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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鸦片战争以前，因俄国与西方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近东地区，东北亚海岸线一直相对平静。鸦片战争后，英国对华影响力不断上升，俄国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去了黑海的驻兵权。为抗衡英国，打破既有的对华条约体系，实现其海洋扩张战略，俄国将目光转向东北亚海岸线及其外流河。俄国拉拢美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假扮调停人，实现了其对东北亚水域的地缘政治阴谋。 关 键 词：地缘政治/东北亚海岸线/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S106)。 作者简介：赵欣，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 姚蘭，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外关系史。 东北亚地区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天然良港。1850年代以前，因俄国与西方国家对该水域的地理认知十分有限，一直相对平静。从地缘上讲，彼时最缺乏海岸线和出海口的东北亚周边国家无疑是俄国。它北接冰封的北冰洋，西邻瑞典所占的波罗的海，西南为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黑海，东部通往鄂霍茨克海的黑龙江则是中国的内河。地缘上的海洋劣势不仅是俄国与其他国家交通的桎梏，更是其经济发展缓慢①、海军军备跟不上世界步伐的主因。为此，俄国一直在与邻国博弈出海口：为争夺波罗的海，18世纪上半叶与瑞典争战20余载；为夺取黑海，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10余次侵略。可见，俄国对近海领土的扩张意识和海权意识非常超前。 黑龙江与东北亚海岸线因远离俄国政治中心而只是其备选棋子，印度洋才是其主要目标。1725年，彼得一世临终嘱托：“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是世界真正的主宰……”②然而，因英国先占印度，俄国的近东扩张屡遭其阻挠。特别是从19世纪起，工业革命的大产能与新技术(特别是武器制造)开启了国际权力平衡的划时代变革。③仰赖于近海的天然优势和工业革命的坚实基础，英法等国锻造的强大海军和远航能力促使其商圈不断向东拓展。而俄国未经工业革命，经济滞后，控制近东海岸线的目标变得愈发艰难。为改变现状，俄国利用其在北太平洋的地缘优势加重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困境，支持北美独立，以此在近东牵制英国。 1850年代初，凭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重树的威望，俄国趁土耳其衰落之际欲一举控制黑海与巴尔干半岛，占领了多瑙河畔的主要区域。苏丹阿卜杜勒·梅杰德于1853年4月16日向俄国宣战，打响了克里米亚战争。④起初，俄国对付土耳其绰绰有余，但英法联军随即卷入，装配着蒸汽动力的英法铁甲舰将俄国的旧式帆板战舰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英法联军还北上太平洋，试图剿灭俄太平洋舰队。1853年8月，英国巡洋舰到达锡特卡(俄北美殖民地首府)附近，俄美公司唯恐英国舰队进攻该地，恳求美国政府承认俄北美沿岸公司的领土与运输的中立性。⑤1855年，英法联军捣毁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彼时，俄国舰队虽在英法进攻前早已撤至黑龙江河口，但因补给匮乏而处境艰难。美国出动军舰向俄军输送补给，⑥还派员向俄国运送战舰和武器。⑦倚仗美国的支持和自身对北太平洋水域的熟悉，俄太平洋舰队趁雾穿越英法当时以为不能通航的鞑靼海峡后，沿黑龙江遁走，英法联军被迫退出。对俄国而言，战争使之失去了黑海的驻兵权，经济重压迫使其削减海军军费，不再武装波罗的海舰队，亦不再往地中海派遣小分队。而东北亚海岸线上的胜利，使俄当局意识到太平洋水域的战略意义⑧，并为其向中国索要黑龙江左岸领土提供了借口，即“保护中国免遭英国侵扰”。⑨穆拉维约夫以黑龙江为中心的东北亚防御理论得到了俄皇室的大力支持。1855年，穆拉维约夫奉命创建阿穆尔省，并出任尼古拉耶夫斯克总督。他上任后即命令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沿着“满洲”海岸线一路下行至朝鲜进行调查，明确提出最远至乌苏里江的中国内陆也必须被划入俄国领地，海参崴将会成为一个辉煌的港口。⑩于是，俄国决定南下争夺东北亚海岸线，将迭·卡斯特里湾海岸“建成海军驻地”，并“开启征服日本、朝鲜和中国的计划，与英美竞争商业和太平洋霸权”。(11) 一、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地缘政治设计与英法联军北上 鸦片战争以前，中俄因地缘之故建立了一种介于朝贡体系与条约体制之间的特殊关系。两国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疆交界区。为划定国境线，规避边疆领土争端，规范边民商贸文化往来，中俄两国分别于1689年、1724年、1727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中俄布连奇斯条约》，除乌第河待议区外，基本划定了中俄东段、中段边界。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形成遵循国际条约法则的意识，签署这些条约更多是出于对“化外夷人”的“恩赐”。按《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国东正教传教团自18世纪初起即留驻北京，并许其建一所语言学校，定期派商队往赴北京。