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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非洲史研究的贡献 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提倡民族主义史学，这是非洲第一代历史学家的使命，目的是实现史学研究领域的非殖民化。正如唐纳德·德农(DonaldDenoon)和亚当·库珀(Adam Kuper)所言：“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起国立大学后，便不可避免地兴起以国家为基础的史学……来弥补独立之前的殖民史学留下的空白。”[28]阿贾伊正是这么做的，在他的非洲史研究中，积极倡导民族主义史学，努力还原殖民前的非洲历史，并加强对公众的历史教育，树立非洲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第一，对西非史(含尼日利亚史)的研究。 作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贾伊主要关注西非历史(包括尼日利亚历史)，著有《西非史》(合著)、《非洲历史上的人民和帝国》以及《19世纪的约鲁巴战争》等。在对西非历史的研究中，阿贾伊着重对西非主要文明古国——加纳、马里、桑海——近千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评价，用可靠的事实回应“非洲历史荒漠论”的殖民主义观点。 《西非史》为阿贾伊和迈克尔·克劳德(Michael Crowder)联合主编，于1971年出版，是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成为当时西非各大学的教科书，也是相关领域历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该书最大的特色是从非洲的视角来撰写西非史，如该书第16章主要撰写西非人民自古到1800年的历史，不同于西方学者笔下的西非史，后者主要撰写西方人在西非活动的历史，如英国学者费奇的《西非简史》。[29] 在《西非史》一书中，阿贾伊认为，古代西非的文化主要是黑人文化，黑人对西非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尼日利亚的诺克文化(Nok culture)代表了西非铁器时代的辉煌成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铁器时代文化，充分显示了西非古代文明的悠久历史。[30]铁器时代以后，西非进入了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组织，文化的发展也得到进一步提升。阿贾伊对西非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古代城邦、王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自豪地说：“在西非地区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都较为发达的国家，像西苏丹的加纳、马里、桑海三大帝国，东部地区的豪萨城邦和博尔努王国等。”[31]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代表了西非古代历史的辉煌成就。阿贾伊继而分析了这些国家兴衰的原因，认为这些国家的崛起主要依靠强大的武力支撑，同时也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导致武力的衰落，这些国家的强盛才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形成巩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32] 阿贾伊研究了西非历史上族群之间的战争，比如约鲁巴战争(Yoruba Warfare)。这场战争发生在19世纪20—90年代，主要是西非约鲁巴各邦之间，以及他们与周围的富拉尼人和达荷美人之间的战争。阿贾伊认为，英国在西非的黑奴贸易加剧了约鲁巴各邦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约鲁巴各邦之间的不断战争，才给了英国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将整个约鲁巴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下，在1897年全部沦为英国的保护国。[33] 作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贾伊对尼日利亚的现代历史予以极大关注，1985年，阿贾伊撰写了《尼日利亚政治文化的演变》一书，通过对尼日利亚政治文化演变历史的梳理，阐述了他对尼日利亚政治的看法，彰显出历史学家对现实的关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族群矛盾始终困扰着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同样如此，1963年，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成立，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存在着种种矛盾，三大部族(豪萨—富拉尼族、伊博族和约鲁巴族)之间为各自民族利益而进行争权夺利，“地方民族主义”弥漫在尼日利亚政治文化当中，不利于联邦国家整体的政治团结与统一。所以，国家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矛盾冲突是妨碍尼日利亚政治稳定和民主进步的重要因素。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在国家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倾向地方民族主义，有时倾向国家主义。1967年至1970年，年轻的尼日利亚发生了内部动乱——“比夫拉内战”(Biafra war)。虽然最终联邦政府军队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统一，但经过这场战争，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人民是这场残酷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阿贾伊认为，国家的政治民主进步需要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团结，只有各个民族和平相处、国家统一，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才能稳步向前发展。[34] 阿贾伊认为影响尼日利亚政治文化演变的因素颇多，包括传统的政治统治者——酋长；尼日利亚新的政治精英，即尼日利亚民族知识分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性因素；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以及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的成立。[35]总之，尼日利亚社会近千年以来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宗教信仰和其他历史性因素都对尼日利亚政治文化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36] 第二，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是一部主要由非洲学者撰写的非洲历史，在39名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中，有三分之二是非洲人。这部书的指导思想是从非洲内部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注重使用口述资料和考古资料，甚至是通过语言学等研究手段还原非洲古代历史，所以，这部《非洲通史》被视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一大成就。 《非洲通史》第六卷是由阿贾伊主编的，该卷的主题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洲”，主要是概述欧洲人在非洲进行“大角逐”和建立殖民统治之前的19世纪非洲历史。