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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如何诠释边疆融入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学界关注已久的问题。文章在对匈奴和西汉于西域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僮仆都尉、西域都护的时间、职责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认为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历史的标志是僮仆都尉还是西域都护体现着不同的话语体系; 同时结合西藏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的研究情况，提出传统“自古以来”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一主流看法。 关键词：僮仆都尉; 西域都护; 多民族国家历史; 融入标志 作者简介：李大龙，青海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史。 有关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传统话语体系是以历代王朝为基点建立的。尽管随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历史上中国”的讨论，边疆政权和民族在其中的地位得到了关注，“民族国家”视角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历代王朝话语体系的影响并存在着一些不能圆说的做法，这一点在如何认定边疆地区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轨道的标准上即有突出体现。本文以西域出现的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为例，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正于学界。 一、有关僮仆都尉的记载 僮仆都尉是匈奴在西域设置的管理机构，但史书中有关僮仆都尉的记载较少，主要有三条: (1) 《汉书·西域传上》载: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中华书局本《汉书》在其下引唐人颜师古的三个注曰: “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 “服属于匈 奴，为其所役使也”; “给，足也”。 (2) 《资治通鉴》卷20元鼎二年(前115年) : 西域凡三十六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 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 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3) 《资治通鉴》卷26神爵二年(前60年) :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 由上述记载看，僮仆都尉是匈奴设置的管理西域的机构是明确的，只是这些记载过于简略，不仅未记载僮仆都尉如何实施对西域的具体管理、僮仆都尉官职的任用等情况，而且也没有记载匈奴设置僮仆都尉的具体时间。从现有的研究情况看，国内学者对僮仆都尉的关注也很少，笔者只查到了林幹、王子今、刘锡淦先生对其进行探讨的专文。刘锡淦《关于西域都护与僮仆都尉问题的质疑》中对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做了如下表述: “僮仆都尉何时所建，史书无载，徐松考证置于太始时，查太始有四年，在哪一年，徐松没有进一步说明。”进而通过考证匈奴左大将之子先贤掸受封为日逐王的时间为太始三年(前94年) ，由此认为 “日逐王先贤掸离左贤王领地，到达西边，在西域确定建立僮仆都尉需要一定时间，僮仆都尉设于太始四年，或三至四年间，是可以确认的”。林幹先生则是将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认定为征和元年(前92年)。王子今先生先后发表两文对僮仆都尉进行探讨，对于我们了解其来源和僮仆都尉对西域的管理提供了可能，遗憾的是对于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并没有做出进一步明晰，只是针对林幹先生的观点发表了如下意见: “这样的 意见，或许还可以讨论。”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从史书的记载看，有些问题确实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 尽管《汉书·匈奴传》在最初记载匈奴官职时并没有在其中列举日逐王，但匈奴日逐王之称呼是否是先贤掸被封才开始有也依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按照《后汉书·匈奴列传》的记载，在匈奴的官职系列中设置有“左右日逐王”。也就是 说，虽然僮仆都尉是随着日逐王先贤掸的降汉才撤销的，但《汉书·匈奴传上》有“狐鹿姑单于立，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日逐王者，贱于左贤王。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的记载并不能说明 “日逐王”始于先贤掸，即设置僮仆都尉的日逐王是否是先贤掸是有疑问的。 从史书的记载看，匈奴对西域的统一是在冒顿单于时期。史书对此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依据《汉书》所载冒顿单于和西汉文帝来往的文书， 匈奴冒顿单于派遣右贤王实施了对西域的征服。