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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的拥挤，证明是文化确已进步，登封的阶段。看电影而不懂，或者懂而不肯看的人，可以说不是幼稚，便是老腐，也是说，不去去上上电影院，简直不是现代化的人…… ——摘自《新新新闻》[2] 二十世纪初，电影登陆成都，它作为新鲜事物被报刊等媒介关注和引介，并通过多形式的报道和传播，激发起市民的好奇心，逐渐为市民了解和认知，进而使他们成为走入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一时间，“看电影”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娱消费，也意味着一种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的兴起。从报刊与电影的媒介属性及文化传播的功效来看，报刊对“电影”的呈现以及促发“看电影”这一媒介文化景观，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报刊现代性与都市风尚，或曰报刊与现代文化生活方式互动的视角。基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成都报刊《新新新闻》有关电影的呈现为分析对象，试图诠释这两类媒介在特定时空中的功能互补及文化互动，以此作为有关报刊现代性在都市文化生活方式型构与演进中的一种文化考察。 一、“看电影”：两类媒介互动共构的媒介文化景观 源于1895年巴黎咖啡馆放映的电影，在近代西风东渐的浪潮中，于1896年最先被带入到中国城市现代转型的“桥头堡”上海[3]。它被引入偏安西南一隅的内陆城市——成都则在二十世纪初。起初，电影在成都这座城市并未得到大范围普及，大多是在茶园、戏园兼映。[4]直到成都第一家电影院——新明电影院创立，电影才开始为更多成都市民知晓与接受。此后，成都出现了诸如智育、蜀一、国民、蓉光、大华等电影院。这些影院可容纳1000人以上，其中，蓉光的容纳量高达1500人以上，若以日均两场的放映量以及50%的上座率计算，去掉寒暑假停映的两个月，年均观影人数将达200万人次，这个观影数量是成都人口的倍数。[5] 由此可见，电影在成都这座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中拥有深厚的市民基础与文化氛围。早期，蓉市电影院播放的电影均为无声影片，至1930年，才逐渐开始放映有声影片。[6]有声影片的出现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这也为电影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奠定了基础。成都城市电影院数量以及容纳人数的不断增长，见证了电影产业在成都的“蒸蒸日上”以及电影艺术在成都的大众化演进。可以推测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看电影”逐渐成为一句“摩登的口号”，一种新的城市生活风尚。其时，它已日渐走进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并且获得了一定的“可见性”。 当我们将这种“看电影”的热潮放置于现代出版系统加以审视时，不难发现，电影在成都走向大众化、日常化的过程中与现代报刊存在着某种紧密的文化关联与互动。假若缺失了现代报刊不遗余力地引介与呈现，倘若失去了铺天盖地的报刊广告的宣传，“看电影”这种文化气候与文娱风尚将难以在成都城市空间中得到迅速普及与扩散。换言之，电影之所以能够风行于成都，除了人们日益增长的视听观看的文化需求的驱动，还包括现代报刊日复一日地通过文化报道与文化消费带动的启蒙。 在此意义上，“看电影”便被赋予了双重涵义：一方面，作为“舶来品”的电影艺术在成都城市的落地与生根，是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新生事物，媒体对它的报道责无旁贷。此即“看电影”作为新闻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透过媒体报道的引介和助推，它成为可以有效满足市民文化娱乐需求的风尚和仪式；这是让电影这一视听媒介融入新的生活方式并能够构建其“看”的多种社会文化意义所在。而这两重涵义使“看电影”具有了媒介引导之维与市民文化参与之维的消费自觉，令“电影”在城市社会中得以保持可以互动的“可见度”，这比有限的亲身实践与间歇性的文化参与，在城市市民中获得的“能见度”更高。[7]它体现了媒体在文化传播和现代风尚引领中的独到功用。 从电影作为新闻被报道的媒介现象来理解，电影不仅提供了客观看的文化内容和新的观看方式，还是其融入人与城的社会文化互动中的一种新型的媒介文化的生发。民国时期，作为“新事物”的电影与“求新求变”的报刊媒介在成都这座城市中互动“相遇”，并试图借助报刊媒介广阔的社会网络，将自身推向城市生活的“前台”，从而助推一种新的城市生活风尚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它也孕育着报刊媒介对城市文化现代转型的推动。