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以近代初期欧美猎巫风潮为例，分析人类面临重大危机时经常发生“猎巫”之集体暴力，比如人类社群认同、人们对内忧外患之猜疑与联想，以及更普遍的性别歧视等。启蒙运动以来之知识理性未能让人们脱离原始社群生活中的蒙昧，在新冠肺炎对全球造成严重损害与恐惧的情况下，应对“猎巫危机”保持警惕，以防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全球化及人类跨界活动是“病毒”产生及广泛传播的温床；不只是带来疾疫的病毒，也使人们将跨越边界的“陌生人”视为入侵社群的“病毒”。新冠肺炎危机让全球化造成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因而经此变动后全球化必然将被检讨，而如何完善各国或各地域人类生态应是关注焦点。 关键词：新冠肺炎；替罪羊；猎巫风潮；全球化；人类生态； 作者简介：王明珂，男，台湾“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历史人类学、族群理论。 为了一项研究，近几年笔者经常翻阅一本15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著作《女巫之槌》（The Malleus Maleficarum）[1]。这是一本猎巫实务手册，由论证女巫存在及其邪恶本质的神学基础，到说明如何对女巫侦询、审判及处刑。在它广为流传的16、17世纪欧洲，对女巫及巫术的恐惧与憎恶，曾造成一二十万人（大多数为女人）被指为巫而遭到侦讯、凌虐，或终难逃死劫1。也因此，今日这本书普遍被认为是反映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之迷信、愚昧与不宽容的最终代表作。相对于此的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学者们普遍认为它让人们摆脱上帝旨意的束缚，让人们相信依藉理性思维可以让这世界更美好，从此奠定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基础，并促成近代科学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最早由此受益的欧美国家，因而得以领导全球进入20世纪现代化世界之中。当然，学者们也将猎巫风潮在17世纪晚期的快速退却，归因于启蒙运动之科学理性思维所推动的人权概念及司法进步2。 笔者提及这一段欧洲“猎巫”之暗黑历史是因为，它的主要背景之一是黑死病流行及人们对此疫疾的集体恐惧，此与今日所面对的新冠肺炎横行的情况有些相似。在集体恐惧下，人们猜疑这些“毒”由何处来，以及该如何消灭它们。借着找寻及认定女巫来发现“毒”的源头，严刑拷问哪些女人参加群巫和魔鬼的夜间聚会以探索其传播途径及范围，最后经由审判及将女巫们烧死来消毒。无论如何，最终猎巫这一套“防疫抗灾”程序并没有克服黑死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猎巫审判与最后的公开行刑有另一层意义，它们是一种仪式化的社会暴力，人们藉此克服集体恐惧，并凝聚因恐惧、猜疑而濒于分崩离析的社会群体。由此角度，许多研究欧洲近代初期猎巫风潮的学者都认为，在集体恐惧与焦虑下，人们猜疑并施暴于内部或身边敌人的“猎巫”（找寻替罪羊）行动从未消失3。近日因新冠肺炎而产生的许多人群间的恐惧与猜疑，以及各种政治、区域社群间的相互指责、攻讦与暴力，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因着新冠肺炎的暴发，在全球各国之间，都掀起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猎巫暴力。这是比病毒更值得关注的。 一、人类社群与“病毒” 所谓“启蒙运动”并未让人们脱离人类最原始的蒙昧——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族群、阶级、性别等人类社群区分，与因此产生对他者的偏见、歧视与暴力。在人类社群认同下，“病毒”常影射我群之外的人：富贵阶级认为穷人脏且带有病毒，男性认为女性有毒，在族群认同下人们更认为 “非我族类” 可能给本群体带来毒害。 对外界与他者之“毒”的嫌恶与恐惧，让社群成员更感觉内部的安全与温暖。新冠肺炎之暴发与全球传播，在全球许多地方，由小区到国家，人们的普遍反应便是封闭边界、隔绝流动。