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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病毒是不是纯粹的“自然”微生物？不是的。对于病毒学家和流行病专家而言，这是不言自明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理解病毒与动物乃至人类的关系。在这样的网络视角里，病毒如何与人类互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如何影响病毒，病毒又如何反过来冲击人类，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框架。本文讨论的基本事实是：病毒的演化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病毒也将人类和动物联系起来，病毒也受到人类各种社会性设置，人与物的流动，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影响。病毒不知道攻击对象的种族、族群、文化以及阶级的背景，它跨越所有边界。在这样的意义上，全人类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拉图尔；新型冠状病毒；行动者网络；总体性整体观；互联性；全球化 作者简介：范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问题的提出 近日，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世界报》发文指出，与新型冠状病毒作斗争是为下一次环境危机作的彩排。他还认为，现在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环境危机，使我们认识到，对社会的经典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社会关系或者网络不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社会状态取决于许多行动者（actor）之间的联系，其中大多数不具人的形态。拉图尔主张用一种网络的视角来考察病毒，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他认为病毒不过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而其他如口罩库存管理、病毒测试管理、产权管制、公民习惯和团结姿态，都在链条中对确定病原体毒性的强度同样重要［1］。显然，拉图尔动用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来思考新型冠状病毒现象。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家，拉图尔建立了一种叙事性的领域（narrational field），试图考察人与非人的实体（human and nonhuman entities）是如何联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如诠释作为网络活动（networking activity）就像一条连续不断的表述之链，政治和科学发现的世界创造了混合的叙事［2］。 理解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必要了解其核心的“杂糅”（hybrid）概念。这一概念建立在对纯粹的形式的批判之上，其原型是对技术与社会的分离、文化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与非人的分离的批评。与此同时，将杂糅的形式应用到现实中，拒斥纯粹的形式［3］。欧美人总是混杂他们的类别，但是学术界则相反。拉图尔曾批评人类学，责难其过于沉溺于学科领地，以至于无法跟进网络［4］。现在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许多人类学者也把目光转向科学和技术领域，他们想研究的当然不是科学或者技术本身。人类学家可能对科学和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如何在权力话语中居于主导地位，以及如何与社会文化互联和渗透之类的问题更为关心。在以下讨论中，笔者首先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见于西方媒体的诸如疫情告诉我们什么、疫情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以及疫情的预后之类的论说展开讨论，以明确新型冠状病毒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视野中的位置。其次，笔者认为，拉图尔的网络和环节理论代表了一种总体性整体观（a global holism）。这一观照系统说明，病毒是如何与人类互动而日渐成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非纯粹的“自然”微生物，以及如何通过与人类博弈而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甚至某种程度上“融合”的。再次，本文力图简要地进一步说明病毒与人类在互动过程中如何彼此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结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病毒并非百害无益。从生物学的维度看，病毒不仅是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是我们战胜病毒的依靠力量。此外，病毒不关心攻击对象的种族、族群、阶级等身份，不在乎任何边界，就此意义言之，当下唯有病毒才具备使人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的力量。 行动者网络视角里的新型冠状病毒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想法，无疑是超越文化与自然两分范畴的建设性建议。他更为深刻而且具体地阐明了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谓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道理，并且把平的世界扩展到非人类、非动物的立体空间里。但弗里德曼的文章无疑可以帮助理解拉图尔关于网络的想法。弗里德曼在2020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的文章，用 “指数的力量”（the power of exponentials）来形容病毒如同放高利贷那样成倍繁殖。因此，他关注的是危重冠状病毒病人的数字、全国范围内究竟有多少所一般性医院以及需要拥有多少张 ICU病床才能满足需要。如果后面的数字在疫情峰值时能满足第一个数字，那将过得去；如果相反，那将是灾难性的。 另一方面，弗里德曼也指出，有些指数也有积极正面的一面（the upside ofexponentials），或许有一种指数可以挽救我们。譬如，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摩尔定律给了他灵感。摩尔定律在1965年被提出。