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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拾意义——意义互联网阶段的人类学研究 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变化，更加是对人们如何认识自身及其外在世界的认知体系的改变。认知是人处理自身存在意义以及支配行为的重要内容,它是人对现实世界的镜面反映。网络时代赋予世界新的特质和意义,多元性、动态变化冲击着人们的认知体系。人们发现网络世界存在着异常多样的信息,绝对真理和权威被无数个个体消解,个体之于网络世界的中心性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由此,一个多元复杂、强调个体意义的互联网世界正在萌生。 工业化的时代本质是祛魅的,组织化的过程使得社会关系中的人情味被抽离,用原子契约将个体制度化地联系在一起。组织成了被烘干的社会关系的集合,工业化时代的个体必须要依赖组织才能够生存,而脱离了组织就会惶惶不可终日。[10](P4) 而网络时代刚好形成了和工业时代的反差,人际关系重新被发掘,人与人之间凭借着各自的“魅”相互吸引，自由组合,微信群组就是最好的例子。人们基于网络技术的群组凭借着情感、缘分、兴趣快速聚散,而不是像工业化时代的“单位”那样靠制度捆绑个体强制服从组织。从2017年的“S一Tech学术支持计划”入围选题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大家开始关注网络时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而微的个体及其实践意义。例如,《嵌入日常生活的微信使用与赋权: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的报告通过考察微信嵌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从而在交友、家庭、工作等方面对他们的赋权,发现微信是他们结识新朋友的渠道、维持老朋友的载体;是他们联系家人、创造家庭在场感的方式;是他们构建“移动的家庭”、强化家庭记忆的平台;是他们更好开展工作、提升工作技能的工具。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微信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们获得了社交满足感、家庭存在感和工作参与感,已是身处异乡、独自奋斗的过程中密不可分的“左膀右臂”。③报告《屏幕里的“抚育”和“聆训”:录像作为研究方法的田野实践》则通过对视频数据的细微分析,致力于阐释并回答虚拟空间中父母和子女沟通的特点和难点,父母如何在屏幕中完成某些抚育行为,以及子女又是如何在视频聊天中聆听父母的训诫。这是一种极为微小的研究切口,是具体的、感性的、当下的研究思考。研究中通过创新的方法关注行为和意义,填补我们多年来对于外出务工的父母“远程抚育”细节的材料空白。④报告《微信、社会交往与情感的错序表达》则关注了网络时代由于交往媒介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作者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的时代,转型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转型过程中裹挟着一股势不可挡的网络化力量,促使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微信为代表的人际传播的新媒介,开启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的新时代,借助表情、文字、语音等方式,一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在原有的方式基础上完成了自我承袭与转化。一种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以及无法从根本意义上对其进行严格区分的交往方式成为日常生活的状态,而这也就要求我们需要同时明晰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与网络化时代下的社会交往之间的勾连、延续及变迁。新媒介的出现导致了情感错序表达的风险,体现在时间错序、空间错序、角色错序等特征。在网络化时代,表现在时间、空间、角色等方面的情感的错序表达出现了有别于既往的面对面似的社会交往特征,一种多元、混杂的情感表达方式正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并被人们实践着。⑤由于篇幅限制不能将所有报告罗列,从上述三篇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报告可以发现,意义互联网时代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充满人情。意义互联网时代的研究更加以“人”为中心,讲求人情。如果延续上述所说的,意义互联网时代更加关注人际关系,那么人际关系中可以被挖掘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情感”,利用情感的链接,借助社会化的软件,积极协作、分享合作乃至展开集体行动被重新唤醒。这种协作和共享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人文精神,网络时代的技术进步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一种基于情感和正义的更大范围的社会链接正在被建构,这是一种需要被察觉并加以利用的重要力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情感,我们看到了更大范围内的参与协作,这种协作超越了形塑中国人情关系的地缘、血缘和姻缘的既定要素,以往我们可能会用感情孝敬家中的老人,善待自己的亲友，和睦同村的相邻。但今天的网络提供了更加广阔情感链接,大家可能因为同样一种被困扰的疾病链接到一个微信群组中,分享各自的疾痛经历,并互相鼓励共渡难关。