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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定位僮仆都尉与西域都护 如何认识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的关系，实际上早就有人给予过关注，遗憾的是从族群的视角提出的。刘锡淦在前引文中曾经提及: 有学者认为西域都护的前身“不是使者校尉，而是僮仆都尉，理由是匈奴既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他所建立的僮仆都尉是‘领西域’，‘领’也就是管理或治理的意思，西域都护的职权则与此同，后者接替了前者，作为中华民族说来，僮仆都尉应该是西域都护的前身”。但此认识为刘锡淦所反对，理由是: “第一，二者职权虽同，但二者所推行的政令不一; 第二，西域都护的建立，不是因日逐王降汉才设，而是在这之前即有此职; 第三，前后之间毫无继承性。因此，把僮仆都尉作为西域都护的前身是不适宜的，从而也是不可取的。”将僮仆都尉视为西域都护的前身自然是不成立的，因为西域都护的前身是使者或“使者校尉”。但笔者则认为在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轨道过程中完全忽视僮仆都尉的重要作用，或者完全割断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之间前后相继的关系的做法似乎过于简单了，更是严重“不可取”的做法。 或许是受到上述观点的影响，在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轨道时，国内的论著无一例外地将西汉设置西域都护作为标志而非僮仆都尉。 《新疆简史》是较早系统诠释新疆历史的专门性著作，其选择的标志即是西域都护的设置: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郑吉为西域都护，“至此西域这块地方，包括今北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就都正式列入汉朝版图。这不仅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上述历史表明，这也是我国整个历史和新疆地方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是新世纪撰写的有关新疆历史的著作，其对新疆纳入中国版图过程的诠释是: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 ，匈奴日逐王汉，匈奴势力最终退出西域，汉朝取代匈奴，统一了西域。从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 上述论著基本反映了国内学界的一般认识， 基本属于以历代王朝或中央王朝为基点出发而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其背后或多或少还有“汉族中心论”的影子。但是面对西域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脱离开历代王朝叙述视角，如果认为匈奴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政权，其历史属于中国历史，那么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对于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轨道的重要作用就存在一个是否应该重新定位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否将匈奴政权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对西域实施有效管辖视为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轨道开始的标志? 理由是，既然匈奴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匈奴对草原地区的“一统”为其后的鲜卑、突厥、蒙古等族所继承和发扬，为草原地区最终融入中国历史成为中国疆域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牢固基础。从逻辑推理言，既然匈奴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匈奴疆域自然也是“历史上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那么其所设置的僮仆都尉也就完全可以视为西域融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开端的标志。换言之，虽然我们不能将匈奴设置的僮仆都尉看作是西汉西域都护的前身，但可以视其为中华大地上的古代王朝( 还是游牧王朝) 对西域实施有效管辖的开端。更重要的是，类似如何定位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的情况实际上并非个 案，我们在构建西藏历史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同样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如何认识西藏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历史，我国学界也经历了几度变化，目前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二是“西藏自元代以来纳入中国版图”。罗广武《为什么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视为前一种观点的代表，该文以谭其骧先生对中国疆域的界定为基础，从地理、考古、民族学等诸多方面论证，认为“我们的结论是两句话: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到了元朝又成为了中国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地区。这两句话是科学的、完整的、含义明确的、不会引起误解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这种观点应该是我国学界的传统认识。张江华《西藏何时归入中国版图》则代表着后一种认识。该文认为“唐朝与吐蕃实质上是并列关系”，“到元代，西藏与中原王朝不再是并列关系”，“从元朝统一西藏的过程看，以军事先导为起点，崇佛为手段，恩威并施，笼络上层，建制委官，使中央对西藏享有完全的主权。从此西藏完全归入中国版图，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说，这两种认识对元朝管辖西藏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由于受到“中国中央政权”观念和“主权”理论的影响，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而差异形成的关键点则是对唐朝和吐蕃关系的认定问题。在后一种观点看来，唐朝和吐蕃 是并列关系，唐朝是实现了中国“大一统”的王朝， 可以视为“中国”，但其并没有对西藏地区实施有效管辖且吐蕃也并未被视为“中国”; 而元朝既是被视为“中国”的“中央王朝”，同时又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辖，故而认为在元代“西藏完全归入中国版图”。暂且不说这种逻辑推理所涉及的“主权”是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给欧洲乃至当今世界的概念，用其审视古代传统王朝的疆域构成是否适宜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就是这种推理也完全忽略了吐蕃及其之前西藏地方诸多政权和族群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构建中的作用，犯了和认定西域纳入中国版图相同的错误:吐蕃和设置僮仆都尉的匈奴一样，因为不被认为是“中国”的“中央政权”，故其对西藏和西域的有效统治自然不能称之为“纳入中国版图”的开始。