然而，这些商队被清政府视为朝贡使团，从俄国对华业务皆由专门处理藩国事务的理藩院负责这一点就可见端倪。而俄国为从中国获利，再加上其战略布局重点在近东，因而对清政府在觐见礼仪等细枝末节上的藐视基本采取了默认态度。“俄国的优势在于其能在北京保留一个大学，也在于其有大范围相互连接的边境线。在那些边境线上，合法与不合法的贸易时时发生，与俄国的政治网络缠在一起，默默地诱使中俄陷入这张网中。”(12)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等近海强国不仅在华南占据了贸易优势地位，还将触角伸进了东北亚海域。1788年，法国航海家拉普鲁斯(Lapérouse)赴库页岛(萨哈林岛)附近水域考察，并以其名字命名了库页岛与北海道之间的海峡，即拉普鲁斯海峡。1796年，英国探险家布劳顿(Broughton)考察黑龙江河口，认为鞑靼海峡不可通航。(13)由此，俄国开始在远东对英法布防。首先，打破既有的对华条约体系，从中国北面打通黑龙江航道，进入太平洋沿岸海港。1801年出台了俄中恰克图贸易新规，1803年派探险家克鲁辛斯特恩去探测黑龙江河口。1805年，派戈洛金使团(14)赴华协商划定中俄边境事宜，提出广东沿海一带对全部俄国船只开放，至少允许一些俄船每年在黑龙江上航行等要求，欲开启中俄之间的新型关系。克鲁辛斯特恩率“娜杰日达号”与“涅瓦号”同步在广州靠岸。这是俄船首次驶入中国港口，意在促使清政府同意对其开放广州。(15)两广总督吴熊光命令俄船在广州完成交易后须遵从中俄旧有贸易体制，只在北疆贸易。此次俄船须由英船带入，因英国商务代表是各国商务头领。(16)尽管如此谨慎，吴仍因擅允俄船入广而被革职。戈洛金使团则因礼义之争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7) 其次，效仿英法列强，以欧洲条约的形式实现并固定其对黑龙江及东北亚海岸线的地缘政治设计。1855年，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大主教巴拉第传信说中国内乱四起，恐将分崩离析。(18)基于此，沙皇政府确信其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航行不会受到惩治，且俄国前期的考察证实“满洲”防护力量的确薄弱。1856年，时任驻伦敦领事馆军事顾问的伊格纳季耶夫听说英法组建一支联军欲开赴中国惩治清政府，便立即向俄国政府汇报。(19)俄国驻伦敦海军专员普提亚廷听闻此事后，马上前往圣彼得堡，因其有远东从业经历而被任命为中国特使，以解决“满洲问题”，获得与英、法同等的在华权利。其后，穆拉维约夫顺流而下至黑龙江，逼迫奕山签订了割让黑龙江左岸的《瑷珲条约》。 再次，熟悉亚太水域，尽量扶持清王朝，避免太平军胜利后中国政权处于英国势力之下。(20)对此，清政府并不领情。普提亚廷入华被拒，后被迫扮作英法联军的战争观察员才得以于1856年末在广州登陆，并从那里乘“亚美利加号”经上海于1857年8月5日(咸丰七年六月十六日)至天津。清廷企图说服普提亚廷在恰克图或黑龙江领取回文，普执意不肯，坚称“英夷深蓄异志”(21)。同日，咸丰降旨，令普提亚廷先行离去，候复文备齐再入津。显然，咸丰惧怕任何叛军和外国军人靠近京畿，因而对其入京之请，如临大敌。而普提亚廷正是抓住咸丰这一弱点，蓄意煽动英法联军北上逼宫。8月末，普提亚廷到上海后竭力交好英国，会见英领事罗伯逊(Roberson)，使罗伯逊相信其任务是敦促中国政府减少排外政策。(22)9月14日，普提亚廷返津。3日后，北京复文令其回国。普提亚廷佯称回国，实往日本，于10月29日与日本议结商约，确认了1855年1月的俄日商约。1857年11月初，再赴上海约见罗伯逊，暗示“在华有利益的列强一致行动会获益良多”(23)。11月14日，又至中国香港煽动英军司令额尔金。显然，普提亚廷往来穿梭间基本摸透了亚太水域各方的底细。 对于俄国在黑龙江和东北亚海岸线的企图与地缘政治野心，英法联军并不清楚，而与俄国交好的美国也仅略知一二。美方曾向俄驻美领事哥尔恰科夫提及此事，但他闪烁其词，只承诺美国将来在黑龙江通商的前景十分光明。穆拉维约夫也允诺迭卡斯特里湾、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贸易都对美国开放，且不收关税，商品免检。(24)此前，美国探险家佩里·柯林斯(Perry Collins)在考察黑龙江水系的基础上，提出应建设横跨欧亚、连接黑龙江的大铁路。(25)1858年春，他再次从远东经俄国欧洲部分返回。4月29日，他向国务卿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建议美国设立贸易公司与俄国太平洋沿岸进行贸易，并架设一条横跨欧亚的电报线。(26)可见，美国期待俄国能在黑龙江和东北亚海岸上出线，助其打开北太平洋沿岸与黑龙江、西伯利亚乃至欧洲的海陆贸易，因为“这不光会影响东方的命运，也必将使俄国因此对欧洲未来的权力平衡获得更牢靠的控制”(27)。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弗朗西斯·W.皮肯斯(Francis W.Pickens)也认为“阿穆尔铁路”是个令人极感兴趣的计划，这条铁路“将给我们带来太平洋沿岸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有价值并具有世界规模的贸易和旅行的方便”(28)。 1858年2月4日，英军总司令额尔金与法军总指挥葛罗同时致书普提亚廷与美国公使列卫廉，邀请他们一起向中国朝廷发出照会，提请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至上海谈判，接受各国外交使节入京，各条约口岸便利通商，华人、洋人信教一律自由等要求。普提亚廷煽动英法联军北上并未奏效，于是亲自执笔书写照会后，交由列卫廉改定。(29)照会中仅有一句提及边界和商栈事件。而普提亚廷提交的照会附件，英、法、美三国皆不知晓： 查分边界当以两隅直至东海，普提亚廷等四国，求祈贵国派出大臣，商务此件要事，请贵国预先晓谕，该大臣令其先议我国如何办理。查两国定界及地图式，惟自沙斌岭起，至石勒喀河止……当以黑龙江为界，况俄罗斯已有人民在黑龙江左岸居住，应以黑龙江左岸为俄罗斯边界。