恃，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长大成人。不幸童年造成了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这一点几乎成为学界共识。克柳切夫斯基即在分析伊凡四世成长环境与性格特点的基础上，将“出走事件”归因为精神失衡。然而，鲁斯兰·斯克伦尼科夫对伊凡四世性格脆弱的说法予以批驳。他指出，伊凡四世在7岁以前受到母亲叶莲娜的悉心呵护，不曾卷入宫廷斗争的漩涡。而人的性格在7岁前后基本定型，所谓苦难的童年经历未必对伊凡四世产生深远影响。 伊凡四世出走究竟是由于精神崩溃还是政治谋略？从其致莫斯科的书信中或可略见端倪。定居亚历山大罗夫村一个月后，伊凡四世给莫斯科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都主教阿法纳西，谴责叛逆的大贵族和军政长官盗窃国库、不敬君主、不信宗教、不拒外敌、剥削东正教农民，而都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则包庇上述罪行。沙皇无法忍受此等叛逆行为，决定抛下国家，去上帝指示的某个地方；另一封信写给客商、买卖人、农民，并遣人当众宣读，表示他对平民“没有丝毫的愤怒和厌恶”。可见，伊凡四世将矛头直指朝廷中的当权派及“包庇犯罪”的神职人员，对城市下层居民则尽量安抚。据此，我国学者王觉非先生认为，伊凡四世蓄意“挑动后者对贵族的仇恨”。 从结果来看，伊凡四世借“出走事件”加强专权，成为政治赢家。莫斯科百姓闻信后，纷纷前往都主教、大主教等神职人员处，哭喊着要求将沙皇请回。1565年1月初，一些王公、大贵族、官吏及商人、平民等各阶层人士跟随神职人员一同前往亚历山大罗夫村觐见沙皇，呈交请愿书：希望沙皇大发慈悲，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惩处叛逆。另外，请愿书还勾勒出划分特辖区的构想。伊凡四世接受了请愿，于同年2月返回莫斯科。仿佛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尽管不能武断地说，“出走”即是为了迫使大贵族接受特辖制，但“出走事件”确系特辖制的导火索。然而，即便是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出走事件”也可谓一步险棋。至少在伊凡四世看来，这场针对世袭大贵族和当权派的政治豪赌并无必胜把握。在亚历山大罗夫村的日子，伊凡四世将自己装扮成修士，每日敲钟晨祷、唱诗念经、深深磕头，以致额头上常有淤血。返回莫斯科时，伊凡四世形容枯槁、“须发尽脱”，与以往判若两人。 伊凡四世因无法有效控制大贵族及政府官员而选择出离，为谋求绝对专制权而棋出险招。可以认为，“出走事件”系16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国家政治博弈的结果和体现。 二、分权与专权：政治博弈的焦点 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和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时期，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逐步形成。其间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主要表现在莫斯科归并其他公国和封邑时产生的冲突与对抗。伊凡四世当政时期，俄罗斯国家的主要政治矛盾变为中央集权与封建残余的较量、专制君主同封建大贵族及政府官员的博弈。这种博弈贯穿于伊凡四世统治时代的始终，尽管不同阶段呈现出各异的面貌，但总体上围绕“分权与专权”而展开。 15世纪下半叶以来，莫斯科大贵族的成分发生变动。古老的莫斯科大贵族地位衰落，代之以各个被归并公国的王公家族，如别尔斯基家族、库尔布斯基家族、舒伊斯基家族、姆斯季斯拉夫家族等。他们身系留里克或立陶宛大公格季明后裔，拥有王公封号。俄罗斯国家统一以前，“王公”是“最高封号、职位及统治者”的代名词，是“独立或半独立国家的君主”。莫斯科统一罗斯以后，上述王公转变成到莫斯科供职的大贵族，享有世袭领地，甚至保留“王公”称号。这些大贵族带着封建割据时期的制度进入莫斯科，在领地上各自为政、对抗中央集权。他们“照旧认为自己是王公和全权主宰者”，认为权力是从古老家族世袭而来，绝非莫斯科大公所颁赐。