具体而言，就是它透过报刊媒介对电影的“可体验”呈现，激发出成都市民对电影的消费与感知的表达，进而培育了他们独特的文化想象力。其间，“读报者”可能转化为“观影者”（《新新新闻》中所言的“观客”），但这两类媒介文化的对象都是市民，三种身份可能构建新的文化身份与共享新型的文化融合。这就导致了媒介技术和文化混合的拼贴性所造就的“看电影”，即代表了一种新型与新兴的媒介文化，还意味着这一媒介文化是包含着看自己、看生活、看艺术等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参与仪式。 与此同时，从媒介传播功能的覆盖空间拓展上看，现代报刊的介入，也使电影与城市的互动，表现为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并存的融合。因而，媒介对于电影的“观看”与审视，既嵌置于信息构筑的虚拟空间，又被纳入到人城交互的实体空间。这种新形态的融合空间将媒介、电影与城市有机凝聚，从而组接为以往所不曾具备的媒介文化生产的动力机制，它合力包容着成都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也同时将此熔炼成与时俱进的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的建构。 无论是对电影形式还是内容的报道，其本身都是都市新兴文化的反映与传播；从报刊与电影这两类媒体的互动与互助角度看，它们作为媒体间的交错，又在客观上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构建的循环共享，即：报刊对“电影”和“看电影”的报道成为社会生活媒介化驱动文化生活影像化的文化生产的现代化必然。依循这样的认知逻辑，本文试图解读成都报刊中的“看电影”，以此探讨报刊媒介与城市文化现代性的动因及关联。 二《新新新闻》对“电影”的媒介呈现 《新新新闻》创办于1929年9月1日，是近代时期成都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经济效益最好、影响面广的“民营报纸”[8]，主要面向都市人群发行，发行范围、“以成都为中心，以四川为主要发行地区”[9]。《新新新闻》的发刊词提到：“我们带着民众的声浪，奏起进行的歌曲，以催促此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的降临。”[10]“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作为这份扎根于成都的地方报刊的愿景，既与“新新新闻”的报名相互呼应，又昭示着该报以“新”作为价值追求的定位及深刻意涵。 选择《新新新闻》的“电影报道”作为个案考察其报城互动的现代性演进，既是出于它在近代成都报业史上持续出版二十年的突出业绩；也是基于《新新新闻》作为“社会公物”的办报宗旨，它显示出其具有深广的民意基础和媒介认同；此外，还得益于它丰富多样的电影内容呈现。本文以“电影”为标题关键词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新新新闻共享平台”[11]上共检索出3030条报道，包括新闻（包含评论）、广告以及副刊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体裁，展现了不同面向的电影内容与文化风尚，使我们能够以此为研究参照，深入解析这份报刊“观看”成都电影的叙事策略及其媒体的文化取径。 （一）新闻关注电影事业发展 新闻之“新”，除了强调时间之新，还包括内容之新。《新新新闻》对于“新”之阐释，以“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作为宏观愿景，在其本质上内蕴着“求新”的价值追求以及通往一个现代社会的渴望。电影虽是“舶来品”，但被引入中国城市，“非但是娱乐品，并且有艺术上的真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所以智识阶级中人首先欢迎。”[12]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电影开始从智识阶级扩散到普通市民，并逐步变成一种“大众”艺术，随之伴生的，是吸引越来越多的报刊媒介关注和进行报道。这里的新闻，既包括《新新新闻》上的一般新闻报道，也涵盖具有新闻性的评论文章，以此区别作为非新闻性内容的广告与副刊。 约定俗成的新闻界定中，其时新性决定了它对电影的呈现更为突出动态性与事件性，表现在新闻报道中即为：报道内容多为成都电影事业的新近动态、重要事件、建设现状、政策方针等。它们记录并见证着电影被成都市民、成都政府以及成都社会接受的复杂过程。 《新新新闻》上的一部分新闻报道直接反映了电影在成都城市的风行，尽管它还未真正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主流，但已作为人们消遣放松的一个新选择。