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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轨并进各守家法，社会效果相去天壤 (一)嘉道时期的演进趋势 庄存与的学术影响了其从子述祖，孙绶甲，外孙宋翔凤、刘逢禄，他们皆喜谈公羊学说，并形成清代著名的常州学派，刘逢禄尤能传其学。然则，庄存与之治学并未完全致力于公羊学，他除了撰成《春秋正辞》等书外，又撰有《周官记》《周官说》《毛诗说》，仍主古文经传之说。这种治学路数正好反映了由古文经学盛行向今文经学“复兴”相递嬗的时代特点，庄存与也只能完成其与“揭开复兴序幕”的身份相符合的历史使命。他对公羊学说尤感兴趣的是政治性和解释性二者，而对“变革”“进化”则少有措意。他坚决要求拥戴皇室，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13)他大力宣扬帝王是承天命而治，“大哉受命，钊至我圣”(14)，并要求铭记皇帝的大恩，“君父忧勤，臣子安乐，其永言哉!”(15)这种特点，不仅与庄存与先后担任礼部侍郎、学政等显荣职位有关，同乾隆时期仍号称“盛世”尤大有关系。当庄氏从事著述的时期，封建国家仍保持着其外表的强盛，统治局面仍保持相对稳定，社会矛盾仍暂时被掩盖着，无怪乎庄存与要唱出“君父忧勤，臣子安乐”的颂词。 刘逢禄(1776-1829)是为清代公羊学张大旗帜的人物。他曾历任礼部主事，故又被称为刘礼部。其主要贡献是，以其历数十年寒暑的探索，重新发现公羊学“以经议政”的重要价值，故独具慧眼地提出“欲正诸夏，先正京师”，预示着公羊学说将发挥政治力量。他所著《公羊何氏解诂释例》是一部在例证丰富严整的基础上精当地发挥义理的出色之作。在此书的《叙》中，他即申明其著述的宗旨是大力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由庄存与首开其端的清代公羊学，到了刘逢禄手里，发展成为一种有深刻哲学思想体系作指导、有多种著作作阐述的具有坚实基础的时代显学。 刘逢禄响亮地提出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并重理了《公羊传》—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学派系统，堂堂正正地拿出来与古文学派相抗衡，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家正统。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一文就是其学术宣言书，集中论述三大紧密联系的问题：一，认为《春秋》集中体现了孔子治天下的精义，“《春秋》者五经之筅钥也”，“拨乱反正莫近《春秋》”。二，唯《公羊传》得孔子真传，其后董仲舒对阐扬孔子学说立了大功。三，他本人的职志，是继承董仲舒、何休学说的统绪，重新发扬早已幽暗的圣人之“微言大义”，求得儒家学说中“经宜权变”“损益制作”之要义。他及时厘清以文献归纳方法解释公羊学说的错误理解，纠正孔广森别立“三科九旨”的不恰当做法，第一个站出来予以明确批评：“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榖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指明孔广森的错误，堵住了混淆公羊家法、抽掉公羊学灵魂的歧路，指出了继起的学者应该遵循的方向，这对于清代公羊学的发展实具有关键的意义。刘逢禄再次昌言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点：《春秋》的实质是“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以俟后圣”。“《春秋》为百王之法，岂为一人一事而设哉!”《春秋》为一部政治书，孔子以褒贬书法寄托了自已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等于为后代治国者确立了根本大法。这些论述表明了刘逢禄的深刻洞察力，堪称继绝起废，而且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学正统，大大提高了公羊学说的地位。 刘逢禄的经学成就实包括内部开掘构建与外部廓清两个方面。对《公羊传》所蕴涵的内容、宗旨，他作了深入的开掘、总结和阐发。在外部，对于常常被拿来作为非难《公羊传》所依据的《左传》《榖梁传》，又揭露其弱点，动摇其地位。基于上述两项，他有理由宣布说：《春秋》在儒家经典中有“网罗众经”的地位，代表了儒家学说的精华。而《公羊传》得其真传，董何之书，一语一言，皆精妙绝伦。他张大公羊学的旗帜，并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事理发展之必然，是学术演进所赋予的时代使命!从学术演进趋势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刘逢禄的非凡努力，为清代公羊学说争得了足以与古文经学派相抗衡的牢固地位。梁启超论清代今文学派崛起的历史，称刘逢禄发扬庄存与开创的学术，“大张其军，自是‘公羊学’与许郑之学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而常州学派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16)，实为确评。 刘逢禄还奖掖了青年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两人(17)，实现清代公羊学说的薪火相传，龚、魏两人由是成为嘉道年间思想界的耀眼的新星。龚、魏的重大贡献，是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危机加深的时代要求，对公羊学说实行了一番革命性改造，灌输进批判封建统治的新精神。