至黑龙江城附近满洲各庄，无论多寡，均令移居右岸，其移居费用本国供给外，并可赔偿钱财物件，惟祈以此事为要。再查乌苏里江下游，并无满汉人等居住，亦无赴彼此船只，应以乌苏里江右岸为界，且相距河源不远，当以入海河叉分作海岸。(30) 显然，普提亚廷是借四国共同照会之机，附上本国领土要求向清政府施压。他知道仅凭“公使驻京”这一条就会使清帝抓狂，照会肯定被拒。由此，他不难再借英法之力向北京进发，其逼宫的愿望就可达成。但他又假扮清政府的朋友，声称“帮助”清政府“防堵英夷”，“将海兰泡空旷之地给予我国，自有利益”(31)。当四国照会不出所料地被拒后，普提亚廷再次劝诱英国向北京进发，指出这是“唯一一条能向满族宫廷施压的方式”，并告诉额尔金向中国北方进军的时机在5月末就会结束。(32)事后，英国才意识到“北京俄国传教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虚假的、诱人的关于运河水深的断言，使我们确信我们的炮船可以毫无阻碍地到达距北京只有12英里的通州”(33)。当然，与俄国刚刚在克里米亚战场交完火的英军也不会轻信普提亚廷。4月23日额尔金致英国外交大臣克莱伦登的一件公文中表明，促成这次北上的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不甘向俄国人示弱的心理。(34)额尔金告诉普提亚廷，英国在浅水舰方面的实力很强。同时，英国北上还有防俄之意，“那些还没有与我们联手的，任何时候都可能调转枪头来反对我们”(35)。 英、法、俄、美四国代表于1858年4月末进京后，咸丰谕令所有“夷人”都回广东。(36)普提亚廷立即找到列卫廉，密示“这则消息可令联军各位使节自由行动了。敌对行动不用过大沽，或许就会对北京朝廷产生有利的效果”(37)。5月18日，额尔金与葛罗决定即刻进攻。20日，大沽口失守。27日，清政府与额尔金的译员李泰国进行谈判。同日，普提亚廷写信给葛罗，感谢他送来草约，并建议用武力迫使中国接受。(38)6月1日，苏章阿接受了俄国作调停人、劝阻英国进京的有条件的帮助。(39)普提亚廷的阴谋初步得逞。 实际上，普提亚廷出于俄国对中国东北亚水域的地缘政治诉求，根本不想让其他国家公使常驻北京，更不希望各口岸自由贸易，因为这无疑会影响俄国独占中国东北海岸线的设计。因此，他一面千方百计地劝说英法放弃这个念头，另一面递信给直隶总督谭廷襄，让其反对英国这两项要求。(40)6月11日，普提亚廷煽动列卫廉，怒指江海关司税李泰国要求准许英国船只、军舰和商船驶入中国的一切江河水道，“简直就是在把中国变成一个新的印度”(41)，并扬言他和他的政府将抵抗到底，如果持续下去，必然会引发欧洲战争。然而，英法不为所动，可见普提亚廷的话在联军面前并无多少分量。 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普提亚廷刻意争取的愿望达成，“中国今后给予别国的一切政治、贸易及其他特权，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由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前者是俄国彻底翻牌，将自己成功纳入西方最惠国阵营的标志，后者则是其要求批准《瑷珲条约》中索取黑龙江左岸等边疆领土的伏笔。次日，咸丰收到奕山递交的《瑷珲条约》，并降旨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接受。(42)18日，巴拉第到达，重提愿提供武器、教习与探矿人。普提亚廷允诺回国后即派员带火枪10000支，大炮50尊到大沽，(43)并拒绝再做直接调停。对于英法提出的条件，普提亚廷只怂恿中国不要接受，并担保英国绝不至于进攻北京。显然，俄国仍在蓄意挑拨中英矛盾，真正目的是促使清政府向其求援，然后再出兵“协助”以“控制中国军队”(44)，进而实现其对东北亚海岸线的全线控制。26日签订《中英条约》，次日签订《中法条约》。清政府应允英法公使长驻北京、内地通商，增开牛庄、登州等地为口岸等条件。 二、俄国二次“调停”及其对东北亚海岸线的割占与封锁 纵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对外条约，签约地皆远离京城。在清朝皇帝看来，远离京城的地带相对安全，即使该条约牵涉边疆领土割占等重大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清政府把自己与西方列强的条约视为一种权宜之计的体现。因而，若非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俄国借机要挟，咸丰根本没打算批准《瑷珲条约》，甚至准备置之不理。英法联军一退，在监察御史段晴川、少詹事许彭寿等人的撺掇下，咸丰的自负心理开始反弹。他说《瑷珲条约》是缓兵之计，推说俄国只是被允许临时借用黑龙江北岸，且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俄国都不能占用乌苏里江沿海地区。(45)为息事宁人，咸丰准备接受俄国关于边贸规则的大部分内容，想以此来安抚俄国，令其淡忘对乌苏里江沿海地区的要求。(46) 显然，咸丰低估了俄国的野心。俄国对外扩张从来都不是以商贸追求为第一要素，而是以出海口为目标的领土占领。对俄国而言，取得乌苏里江以东的海岸线就能迅速挺进太平洋，从而在东北亚地区形成对英国近东势力的牵制，并从中国北方形成与英国在远东的掎角之势。《天津条约》一签署，穆拉维约夫即亲自上阵，远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进行考察。1858年7月20日，他在瑷珲与奕山等人进行一系列亲密会晤。(47)1859年，俄国对乌苏里江流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全区调查，从乌苏里江至海，最南至朝鲜边境，以期按《天津条约》(1859年4月24日换约)第9款确定边境线。上校布多葛尔斯基指挥此次调查，划定了乌苏里江东、绥芬河及其支流瑚布图河、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其支流一直到兴凯湖等数十个地理坐标，确定了几座山脉的纬度，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48)可见，俄国极其重视东北亚海岸线，且志在必得。 