根据这一定律，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每两年翻一番——如果晶体管能稳定地装在微型芯片上。为了解释摩尔定律可以使任何东西变得更好——更聪明、更快，英特尔工程师以1971年的甲壳虫大众汽车为例，计算该款轿车按照摩尔定律的指数在微型芯片从1971年发展到现在的条件下，将会达到什么程度。其结果是速度达到每小时30万英里（1英里约1.6公里）、每加仑汽油能行驶200万英里，而这一切的代价仅4美分。 弗里德曼接着引述了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一家独立研究中心的主任尼汀·派（Nitin Pai）的话：计算机和综合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的发展带来了病原体检测和诊断的革命，以及在疫苗的设计和发展的过程中，将所有的这些置于摩尔定律的循环之中。近些年来，从SARS病毒开始的禽流感（H1N1）、埃博拉（Ebola）、寨卡（Zika），到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驱动更多的才华和智力进入生物和流行病科学［5］。不难理解，弗里德曼引用尼汀·派的话是为了对未来保持一种信心。这也支持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随着更多的才华和智力进入生物科学和流行病学，这两门学科将成为阳光产业，在对付病毒的同时必将带来更多的财富。这似乎真的成为了循环。换言之，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些重大疫情的出现也是相关科学技术领域获得大发展的契机，会为生物学和流行病学注入更多的人力和智力。这也意味着所有的这些——包括疫情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内——都是共生的。病毒尽管会演化，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异，但总是与人类一起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离不开人类。这种状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纽约一位华人医生在他的“纽约抗疫记”的系列里写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主要是因为密切接触，病毒的传播链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人类世界的关系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无所不在，病毒传播也越来越跨越世界无孔不入。”［6］ 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这种人与病毒的互联性，早在19世纪（或许更早）就已经有人关注和思考。法国学者凯克（Frederik Keck）认为，虽然所谓“人畜共患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zoonoses）直到最近才吸引学术投入，但人畜共患病的事实确实比较早就为人所认识。他在一篇论文里列举几位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针对他们那个年代发生的动物流行病所提出的建议。从这些建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社会的思考早就超出人与人关系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再将人与动物的疾病截然区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如果人畜共同患病，肉眼就能观察出来。传统上，人类应对源自动物的灾难性传染病的威胁所采取的方式是扑杀患病动物和接种疫苗，疫情监测则是新的方式。疫情监测所期待达到的是预防（prevention）、防治（precaution）——这是将社会定义为必 须通过消灭敌人来保护社会；防范（preparedness）——通过对灾难性未来的想象体现公共设施的脆弱性，以求改善［7］。疫情监测虽然目前主要用于畜养的动物，但对于人类的公共卫生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病毒学家也注意到哨兵人群对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8］。 过去经常使用的扑杀也具有防范的意义，所以现在有些地方依然使用——将感染瘟疫的动物斩尽杀绝，例如人类在疯牛病、禽流感发生时所采取的做法。虽然所杀的是动物，但动物感染的病症会导致人类患病，此即所谓的“人畜共患”（zoonoses）。本质上等同于传统上人类对待一些令人十分恐惧的传染病如麻风病时所采取的对策。中世纪欧洲和纳粹时代的德国直接将麻风病人烧死。而在世界范围内更为普遍的做法是让麻风病人社会性死亡——将他们送到某偏僻之所与社会彻底隔离。此与扑杀都属于防范。接种疫苗有防治的意义。 疫苗接种的本质是中国俗称的“以毒攻毒”。疫苗的发明使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构成一种物理性实体，这是当今所谓的“人畜共患病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zoonoses）的一种理解。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从一种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待当时刚刚问世的天花疫苗。他认为疫苗使人类增加了生存的机会，接种疫苗使我们染上疾病，而这类疾病引起的不适与它使人体产生免疫力的正面效应相比是微不足道的［9］。20世纪90年代，列维-施特劳斯根据疯牛病认识到，在种群相互感染之前，利用生物技术和模拟技术，通过“哨兵”（如用动物蛋白质喂养的奶牛）去监测动物之间病原体的突变是可能的［10］。列维-施特劳斯说的是动物种群（populations）之间的感染，因为许多传染病人与动物共患，所以了解动物种群之间的感染对人类同样有意义。 以上是直观的，可以根据客观事实来作判断的人与动物会相互传染疾病的事实。尽管这方面的知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已经有所积累，但一直到最近，人类与身外世界这种网状的物理联结才引发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关注。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得拜上个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崛起及与之相关的全球化提速之赐。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所有在2004年之后涌现出的连接性工具（connectivity tools）——遑论旅游和全球贸易——真实地连接了世界。今天，我们的星球不仅仅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而且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甚至在许多方面已经融合（fused）。”［11］弗里德曼特意用斜体字标出“相互依赖”和“融合”，其意义不言而喻。 