龚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学哲学“变”的内核，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并且他断言封建统治已到了“衰世”无疑：“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无口过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不议。……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18)对于衰世的种种特征做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刻画。在《尊隐》这篇著名政论中，他巧妙地运用象征和隐喻手法，以“三世说”来描绘专制统治的濒于灭亡。他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概括封建势力由盛到衰的规律：日之早时，“照曜人之新沐濯，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这时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到了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9)。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封建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对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显然是新鲜活泼的，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对时代变化的观察。 魏源同样是今文经学的健将。他对公羊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公羊学说变易的观点，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之说”，用以概括历史形势的大变局。龚自珍因卒于鸦片战争发生的次年，对于西方势力东来后出现的剧变未能有更多的认识。魏源则在鸦片战争后还活了十六年，他一生跨过封建末世和近代史开端的两个时代，因而，对鸦片战争以后局势的变化有深刻的感受。他总结公羊历史哲学而形成的“气运说”，极大地帮助他去体察因鸦片战争而引起的新的历史巨变。对公羊变易历史哲学的改造和运用，使魏源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比中国封建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先进性。所以他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大声疾呼了解外国，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大力介绍西方地理、历史、政体、科技知识，成为近代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 与上述“议政派”学者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相比较，嘉道时期另外两位“经注派”学者凌曙与陈立的公羊学著作，其特点则可明显地概括为：对公羊学的核心命题甚为隔膜，舍其本而逐其末，详于材料而缺乏时代气息。凌曙(1775-1829)，字晓楼，与刘逢禄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著有《春秋公羊礼疏》十卷、《公羊礼说》三十篇。陈立(1809-1869)，字卓人，著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中讲“据乱—升平—太平”，而这些公羊学说的核心问题，在凌曙的书中根本找不到，更不用说加以阐发了。通观凌曙所撰《春秋公羊礼疏》、《公羊问答》诸书，能略略涉及公羊义法者实在很难觅得。舍其本而求其末，舍其大而求其小，是凌氏学术的特点。他说自己治学是“穷其枝叶，而未及宗原”，算是有承认自己致命弱点的勇气。如，《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休注：“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何休注中称“据鲁”“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是讲孔子含有深意地变周历的春季为夏历的冬季，预示着朝代要改变，新局面将出现。凌氏却一引《大戴礼》冬猎为狩之旧说，了无新义；二引毫不相干的伪书《孔丛子》“三统之义，夏得其正”的无根之说，与公羊义法风马牛不相及；最后引宋帝诏书称“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把何休解释孔子修《春秋》不但具有预示政治局面要发生巨大变化，进而说明历史必变的思想，降低为在礼制上采集众说以实行之。像这样的疏解，根本不得公羊学的要领，相反地只能把读者引向歧路。 《清儒学案》卷一三一曾评价凌曙、陈立著作云：“晓楼盖亦好刘氏之学者，而溯其源于董氏，既为《繁露》撰注，又别为《公羊礼疏》《礼说》《问答》等书，实为何、徐功臣。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清儒学案》编撰者对于学术源流实在隔膜，对于公羊学说更是暗昧无知，凌曙学术风格与刘逢禄迥然不同，诚如杨向奎教授指出的，刘氏是“贤者识其大”，凌氏是“不贤识其小”。“陈立的《公羊义疏》用力勤而取材丰富，在清人的义疏中，论材料之丰富可称上选，但缺乏断制工夫，以致獭祭而无所适从，更谈不到‘集《公羊》之大成。’”