如1948年的一篇报道关注少城公园、中正公园体育场放映露天电影的盛况，其中提到“民众前往观览者约万余人，情绪甚为热烈，一般市民甚望真能经常在蓉公开放映”[13]；而早在1932年的一篇报道称：由于电影院、戏园每逢酷暑之时都会放假数周，停止营业。为了顾及市民的日常娱乐，兴某等人在少城公园组织露天影院，专映夜场。[14]可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看电影”便已成为一部分成都人热衷的娱乐休闲选择。 《新新新闻》中的大部分报道则聚焦于社会当局对于电影事业的建设与管理，这种聚焦既是一种媒介呈现，更是一种媒介助力，它以新闻报道“潜在而间接的社会力量”[15]配合着权力当局的建设与整治行动，推动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如《新新新闻》曾关注过成都大同电影学校的建设情况[16]，也曾报道教育电影协会以及教育电影蓉分会的成立[17]，还曾关注成都县在乡村放映巡回电影的景况[18]……这些报道呈现了作为社会事业的电影在成都城市的发展； 又如《新新新闻》曾刊文报道陈立夫畅谈国产影片仍间有忽略时代与民族性的问题。其中提到，“中国电影事业，较之往年，进展极为迅速，而观众欢迎国产影片，亦极热烈……不过从事影业之商人，仍间有不能认识国产影片，所应采取之途径，而忽略时代民族性之要求”[19]。类似报道包括非常时期省府对浪漫腐化等影片的取缔[20]，警局禁止买卖电影废胶片[21]，省府处罚违法电影商人[22]……这些报道反映了权力当局对电影事业的管理，一定程度上对电影事业的发展失范起到了规训与警示作用。 《新新新闻》的电影报道，还涉及相关评论文章。其特色“短评”中最有名的栏目为“老实话”（后更名为“小铁锤”）与“七嘴八舌”（后更名为“大众园地”）[23]，它以针砭时弊、抨击时事著称，迎合“对现实不满的市民口味”[24]。它们曾多次刊文审思成都电影事业所存在的问题。如“七嘴八舌”栏目批评过学生沉溺于外国电影，出没于娱乐场所的不良学风。[25]它还以“电影院要修得坚固”为题披露中山公园一平民电影院建筑草率不达标的问题。[ 26] “大众园地”刊出《电影院种种》[27]，揭示电影院存在的玻片广告数量违规、休闲时间不稳定、影院内吸烟导致的空气差等问题，以实际走访调研影院的不文明、不规范的行为；1947年刊出的《蓉市电影院掠影》指出电影院拥挤、男女在影院中不注意形象、电影票价高昂等问题[28]……这些评论为我们观察成都电影百态提供了生动资料，新闻媒体的“发声”表层来看关注的是电影事业，实则已经触及到对城市空间、城市生活以及城市人的现代转型的讨论。 （二）广告刺激电影消费 电影自20世纪引入近代成都伊始，只是在茶园、戏园兼映。而电影院的出现将电影这一之前还是小众的艺术向大众的艺术推进，主要的推动力量即为商业运作体系。仅靠观影市民以及影院自身的“口口相传”，电影很难刻上“大众”的烙印。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电影观众，一切能够利用的介质都成了电影的广告媒介，在诸如海报、宣传画、霓虹灯、店招牌、报刊等广告手段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且持续出版的大众媒介——报刊，脱颖而出，成为辅助电影走向市民日常生活的“利器”。翻开《新新新闻》的广告版面，电影广告几乎无处不在，它是电影院影片海报的延伸，是报刊媒介在商家与市民间搭建的“商品橱窗”。一方面，商家向报社支付费用，影片信息便可在“橱窗”中予以展览。另一方面，人们通过阅读报纸的电影广告，即可在电影世界中尽情体验、参考决策。 《新新新闻》所刊载的电影广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时成都的宜昌、光明、智育、新明、民众等电影院是《新新新闻》的重要广告主，它们的电影预告或集纳在“电影广告”专栏，简要预报各大电影院正在放映与即将放映的影片名称、放映时间，为观众的选择提供“橱窗式”的影片布展。“商品橱窗”内部所摆放的商品位置、内容及形式，构成了报纸广告刺激电影消费的话语策略。 电影广告的叙事策略除了介绍影片信息，那些刺激人们感官，激发内心欲望，强调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广告卖点往往会被提炼出来，作为引导电影消费的话语策略。例如一些广告占据半版，详细列出影院的票价、即将上映片子的出品公司、主要演员、电影名称、放映时间以及宣传语。以1936年7月“新明电影院”即将上映电影“黑猫”的广告为例，除了电影的基本信息而外，还打出这样的宣传语：“本片有‘科学怪人’之紧张，有‘科学怪人’之恐怖，看过‘科学怪人’者，不可不看，未看者，更不可不看。”[29]即以“科学怪人”作为参照，将影片的紧张、恐怖作为卖点，吸引市民前往观看。 纵览《新新新闻》的电影报道发现，20世纪30年代，电影在《新新新闻》中多以“广告”的形式“现身”，其呈现数量同期高于“新闻”文本的数量，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新闻”文本所占比例有所上升，“广告”文本所占比例相对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电影广告的大量出现意味着电影这一新式娱乐，需要借助报刊媒介“广而告之”，它在等待更多市民观看与消费。