《汉书·匈奴传上》载: “(文帝)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 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林幹先生将此事发生的时间定为汉文帝六年/匈奴冒顿单于三十六年(公元前174年),但按照《史记·文帝纪》的记载: 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率军入侵河南地，汉文帝派遣灌婴领8万车骑迎击，结果是右贤王“走出塞”。如果这一记载准确，那么接下来的“其明年”，应该为汉文帝四年(前176年)。也就是说，匈奴冒顿单于派遣右贤王对西域的征服时间应该是公元前176年，由此也奠定了匈奴对西域的全面统治。而 果认为僮仆都尉是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在太始年间或征和元年(前92年) 设置，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之前匈奴既然已经实现了对西域的统一，那么对西域的管理是如何进行的？抑或是近百年之后匈奴日逐王先贤掸设置僮仆都尉后匈奴才开始对西域实施有效管辖? 故认为僮仆都尉为先贤掸所设置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说通，该机构的设置和匈 奴对西域的统一应该是同步的。 上述所载“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是对僮仆都尉设置地点及具体职责的高度概括。王子今先生在《匈奴“僮仆都尉”考》中对“僮仆都尉”的词义做过系统阐述，认为“‘僮仆都尉’称谓则与其他‘官号’明显不同，突出显示了汉文化影响的某种痕 迹”。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应该说“僮仆都尉” 之“僮仆”“都尉”都是汉语词汇，以往学者多从 “僮仆”为“奴隶”之意出发来解释其具体职责，认为“匈奴单于国在西域设置的官员，‘僮仆’即指奴隶，僮仆都尉的职责是统管西域各国，从官名可知，匈奴将西域各国居民视为奴隶”，但是这种认识似乎需要补充修订。首先要明确的是，“僮仆都尉”虽然是一个匈奴官称，但其和“撑犁孤涂单于”等汉字注音的匈奴词汇不同，“僮仆”和 “都尉”都是汉语词汇，因此“僮仆都尉”的性质有两种可能: 一是其可能并非是匈奴原有的官职称 呼，是汉语的意译词汇; 二是该名称如果是匈奴原有的官称，则可能是匈奴人设置了一个由汉语词汇构成的官职，其背后所体现的即如王子今先生所言“显示了汉文化影响的某种痕迹”。鉴于文帝和冒顿单于时期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存在“争长”的情况，冒顿单于将对西域的统一作为向西汉文帝炫耀的重大事件，似乎匈奴不太可能用来自于汉语的词汇命名其官职。因此，“僮仆都尉”的匈奴语原称是什么我们可能已经无法 知道。至于从“奴隶”出发来理解“僮仆都尉”官职的含义，笔者认为其反映的是汉人的认识，视之为“属民”或“属国”似乎更为准确。“都尉”“使领”“常居”“赋税诸国”等也都是汉语词汇，是汉人对“僮仆都尉”职责的解释，即领兵镇抚西域诸 国，经常驻扎在焉耆、危须、尉黎三国之间，似乎并没有固定的府衙，但收取赋税，以示匈奴和西域诸国之间存在政治隶属关系。 从史书的记载看，“僮仆都尉”为匈奴日逐王辖下的官员，而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降汉之后，其使命自然结束了，同时也标志着匈奴对西域全面管理的结束，西汉逐步实施对西域全面管理的开始。尽管“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分属匈奴和西汉两个不同的政权，但从对西域管理的角度来看，认为二者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应该是符合逻辑的，不同的是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 二、有关西域都护的记载 有关西域都护或西域都护府的记载相对较多，涉及到西域都护设置时间、职责及历任都护的主要有以下诸条。 (1) 《汉书·百官公卿上》：“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 (2) 《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西域都护， 武皇帝始开通西域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护，秩二千石。平帝时省都护，令戊己( 都护)〔校尉〕领之。” (3) 《汉书·郑吉传》：“神爵中……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 (4) 《汉书·西域传》：“其后日逐王畔单于， 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也。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 可击，击之。” (5)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赞曰: 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其余无称焉。陈汤傥荡，不自收敛，卒用困穷，议者闵之，故备列云。” (6) 汉简：“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宣建都/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十人送至将车◆发。” 当然，史书和汉简对历任西域都护事迹的记述还有很多，只是与本文讨论主题关系不大，所以不再一一罗列。