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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的动力 诚如许纪霖先生所言：“国族的产生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拥有共享的族群记忆、历史、语言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近代国家所创造的统一的民族市场、独立的国家主权以及共同的法律政治体系。”[39]国家在多民族国家的“共享的国族认同”的塑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否产生，并成为自觉意识的关键。 在整个藏区未解放前，藏族民众未能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为自觉意识，同样源自国家的淡漠以及国家效能的缺失。此正如顾执中、陆诒所言：“游牧生活本无定处，一切行动，均受制头目或酋长的命令，而且宗教的信仰，已成为牢不可破的势力，此所以番民只知寺院，只知服从头目土司。然而官厅方面，不能循善道诱，长官不能深入番民，联络头目，未尝不是政令不通行的最大原因。”[40]一语道破民国政府在藏区政令不通的关键所在，即政府未能对藏区采取积极措施，如何能让一般藏族民众认可政府，进而认同国家呢？深谙边疆民族问题的马鹤天指出：“在边疆民族复杂之地，融洽各民族感情，固为必要，但尤应泯除各民族界限，使各民族文化渐趋平等，生活渐趋一致，如普设学校，讲求卫生，改良生活，增进常识，使知世界情形，国家现状，同为国家一分子，利害相同，福祸与共，久之自忘其个人之利益与民族之差别。”[41]明确指出国家认同的前提在于文化平等与共同富裕。 国家应如何创造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李自发认为，“民族意识之形成，基于历史背景与夫现实之同情心”，因而“欲彻底解决蒙藏问题”，首先要“解除蒙藏人民目前所受之痛苦，引起好感”，并“扶助蒙藏人民求得物质生活之满足，取得信仰”。[42]卫惠林强调边疆政策应以“促进边疆之现代化为最高目标”，“一切边疆建设计划，应以国家利益与边疆民族利益密切配合，以增进边民福利，扶植边疆文化经济之健全发展为基本目的”。[43]这些规划和设想，无疑是推动国家认同，推动各少数民族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向自觉的正途。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却根本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不具备高效能的国家以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领导核心。 封建农奴制、军阀统治以及国家的不在场、不作为，除了在藏族下层民众中制造痛苦、制造仇恨，还能制造什么呢？他们用歌声控诉旧的社会制度：“主人的狗天天吃着牛奶，有时候还要喂几块拉夏，但是，我们这些奴隶们，却顿顿吃着曲拉。”[44]他们用歌声发泄对军阀统治的仇恨：“害人的三代马家呀，你们比豺狼虎豹还凶猛，你们把草原上的牧民，都拖进了很深的火坑。”[45]他们并没有就停留在对农牧制度、农牧主和军阀的控制之上。不是有国家吗？因而他们要追问：“收起的青稞粒粒是血汗，老鼠是黑夜把它往洞里搬；这种冤枉有谁知道谁可怜，唉，累死累活只剩下辛酸。我们的皇帝他不管，他不管。”[46]因而，藏族民众在诅咒“老鼠呵，可恨的老鼠呵，什么时候你才能死光！”之时，又何尝不是对封建国家的绝望！藏族民众转而求助于神佛。神佛不是解救众生的“怙主”，引导众生走向终结解脱的导师吗？因而他们追问：“菩萨！你当真没有听见，还是受了富人的贿赂？穷人受苦你就不管。”[47]这种追问戳破了笼罩在藏区政教合一制与封建农奴制外衣上的宗教圣神性和虚假性，因而也是某种意义上对自以为已经为藏族民众套上了教民身份的宗教上层的否定！ 无论统治者再怎么花言巧语宣称为人民谋福利，无论宗教对未来世界描绘的再怎么美妙，都是无源之水，都不可能获得人民最终的信仰和信赖。他们最终也不会将人民真正地凝聚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讲：“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8]正是这可见的好处，使藏族民众看到了新旧社会的对比： 毛主席——常碧的青海湖，草原上千万的人民牛羊靠它活。马步芳，一个朵(应为尕——引者注)唠池，只肥饱了他和他周围的几个人。[49] 藏族民众以通俗晓畅的对比，揭示了两种统治的差异。前者只是为了少数统治者及其走狗，而中国共产党则带给了藏族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 以前穷人也唱歌，净唱苦歌没甜歌，唱着唱着心酸痛，歌声中断泪珠落。如今来了共产党，翻身农民唱甜歌。一唱有了房和地，二唱有了牛马骡，三唱有了粮和面，四唱有了碗和锅，五唱有了新衣裳，六唱有了新被窝，七唱废除高利贷，八唱再不受奴役，九唱不把乌拉支，十唱当家作主多快活。唱了一支又一支，翻身农民歌儿多，谢过恩人毛主席，再唱改革胜利歌。[50] 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使藏族人民深信中国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的政党。他们歌唱：“索呀拉索，藏族老百姓的痛苦，共产党深知道。索呀拉索，藏族老百姓的痛苦，毛主席深知道。索呀拉索，藏族老百姓要笑行民主改革，共产党、毛主席来领导。”[51]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关怀，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可见的种种福利，藏族人民才由衷地感激中国共产党，热情地赞颂中国共产党。他们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比如活佛，比作大救星，比作赐福神： 四柱八梁的官厅里，住着伟大的人民领袖，在西藏人民的头上，放射着扎西的慈光。毛主席，你是我们的活佛！铁兔年的和平三月，从此西藏人民永远解放，藏民在欢欣鼓舞中，到处是翻身的歌唱。毛主席，你是我们的大救星！水龙的幸福年头，奠定了如意的丰收，马儿肥，羊儿壮，家家粮食堆满仓。毛主席，你是我们的赐福神！祖国有了大救星，拨开了苦难的乌云，驱逐了帝国主义妖魔，我们获得了自由平等。毛主席，你的恩情如海深。[52] 由感激而生信仰，由信仰中国共产党而认可、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隐含在其中的内在逻辑，就是促使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向自觉的内在动力：以民族平等为前提，以经济发展与人民福利提高为支撑，以个体权利的解放为黏合剂，就会推动藏族民众在自信的基础上，与其他民族生出互信，进而达成各民族间的共信。 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任何共同体间所有可见的差异都“可以产生人以群分的意识”[53]。