咸丰的反悔无疑再次为俄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咸丰谕桂良等人在上海与英法交涉通商章程时，议改《天津条约》，设法取消公使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历等款，并避免英法两国公使进京换约。显然，咸丰这种出尔反尔、无视国际法的做法与俄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设计不谋而合。于是，俄国从国防预算中拨出50万卢布，支持清政府以强硬的手腕再次挑起与英法的战争。(49)结果不出所料，英法两国坚决不允修约。1859年6月，英、法新任驻华公使在英法军舰的护卫下，如期赴京换约并欲建使馆。依照国际惯例，咸丰理应分别接见英、法公使，但他深惧洋人，更不想与之见面，于是令僧格林沁伏击英法军队，双方在大沽口展开炮战，英法军舰受到重创，撤离南下。8月，美国公使从北塘入京取得了《天津条约》批准书。 准确地说，俄国本无借口参与英法联军的这次行动。早在1859年3月，俄国全权公使彼罗夫斯基就由陆路到达北京，取得了《天津条约》批文。但当他再提乌苏里江问题时，被严厉告知该领土是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外。他意识到《瑷珲条约》业已被否。为争取《瑷珲条约》被承认，经验丰富的伊格纳季耶夫取代了彼罗夫斯基，于6月带着军事代表团与武器装备赶赴北京。行至半路，便被告知中方改变了主意，伊格纳季耶夫只好将军事代表团与武器装备转送至西伯利亚俄军驻地。(50)伊格到京后一筹莫展，直到1859年12月，才使清政府承认《瑷珲条约》，且乌苏里江东岸无人居住，但咸丰仍坚持《瑷珲条约》无效。(51)伊格纳季耶夫驻京期间，清军并未干涉俄国传教士穿梭往来于俄驻京传教团与伊格驻地之间，俄国的北京城详图即在此间绘成。之后，伊格拿着地图，效法普提亚廷乘船赴上海。到了港口，他发现英法联军整装待发，欲再度北上。从落入联军之手的中国档案看，伊格愿向中国提供帮助的信件很可能曾被英法截获。(52)对此，伊格顺水推舟，称俄国向清政府提供武器是想帮后者打击太平军，但当他知道这与英法的行动相冲突时，就取消了这一计划。(53)为表忠心，他将所知的北京的地形信息报给英法两国，额尔金与法军司令拜伦·戈登都被伊格的“慷慨”所迷惑。而伊格正好可以利用升级中英战争来达成领土扩张目的。(54)伊格的活动引起了中国地方官的注意，他们迅速上报北京，使皇帝和朝廷大员都误以为俄国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背后推力。 1859年5-6月，英军占领大连湾，法军占据烟台，封锁了渤海湾，并开始对所占港口进行基础性的军事设施建设，以此作为进攻京津的基地。英国还有意将其拓展成永久性基地。(55)英军这一行动完全出乎俄国所料，表明英军已探知东北亚海域的战略要地之所在。这令穆拉维约夫更感忧虑： 从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领土问题能否在进入北京之前解决，并不重要。因为二者皆与欧美列强有关，我们保留《瑷珲条约》里中国皇帝赋予的所有权力，向普提亚廷伯爵汇报关于确立黑龙江与乌苏里江边境线的问题。但如果中国皇帝担心北京城被攻占，决定与英法签署类似条约，放弃能够保护其帝国北疆的俄国，任英法占领朝鲜和满洲海港与码头，任其居民遍及各地，那么形势对我们就会极其不利，虽然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海岸权将属于我们，但如果英国在附近驻扎一支海军，我们这里的海军部队就会完全陷于瘫痪。拥有两亿人的强大中国将在英法的监督和引导下，组建并武装起的军队将直抵我们的边境。(56) 伊格纳季耶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大不列颠想阻止我们获取我们所期待的远东领土权，认为其对英国海军领地来说是危险的”(57)。基于此，他更加谨小慎微。他以中立的军事观察者身份紧跟英法联军于1860年8月末入侵天津。咸丰帝深知英法来者不善，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两国要求须完全接受《天津条约》，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加倍赔款，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咸丰再次拒绝。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伊格随之入京。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但谈判破裂。9月18日，清政府铸成大错，将前去谈判的英方代表巴夏礼等39人扣押。26日，咸丰逃往热河前错上加错，处死了1名人质，另有多名人质被折磨致死，使英法联军震怒。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额尔金明令要“给皇帝点儿颜色看看，显然他应该对其所犯罪行负责”(58)，决定焚毁北京城外的圆明园作为报复。 彼时，清政府陷于绝望之中。伊格纳季耶夫则继续表示愿居间调停：“衷心支持满清王朝，希望其历久绵长!”(59)同期，英法谈判者向恭亲王奕  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政府对监狱中的联军罹难者进行经济赔偿，惩罚责任官员，批准《天津条约》。以两日为期，务必答复，否则变本加厉。为防事态扩大，奕 当天就接受了伊格纳季耶夫所谓调停人的帮助。(60)伊格纳季耶夫向奕 提出了3个硬性条件：(1)必须出具一份请俄国调停的正式书面请求，恭亲王与伊格必须直接对话。(2)须保持俄国全面知悉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谈判内容。