这个被称为“殖民地前的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非洲历史的重新解释。 阿贾伊认为，非洲的历史演进应该主要从内部寻找原因，即使19世纪非洲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举例说，19世纪埃及的变化，不应该全部归因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影响，而是早在18世纪就已形成的各种内因的总和所造成的，这些内因促成了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民族运动。他说：“如果不从非洲社会的内部动因中寻求答案，欧洲的工业化和世界经济对非洲的影响便很容易成为另一种假说。”[37]在这方面，阿贾伊修正了戴克的观点，戴克在他著名的《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1830—1885》中提出：西非的近代史主要就是五个世纪以来同欧洲各国通商贸易的历史；海外贸易、商路的变化，以及内地市场网络和为海外贸易服务的跨西非长途贸易，是19世纪非洲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38] 在《非洲通史》第六卷中，阿贾伊对19世纪非洲内部改革十分重视。他说：“最突出的是19世纪非洲领导人在各个不同地区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有些改革是由于受到非洲文化遗产的激励，另外一些改革则是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改革思想的影响。”[39]这样的改革在19世纪的非洲很多，比如在北非有著名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那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工厂，训练西式军队的近代化运动。在南部非洲有姆菲卡尼运动，这一运动促使北恩古尼王国采用年龄等级制度建立起常备军。但是，这些改革很多遭到失败，阿贾伊认为，这主要是西方干预破坏的结果，他说：“非洲内部的改革努力一直遭到外来干涉的系统破坏。”[40]阿贾伊认为，对于19世纪非洲内部的改革努力，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所以，在这一卷的结束语部分，他重点讨论了该问题。他认为，非洲19世纪的内部改革努力表现在政治结构、军事体制、社会和经济变革等方面。总之，在《非洲通史》第六卷中，阿贾伊重视非洲内部的变化，并将此作为19世纪非洲历史演进的主要原因，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第三，重视历史教育。 阿贾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在非洲历史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非洲国家独立后，建立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是各国教育事业的首要任务，阿贾伊是西非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他推动了尼日利亚中学教育体系和大学高等教育模式的变革，对尼日利亚甚至西非的历史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阿贾伊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但他对尼日利亚的本土教育十分重视。他认为非洲有过许多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以这些古代文明为主体的非洲本土教育，符合非洲人民的切身利益，能够提高非洲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非洲国家独立之初所实施的教育仍然是西式教育，他认为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为了抵制西式教育，阿贾伊对非洲尤其是西非古代历史进行研究，希望能从非洲本身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形成一套具有非洲本土特色的非洲教育模式。[41] 作为历史学家，阿贾伊对非洲历史的本土教育尤其重视，并且身体力行。一方面，阿贾伊在大学里进行课程改革，加大本土历史的内容，开设具有非洲传统文化特色的课程，提高了学生对非洲传统文化知识的认识，便于他们未来走向中学教师岗位后，加强对中学生非洲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阿贾伊编写贯彻本土历史教育思想的历史教材，为增强中学教师对非洲古代辉煌文明的了解，他负责编写了《千年西非史》和《19和20世纪的非洲史》，深受读者欢迎，尤其是《千年西非史》成为中学师生酷爱阅读的掌中书。[42] 阿贾伊不仅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成功的历史教育家，为尼日利亚以及非洲史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正在继承和发扬阿贾伊的史学研究传统，活跃在非洲乃至世界学术舞台上，如前文提及的著名的非洲史专家托因·法洛拉就是阿贾伊的学生。 结语 作为非洲国家独立后第一代历史学家，阿贾伊成就卓著。他对非洲历史的研究相当广泛，不仅对约鲁巴族和尼日利亚等民族史进行研究，而且对西非地区的历史，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都有所涉猎。此外，阿贾伊还对基督教使团、非洲教育都很有研究。阿贾伊非洲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其民族主义史学观点，他的非洲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非洲历史和文明正名，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还原非洲历史本来面目，确立非洲历史的“本体论”，向非洲以及世界人民展现非洲历史上的辉煌灿烂文明。以其作为重要代表的伊巴丹历史学派，也成为20世纪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并促进了非洲史学的发展。 阿贾伊对非洲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同时，他的非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时代需要，他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反殖民主义史学、基督传教士史学和国家政治史方面，对于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研究甚少涉猎。而且，阿贾伊的史学研究过于集中在对非洲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研究，不免夸大了社会上层少数“精英”的作用。例如，阿贾伊在对基督传教士活动所形成的非洲“精英阶层”的研究中，重点强调了这些精英群体对非洲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忽略了普通人民的重要作用。 当前非洲史学深受西方史学新动态的影响，新文化史在非洲也很有市场，非洲妇女史、环境史、疾病史、社会史以及文化史成为新热点。这种发展看似百花齐放，却也存在隐忧。在目前的全球史学领域，非洲史学的地位没有提升，反而下降，失去了20世纪50—70年代非洲著名历史学家辈出的繁荣景象。彼时，像肯尼思·戴克、阿德·阿贾伊、阿杜·博亨、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以及奥戈特等人都是享誉世界的非洲著名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在非洲历史学领域很有话语权。在非洲联盟已经制定《2063年愿景》，倡导非洲复兴的大背景下，也需要非洲史学的复兴。因此，需要从非洲史学传统和阿贾伊等非洲第一代历史学家那里汲取营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