与此同时，它也折射出电影事业在成都的“蒸蒸日上”。 而20世纪40年代，电影所占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电影这一休闲娱乐方式在成都的“退热”，电影内容在《新新新闻》的总量渐增以及新闻、副刊文本对电影的多元化呈现显示：电影较之于30年代，获得了更为广泛且多元的媒介呈现。可以从中预测的是，日复一日的电影广告使电影逐渐深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由此，媒介的“观看”与市民的“观看”形成了报端内外的互动，前者借助一定的话语策略将“看电影”与现代体验有机关联，为后者的观看提供信息服务指南且建构起作为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的意义。 （三）副刊普及电影知识 副刊主要“刊载文艺性、知识性、学术性文章”[30]，它是报刊的有机组成，能够有效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同时也可以为人们求知学习提供包罗万象且生动有趣的媒介园地。这也印证了近代报刊首先是作为一种“新知”被人们接触、认识和使用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报刊引介新知、启发民智以及填补“夷夏”沟壑的重要功用。[31]《新新新闻》对电影的呈现，在副刊文本中，主要是以普及电影知识、介绍电影艺术以及讨论电影功用为主要内容，即通过报刊传播电影“新知”，深化人们对电影的认识，为电影艺术在成都市民中的普及、认同创造了文化氛围。在此过程中，它也从电影这一日常生活的常见现象入手阐释科学的意义，传播科学的理念和知识。[32] 自1930年有声电影引入成都影院后，《新新新闻》的“社会常识”副刊曾刊登数篇文章介绍“有声电影”的科学原理。如1932年副刊“社会常识”一篇题为《有声电影原理》的文章为人们详细科普了有声电影的物理原理。[33]1935年再次刊文介绍电影成像、电影发声的原理与装置。[34]这些报道虽内容大同小异，但它试图引导民众站在科学立场审视电影这一“新事物”，从人们感兴趣的日常生活现象发问，并解疑释惑，具有一定的科普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启蒙作用。 电影深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多数情况，是被人们视作一种日常娱乐消遣的方式，但在本质上，电影是一种现代视听艺术。《新新新闻》的“社会常识”曾刊文尝试对电影艺术做出理论阐释： 电影能替代听觉与视觉，产生唯一的感觉。电影是具有通俗性的，所以能够普及和一般的成功，如果说这于电影的力及其意义，也是可以的。电影要它成为真正的艺术，必得盖上“大众的”烙印，而电影最特长的一点，就是易于使观客注意和易于使观客理解，因此，也就不妨如此地说，电影是最经济的大众艺术。电影艺术的开端是在组织观客的注意力，而努力于最初的意识，这样的结果，可以重新构成新的电影形式，切切实实的出发……[35] 以上内容涉及到电影艺术的媒介特征、艺术属性以及运作技巧等，从中展现出作者对电影艺术的深刻认知，也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电影艺术提供了知识园地。《新新新闻》“中学生”专刊的一篇文章则聚焦于电影的社会功用，其中谈到，电影既是一种娱乐，还具有辅助教育的功用。通过看电影，人们获取社会常识以弥补受教育不足的缺憾。当然，作者对电影的社会教育功用也作出了辩证地理解，指出电影对于社会有利有害，希望社会当局，对于影片首先严加甄别，详细取缔，然后公开放映。[36]如“中学生”副刊的另一篇文章中同样关注到了电影辅助教育的社会功效，有所不同的是，该文是以“媒介批评”的角度审视成都影片放映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并呼吁更多有社会价值的影片出现。[37]这些副刊文章指出了电影作为民众教育工具的特殊功用，其中又以媒介知识的形式将其扩散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开启公众对于电影的审思。 值得注意的是，《新新新闻》中一篇题为“说看电影”的文章谈到：“最好在未看电影之前，翻翻报纸期刊上的影评，参考一下影评作者的意见。”[38]从中可见，报刊所刊载的电影评论业已成为人们观影的重要参考，进而言之，即报刊媒介与观影活动之间已经展开了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写影评与看影评，作为电影文化扎根成都的媒介文化表征，以相异的文化参与方式共同助推着一种现代文化生活方式在成都的兴起。 三、“看电影”与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的建构 《新新新闻》对电影的媒介呈现显示：现代报刊辅助了电影作为一种新兴都市生活方式的生成，在此过程中，电影也依托报刊媒介日常化、嵌入式的文化传播网络，逐渐融入并走向成都市民文化生活的“前台”。