(3)恭亲王必须承认并坚持《瑷珲条约》；完成对乌苏里江东部、朝鲜边界与西部边界警戒线沿线的测绘与划界；修改陆地贸易规则；允许在喀什葛尔、库伦、齐齐哈尔建立俄国领事馆。伊格承诺如果满足上述条件，可保英法联军最迟至1861年春撤军。奕 无奈应允，伊格暗喜：“这次我们有机会控制中国政府与联军的关系了。”(61)他左右逢源，又向英法表示：“我必须说服中国政府来与英格兰和法兰西外交官们谈判，带着远甚于先前的诚意来谈判，尤其要让他们感同身受，以其恐怖之道还治其人之身。”(62)然而，这一时期的英国档案中除向伊格纳季耶夫“慷慨”捐赠俄国墓地以埋葬遇难者表示感谢外，并无听信于他的任何记录，这表明英法两国并不买他的账。(63)1861年10月末，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皆被批准。但英法联军仍每日在城中出没，奕  对俄国亦是将信将疑，他开始怀疑招惹伊格会不会冒更大的风险，招来更大麻烦。为息事宁人，1861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署，清政府批准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但未同意将乌苏里江全部割让给俄国，中方仍保留图们江口的航行权。俄国由此基本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对中国之日本海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三、俄国占据东北亚海岸线对远东地缘政治格局之影响 清政府对国际条约法则的不当理解与海权意识的淡薄，使俄国抓住了复杂国际纷争背后的有利时机。然而，学界普遍认为的“俄国作为调停者坐收渔利”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整个过程不过是俄国狐假虎威，借英法之力与清政府的单方面交涉，并未形成对英法联军的有力干预。如1861年11月，英法之所以未撤军是因为技术故障，额尔金与戈登在签约之后就走了。联军一天也不想在北京多待：一是由于北方冬天寒冷，二是因为欧洲传来消息说伦敦对拿破仑三世的意大利政策表现出了一种不祥的冷静，如果英法军队在中国领土上成为敌人就会很尴尬。而英法联军的耽搁无疑在客观上促成了中俄条约。 不可否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扩大化与俄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以东海岸线的索求关系密切。这是俄国海洋战略的必然转向和有效延伸，而非单纯的领土索求。在这种索求的推动下，普提亚廷和伊格纳季耶夫屡至上海、香港，煽动英法联军北上。英法对俄国虽有防范，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其蛊惑或影响。如北上向俄国示威、答应四国联合行动、授意普提亚廷书发照会等都给俄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更关键的是，英法两国对日本海中国海岸线的忽视终使俄国“神不知鬼不觉地占据了图们江海岸线”(64)，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随之一变。 首先，俄国海军重地转至太平洋水域，远东军事战略布局沿东北亚海岸线呈线型分布并不断强化。俄国成功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的海域后，迅速展露出其独霸东北亚出海口和海岸线的战略野心，大力培养新型现代化海军，沿太平洋西岸重点打造波谢特、皇帝港、海参崴等新型军港，使之成为俄国海洋战略的新月形防御布局：南下可眺朝鲜，中间剑指日本，北部统筹全局。如波谢特港(65)吃水深等优越性被充分评估和放大，俄国欲将之建成“满洲沿海司令部”。以此港为基地，俄国还想扼控朝鲜港口，表示图们江上游“似乎完全适合我们长官偶尔偷窥一下朝鲜的舒适大港的要求”(66)。海参崴更接近东北亚水域的交流中心，兴凯湖与乌苏里江皆可通过黑龙江来实现军港与外流河航道的供给对接，因而成为俄国太平洋海军的北部重地，也成为俄国日后打造中东铁路实现水陆交通对接的军事枢纽。 其次，英、日等国的战略防御重心向东北亚水域倾斜。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英国将领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不甘心在东北亚水域的失败，于1855年8月至10月重返萨哈林北部水域，袭击俄军驻地阿扬，并试图在迭·卡斯特里湾登陆。英将詹姆斯·斯特灵(James Sterling)则占领了千岛群岛之抚鲁普岛，并在那里建了一个装煤站。(67)俄国割占黑龙江后，英国汲取克里米亚战争的教训，数次派员侦察东北亚水域，并刻意在《天津条约》中提出开放牛庄、登州。且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屯兵大连湾、烟台，并对旅顺港等战略要地进行命名，(68)既是为了在渤海湾形成对北京的合围之势，也是为了警戒俄国。(69)因此，俄国迟迟未敢占据大连。此外，英国坚持向北京派驻公使、与中国内陆通商，也有限制俄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南下的意图。后来，英国还一度欲占领波谢特湾，并实际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以形成对远东俄军的牵制。(70)日本亦加强对日俄交界区库页岛南部及北方四岛的布防管控。同时分别再与美、英、荷、法等国家签订通商条约，以抑制俄国对日本海岸线的垄断野心。(71) 最后，俄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俄属北太平洋领地被迫出让。俄国成功攫取全部日本海北岸后违背承诺，只发展军港，并未给予美国所期待的开放贸易。1860年，美国驻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领事G.O.蔡斯(G.O.Chase)写信给国务卿卡斯，大肆谴责俄国政府在黑龙江的商业政策，并附寄《圣彼得堡报》一篇文章的译文。