(20)凌曙舍义理的大端宏绪，选择从礼制作疏解，所走的是一条狭窄的小径，所言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陈立与凌曙有师承关系，陈立治公羊学的路数与凌曙基本相同，而成就高于凌曙。陈立《公羊义疏》可取之处是，他对孔广森混淆公羊家法的某些说法有所驳正。关于公羊学家之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说法，陈立也重申了何休的解释，而不赞成孔广森的别解。陈立此书虽以“义疏”名，然则疏解公羊学的义理实非其所长，他的兴趣乃在礼制训诂方面，仍然是“舍其本而逐其末”，故当代学者评价此书不足以称“义疏”，而应该称“集解”。陈立舍弃了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的大义，根本不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把自已疏解的目标集中在“错综”异例和异辞上。陈立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何休“受命改制”的意思，又去掉了刘逢禄“变”的观点，只剩下卑不足道的文字训诂。陈立不明白公羊学的精髓在于“变”，用变易的观点看待社会、制度等等的演变，故此他对“升平”“太平”诸义，均停留在字面的理解，拘泥刻板之甚。何休提出“三世说”显然是受到《春秋繁露》的启示，并加以发展。陈立不能深刻领会公羊家法，更不善于发挥。像据乱—升平—太平这样对公羊学极其关键而且本该能够有所发挥的地方，陈立的表现实在使人失望，他只作了这样的疏解：“旧疏云：‘升，进也。’稍稍上进至于太平矣。”他的确讲不出什么义理。陈立生活在嘉庆、道光时代，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已日益暴露，时代的要求，是在哲学思想上实现变革，用新的学说批判专制制度、揭露其罪恶。但是陈立却做不到。此一时期若仅有陈立的《公羊义疏》，则公羊学将因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枯萎。陈立著成此书时，中国与外国关系更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变局，新的哲学家需要探求世界的眼光，这更是陈立所未梦见。批判专制和认识世界，这两项艰巨任务便需要龚自珍、魏源这样出色的人物来完成。 (二)戊戌维新前后双轨演进的新特点 至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1858-1927)(21)为代表，更将公羊历史变易观与西方政治学说、近代进化论相糅合，发动了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变法运动，公羊学说因之风靡天下。 在政治上，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跟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他在戊戌前后的多种著作中，都借用公羊学说，论证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论语注》云：“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22)可见康有为“三世说”的要义有二：1、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运行的普遍规律。所以，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2、既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已经包含这些重要的“进化之理”，那么现在实行变法也就完全正当了。可见，康有为推演公羊三世说的实质，是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变法救国的时代要求。康有为对公羊历史哲学的发挥比龚、魏大大前进了，龚、魏引申公羊学说鼓吹变革时，还停留在议论阶段，至康有为则将公羊学说与资产阶级的要求相结合，直接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他的新“三世说”便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获得初步发展，使维新运动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然而，这个阶级特别是维新派上层是极其软弱的，所以康有为的实质要求又只限于对封建制度实行改良。 康有为在其32岁以前尊古文经，但他不屑于考据帖括之学，他从早年起，就逐步形成了强烈的经世意识和救亡图强的精神。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使他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生活在广东沿海地区，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触西方文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有所认识。1888年5月，他赴京参加乡试。在京城期间，他感受到中法战争失败后时局的危险，认为中国应及时发愤变法。同时发愿要创立同世局巨大变化相适应的、不“拘常守旧”的新异学说，以能够对民众产生大的影响力。此后，康有为在广州两次与廖平见面，接受其影响，确立了今文公羊学观点。康有为接受今文经学，正是他抱定救世、变革和吸收西方新鲜学说的逻辑发展。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刊行了他所著《新学伪经考》(23)。