这种差异在族群间、民族间，因为文化与族性的差异，往往会形成明显的区隔。这是在多民族国家凝聚同一性的障碍所在。然而，正如论者所言：“一个民族的复兴，更非有严密地组织不可，要使整个民族，有严密地组织，必须民族各份子，能够各个把他们对于民族的自信结合起来，构成互相信赖的道义关系，然后才有组织与力量的可言。有了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目标，然后便生出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便是共信。有了自信、互信与共信，然后才可以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54]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各民族间的共信，并不因政治国家的存在，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具有统一的共同体意识。藏族民众的心声，清晰地揭示出，“自信、互信、共信”的确立，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采用正确的路向：“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城，那里发射出金光，照耀着各民族团结，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朝着那幸福的路上走。”[55]共和国初期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向自觉，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藏区发展为中心，以藏族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的真实写照。 ①所谓同一性，就是在建立在各民族差异性之上的共享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共享的历史记忆与认可、认同，即是共同体意识。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相关成果可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孟真：《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1935年第181号；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第1-11页；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1947年第1期；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2编，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56页；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罗福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关健英：《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船山学刊》2016年第1期；沈桂萍：《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俞祖华：《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③参见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周晓艳：《身份与意义——藏族精英贡觉仲尼国家认同论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刘永文、李玉宝：《近现代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李双、喜饶尼玛：《民国时期康区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实践——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④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相对较多，如张莉、张超：《稻城亚丁区域藏族民歌的形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4期；魏晓兰：《论四川康巴安多地区藏族民歌的音乐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4期；赵维峰：《安多藏区民歌》，《中国音乐》1993年第4期；才让措：《安多藏族民歌——以青海安多方言区为例》，《大众文艺》2010年第19期；仓央拉姆：《安多地区藏族民歌及其音乐特点》，《西藏艺术研究》2000年第4期；冯坚：《阿坝藏族“草地牧歌”旋律形态研究》，《民族音乐》2009年第4期；应秀文：《青海玉树藏族民歌音乐特点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尕藏：《藏族拉伊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宋志端：《藏族“拉伊”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王双成：《藏族“拉伊”的特殊唱词及其成因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⑤专题性论文仅有胡文平：《金色的太阳：1950年代藏族民歌中的中共政治形象》，《江汉论坛》2017年第2期；张小芳：《〈北京的金山上〉：西藏人民唱给毛主席的祝酒歌》，《湘潮》2013年12期。 ⑥专题性论文主要为夏敏：《藏传佛教世俗化与藏族民歌》，《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李晓丽：《原始崇拜及环境保护在藏族民歌中的体现》，《西藏艺术研究》2001年第2期；夏敏：《歌谣与禁忌——西藏歌谣的人类学解读之一》，《中国藏学》2000年第2期；周金菊：《藏族民歌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8年第2期；张敬：《青海藏族民歌中的藏传佛教及其功能》，《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力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A]//癸卯新民丛报汇编[C].19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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