这看来是十分科学的防疫手段，但其实是人类十分原始的一种社群自保反应。这种社群自保，最近也反映在国内许多偏僻村落的封路行动上。事实上，不待恶性疾疫或其它外来灾难来袭，人类社群平常就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在此，人类社群泛指小至一家庭、家族，大至国家、民族的人类群体。人类社群的封闭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内部“自己人”之间的团结与情感，以及大家对“外人”的防范与敌意，又如实质的空间边界如村界、国界，与透过服饰、饮食、生活习俗等等之客观因素展演与主观品评所表现的“我们与他们不同”4。他们，尤其指的是与一社群紧邻的其它社群，甚至是我群内部或边缘的“非内部人亦非外人的他者”，如印度的回教徒、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因最接近而在资源竞争与分享中最具威胁，也因常接触而纠纷多，让人感觉最可能由此让外界的“毒”进入社群内。最近在许多新闻报导中，都可见到或因争夺医疗资源，或因争论病源及防疫措施，而造成各国间或一国内各地域人群间的紧张与冲突。这些反映的便是此一现象。 也因为人类的社群认同，人们对“病毒”的认知与恐惧经常错综复杂。对一人群来说，有近身的、能被人们直接感受的以及能被控制的毒，有远方的、常涉及人们主观想象的、难以预测及掌控的毒。人们更常将此两种毒联系在一起，猜疑内部的毒（内忧）与外界、远方庞大的恶毒势力（外患）相联结，因此，感觉外界黑暗势力已透过“内奸”侵入体内或身边。近一年来台湾、香港的局势变化，与一些欧美国家的介入，可能让部分台湾民众被视为内部之毒，是“亲共”的台湾人，他们被猜疑将外界之毒带入台湾。这样的内部之毒与外界之毒及其彼此联结，可以是十分真实确凿，也可以被虚构想象。所以，一个社群（应说是其中的统治阶层）常创造、想象及强调一些外患内忧，以巩固社群团结。 在过去欧洲与美洲的猎巫风潮中，宗教或俗世政权领袖警告群众，外部敌对势力（魔鬼）已透过内部敌人（女巫）渗透到社群内部，于是透过猎巫之反渗透行动，巩固人们在上帝之国中的凝聚5。今日世界许多政治群体领袖的作为与此并无不同，即建构外界庞大的恶毒势力，猜疑并施暴于与之勾结的内部敌人，以此凝聚一想象的共同体。在民众方面，动乱不安助长人们对政治权威的依赖，这便如溺水的人恐慌地紧抱着浮木一样。因此，近日来，无论抵抗病毒的作为与成效如何，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声望及支持度都普遍升高。 二、族群、性别群体与“病毒” 最近，许多社会人群与国家对新冠肺炎的反应，由此产生的诸多现象与言论，也印证这不只是一个医学防疫抗灾的问题。“病毒”被加上许多有政治、族群、文化、性别偏见的联想，因此，人们对肺炎病毒的恐惧，也与他们其它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其中一种恐惧，一种在此之前早已在学术界被一再夸大的恐惧，便是西方世界之中国威胁论，或更带有种族、文化色彩的文明冲突论（4）。在这样的想象与恐惧下，新冠肺炎成为一种触媒，在全球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自视政治社会体制与中国有别的国家，皆发生华人被排斥、辱骂或遭肢体暴力的替罪羊现象。其原因仍是前面提及的，人们经常将“内部敌人”与“外界敌人”联结在一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的华人，或说普通话的人，被人们想象为与外界敌对势力（中国）相勾结的内部敌人。在此想象下，人们平日对街坊邻居华人﹙内部敌人﹚的不满，常转移到对中国（远方庞大敌人）的嫌恶上。相反地，对中国的恐惧与嫌恶，也会转移为对身边“中国人”的猜疑与仇视。最近美国福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杰西·华特斯（Jesse Watters）在谈话节目中的侮辱中国言论，以及他在2016年对美国华人的侮辱性报导（5），反映的便是这种内外敌人相勾结的心理丛结。 内外敌人相勾结的想象与恐惧，也反映在欧美的女巫传说中，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本地女巫会在晚上飞到某处，与魔鬼以及一大群女巫聚会。川西羌族也有类似的“毒药猫”传说：人们将疾疫与意外死亡怪罪于村中某一女人，这种女人被称为“毒药猫”[2]。同样地，在羌族传说中，寨子里的毒药猫女人会在晚上与外面一大群毒药猫聚会，吃人肉。