尽管报刊媒介的影响是“间接而潜在的”，是有其限度的，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言，新闻就像是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物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39]然而，这本是人类的缺陷，观看普遍的全景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报刊努力地通过每日的点滴记录，试图连点成线，为我们勾勒出报刊、电影与成都城市互动互审的“素描”。[40] 数量繁多的影院广告映现出成都市民对电影日渐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也凸显了报刊广告刺激市民电影消费的文化功用。报纸连续并重复刊登电影广告本身即构成了成都消费文化兴起与发展的重要部分，它鼓励人们走进电影院，体验摩登的生活，做一个现代化的市民，其中，也构成文化生活影像化的现代化动力。换言之，“看电影”被置入到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语境中，作为成都城市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标志，借助“看电影即摩登”的日常话语生产，引导人们进行电影消费。 1942年《新新新闻》的一篇报道称，“看电影而不懂，或者懂而不肯看的人，可以说，不是幼稚，便是老实，也是说，不去上上电影院，简直不是现代化的人……”[41]在作者看来，不看电影这种想法是“幼稚、老实和不现代”的。言下之意即为，看电影意味着一种现代化生活方式和文娱方式，不看电影则是一种落伍。可见，报刊媒介在反复的广告信息传递、策略性的话语表达中将电影与现代生活方式进行了连接，既确立了“看电影”这一都市文化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又推动了“看电影”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生成、接受及认同。 现代报刊对作为新式城市公共空间的电影院的高频关注，同样折射出电影在成都市民生活中的日渐普及，一部分市民在报刊媒介的感召下走进电影院，在观看影片之时也同步审视电影院这个城市公共空间，其中，“如何在电影院举措”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礼仪之线索[42]，是《新新新闻》常常讨论的议题。如一些报道反复批评蓉市电影院中与现代城市形象格格不入的不文明、有伤风化的失范行为。在此，报刊媒介作为公众舆论的代言，反映及表达了人们对于一个秩序化、文明化的成都城市的渴望。与此同时，城市公共空间的文明与秩序也被纳入到报刊媒介加以反复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人们对于一个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想象与审思，即通过反复聚焦于电影院空间的社会举措等问题，不断向成都市民引入和倡导文明的观念以及文明的生活方式。 前述所示，《新新新闻》在其创办的二十余年间开辟了可观的版面空间对成都电影予以关注，这为我们审视电影在成都城市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演进提供了可能。电影被引介到成都城市之初，主要是市民娱乐消遣的工具。当它被放置于近代成都的特定时空语境时，在角色功能上则出现了本土化的调适。首先是在抗战时期，电影捍卫国家、捍卫民族的特殊功用也随之被开掘，作为增益民族士气、激发人民斗志的有效工具。《新新新闻》曾在抗战期间刊载多篇报道呼吁成都电影注重时代性，增强民族性。署名为“子丘八”的市民曾向“七嘴八舌”来稿倡议，在川军出川训练之前向士兵播放抗战有关的影片以增其同仇敌忾的心理。[43]《新新新闻》对这一来稿的刊载表明：在川军出川的时代背景下，电影与报刊媒介的有效联结，推动了成都市民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这一文化实践揭示出报刊媒介与电影艺术在城市历史洪流中的社会担当。 《新新新闻》的“社会常识”栏目，顾名思义，致力于传播社会常识，增益人民智识。其中许多文章往往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出发，阐释这些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旨在引导市民从科学的思维认知世界，填补其时社会基础教育的不足。“看电影”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现象，亦受到了“社会常识”栏目的多次关注。例如刊文解释电影成像发声的物理原理[44]，科普为什么人们会在看了电影以后出现眼痛的症状。