与此同时，世袭大贵族占据了俄罗斯国家几乎全部高级职位，在大贵族杜马中占据众多席位，以“全罗斯君主”的名义进行审判、统帅军队等。国家重大决策需通过大贵族杜马审议。大贵族们产生了新的政治意识：莫斯科是一个特殊的集合点，他们将在这里以大贵族杜马的方式重新统治整个国家，而不像祖辈那样各自统治一个地区。 然而，令大贵族阶层始料未及的是，莫斯科历代君主追求的是集权式乃至独裁式的专制统治。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史即是君主政权日益强化和贵族精英阶层日渐衰落的历史。14世纪以来，莫斯科作为统一罗斯的中心力量而逐渐崛起。莫斯科君主们“不愿见到他们统治的领土上有王公封邑存在，并且有足够的理由将其视为动乱与分离主义的潜在威胁”。由于王公阶层是中世纪俄国社会的精英骨干，尤其在军事部门担任要职，所以王公封邑体系不可能被一举清除。“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罗斯统治者将反封邑作为内政方针的主要内容。”可是，直到伊凡四世时期封邑体系才被清算。莫斯科君主们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早在瓦西里三世时期，大贵族们便抱怨这位莫斯科大公“只同身边的几个谋臣 ——‘两个寝殿官’——共谋国事，不与大贵族杜马议政”。而这一独裁倾向在伊凡四世时代则表现得愈加明显。在伊凡四世看来，大贵族既不是俄罗斯国家的统治者，亦不是君主的顾问，而是像普通臣民一样，皆属君主之奴隶。 综上可见，大贵族渴望通过大贵族杜马等国家机构分散王权、参与国家治理，伊凡四世则企望实现中央集权，成为不受任何势力掣肘的绝对专制君主。这一矛盾成为促使伊凡四世出走亚历山大罗夫村的关键因素，也为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博弈埋下伏笔，引发了伊凡四世与大贵族及国家机构间的宿怨新仇。 伊凡四世与大贵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伊凡四世3岁即位、17岁亲政。在大贵族当政的十年里（1538—1547年），莫斯科公国内讧频仍，以别尔斯基家族与舒伊斯基家族的争斗最为著名。1542年，伊凡·舒伊斯基对包括都主教约瑟夫在内的别尔斯基党徒发动袭击。约瑟夫趁夜色逃至伊凡四世宫邸，“那些叛乱者为了抓他，吵吵闹闹地冲进大公寝宫，并在天亮前三小时叫醒了大公”，伊凡四世因此受到惊吓。1543年9月，舒伊斯基家族为确保自身地位，对伊凡四世的宠臣费·谢·沃隆佐夫下毒手。他们在一次宴席上，当着大公和主教的面，“抓住沃隆佐夫，打他的脸，撕开他的衣服并欲将其打死”。伊凡四世派大主教和大贵族莫洛佐夫前去求情，沃隆佐夫才免于一死。但是，舒伊斯基执意将其流放至遥远的科斯特罗马，对此，大公只能默然。在伊凡四世眼里，舒伊斯基等大贵族就是“他权力的绑架者，而他却无力反抗”。伊凡四世成年后，仍不止一次地回忆起痛苦的童年，“当描述大贵族们对他这个被遗弃的孤儿犯下的罪行时，他的墨水就像胆汁一般苦涩。”伊凡四世在给库尔布斯基的复信中列举了大贵族的上述罪行，并表示：“随着年龄渐长，我越发无法忍受任其奴役。”削弱大贵族、加强专制权力的愿望很早就在伊凡四世心里萌芽。 伊凡四世于1547年亲政，掌权后即着手进行改革。1547—1549年，大贵族杜马成员的数量急剧增加：由30年代的12人增至32人，其中有18人是1547年以后获得波雅尔称号的。大量吸收新贵进入大贵族杜马，这表明伊凡四世试图削弱盘踞其中的封建大贵族。然而，这一“稀释”封建集团权力的举措收效甚微，因为大贵族杜马的新成员同样来自王公显贵之家，他们的加入只对抑制伊凡四世初期即在大贵族杜马中作威作福的大贵族家族有意义。出身于科斯特罗马的小贵族阿列克谢·阿达舍夫迅速受到重用，1549年被擢升成为新政府的首脑。 “此后十年，他作为政府的掌舵人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并将其中一部分设想变成现实。”按照伊凡四世的说法，他将阿达舍夫从“粪土”中拣选出来，委以重任，正是希望后者直接效命于君主。阿达舍夫政府聚集了“一群年轻的梦想家，制定改革俄国的计划，力图使俄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政府成员、大贵族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将这个政府班子称作“重臣会议”。