这些传说也流露出人们对内部敌人与外界邪恶势力相勾结的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初期欧美各地曾发生严重的猎女巫历史事件，而在羌族地区，说某人为毒药猫只是过去村寨民众间的闲言闲语，人们不会真正对这些女人施暴。 虽然如此，日常性的人际或人群间之猜疑与仇恨言语不能被忽视。如1692年美国麻州萨冷（Salem）等地猎巫事件的例子，由证人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来看，这些所谓“女巫”在被送上法庭前，多已长期被其邻人猜疑并闲言为巫了（6），这情况与过去羌族村寨中人们对“毒药猫”的闲言闲语并无不同。研究近代初期欧美猎巫风潮的历史学者们，常提及饥荒、战争、政治动乱与黑死病等等时代社会背景，触发此种集体暴力。这些见解毫无疑议，然而却忽略了以上因素只是社会集体暴力的触媒，对施暴者与受害者来说，一个或一些女人会被其邻人甚至亲人猜疑并指控为巫，其原因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敌对、猜疑与恐惧之中（7）。 这些传说以及历史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轻微的猜疑、歧视与仇恨言行，包括在幽默与言论自由遮掩下的轻佻讥讽，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暗流。在人们对巨大灾难的恐惧下，这样的暗流便容易激起为集体暴力之历史浪花，也就是被记载为“历史”的严重暴力事件。最近各国街头、地铁以及电视媒体、网络上的仇恨言论与霸凌行为已有激发现象，随着疫情的发展可能加剧，这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 人类理智与理性十分脆弱，对此启蒙运动也没有太多帮助。美国传播与教育学者尼尔·普斯特门（Neil Postman），曾以一个耸动惊心的例子说明人类理性之脆弱：1920年代末的德国仍为世界理性的中心，有世界最顶尖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然而不到10年之间，1930年代中期的纳粹德国成为失去理性的野蛮世界[3]。二战之后汗牛充栋的对大屠杀（Holocaust）的研究与反思，也无益于增进人类理性，因此并不保证同样的事不再发生。最讽刺的例证便是，大屠杀受害者也可能在现实政治中扮演屠杀者角色。 将大规模屠杀暴力归罪于希特勒及纳粹党（8），或只注意大屠杀历史事件，都无法让人们对此有真正的认识与反思。集体暴力的源头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互动间，当灾难式的集体恐惧发生时，施暴者经常只是平凡人，而受害者则是他们的邻人。两本探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屠杀暴力的书，其书名正分别为《平凡人》（Ordinary Men）与《邻人》（Neighbors）。后一书，作者格罗士（T. Gross）描述的是1941年发生在德国统治下的一个波兰小镇Jedwabne的屠杀事件。该镇的波兰居民将镇上另一半的居民，他们的邻人，约1600位包括老弱妇孺的犹太人残忍杀害[4]。前一书，作者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研究德国警备军101营（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一个在波兰执行灭绝犹太人行动的单位，他指出这些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军警都只是十分平凡的人，没有特殊暴力的人格特质，没有特殊社会背景，但他们却能毫不手软地执行此任务[5]。这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及的，大规模猎巫暴力肇基于日常生活中对“女巫”的猜疑与闲言闲语。 西方的女巫传说与川西的毒药猫传说，另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被指控的绝大多数为女性，这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对女性的歧视。最近许多医护人员，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受到民众各种缘由与形式的暴力。