[45]这些电影知识的普及既回应了市民的日常困惑，又增加了市民的科学素养。 除此之外，“社会常识”还曾刊文讨论如何欣赏电影艺术，批评那种单纯以明星作为影片看点的选片标准，呼吁人们关注电影的艺术价值，引导市民站在艺术审美的高度欣赏电影。[46]综上可见，报刊媒介在知识的引介中，试图传播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并且有意识地培育市民对于电影的艺术感知、对生活的诗意想象，由此体现报刊与市民思想观念现代转型的深层互动。 不容忽略的是，《新新新闻》中有关“电影”的呈现，除了传播其正面积极的作用，也有对电影融入成都公共生活的过程中的批评与反思。例如有报道批评电影对市民意志、抗战斗志的消磨[48]，抨击影院中的不文明行为[49]，批判电影院老板为了利益而不顾影片的社会效益[50]，反思蓉市电影院的“西洋化”倾向[51]……诚如一名到都市求学的知识青年的游记提到，他试图通过“看电影”融入城市生活，最后却厌倦电影与都市生活，陷入人生的焦虑与迷茫之中。[52] 有关电影的媒介批评在《新新新闻》的汇聚，体现了报刊媒介作为一个在当时可以“众声喧哗”的“容器”，对成都电影百态的描摹与反思。实际上，这些报道也从侧面反映了电影在成都的风行，以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遭遇到的多维碰撞，它在与时俱进中走进大众，这座城市的文化经验、文化想象、文化适应都以“看电影”的报城双重互视积累现代性和引至文明。 本文以《新新新闻》的电影报道、广告传播、副刊知识介绍为例，分析了走向现代的报刊与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为互动。成都报刊通过报道电影，将成都市民引入了一个新的媒介世界。他们在“读报纸”与“看电影”的文化实践中循环往复，在“看”与“被看”之中既满足了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又不断从中接受到新的价值观念，实现思想、行为层面的现代启蒙与渐进转变。这种转变发生于持续性的媒介生产与媒介接触，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之中，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人们对于文明、进步、创新等观念的体认与追求，从而将“看电影”引向一种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的构建，它构成近代成都城市早期现代性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 恰如钱穆先生所言：“历史上之所谓‘过去’，它并未真过去，历史上之所谓‘未来’，它早已到来。”[52]一座城市的历史时间，亦有它一种“绵延性”与凝然常在的“特殊性”。当下之成都，被誉为“具有标本意义的生活之城”[53]，其“标本意义”内含着迈向现代大都市的基础和趋势，在此节点回溯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之文化变迁，或许《新新新闻》中的“看电影”可以让我们从中立体且深刻地理解文化现代性的有效推动与报城互动的共构机理。所谓“看电影”，确实也让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生活、触摸艺术、观照自身，这可视作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归旨与媒介文化的作用表征。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新型主流媒体的竞争力构建与评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再谈电影院的拥挤》，《新新新闻》1942年6月2日，第8版。 ［3］李少白主编：《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4］何一民：《成都通史（民国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8—499页。 ［5］何一民：《成都通史（民国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2页。 ［6］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编：《成都电影志》2000年版，第2页。 ［7］卞冬磊：《“可见的”共同体：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第37页。 ［8］ 流沙河：《<成都旧闻>序言》，《巴蜀史志》2004年第2期，第56页。 ［9］王伊洛：《<新新新闻>报史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89页。 ［10］陈祖武：《成都<新新新闻>始末亲历》，《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15辑，第165页。 ［11］“四川大学图书馆新新新闻共享平台”收集了《新新新闻》的大量报道，时间覆盖1930—1950年。 ［12］王定九：《上海门径》，中央书店1932年版，第14页。 ［13］《公园放映电影万余市民参观》，《新新新闻》1948年8月9日，第10版。 ［14］《露天电影 暑假期内开始营业》，《新新新闻》1932年6月21日，第10版。 ［15］[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刘艺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6］《大同电影校 日内将广告招生万籁天任校长》，《新新新闻》1933年11月1日，第10版。 ［17］《教育电影协会 七月八日成立》，《新新新闻》1932年6月30日，第3版；《教育电影协会蓉分会将成立》，《新新新闻》1944年5月25日，第8版。 ［18］《成都县在乡村 放巡回电影 派刘仲思等讲解》，《新新新闻》1938年1月13日，第9版；《看巡回电影 边人感兴趣》，《新新新闻》1938年1月20日，第5版。 ［19］《陈立夫前日畅谈电影 国产影片仍间有忽略时代与民族性》，《新新新闻》1934年2月9日，版面不详。 ［20］《行政院指定规程检查非常时期电影 取缔非战利敌浪漫腐化等影片省府转令所属知照》，《新新新闻》1938年7月18日，第10版。 ［21］《电影胶废片 警局禁止买卖》，《新新新闻》1946年1月15日，第9版。 ［22］《处分违法电影商人 政院颁布三项办法 川省府饬应遵照处分违法电影商人》，《新新新闻》1942年4月27日，第7版。 ［23］ 王伊洛：《<新新新闻>报史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72—174页。 ［24］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成都市志·报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5］《学生与电影》，《新新新闻》1938年5月16日，第8版。 ［26］《电影院要修得坚固》，《新新新闻》1938年8月20日，第8版。 ［27］《电影院种种》，《新新新闻》1946年3月10日，第10版。 ［28］《蓉市电影院掠影》，《新新新闻》1947年2月13日，第10版。 ［29］《新明电影院 黑猫》，《新新新闻》1936年7月27日，版面不详。 ［30］《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页。 ［31］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第139页。 ［32］李文健：《记忆与想象：近代媒体的都市叙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71页。 ［33］《有声电影原理》，《新新新闻》1932年4月6日，第11版。 ［34］《关于有声电影原理》，《新新新闻》1935年4月10日，第14版。 ［35］《关于电影》，《新新新闻》1933年11月7日，第14版。 ［36］《电影与社会教育之关系》，《新新新闻》1937年3月18日，第11版。 ［37］《谈电影》，《新新新闻》1938年9月9日，第11版。 ［38］《说看电影》，《新新新闻》1948年12月1日，第2版。 ［39］[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59页。 ［40］卞冬磊：《“可见的”共同体：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第47页。 ［41］《再谈电影院的拥挤》，《新新新闻》1942年6月2日，第8版。 ［42］[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5页。 ［43］《要看电影》，《新新新闻》1938年5月5日，第8版。 ［44］《谈有声电影的发声原理》，《新新新闻》1936年6月21日，第14版。 ［45］《看了电影为什么眼痛》，《新新新闻》1933年10月16日，第14版。 ［46］《电影应如何看法》，《新新新闻》1936年3月23日，第14版；《电影欣赏学》，《新新新闻》1949年7月30日，第2版。 ［47］《电影应该停业》，《新新新闻》1939年11月7日，第8版。 ［48］《电影院种种》，《新新新闻》1946年3月18日，第10版。 ［49］《谈电影》，《新新新闻》1938年9月9日，第11版。 ［50］《谈电影》，《新新新闻》1939年12月25日，第8版。 ［51］《到花会去》，《新新新闻》1932年4月5日，版面不详。 ［52］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53］费成鸿：《塑造成都城市品牌 2017城市品牌传播论坛今日举行》，《成都商报》2018年8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