文中提到1859年只有3艘外国船到达黑龙江。(72)1860年6月30日，蔡斯向前领事柯林斯抱怨迭·卡斯特里湾不再给外国人派领水员，“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对外贸易限额，与上年相较，非但没有实质性增长，还受到限制……到目前为止，这里没有建立出口贸易的任何迹象”(73)。俄国当局也没有把蔡斯当领事对待，连美国船的船舶证件都不交他保管，而要存放在他们那里。柯林斯构想的从加利福尼亚经英属哥伦比亚、阿拉斯加、白令海峡延伸到黑龙江河口的洲际电报线亦随之破灭。俄国决意垄断东北亚海岸线，“我们的利益在亚洲沿岸，因此我们必须把精力用在那里”(74)。俄国的做法显然激怒了美国。为安抚美国，维护北太平洋局势的稳定，俄国只好在商品采购等方面不断向美国让步，(75)并于1862年解散俄美公司，退出北美领地，忍痛向美国出售了阿拉斯加，从而达到区域利益平衡，换取美国对其亚太扩张的支持。 注释： ①Alexis Krausse,Russia in Asia,a Record and a Study,1558-1899,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899,p.3. ②彼得大帝遗嘱的真伪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论。但从俄国将其收录进《彼得大帝诏书汇编》及俄国在近代早期的扩张行为看，这个所谓的遗嘱的确指导了其近代的地缘战略目标。 ③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42. ④Nikolay N.Bolkhovitinov,“The Crimean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Proposals for the Sale of Russian America,1853-186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9,No.1,Feb.,1990,p.16. ⑤Nikolay N.Bolkhovitinov,“The Crimean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Proposals for the Sale of Russian America,1853-186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9,No.1,Feb.,1990,p.19. ⑥Alexander Wylly Habersham,The North Pacific Surveying and Exploring Expedition,Or,My Last Cruise,Where We Want and What We Saw:Being an Account of Visit to the Malay and Loo-Choo Islands,the Coasts of China,Formosa,Japan,Kamtschatka,Siberia,and the Mouth of the Amoor River,Philadelphia:J.B.Lippingcott & CO.,1857,p.13. ⑦“The Russian on the Amur,” Daily News,Nov.5,1857. ⑧《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秘密报告》(1853年11月29日)，载巴尔苏科夫编：《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03页。 ⑨Nikolay N.Bolkhovitinov,“The Crimean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Proposals for the Sale of Russian America,1853-186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9,No.1,Feb.,1990,p.16. ⑩Henry McAleavy,“China and the Amur Provinces,” History Today,Vol.14,No.6,June 1,1964. (11)Francis Mark,The Pacific and the Amoor:Naval,Military,and Diplomatic Operations from 1855 to 1861,London:Robert Hardwicke,1861,p.4. (12)E.J.Eitel,Europe in China,London:Luzac,1895,p.463. (13)William R.Broughton,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London:T.Cadell and W.Davies in the Strand,1804,the preface. (14)另有3个传教士先赴北京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8-69页。 (15)A.J.Kruzenstern,A Voyage round the World,London:C.Roworth,1813,p.24. (16)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n in the East Asia,196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5. (17)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47. (18)巴尔苏科夫编：《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上册，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40页。 (19)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64. (20)巴尔苏科夫编：《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上册，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30页。 (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57页。 (22)“Robertson to Elgin,” Jan.9,1857,FO17/276,National Archives. (23)“Robertson to Elgin,” Jan.9,1857,FO17/276,National Archives. (24)《致伊凡·马特维耶维奇·托尔斯泰》(1856年8月16日圣彼得堡)，载巴尔苏科夫编：《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上册，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44-145页。 (25)Perry Collins,A Voyage Down the Amur,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60,p.383. (26)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To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Statement of the Origins,Organiza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Russian American Telegraph Western Union Extension,Collins’ Overland Line,New York:Evening Express,1866,p.6. (27)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92. (28)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93. (29)这是普提亚廷的恭维手段，实际上他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 (3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62-663页。 (3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87页。 (32)“Elgin to Clarendon,” April 20,1858,FO 17/287,National Archives. (33)Francis Mark,The Pacific and the Amoor,Naval,Military,and Diplomatic Operations from 1855 to 1861,London:Robert Hardwicke,1861.pp.15-16. (34)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n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03. (35)“Elgin to Clarendon,” April 23,1858,FO17/288,National Archives. (3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页。 (37)Frederick Wells Williams,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New York and London:G.P.Putnam’s Sons,the Knicherhocker Press,1889,p.264. (38)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n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06. (39)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n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48. (4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32页。 (4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33页。 (4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0页。 (4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6页。 (44)巴尔苏科夫编：《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10页。 (4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1页。 (46)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112. (47)巴尔苏科夫编：《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第518-520页。奕山被描绘成他真正的朋友。 (48)W.V.LLoyd,“Notes on the Russian Harbours on the Coast of Manchuri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37,1867. (49)Henry McAleavy,“China and the Amur Provinces,” History Today,Vol.14,No.6,Jun 1,1964. (50)Henry McAleavy,“China and the Amur Provinces,” History Today,Vol.14,No.6,Jun 1,1964. (51)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119. (52)“Correspondences Respecting to Affairs in China 1859-1860,” FO405/5,FO405/4,FO1080/1,National Archives. (53)Ignat’ev,Report,p.21,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n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54. (54)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121. (55)G.J.Wolseley,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London:Longman,Green,Longman,and Roberts,1862,pp.75-76. (56)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p.120-121. (57)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121. (58)“Elgin to Russell,Otc.25,1860,”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1859-1860,Parliamentary Papers,Vol.2754,No.66,pp.213-215. (59)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120. (60)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124. (61)S.C.M.Paine,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Border,1858-1924,Ph.D.,Columbia University,1993,p.124. (62)“General Ignatieff to the Earl of Elgin,” Correspondence,China Affairs,1859-1861,FO405/5,National Archives. (63)“General Ignatieff to the Earl of Elgin,” Correspondence,China Affairs,1859-1861,FO405/5,National Archives. (64)W.V.LLoyd,“Notes on the Russian Harbours on the Coast of Manchuri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37,1867. (65)波谢特又称Pallas Roads、Expedition Bay、Novogorod。它距离朝鲜边境大约20俄里，位于日本海俄国海岸的东南海湾上。 (66)W.V.LLoyd,“Notes on the Russian Harbors on the Coast of Manchuri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37,1867. (67)John J.Stephan,“The Crimean War in the Far East,” Modern Asian Studies,Vol.3,No.3,1969,pp.271-271. (68)如旅顺被命名为“Port Arthur”，大连湾被命名为“Pearl Pay”等等。 (69)See FO65/535,National Archives. (70)“The Draft to Mark Bell”,January,1887,IOR MSS EUR F197/69,British Library. (71)Lewis Hertslet,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London:Harrison and Sons,1905,pp.488-597. (72)“Reports from U.S.Consuls on the Amur River,” 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n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40-241. (73)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n in the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40-242. (74)C.B.奥孔：《俄美公司》，俞启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3页。 (75)Charles Vevier,“The Collins Overland Line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ism,”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28,No.3,Aug 1,19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