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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榫卯：走廊与不同区域、族群和文化的凝聚与交融 众所周知，“走廊”一词源自建筑术语,既然费孝通先生可以用其来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那么笔者也想用同样源自建筑的词汇“榫卯”来诠释两种走廊在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榫卯结构是古代中国建筑的主要构成方式，即通过两个构件凹凸部位的相连接,不用钉子和胶的粘合即可以实现建筑的牢固,这体现着中国人超常的智慧,是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之一。如果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缔造视为是当今56个民族以及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众多民族共同的家园的话,这一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11](P2) 呈现西高东低三级阶梯状。青藏高原是第一级阶梯,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等地形区构成了第二级阶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丘陵等地形区则是第三级阶梯。是什么原因导致生息繁衍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的众多族群成了这一家园的“家人”?共同的“家园”又是如何缔造的?这是中国边疆学和民族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迫切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来诠释“家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而史学界长期存在着用历代王朝的话语体系来阐述“家园"(中国疆域)的缔造过程。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则提出了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诠释“家园”和“家人”形成与发展的轨迹。[12]在这一视角下审视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家园”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形如榫卯的两种走廊将不同自然环境的区域及其上生息繁衍的族群“榫卯”在了一起,为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提供了牢固基础。将青藏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榫卯”在一起的是河西走廊,而真正使河西走廊发挥作用则是始于西汉武帝对河西的经营。西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先后是乌孙、月氏、羌和匈奴等控制的区域,在汉朝和匈奴对峙时期匈奴经常联合西羌威胁西汉的西部边郡。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在西汉的持续武力打击下,元狩二年(前121)管辖河西走廊地区的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西汉于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郡、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分置张掖郡、敦煌郡。后世史书载:“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②上引谷苞先生文中重点阐述了河西走廊四郡设置对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意义,但实际上不仅仅限于西域,河西四郡设置后成为西汉经略河西走廊以西西域,以北匈奴、以南西羌等地区的重要基地,而且更重要的是汉朝对河西走廊的经营为以后历朝各代所继承,丝绸之路的繁盛、盛唐文明的出现乃至近代国弱时领土被蚕食鲸吞状态下新疆建省能够成为中国疆域重要组成部分等等,这些历史事实皆是河西走廊的“榫卯”作用得到了完美发挥的表现。③ 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榫卯”在一起的是辽西走廊。尽管有学者认为辽西走廊的开发利用相对河西走廊要晚，“在辽金三百年的时间里，辽西走廊在交通、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逐渐形成”,[13]但其在上述三个地区族群交融与文化融通方面的作用却是早在史前就开始了。在辽西地区出现的红山文化因为代表性器物玉猪龙的出现而被视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商末三贤之一的箕子东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建立称臣于周朝的侯国朝鲜(箕子朝鲜),史称“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④西汉初期燕王卢绾反叛，“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燕亡命者王之”。⑤这些史实说明辽西走廊已经在发挥着中原与东北乃至朝鲜半岛族群流动与文化传播通道的作用,而以好太王碑、璧画墓和山城为代表的高句丽文化,在盛唐文明影响下出现的“海东盛国”等都是这种族群流动和文化传播结出的硕果。辽金时期,辽朝的疆域东至渤海、东海(日本海)和北海(鄂霍次克海),西至阿尔泰山以西,南至白沟,北至外兴安岭,而金朝在辽疆域的基础上更是将南部疆域拓展到了淮河一线,[14](P874、1108)辽西走廊沟通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作用更加凸显,这或许即是“重要地位逐渐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明清时期，辽西走廊先是成为明朝经略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主要补给通道,后是明朝和崛起的后金在傍海的辽西走廊地区展开了长达近30年的争夺战,其结果却是明朝失去了对东北平原的经营,而后金发展而来的清朝则在1644年越过辽西走廊入关,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史载:“顺治八年定,山海关外荒地甚多,有愿出关垦地者,令该管官造册报部,分地居住。”⑥“大一统”状态下的辽西走廊由此不仅成了华北平原移民⑦流入东北平原的重要通道,而辽西走廊的咽喉山海关也由军事防御的前沿兼有了移民中转站的功能,为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融为一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北部地区不同,将东南丘陵地带、云贵高原与长江流域、四川盆地乃至青藏高原“榫卯”在一起的是南岭走廊、藏彝走廊和苗疆走廊。三条走廊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发挥着同样性质的“榫卯”作用。 南岭走廊的重要作用在秦朝曾经有过一次完美体现。史载: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5),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⑧秦朝的移民为秦汉之际南越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为西汉武帝统一南越国,将郡县推广到南岭以南至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史载: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遣“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群柯江;咸会番禺”。