如果这样来看待新型冠状病毒，那它与人类的关系会变得类似于列维-施特劳斯关于所有社会都存在的乱伦禁忌（incest taboo）究竟是“文化的”还是“自然的”问题。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如果人类种群没有今日之密集以及与这种密集程度相伴随的庞大的连接成片的居住环境，那么这种病毒就不一定会出现。在象征意义上，有位哲学教授认为在行动逻辑上新型冠状病毒与人类毫无二致。他从新型冠状病毒的行动上，看到一些现代社会政治的本质。几天前，这位教授投文《纽约时报》，文章以“冠状病毒就是我们自己”（The Coronavirus Is Us）为题。他认为，冠状病毒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人类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机制以及不断成长的超越边界的相互联系的本质。在民族主义意识的鼓动下，西方一些国家在边境筑墙，通过对移民的“社会污染”（social contagin）的恐惧来滋养自己，与此同时，珍视“围墙政体”（walled polity）中不可能存在的纯洁理想。” 虽然作者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以病毒来隐喻当代社会世界，但他关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且边界多孔（porous），而更像活生生的膜状物（living membranes）而不是实体墙（physical wall）的表述，真切地表达了互联性的本质。活生生的膜状物象征各种各样的边界和不同的环节，因其透气和有缝隙，多元世界联系在一起。 大概出于对现任美国总统的不满，作者痛斥了引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的生存论（survivalism）。而新型冠状病毒证实边界再巩固，都更像活性膜状物，而不是无机的实体墙（inorganic walls）。一个个体、一个国家如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就将生不如死（as good as dead）。无缝不钻是冠状病毒的可怕之处，却被用来比喻相互联系的重要性。 在对病毒的描述中，马德尔明显把矛头对准特朗普——尽管他的名字没有在文中出现。他的政治隐喻我们暂且不表，有关病毒的流动性和实体互联性（mobility and physicalinterconnectedness）以及将此病毒与彼病毒——互联网上的病毒——相提并论，为认识病毒与人或者人机结合，提供了一种理解，让我们看到人类在什么意义上如同新型冠状病毒。病毒形同当代的社会和政治世界。我想，字体上的巧合，启发了马德尔许多有趣的想法，这些想法值得多花些篇幅介绍。 COVID-19，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属于RNA病毒家族，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传播。这个特点表明，它不服从自然分类系统和物种边界。病毒球面上的刺突为它赢得了“冠状病毒”（coronavirus）的称号。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王冠”（corona）。追得更远一些，则是来自古希腊语的korōnē，意为”花冠”（wreath）或者“花环”（garland）。代表至高无上的主权属性的王冠被授予一个微观实体（a microscopic entity），而这一微观实体蔑视各种存在体的边界和生与死的领域（the domains of life and death），在一个权力分散的时代超越各种旧的边界，成就其主权形象。 病毒一方面渗透与转录(transcribe)宿主细胞和计算机程序的文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复制其自身。在社交媒体世界里，这两方面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则笑话或者故事被分享，并在互联网和手机用户中传播开来，被说成“病毒式传播”（go viral）。高频度的内容复制是不够的，因为它需要制造影响，转录它所渗透的社交文本，其终极目的是通过广泛传播的图像或者故事来行使权力。马德尔认为，病毒式传播给我们与病毒的情感关系带来了复杂性：恐惧，当我们成为它攻击的对象和潜在的宿主时；“渴望”，当它是我们用来吸引大量观众的工具时。 将冠状病毒流行与互联网病毒传播作比较并非没有意义。与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的那样，马德尔也强调新近疫病流行的全球化维度来自增长的流动性和实体互联性，如大众旅游、教育专业交流、长距离交往、国际文化和体育项目等。当疫情发生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飞机上、火车上和酒店里时，病毒旅行跨越区域。换言之，是人的流动把它送到别的地方。 无论喜欢与否，在各方面我们都是与己迥异的元素的宿主。宿主总是有被寄宿的东西伤害的风险，这种风险无法消除。所以，我们需要学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不仅通过通信技术互联，也通过直接的具身接触（embodied contact）在物质的层面互联。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这样的现实当中，即随时都可能发生病毒式传播［12］。病毒不仅在现实当中与我们有着超越自然与文化之分的关系，而且在许多方面有着与我们相同的本质。人们追求声望，希望为人所知，追求象征资本，在行为逻辑上同于冠状病毒。 总体性整体观中的新型冠状病毒与人类 拉图尔的网络和链条环节模式使我们联想到这样的事实：许多病原体与人类广义的文化活动如驯化、农耕、畜牧等生计活动脱离不了关系。例如，农耕使人类得以形成大规模的相互连接的村落城镇，为急性病毒提供了温床［13］。从拉图尔建议的网络视角来看，正如他所说的，引发这次疫情的病毒比起过去的饥荒或者气候危机迥然不同，它在不同的地方起作用的方式并不一样，因为在不同的地方病毒毒性的强度和力度都不一样［14］。拉图尔虽没有谈及病毒来源的问题，但是种种迹象说明，病毒可以因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人类对付病毒的不同方案，也使病毒发生变化。在病毒的观照里看问题，病毒需要寻找宿主，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为了持续繁衍，毒性减弱但传染性增强。如果宿主很容易死亡，对病毒的继续存在就是不利的。国外所谓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解上的。 拉图尔的网络和环节将人类生活、文明体与整体“自然”勾连起来。我们的发明和创造也是链条上的环节，参与到万物环环相扣的互动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活动作用于这个星球，影响了人类以外的世界，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我们与万物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融合。笔者以为，无论是拉图尔还是弗里德曼，表达的都是一种总体性整体观（a global holism）。