可以由此思考：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文化现象是，女性从事医疗照顾（如护士、接生婆、临终照顾者）的人口比例远超过该行业中的男性。没有任何道理认为女性特别宜于这些行业。事实上，这是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类社会皆如此），人们认为疾病、死亡是危险与有毒的，因此常让女人（或鼓励她们）来从事这些行业。甚至在一些社会中，人们认为女性具有毒性，因而宜于处理一些与疾病、死亡有关的事务，以毒制毒。在传统中国的一些地方民间，人们相信女人属阴，因此可以处理一些“不干净”的事务，此也是出于同一种性别偏见文化。南丁格尔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但南丁格尔如何成为护理人员牺牲奉献的符号则值得我们深思。 在欧洲猎巫风潮中，许多被指为巫而遭到凌虐处死的都是从事民俗医疗及照顾病人、婴儿的女性[6]，反映的便是这种人类性别偏见与人们对疾疫、死亡恐惧之心理丛结。总之，女性并非特别宜于从事医疗照顾，这只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古老性别偏见在今日世界医疗体系中留下的狐狸尾巴。了解这一点，自然我们对女性护理人员应有更多的尊重与爱护，且应有更多男性投入此危险行业。 以上这些现象均显示，在许多方面近代科学理性与人本思潮并未让人们脱离原始社群生活中的蒙昧，也说明为何许多后现代主义人文研究常聚焦于族群、性别、身份认同等议题，然而至今人们在这些方面的省悟与反思仍然是远远不足的。 新冠肺炎、SARS等病毒的产生及传播，似乎皆和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有关，因人类活动跨越边界，让与野生动物共处的病毒进到人类生态圈之中。不仅如此，人类历史上几次严重的传染病暴发，经常发生在大规模人口移动的跨界场景中，如14世纪蒙古西征为欧洲带来毁灭性的黑死病，又如16、17世纪欧洲殖民者为美洲印地安人带来造成大量人口灭绝的传染病。此似乎表示，世界各地人类在其特定环境中，与其他人、生物（包括各种细菌）以及病毒，共同形成一地方性生态体系。人群的大规模跨地域流动，带来异质生态体系间的接触，也常为人们带来一时难以与之同生共处的细菌与病毒。 然而在今日全球化的场景下，我们应思考的不只是人口跨境流动带来的“陌生病毒”问题，而更应反思在此潮流下，人们与来自异国及异文化“陌生人群”相接触而产生对后者的敌意与暴力。在全球化的商品与人力流动下，许多人家中有了菲籍或印度尼西亚籍佣人，工厂中有了土耳其裔或巴基斯坦裔劳工，超市货架上亦出现许多东南亚及中东食品，与产自墨西哥及中国之物美价廉家电。然而此欣欣向荣的全球化场景，只是在此体系中获益的国家及其国内获益族群的美好体验。而至少另有一些人的体验则是，农人因全球化市场而难以决定该种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祖训成为空谈，农村人口流向都市而成为全球化工业生产链的底层劳工。工人及其他低收入职业族群，则因全球化劳动人力与资金之跨国流动，以及“知识产权”大比例地夺占商品价值，而让低薪成为劳动者（无论本国与外籍）无法脱逃的宿命。知识、职业与教育评鉴的全球化与市场化，似乎让北大、清华、台大、哈佛的学生家长们愈来愈富有；而事实却是家长愈来愈需要有钱才能让子女进入全球排名前列的名校以增强其职场竞争优势。更糟的是，全球化，特别是二战后全球化浪潮下的人口流动与财富重新分配，将社会中的种族与阶级区分合理化，因此让19世纪以来人类对种族主义与阶级社会的反思与革命成果化为乌有。此现象在全球化愈彻底的国家及城市中愈为明显；商业大楼中的银行经理及跨国企业主管、一般商家及白领工薪阶层、家中的雇佣、工厂与街头的体力劳工，皆在全球化下大致依种族、民族、国籍或地域人群区分而各安其位。 全球化下的人群流动与网络讯息传播，拉近了不同文化人群间的距离，同时也让人们感觉“陌生的”异类已逼近自己身边。恐惧常来自于“陌生感”，相反地，人们安于自己熟悉的世界。许多美国人习于每年一万上下的国内人口死于枪枝暴力，习于为了安全晚上不宜出门的生活，也习于接受因医疗与医疗保险体系缺失而大量民众死于流感等疾病之宿命，但对于身边的非洲裔、亚裔与中东裔邻人，则常感到陌生而心生恐惧与猜疑。在全球化下人们服膺一些所谓“普世性的”利益分配与公平正义原则，却愈来愈不能宽容，亦不愿了解身边外来者的 “陌生” 宗教观点、社会体系、人伦道德与人权价值。 