1549—1560年，阿达舍夫政府实施一系列涉及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税务、军事、教会等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残余，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这场改革并不彻底，明显带有妥协性。“波雅尔的社会经济基础——世袭领地所有制原封未动，门第制没有废除，名门贵族依然在宫廷、波雅尔杜马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居显要地位。” 为了减轻国家政权对大贵族阶层的依赖，伊凡四世大力扶持中小贵族阶层，并通过个人领地制将其“紧紧捆绑”。个人领地制创建于15世纪下半叶，于15世纪末最终形成并被迅速推广。该制度将贵族的土地占有同为君主服役联系起来，使土地占有具有受禄性质。这些被扶持的中小贵族被称为服役贵族。服役贵族与封建世袭大贵族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受禄领地不可世袭，通常只在为君主服役期间方可享有。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阿达舍夫政府的改革具有亲服役贵族的性质，而1549年召开的作为改革先声的“调解会议”（俄国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更是服役贵族的胜利。在此次会议上，服役贵族首次有机会直接参与国家决策。俄罗斯历史学者Н. И. 帕夫连科认为，缙绅会议是服役贵族与大贵族围绕最高权力进行博弈的机构。它限制了封建大贵族的权力，相对地扩大了服役贵族的权力。伊凡四世倚靠服役贵族打压封建大贵族，又通过个人领地制牢牢控制服役贵族，以达到专权之目的。伊凡四世虽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集权与专制，却未能得偿所愿。16世纪中后期，受国际环境影响，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博弈日趋激烈。 1553年，伊凡四世病重，似有性命之忧。他要求大贵族杜马及全体官吏对年幼的皇子德米特里宣誓效忠。伊凡四世的堂兄、斯塔里茨王公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拒绝向侄儿宣誓，密谋自立，从而引发王朝危机。大贵族罗斯托夫在伊凡四世卧病期间与斯塔里茨基家族串通，并秘密会见立陶宛使节。他对立陶宛人抱怨：“国君将一些初出茅庐之辈视作心腹，利用他们处处排挤我们，而我们已经被排挤掉了。”大贵族涅莫伊怂恿杜马成员效忠斯塔里茨基：“怎么能弃老辅幼呢？”虽然这场政变因伊凡四世病愈而破产，但却说明封建势力尚未清除。50年代末，伊凡四世与阿达舍夫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尤其反映在对利沃尼亚战争的决策上。战争初期，俄国斩获颇丰：先后攻下纳尔瓦、捷尔普特等地，继而进攻里加，直抵立陶宛境内。于是，丹麦、瑞典、立陶宛相继向俄国施压，要求其停止军事行动。在俄国身处被动之际，伊凡四世坚持继续利沃尼亚战争，而阿达舍夫、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等政府要员则主张放弃利沃尼亚，转而攻打克里米亚汗国。双方相持不下，伊凡四世不得不同意俄军于1559年暂时与利沃尼亚休战，由阿达舍夫率军攻打克里米亚汗国，但利沃尼亚战争并未就此终止。伊凡四世提拔阿达舍夫之时，意在使其成为专权工具，不想阿达舍夫政府在抑制封建势力的同时却成了新的分权因素。伊凡四世谴责阿达舍夫“随心所欲地统治，将国君架空。我贵为沙皇，却凡事不能自主。” 1560年，伊凡四世解散阿达舍夫政府，阿达舍夫被囚禁致死，其他政府要员及其支持者或遭流放、处决，或逃亡立陶宛。此外，缙绅会议的召开“证明中央等级代表机构在俄国建立，从而使俄国向等级代表君主制国家转型”。等级代表机构的萌芽促生了限制沙皇权力的新的可能性。 综上可知，伊凡四世执政前期，俄罗斯国家围绕“分权与专权”展开的政治博弈日趋激化。此为伊凡四世出走亚历山大罗夫村的深层原因。 