综合分析上述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有关西域都护和僮仆都尉的记述在方式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作为主管西域的最高长官，西域都护的职责是“使护”，僮仆都尉的职责则是“使领”。“使护”和“使领”是有差别的，反映着西汉和匈奴对西域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具体言之，西汉王朝不收取赋税，西域都护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 可击，击之”，重点在于“督察”和“镇抚”; 匈奴对西域则是侧重行政管理，僮仆都尉虽然也领有军队， 但主要职责是“赋税诸国，取富给焉”，重点在于管理方面的收取赋税。或许是“使护”和“使领”职责实施需要的不同，西域都护“治乌垒城”，因为该 地“与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而僮仆都尉则是“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便于“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与此同时，这种叙述方式的相似性为“僮仆都尉”是汉人意译官称的认识提供了又一个佐证。 其二，关于西域都护的设置时间存在较大差异。从文献记载来看，对西域都护始置时间的记述主要有地节二年(前68年)、神爵二年(前60年)和神爵三年(前59年)三种说法，而汉简资料则显示“都护”一词出现在元康四年(前62年)。针对这些不同记载，尽管各类史书多采用神爵二年的说法，但依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其中刘锡淦、李大龙、刘国防、李炳泉等均有专文讨论，而最新的专文则是张瑛的《汉代西域都护设置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这些专论在上述三种不同认识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神爵二年设置、三年立府施政的第四种说法，值得关注。 赞同西域都护设置于地节二年。刘锡淦先生认为: “西域都护之设，不在神爵三年，而是地节二年。那么，神爵三年之说，从何而来，此乃设官与正式任命两事混淆所致”; “地节二年，破车师，汉设西域都护，升郑吉为卫司马，令代行都护之权，所以《公卿表》在西域都护之后，特写‘加官’二字，其所以如此，就因当时郑吉的级别尚低，待封安远侯后，才正式任命为都护。都护之设在地节，正式任命在神爵，均以郑吉始”。刘国防在列举了史书和汉简的记载后大体赞同此说法，“我们认为建号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 的说法是可信的。除上引居延汉简可以为证外，《汉书》之《百官公卿表》和《傅常郑甘陈段传》也有相似之 记载”，他认为使者校尉是西域都护的前身。 赞同西域都护设置于神爵三年。笔者通过考证，认为“使者校尉”实际上是“使者”和“校尉”两个职务，并非一个官称，进而认为“《汉书》有关西域都护始置时间的不同记载虽然互有矛盾，但也有相同之处，即都与郑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间不同是对郑吉的职务记载不同所致，因而要想探明西域都护的始置时间，区分上述记载的正误，关键是要弄清楚郑吉的职务变化及其年代”。从史书的记载看，郑吉的职务变化是郎→侍郎→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西域都护，“而使护鄯善以西南道改称西域都护是在神爵三年，即公元前 59年”。 赞同西域都护设置于神爵二年。张瑛通过分析史书、汉简及之前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神爵 二年说和神爵三年说其实并无绝对矛盾，只是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略有不同”; “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在西域的其他机构， 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李炳泉在《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中对汉简中的“都护”一词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弥合神爵二年和神爵三年两种说法的矛盾。他认为汉简中的“都护”并非指“西域都护”，“将西域都护的设立时间确定为宣帝地节二年是不能成立的”，“西域都护设官于宣帝神爵二年，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期为加官，属虚名，约在汉成帝时变为国家正式编制下的实名官职”。 尽管学者对西域都护的设置时间依然存在不同的认定且有想将西域都护始置时间提前到地节二年的倾向，但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设置的僮仆都尉被撤销，西汉的西域都护取而代之却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赞同，似乎没有被质疑过; 而对于西域管理来说，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也构成了实际上前后相继的关系。如此，如何认识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历史的标志是僮仆都尉还是西域都护就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在于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要远远早于西域都护数十年，而是事关我们如何认识中国疆域史以及如何评价边疆政 权在其中作用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