⑥也可能是一群活跃而忠诚的粉丝集合到一起,基于兴趣分享关于自己偶像的消息内容,并通过应援的方式建构一种新形式的偶像与粉丝的联系。⑦ 第二,关注意义。紧接着第一个特点,意义互联网时代更加关注意义。如上所述互联网建构了今天不同群体存在的意义,人们可以以一种原来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无论是看起来多么另类小众的事情都可以发现在网上有志同道合之人与你一起完成。不管你个人的兴趣是多么的与众不同,每个人都会被赋予一个有效的工具,突破传统的组织局限和物理空间的隔阂,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互联网在大多数的学科及其研究者看来是一种关键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技术,造福了人类,便利了生活。然而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笔者更加乐意将其看作是一种当代人表达存在的意义世界,是一种人类学可以利用其观察全球化时代被卷入世界体系中的个体和族群的视镜。在人类学中,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停留在结构、组织、文化或行为模式、经验数据等概念框架之下,试图建构出拉德克里夫布朗所追求的解释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11](P12)而格尔茨却不认为此种研究可能成功,因为此类研究还属于“浅描”,忽略了悬挂在意义之网中的人的能动性,也缺乏对社会行动的意义和赋予意义的信念与制度的分析。进而他提出了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学研究概念。[12]在这一点上,格尔茨的阐释学给今天的互联网人类学带来很多的启示。在既往的关于互联网的零星的所谓“人类学”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声称用所谓“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的网络事象的观察和解释,就方法论而言依旧是将人类社会线下的文化规律和逻辑作为“先见之明”用来解释网络行为和网络现象。这其实是有悖于格尔茨所说的“事实之后”的方法论突破的,格尔茨在“事实之后”的分析中更加强调从“交换的世界体系”中去从事人类学的研究,运用到网络社会中就是要强调人和网络是互动协调的,有着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的。过往研究中的结构性因果关系用来解释今天多变复杂的网络事象并不合适,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应该是从人与网络多元、复杂的互动过程来审视今天数字社会的文化逻辑,呈现一种“事实之后”的文化丰富性和意义的建构过程。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意义”就是文化,就是网络时代人类学最需要关注的核心话题。 第三,回到现象。如果“意义”是核心,那么自然地“回到现象”就是网络人类学的重要放矢之地，也是网络人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沿着格尔茨的阐释学路径,人类学中一股新的反对结构、经验和行为模式的阐释学力量开始在新民族志的生产中萌生。这部分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学的理论在各种层面上和普通行动者的日常生活纠结在了一起。行动者自己的人生哲学可能是零碎的自相矛盾的，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和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大理论产生联系。人类学家应该利用阐释学的方法，从事实和意义出发去研究普通的行动者脑袋里的想法和人类学理论之间有怎样的联系,理论是怎样被“转”到普通的人的脑袋里又怎样被“扭曲”的。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给普通人机会,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对网络世界的看法和认知,从中去发现人和网络的联系，这就是“回到现象”的本质。而不是要试图做这个世界的“立法者”,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说网络社会运行的规律和线下社会运行的规律一样,就是用几个变量可以解释。 第四,重视具体。意义互联网时代的研究第四个特点就是“重视具体”,这其实也是网络时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性特征。“重视具体”之所以被单独提炼出来作为意义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和网络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有密切的关系。经典的田野作业中都会有一个田野进入的看门人，作为中介将人类学家带入田野,并充当地方文化和人类学家之间的媒介,从事跨文化的翻译工作,让人类学家慢慢地对地方文化逐渐了解。然而网络民族志中人类学家可能没办法通过如此的中间人获得帮助进入田野,一个网络中的个体节点之间的联系大部分的时候是较弱的。网络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可能无法期待通过认识网络中的一个人就能够同所有人熟识。他可能需要在网络中尽量多地认识不同的个体以获得对整体的，了解。这样一来,人类学家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选择多个网络，而不是仅在一个网络中。同时,由于不同的网络中生产、交换的信息和知识是有差异的,并且人类学家所掌握的知识有的时候在某些网络中是不足.以同其他的网络成员交换的,例如动漫群体,所以人类学家大多时候更像是需要透过自己的资源甚至动用经济手段换取网络成员的信息。