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吐蕃而言，唐朝统治者可以视自己为“中国”，而相对于实现更“大一统”的元、清、民国乃至于今天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而言，唐朝和吐蕃则都属于“中国”，不仅其疆域可以被视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其设置机构实施有效管 辖的区域也应该一视同仁，因为我们诠释的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而非单纯的汉朝或唐朝疆域及其历史。 在历代王朝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实现局 部“统一”的匈奴、吐蕃、突厥、回鹘、南诏、高句丽、渤海等因为政治中心没有进入过中原地区，都难以进入到王朝主体系列; 而进入中原地区和其他中原王朝争夺“中国正统”的政权被分为两类，一类为实现了局部“一统”乃至“大一统”的王朝，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是被纳入到历代王朝系列之中的，可以被视为“中国”; 一类则是在“正统”争夺中败北的，如东晋以来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建立的汉、赵、秦及诸燕等政权，因为没有获得“正统”的确认，其地位也没有被列入“历代王朝”序列 的可能，因此不仅不能以“中国”称呼之，而且还被称之为“五胡乱华”。也就是说，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历史上中国”的大讨论基本达成了历代王朝疆域不能等同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一般认识，但历代王朝尤其是实现“一统” 的王朝往往被视为“中国中央王朝”的认识还是制约着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诠释，边疆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政权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定位。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而非匈奴设置僮仆都尉，元朝对西藏实施有效统治而非吐蕃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一统”分别被视为西域、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开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结语 由此来看，是以西域都护还是以僮仆都尉的设置为西域融入多民族国家的开端体现着学界不同的视角; 而西藏是“自古以来”还是从“元代开始”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也体现着史观的不同。其背后的支撑理论则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是传统的历代王朝话语体系，一是出现在近代并构成国家法基础的“主权国家”话语体系。 “主权”理论形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而中国符合主权国家理论的第一个条约则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不加区分地完全用“主权”的原则审视中华大地古代王朝的疆域自然是存在缺陷的。而历代王朝为主体的话语体系对我国学界影响至深，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号称“二十五史”的“中国正史”系列作为支撑，其所涉及的历代王朝被视为“中国正统”。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正统”是中华大地诸多政权尤其是进入中原地区的政权打击异己势力的有力武器，由此也形成了中华大地在时间上具有先后相继关系的历代王朝体系，这一体系尽管屡屡强调“华夷之别”却并没有将非“华”族群建立的政权排斥在外。只是以历代王朝为基点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在“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下往往被扣上“大汉族主义”或“中原中心” 的帽子。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该话语体系不仅面临着来自“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解读，而且也面临着美国“新清史”学派的 挑战，更面临着诸多邻国为构建自己国家的历史话语而对我国边疆历史的肆意解读。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所谓“中国中央王朝”叙述体系，重新建构客观阐述边疆政权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话语体系则显得尤为重要和日益迫切了。 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是当今我国学界的共识。既然中华大地上的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那么这些政权和族群的历史自然就应该是我们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所应该涵盖的内容，这些政权所设置机构进行有效管辖地区的历史也应该包括在内。唐人李大亮曾经用“本根”和“枝叶”来形容唐人心目中的“天下”: “中国百姓，天下本根; 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此说法也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认同。但是，当今学者多从民族国家视角认识并将其归入“歧视”或“中原中心论”之列，从“天下”的角度看，无论是“本根” 还是“枝叶”都是“树”的组成部分，尽管存在差别，但二者是一体的，共同构成了“天下”。“天下”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族群或政权用以形容“大一 统”王朝疆域理想的词汇，但理想中“大一统”的 “天下”演变为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则是历经二千多年的发展在清朝最终实现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其开始实现的重要标志，此后清朝便以近现代主权国家“中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既然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是构成“天下”的“中国百姓(华夏) ”和“四夷”共同缔造的，那么从逻辑上讲不仅历代王朝是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自古”，“四夷”的区域也应该给予相同的认定，即“四夷”活动的边疆地区也应该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自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刻意夸耀其辽阔和强大，因为其间也存在有些政权和族群脱离的情况。至于有些政权和族群互动的区域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脱离了轨道，对其过程予以客观诠释无疑也是历史研究应有的且更为客观的做法，也更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一主流看法。 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