这部著作以其与长期居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完全相对立的观点震动一时，形成“思想界之大飓风”(24)，康有为树立起反对自东汉至清代学者们所尊奉的古文经传的旗帜，力辨刘歆所争请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均系伪造，故称“伪经”。《新学伪经考》的产生是正在酝酿的维新变法运动将要发生的一个信号。《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撰成，次年刊行。康有为谈到两部书的关系时说：“既著《伪经考》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25)一部是立意于破，通过攻击长期高踞于庙堂之上的古文经学，而否定恪守古训、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一是立意于立，通过阐释孔子“改制”学说宣传变法的合法性、迫切性，两部书共同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康有为以其宏大气魄和爱国激情，将议政派的理论创造推向高峰，把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观，以及资产阶级君主、民主学说都糅合起来，以阐释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途径，把公羊三世说改造、发展成为由封建专制进为君主立宪、再进为民主共和的新学说，成为维新时期向封建专制政体和顽固势力进攻的思想武器。 戊戌时期前后以不同路数研治公羊学的学者，我们可以举出王闿运、廖平两人。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室名湘绮楼。他是同治至光绪初年宗今文经学的学者，著有《春秋公羊何氏笺》十一卷。此书撰著的意图是不满意徐彦为《公羊传》何休注所作的疏，故重新作笺。王闿运并未能掌握公羊学说变易进化的哲理和紧密联系政治的特点，所以其书未能摆脱经注家的旧轨。如，《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王氏笺：“二王之后得改元，故不曰公之始年。”按，王氏《笺》所言“二王之后得改元”，“成王绌杞、广鲁”云云，从公羊学来说都是无根之论。鲁隐公元年是传、注、笺的开篇，一开始就表明与公羊家法相乖违。 又如，《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又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王氏笺：“大，谓推之大也。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按，比较何休注与王氏笺，两者路数完全不同。何休是强调“受命改制”之极其重大、甚至是神圣的意义，新王即位刷新政教、制度有所变革乃是符合天理、天意的事。王氏则从训诂角度言，解释“大”是推之大之，由王正月可以推广到王二月、王三月。而受命改制的“微言大义”，却在他的眼前溜掉了。 廖平对晚清公羊学的作用有二重性，前期有独到的理论建树，后期却矜奇多变，最后归于荒诞不伦。廖平(1852-1932)，字季平，晚号六译。廖平一生著书多至百种，而于清代今文经学关系最大、最有价值者，即在他42岁以前所著成和刊刻的《今古学考》《古学考》二书，其先主张古文为周公、今文是孔子，以后主张今文是孔子之真，古文是刘歆伪作，即是他对清代今文经学所作的贡献。梁启超对此曾有评论：“早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慨。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26)廖平“尊今抑古”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康有为，使他完全转向今文学，随之又著书立说。至1894年以后，两人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康有为以自已紧扣时代脉搏的著作，把今文学推向高潮，并以经过改造的公羊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廖平却不顾自相矛盾，改变自已的学说，并且越变越离奇荒唐。其主要原因是，廖平对公羊学说只是作纯学术的研究，没有继承清中叶以来进步今文学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清代今文学复振的生命力，乃在于它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与挽救国家危亡的时代需要密切结合，廖平的学术观点中没有这种积极的推动力，他对于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特点非常隔膜，故被学者称为“游离于时代主流以外”。廖平专以“制度”作为分别今古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却没有把握住今文学说的核心。即使在其经学思想“二变期”，当他把今文学抬得很高，斥古文经都是伪造之时，也无法把其经学思想与时代要求联系起来。廖平力主以“素王”说代替公羊家法的“王鲁”说，其实质也害怕从“王鲁”引申出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结论。他强调“以经例推之”，拘守于“《春秋》仍君天王而臣鲁侯”，若“王鲁”，则“《春秋》有二王”。如此立论，公羊学说必然失去其活力，陷于偏枯贫乏的境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