即便如此，人类学家也必须要熟悉网络中成员彼此生产和交换的知识,以此来说服其他人乐于提供必要的信息。如此,人类学家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被观察者不再是“他者”,人类学家也已经嵌入网络中,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社交意义上。人类学家在网络世界中已经无法再进入经典田野时期中的边界明确,内部统一而又区别于他者的文化整体,小而复杂的群体或者有限的网络社区成了网络研究的重要田野点，“具体而微”的研究成为网络人类学的研究主流。然而这并不妨碍人类学家们在有限的田野中获得更加整体的认知和文化深描。 五、结语 本文根据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近二十年的网络研究进路总结出了中国互联网人类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其大致经历了从技术互联网到商业互联网,再到意义互联网三个时期的研究路向的转变和递进。诚然,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是大致的时间段,并不是非常明确的具体节点,并且三个阶段的研究在每个阶段也都是交叠的，今天的人类学中关于互联网的研究依旧还有关于技术的讨论以及对商业问题的关注。总体来看，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紧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网络视角审视今天的社会,不难发现互联网经济已经体现出与工业经济的天壤差异，个性化成为有别于以往的重要特征,工业化时代福特式的标准化生产以及受利益驱动的市场行为开始被个性化定制以及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共享性社会生产所取代，分享经济以及社会性生产所体现的正是信息社会的开放共享理念的经济映射。不仅在经济方面,互联网的出现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进一步地从文化角度，人开始越来越依赖社交软件的联结,数字化的社群已经贯穿人的生活,其带来的是更加多样化、更加有机的“团结”。工业化时代的团结是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人们被天然地捆绑在一起,地理上的集中未必会导致心理上的认同,社会关系松散而隔阂。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普及让人们开始更加理解“互惠”“信任”和“责任”对于实现有机团结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交际更加强调互惠性和共享性,技术弥补了工业社会的社会团结性匮乏。人类学理解技术的关键在于其所推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在意义互联网兴起的同时我们看到在网络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似乎恢复了一种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象和重视具体的关系,一种无形的组织力量让人们的联系更加广泛。5G时代的到来让信息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要素,以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依托的商业平台也越发集成人的网络生活,信息集约化的程度前所未有。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平台化属性日益加深,发展出了更大规模的链接和更有意义的共同体,这为人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场域,对于更好地理解技术的本质提供了空间。然而平台化也带来了个人信息以及公共信息商业化的负面效应,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的隐私边界被模糊甚至消除,这些都为思考技术的正义属性提供了研究的机遇。及时有效地总结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经验,反思技术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会对建构更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提供更好的借鉴。 注释: ①刘守英教授于2019年4月16日在“科技普惠、数字温度:互联网社会价值峰会”作的主题报告:《第三类基础社会建设与贫困地区的信息成本降低》。 ②根据2018年10月统计数据,微信和WeChat合并月活跃账户数为10.82亿。 ③孙倩、周洋帆:《嵌入日常生活的微信使用与赋权: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中大——腾讯互联网人类学田野调查基金资助项目报告。 ④甘雨梅:《屏幕里的“抚育”与“聆训”:录像作为研究方法的田野实践》，中大——腾讯互联网人类学田野调查基金资助项目报告。 ⑤罗士洞:《微信、社会交往与情感的错序表达》，中大——腾讯互联网人类学田野调查基金资助项目报告。 ⑥2017年中大——腾讯互联网人类学田野调查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微信群的造口人病友组织研究"(王霞,中山大学)关注.此方面的内容。 ⑦2017年中大——腾讯互联网人类学田野调查基金资助项目“王子的骑士:国内流量艺人粉丝群体研究”(李蕙言,中山大学)关注此方面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秦红增.技术与文化的互为观照:科技人类学解读[J].青海民族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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