“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人海”，“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九郡”。⑨秦汉对南部地区的有效经略让南岭走廊“榫卯”作用有了更为具体的完美体现。 苗疆走廊的形成尽管相对较晚,但其“榫卯”作用也十分明显。苗疆走廊是明王朝为了经略云贵地区而在元代驿站基础上开辟的重要通道。这一通道虽然从涵盖范围上看是联通今湖南、贵州和云南的元代驿路，但其“榫卯”作用从《贵州通志》的如下记载中即有准确体现:“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门户也。黔之设,专为滇设,无黔则无滇矣。”⑩贵州建省、军事卫所在苗疆走廊及黔滇的铺开乃至移民和文化的传播等，都是这一走廊带来的效果,称其为“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5]是比较恰当的评价。 藏彝走廊的“榫卯”作用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已经记述的很清楚:“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諜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驢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西南夷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与共同性是藏彝走廊在族群流动和文化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石硕将藏彝走廊民族交往的特点归纳为两点:一是“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二是“文化普遍持包容态度,使各民族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5]应该说,正是这两个特点让藏彝走廊把四川盆地、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牢固的“榫卯”在了一起,共同成为“家园"(中国疆域)和“家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在六条走廊中,武陵走廊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其虽然在地域上东联两湖,西接巴蜀,北邻关中,南为两广,地处华中腹地,但并不具备其他走廊的特点，是被称为“蛮”的族群的主要分布区域,现在则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的分布地区。武陵山脉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武陵地区族群强悍的民风,尽管反叛屡屡见诸于史书，但追求内地化的管理方式却是东汉以来的历代王朝努力的方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元十三年(101),巫蛮“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聚反叛”。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上书顺帝称“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实施郡县化管理,并和当地汉人一样征收租赋,这种做法体现着汉王朝谋求对其实行与内地郡县同质化的管理方式。经过历代王朝的努力，“若就文化多样而言,武陵地区三大少数民族文化亦各有特色。土家、苗、侗均有自身独特文化,但此三族的文化又有相互交融的现象，且呈现出地域不同的变异”,[16]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同属于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走廊之所以能够起到“榫卯”的作用,特定的地理环境是先决条件,其内部族群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则是内在的基本条件,而来自走廊外部的政权的有效经营则是走廊能够发挥其“榫卯”作用的关键性条件,多民族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河西走廊的“榫卯”作用即有完美体现。这也是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诠释过程中历代王朝对“河西四郡”的经营成为其重要内容进行阐述的原因。 四、结语 走廊作为一个独特的区域,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作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和武陵走廊,学者们给予了充分关注,对于我们认识走廊内部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着极大帮助,更有助于证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方法论范式的重要意义。但是,将研究视角仅仅局限于某一走廊,探究其内部众多族群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抑或是从走廊的视角来探究今天多民族中国范围内走廊的分布结构,以诠释似乎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的今日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多元”特点，似乎都难以充分体现“走廊”概念提出的巨大价值和意义。 毋庸置疑,费孝通先生提出“走廊”概念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从“多元一体格局”视角诠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回归这一研究初心,在诠释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探究上述诸多“走廊”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学界的走廊研究，更有助于不同学科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边疆学有关多民族中国疆域话语体系的建设。将民族学领域提出的六大走廊在多民族中国疆域、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比喻为“榫卯”,能否准确而充分体现走廊的价值尚待学界同仁提出高见,这是笔者走廊研究的第一步。而主导或推动走廊发挥“榫卯”作用的因素除走廊外部历代王朝的经略外还有哪些,则是笔者以后重点研究的内容。与此同时,也期盼更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走廊研究,放宽视野，共同将走廊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注释 ①依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分析,访问时间:2020年2月3日。 ②《后汉书》卷87《西羌传》。 ③《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从2017年5月26日至2019年2月1日先后刊发近20篇有关河西走廊的文章,其中2018年10月19日刊出的《河西笔谈:从河西走廊发现更广阔中国》,笔者是作者之一。针对“从“如何认识中国’定位河西走廊”,笔者明确提出了可以用“榫卯”定位河西走廊的巨大价值。参见黄达远主编:《从河西走廊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④《后汉书》卷85《东夷·高句丽传》。 ⑤《资治通鉴》卷20,元封二年正月条。 ⑥《大清会典事例》卷 1093《奉天府》。 ⑦有关清朝东北移民政策的演变情况,参见范立君,谭玉秀:《清前中期东北移民政策评析》,《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⑧《资治通鉴》卷7,始皇帝三十三年条。 ⑨《汉书》卷95《两粤传》。 ⑩(民国)《贵州通志》卷2,第521~522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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