三、隔空交锋：伊凡四世与库尔布斯基的书信辩论 16世纪60年代，在俄罗斯国家政治博弈白热化、国际局势复杂化的背景下，俄国一批王公贵胄纷纷流亡立陶宛，其中最著名、身份地位最高的当属大贵族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库尔布斯基出身于雅罗斯拉夫尔王公家族，系政府要员，曾在利沃尼亚前线担任指挥官。1564年4月，驻守尤里耶夫的库尔布斯基带领随从趁夜色逃亡立陶宛，该事件被称为“16世纪从俄国到立陶宛最大规模的逃亡”。此事对伊凡四世震动极大，对其出走亚历山大罗夫村有推波助澜的影响。库尔布斯基逃到立陶宛后立即修书致伊凡四世，为逃亡行为辩解，声称被无端“驱离上帝的国土”。伊凡四世见信后仍余怒未消，认定这是“阴险的背叛”。此后十余年间，双方通信数封，就“国家制度”、“大贵族地位”等问题展开辩论。分析这场辩论的内容有助于揭示16世纪俄罗斯国家政治博弈的必然性与实质。 库尔布斯基的来信“充满了个人的或者阶层的谴责和政治抱怨”。他质问伊凡四世： “沙皇啊，为什么你对那些上帝赐予你、替你御敌的将领处以极刑？为什么使所向无敌的圣徒的血洒满上帝的教堂？为什么用受难者的鲜血染红教堂的门槛……这些拥护你的基督徒到底犯了什么罪，做了哪些激怒你的事？难道他们没有摧毁原先的公国并对你俯首帖耳？况且，他们和我们同宗同源！”库尔布斯基主张，理想的制度不是建立在个人行使专制权力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大贵族杜马参与治国的基础之上，为了顺利妥善地处理国家事务，君主必须征求大贵族的意见。库尔布斯基的政治理想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这位王公“所憧憬的是过去的事，他的理想提得晚了”,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议参与治国是已经实现了的政治事实。可见，以库尔布斯基为代表的大贵族阶级捍卫的是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传统。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戈·瓦·普列汉诺夫指出，库尔布斯基并未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相反，伊凡四世在1564年的回信中“极为坚决地维护了完全明确的政治观点”，他俨然“表现为君主专制政权（在这个词组的东方意义上）的彻底理论家”。 伊凡四世认为，俄国君主专制制度是上帝赋予的，创始于弗拉基米尔·莫诺玛赫大公，经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顿河王德米特里、自己的祖父伊凡三世和父亲瓦西里三世等历代大公的传承而沿袭至今。他拥有的土地乃是从祖辈那里继承而来，并非夺自他人之手。土地和统治权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和先辈的祝福”合法获得的。基于此，作为沙皇，除了要对上帝负责，应该随心所欲地亲自治理国家，而不是依靠大贵族或听取他们的意见。库尔布斯基的政治理想无异于“让奴隶掌权”，从而窃取“沙皇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权柄”。伊凡四世不仅反对库尔布斯基个人，还抨击其所维护的整个大贵族阶级的思维方式。伊凡四世对俄国君主专制制度的阐释具有开创意义，首次将这一制度提升至理论高度。可以说，伊凡四世是俄国君主专制制度理论的奠基人。 综上可见，伊凡四世与大贵族的政治角逐显示出特殊的时代性：不仅是政治权力上的争斗，更是意识形态上的歧见。这是传统与革新的冲突。根据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传统，大贵族杜马享有相当大的立法权和决策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伊凡四世时期。随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伊凡四世渴望成为绝对专制君主，不愿受大贵族的束缚。他在政治理论上创新和发展了专制制度，却囿于封建残余势力而无力践行。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伊凡四世心力交瘁，并怀疑周遭的一切。