这一理念提醒社会人文学者，应该参与理解一些传统上垄断在自然科学因果解释框架里的非人文现象，并作出自己的贡献。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看，一种不自觉契合了拉图尔的说法已经出现。我们可以认为，将人类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系视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比喻或者拟人化，而且是现实当中许多措施和行动所产生的意义，以至于遭受疫情的所有社会都用战争的语汇来形容和谈论与之相关的一切。更有不少人干脆称这次疫情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少国家实施了战争期间启用的紧急状态法。 的确如此，从各国的社会动员状况看，还真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不遑多让。许多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3月29日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郑伟祺（Robert Jenrick）就宣布英国进入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 footing），这意味着国家行政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而无需经过立法或者监督机构的批准。宣布进入这样的状态通常都是在发生战争和重大灾害的场合。只有在与病毒的斗争中，战争语言才被广泛使用。这说明，这次的病毒与其他灾害不同，它不像其他动物或者微生物那样比较容易地防控，而是难以防控。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好像颇为“善解人意”地与人周旋，正如拉图尔所揭示的，它在不同的国家显示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确乎已经生活在一种全体意义上的网络社会里。这个社会包括人与各种技术和装备，这些技术和装备原先是人类为对付自然而准备的。这些技术和装备是否足够，使用的状况如何，确实影响到我们生活于其间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生态环境系统。千百万年以来，在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人类所作用的对象也反作用于人类。许多灾难看似自然的，其实难以摆脱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弱化我们自身。灾难人类学提出发展带来“脆弱性积累”［15］的论断，说明我们置身其间的拉图尔意义上的一种“生产性网络”（a generative network），似乎通过不断出现的新的、各种科学以及现代文明带来的环节，正在促使人类向原先生态自然成员的状态复归。“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生态文明建设”等诉求的出现，都可以视为这一复归的努力，但这个生态自然已然不复自然——如果我们将气候变化等因素考虑在内。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现代性是建立在理性和科学基础上，将自然析出作为人类征服、利用的目标之实践过程，那我们确乎“从未现代过”［16］。人类在这一实践过程中虽然征服人类的他者，但也被这些他者所征服。让我们还是回到拉图尔的网络上来考虑问题。我们可以追问，有些亟待人类征服的对象，如包括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各种病毒，难道纯属自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近日发表在《雅各宾》（Jacobin）的一篇文章强调，他自己早已拒斥自然外在于人类各种活动的观念，秉持一种更为辩证和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资本改造了自身再生产的环境条件，但这是在一种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如气候变化）的语境里发生的，并有赖于自治和独立的演化力量的背景。这些力量不间断地重塑周边环境的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病毒一直在突变，但出现威胁人类生命的病毒，则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活动［17］。 病毒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链里的顶级杀手。人类几乎从未完全靠自身的力量彻底消灭病毒。病毒会产生突变，因而总是有新的病毒在一定时候出来兴风作浪，杀死一些人之后绝尘而去。有些病毒人类从未彻底消灭，但这些病毒也没有往外扩散的需要，它们静静地与宿主共存，在耗死宿主之前，它们早已经通过血液或者其他分泌物感染了宿主的后代或者其他关系亲密的人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定义一种疾病是否流行病与致死率无关，而是根据其传播扩散的能力。根据这些事实，我们能说人类终将战胜病毒吗？具体而言，人类或许可以战胜某种病毒；抽象而言，人类从未战胜所有病毒。另外，如果没有人类活动，许多病毒未必产生。在微生物世界里，许多病毒和细菌究竟是纯粹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真的难以说清楚。 总之，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这种难以言说的世界的途径。大卫·哈维几乎以同样的但更为具体和直观的方式，对为什么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问题，给出了他的分析。他认为，两方面原因使人类的活动促使病毒产生威胁人类生命的变异。其一，环境条件偏好增加病毒变异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有理由相信，在潮湿闷热的亚热带，密集或者活跃的食物供应系统有利于病毒变异。这样的系统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包括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其二，有利于病毒通过宿主身体快速传染的条件则差别很大。高度密集的人口看似很容易成为病毒寄生的目标。例如，麻疹只在巨型的人口集中城市区域流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会迅速消亡。因而，人们如何互动、如何走动、如何管理自己或忘记洗手，会对疾病的传播产生影响。另外，在许多地方，病毒变异和传播有着很高的环境风险。这种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病毒变异始终与人类相伴，也就是说，病毒不过是网络上的一个环节，其他针对病毒的各种方式，包括测试管理和各种技术手段以及医疗方式及其管理体制也都是网络链条上的环节，这些环节的作用都会影响病原体的存在方式和毒性的强弱。这些环节也是科学家检测出害人的病毒的技术手段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