人们对陌生事物与人群的无知或错误认知，以及因此不能理解与宽容，常因于社会大众普遍对传播媒体的依赖。近日美国政治讽刺电视节目《每日剧场》（The Daily Show）主持人Trevor Noah将美国媒体人物称新冠肺炎病毒不足惧的言论编辑成一短片，名为《向愚蠢病大流行的英雄们致意》（Saluting the Heroe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umbic）（9）。这对于今年4月初以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与死亡病例急速升高之现况来说，当然是相当讽刺。本文前面提及的美国传播与教育学者尼尔·普斯特门批评人们智力低落、理性脆弱的那篇文章，针对批评的便是电视媒体。他认为，电视媒体不仅提供娱乐，也将政治、宗教、教育、商业等娱乐化及肤浅化[3]。那时是1990年代，今日情况不但未有改变，且因网络媒体（如网络自媒体及社交平台等）的竞争，而让电视及报章杂志等传统媒体的报导更捕风捉影、言论更具侵犯性及庸俗化。新冠肺炎在中国及全球传播以来，各种媒体上的假新闻、不负责任的意见（如前述Trevor Noah所搜集的美国电视媒体言论）与集体霸凌言论均明显暴增，反映的便是此种趋势。 无论如何，人类理性脆弱及智力堕落并不单纯由于电视及网络媒体让人们不愿深思问题，以及不能敏锐观察周遭世界。普斯特门盛赞电视出现前的18-19世纪美国之理性，他引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科马格（Henry Steele Commager）之说，称美国是一个让启蒙运动理想实现的“理性帝国”（the Empire of Reason）[7]。笔者认为，这有些言过其实。前面提及的美国殖民初期波士顿社会精英，身为神学家、科学家与舆论领袖的卡顿·马瑟，强力支持猎巫审判，便是启蒙运动并未能使人类全然脱离原始蒙昧的例子（10）。 近二三十年中国之崛起，无疑是以广大国土之自然资源、14亿人口之智慧与劳动力，以及强烈的经济动机，投入于全球化市场的分工体系之中。在近两年来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之抵制；其理由是中国未能遵守这些先进国家设定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不仅违反智财权等保障先进国家在全球化国际生产分工中优厚利润之规则，更逐渐不能安于在此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基层位置。华为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以美国为首、以欧美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大家庭中，努力进入此大家庭核心的华为，成为其他核心家庭成员心目中的内部之毒，因而成为后者对崛起之中国“外界之毒”的恐惧与反感的替罪羊。 是否华为与中国真的是全球化体系中的“病毒”？是否如同病毒会突变以与其宿主共存，华为与中国也终会有些改变以适应全球化市场？即便如此，笔者认为，此事并非如此单纯，亦难因此终结与全球化强权间的对立。如在前面提及的，人们对“病毒”有许多基于认同偏见的联想，此非生物现象而是人文现象。在一群体内愈和自身相似的“异类”，愈容易让人们觉得像是进入身体内的“病毒”，因此也愈让人们感到恐惧（11）。一位美国朋友曾对我说，美国本地出生华人说的流利英文常让他听得起鸡皮疙瘩，反映的便是此现象。再说，全球化市场及价值观，可说是另一种型态的帝国主义版图扩张，自然涉及全球化强权之间的竞争与敌对。全球化不只涉及生产、贸易、消费、金融上的合作、竞争与垄断，也因人们跨界接触而激化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之争。文明冲突论将此简化为 “我们与他们” 的二元对立，因此，极易为全球带来严重的政治与军事冲突。无论如何，美国智库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PIIE）所称的全球化理想，“经由各国间的合作来促进繁荣及和平以创造一更好的世界”（12），只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谎言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