“越来越强烈的愤怒在他心中翻滚，猜忌在发酵，所有良善的贵族都被怀疑成库尔布斯基的同党和心怀鬼胎的恶棍。他在大贵族们哀伤的眼睛里看到的是背叛，在他们的沉默中听到的是威胁与羞辱。”另外，库尔布斯基在信中谴责伊凡四世的暴行“使神明震怒”，这种指控也使沙皇感到不安。在这种惶惶不安之下，伊凡四世铤而走险，出走亚历山大罗夫村。 四、险中得胜：伊凡四世重返莫斯科 相对于“伊凡四世为何出走”，“伊凡四世何以顺利返回莫斯科”这个问题几乎被学界忽略了。笔者以为，后者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前者。在前文述及的请愿书里不仅提到沙皇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惩处叛逆”，还勾勒出特辖制的雏形。伊凡四世被王公、大贵族、神职人员等恭请回莫斯科一事本身就说明沙皇在这场政治博弈中胜出。 据编年史记载，伊凡四世因无法忍受大贵族、军政长官的“叛逆行为”而出走。伊凡四世自幼对大贵族产生猜忌，惧惮大贵族篡夺君权。1553年皇位继承人之争引发王朝危机，这使伊凡四世更加担心大贵族勾结封建割据势力，从而对国家统一及专制君主权力造成威胁。问题在于，倘若大贵族蓄意谋逆，为何恭请伊凡四世回莫斯科，并不惜任其“为所欲为地统治国家”呢？ 1553年王朝危机属于偶发事件，虽然体现了封建残余的存在，却也只是局部现象。大部分杜马成员向皇子德米特里宣誓效忠。个别大贵族支持斯塔里茨基，这与其说是支持封建割据制度复辟，不如说是担心幼主当政可能导致外戚专权、国家动荡。随着莫斯科国家中央集权的加强，大贵族对大公确有怨言。但是，这种抱怨不至于引发叛乱。譬如，在1538—1547年大贵族把持朝政的时候，无论是颠覆君主制还是逐王以代之均相对容易，但历史证明，大贵族并没有反叛君主。他们无非是利用君主实现个人利益，通常是经济利益。伊凡四世在写给神职人员并各级官吏的信中称，在上述时期，大贵族、军政长官及各级官吏的背叛行为给国家造成损失。究其详细，造成损失的原因在于他们“盗窃国库”、“私占国家土地，并将其分给亲族”等，并未危及国家统一与君主专制。我国学者曹维安教授指出，“以舒伊斯基家族、别林斯基家族和格林斯基家族为首的波雅尔贵族集团并不想恢复过去的封建制度，也不是要破坏莫斯科大公的国家统一原则，而是为了要在已形成的中央政权机关中占据关键地位”。及至16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精英，即居于社会上层的大贵族，也“并不怀疑世袭君主政权的必要性”，他们只是认为“沙皇应当与社会上层共享权力”。可以说，大贵族并无意对君主制和国家统一造成威胁。 16世纪，俄国封建残余势力已无力对抗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虽然封建大贵族依旧享有世袭领地，但当时“没有哪一条法律可以在最高政权面前保护这些地产不受侵犯”，君主可以随时没收这些领地。况且，大贵族内部成分复杂，缺乏团结，不足以与中央政权相抗衡。前文述及，莫斯科大贵族分为古老的莫斯科大贵族和外来大贵族两种。15世纪中叶前后，莫斯科名门望族仅40多家，至16世纪末增至200余家。新来的大贵族“绝大多数人来自有王公封号的家族”。在莫斯科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有封号的大贵族要比莫斯科传统大贵族地位高。即便同样是外来王公，身份地位上也有区别，大公之后的地位要稍高于分封王公的后代。相应地，大贵族们的政治意识亦不尽相同。莫斯科传统大贵族“是根据协定称臣供职的、自由的、可进可退的王公，而有称号的新的大贵族则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国家的全权统治者。” 此处，需要注意到俄国的门第制。门第制是15—16世纪俄国任命大贵族时所遵循的官位等级制度，该制度将官阶与家族长幼次序紧密关联。按照该制度，任用高级官员时不是任人唯贤，而是根据“他们各自家族的官爵和每个人在家族系谱中的地位”。由于家族系谱与职务等级对应起来过于复杂，在实际任官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这在大贵族中间造成无休止的争吵和纠纷，削弱了大贵族阶层的力量。另一方面，门第制也大大限制了僭越者——倘若有的话——的想象力，贵族与贵族之间尚且有严格的等级作为约束，更何况是挑战君主的权力？“这个制度把亲属纠合在贵族家族里的重要团体里，但同时又拆散了自己的家族”，“使他们互相勾心斗角、忌妒和仇视”。因此，门第制非但“没有增加大贵族阶级的力量，倒是削弱了它的力量”。 “批评者则提出对伊凡而言并不存在真正的国内威胁，波雅尔，甚至是那些老的王室家族也早就基本处于控制之下，证据就是他们的地位在持续衰弱。” 另外，大贵族缺乏民众支持。大贵族当政时期，当权贵族为一己私利倾轧同僚、搜刮百姓，致使民不安枕、怨声载道。据编年史记载，1547年夏，莫斯科突发大火，激愤的百姓揭竿而起，其矛头指向沙皇的舅父格林斯基和外祖母安娜。甚至有传言说，安娜挖出百姓的心，心化作喜鹊飞到天空，将血水洒满全城，酿成大火。结果，大贵族尤里·格林斯基被市民拖出教堂，用石头砸死在广场上。当民众得知伊凡四世因大贵族及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愤而出走以后，表示“不支持恶人和背叛君主之人，并要亲自消灭他们”。百姓对贵族官僚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大贵族既无篡权之意图，又无相应之能力，对伊凡四世政权并不构成威胁。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在谈到莫斯科国王同大贵族的斗争时，必须立即作一重要声明，即在这一斗争中，大贵族所采取的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策略。我们所知道的莫斯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使大贵族不但不能从国王那里取得新特权，而且连旧的特权也无力保持。” 与大贵族势力衰落相对，莫斯科中央政权得以巩固，并建立了牢固的社会和宗教基础。在此次“出走事件”的政治博弈中，城市下层百姓和神职人员的全力支持是伊凡四世取胜的关键。而伊凡四世之所以深受拥戴，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伊凡四世代表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自伊凡三世执政以来，俄罗斯统一国家逐渐形成，中央集权日益加强。这一历史进程带来的好处对于工商阶层和黎民百姓而言是具体可感的。众所周知，古代罗斯地处东欧平原，那里地形平坦开阔，不利于抵御外敌。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可有力地抵御外敌。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则可避免大贵族当政时期无休止的内讧与动荡。在民众心目中，君主如同牧羊人，百姓如同羊群。当他们发现伊凡四世出走亚历山大罗夫村时，纷纷哭喊：“现在我们该依靠谁？谁将会来怜悯我们并拯救我们免受外族入侵？绵羊怎么能没有牧羊人……我们怎么能没有君主？”对于商人而言，国家的统一打通了割据时代各领地间的关卡，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在莫斯科民众看来，莫斯科大公或沙皇是国家统一和强大的保证。对专制君主的信任和崇拜日益渗入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第二，伊凡四世得到东正教会的支持与君权神化思想的加持。 自988年罗斯受洗以后，东正教成为罗斯国教。14世纪前期，莫斯科便成为罗斯教会的首府。此后，罗斯教会与莫斯科政权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莫斯科在统一罗斯的过程中多次得到教会的鼎力襄助。1472年，伊凡三世大公娶拜占庭公主索菲娅·帕列奥洛格为妻。这桩婚姻虽然未能使莫斯科与罗马走向宗教统一，“却对提升莫斯科的君主政权有着重要后果。作为最后一个拜占庭公主的丈夫，伊凡三世就好像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被尊为所有东方正教的首脑”，从而被“提升到不可企及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出现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则使俄国专制政权进一步神化。“1510年前后，菲洛费在给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道：‘虔诚的沙皇注意这事吧！两个罗马衰亡了，第三个——莫斯科屹立着，可是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了。我们全体教会在你的强大王国中现在以笃信宗教而在普天之下闪耀着光芒，其光亮胜过太阳；所有东正教王国集结在你的独一无二的王国之中；在整个地球上，只有你是基督教的沙皇。’”至15—16世纪，上帝在民间已占居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家庭教育经典《治家格言》中略见端倪。该文献成书于15世纪，流传甚广，16世纪经西尔维斯特神甫修订而愈加著名。书中包含大量劝诫父母教导子女敬畏上帝的内容。例如，“第19条,如何用不同的训诫和对上帝的敬畏培养孩子”中提到,如果父母敬畏上帝，同时教育孩子敬畏上帝，并教给他们相应的技能，父母及其子女都会得到上帝赦免，受到牧师和人们的称赞，收获美满生活。可见，对上帝的遵从已作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而融入了俄国百姓的日常生活。1547年在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为伊凡四世行加冕礼的就是莫斯科和全俄都主教马卡里。君权神化思想使伊凡四世成为上帝的人格化身，人们对上帝的敬畏在人间便投射于沙皇身上。 第三，伴随着君权神化，皇位“正统性”观念深入人心。 1598年，伊凡四世的继任者费奥多尔离世，留里克王朝皇统中断，大贵族鲍里斯·戈都诺夫被缙绅会议选举为沙皇。戈都诺夫在位时期（1598—1605年）取得了诸多政绩，如在莫斯科建立总主教区，使俄罗斯在东正教世界的威望大幅提升；战胜瑞典，收复失地；有效阻止喀山汗国的袭击，并计划实施一系列惠及百姓的政策。但值得深思的是，“他既没能因此获得百姓的拥戴，也未能获得波雅尔精英的认同”。相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戈都诺夫于1591年残忍杀害了伊凡四世的幼子、乌格里奇王子德米特里。当时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德米特里在癫痫病发作时不慎跌倒，被刀子刺中身亡”，但这没有使戈都诺夫摆脱“弑君者”的罪名。人们将饥荒、瘟疫、歉收、盗贼等天灾人祸归咎于戈都诺夫，认为是上帝对其弑君行为的惩罚。从此例证中可反观出，“正统性”观念捍卫了伊凡四世权力的不可替代性。 综上所述，莫斯科政权不仅对封建割据势力取得绝对优势，同时受到东正教会与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伊凡四世“出走事件”虽系冒险之举，但险中得胜也在情理之中。 结 论 伊凡四世“出走事件”是16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国家政治博弈激化的表现。伊凡四世与库尔布斯基之间的书信辩论揭示了这场政治博弈的实质：谋取绝对专制权力的伊凡四世同捍卫传统参政权的大贵族之间围绕“分权与专权”产生难以调和之矛盾。纵观伊凡四世“出走事件”，其背后反映的深层矛盾是中央集权和封建割据的拉锯、专制皇权与传统贵族权力的较量。在“出走事件”中，伊凡四世以退为进，最终取得了博弈的胜利。“出走事件”成为伊凡四世实行特辖制改革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蓄势。俄罗斯国家在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道路上继续迈进。 （注释略）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俄罗斯东欧中亚：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2019—202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刘雪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王晓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