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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近代中国历史上首个农学团体——农学会，此后南北各地陆续出现了样式不一的农业或农产等团体，旨在引介传播域外的现代农学知识或农业技术，并用以改进本土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边地农学团体是近代农学团体谱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本文尽可能地从发掘和重建西北农学团体缘起演进的史料史事入手，从中蠡测西方现代农学知识与农业文明成果，如何借助团体力量从中心向边地流动，进而揭示并重审它们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价值。 一、刘光蕡与西北农学社团之缘起 西北农学团体组织当缘起于清季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关中的士人结社，就此而言，较之京沪地区的早期团体亦不算晚；而且，两地间亦有较为紧密的人脉联系，并非彼此隔绝。因此，追溯西北农学团体的缘起与演进，应当把它们放回到近代农学团体渊源流变的整体脉络中考究其互动联系，探寻西北与其他文化区块之间的事实联系及其在整体历史中的位置。西北农学社团的发展演进史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农学团体滥觞期、现代学术团体孕育期和独立结社期。 西北农学团体的滥觞，以关中地区读书人的讲学结社为中心展开，也就是刘光蕡主持的“复邠学会”活动时期。刘光蕡被时人称为“旷世之通儒”，实际也是关中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刘光蕡的弟子李岳瑞以康梁追随者忝列“帝党”中坚，并被光绪皇帝授命联络京内外维新各派，奔走于康梁与陕籍京官之间。缘此特殊身份，李岳瑞为有效沟通康梁与刘光蕡等京内外维新各派发挥了关键作用。 刘光蕡与康梁师徒通过书函及互赠书籍建立联系，互通声气。他仿效康梁借学会以讲求新学西学之举，开创性地将“味经讲会”改设为“复邠学会”。此会即为西北农学团体之源头，从组织样式看，它是追随康梁、步强学会后尘的结果。二者差别也显而易见，康梁主要以在大中城市的官绅及学堂中进行宣传鼓动为主；刘光蕡则将着眼点和活动重心下沉至乡村社会，教学对象以招收乡村子弟为主，侧重于运用“科学”阐发“乡学”以“兴民利”。同时，刘氏对自身地域局限亦有自觉认知，所以他将目光投向新学集散地上海，与罗振玉、蒋黻主持的上海农学会建立联系，并将复邠学会作为其“附庸”（相当于分会组织），还将上海农学会所制新式犁引入西北，向乡民推广。由此可见，居京趋新乡党京官、康梁门徒以及各种新学社团成为刘光蕡接受域外新学的重要渠道。 随着戊戌政变发生，刘光蕡离陕赴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复邠学会活动亦随之终结，但其有限的活动为西北学风丕变引入一股清新的气息。不过，复邠学会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尽管具有朦胧的社团组织意识，但没有明确立会纲领、宗旨与目标，亦没有代表团体共同诉求的机关刊物，对现代西学知识体系的引介缺乏系统性，因而实际传播效果相对有限。 总之，复邠学会是西北近代农学团体整体演进历史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段。由于受时代和环境限制，滥觞期的领导者和要角为接受了初步新学知识的旧式读书人和士绅阶层，故其实质是运用传统思维方式、思想资源和知识工具因应外来冲击和时代之变，把西式的知识组织样式嫁接于中国固有之“士群”，将域外农学新知安放于中古“经世致用”的知识框架中，表面看是其对西方事物的认知发生了不应有的偏差，但实际反映了西潮冲击下传统读书人难以隔断传统文化基因的文化遗民心态。 二、陕、绥及宁省农学组织发展及其政治纠葛 民国以还，伴随着中华农学会的成立和组织活动的开展，农学社团的组织样式及运作机制在中国渐趋定型，西北亦开始进入现代农学团体孕育期，即西北农学人士加入中华农学会并借助组织地方干事会发展农学组织。但其组织活动不意卷入了党派纷争，在借力政治的同时，其实不无负面干扰。 1917年年初，江浙农学界人士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以联络同志，分工合作，旨在推进中国农学研究及农事改进。中华农学会立会视野着眼于全国农界，意在建立一个融汇不同学派、覆盖不同地域的大农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团体。1919年年初，其会员共计275人，分别来自全国18个省和海外日本，来自西北农学界的只有3人。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西北大学农科、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以及其他农事改良及试验机关相继创立，从而吸引了一批海内外农科学生加盟任教或任事，至此西北现代农学知识群体的人数有了长足增长，加入中华农学会活动者不在少数，而且其组织化程度亦有进展。1920年年初，钱元从日本留学返陕后，加入中华农学会并担任陕西省地方干事。这是中华农学会在西北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干事，设立最早、存续时间最长。总体看，陕西的农学者及中华农学会会员远多于其他西部省份，而且担任干事者多数为纯粹的农学专家，与政治的关系较为疏离。随后，绥远、宁夏二省相继设立地方干事，因其牵扯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及其与教育和农学界的关系，故情形较之陕省更为复杂。 在绥远，主导其事者为任承统、潘秀仁二人。在任承统努力接洽下，绥省设立中华农学会地方干事并由其自任。潘秀仁系归绥人，较任承统有着更为深厚的政治背景及广阔的人脉。但要在派系林立的绥省立足并胜出，单纯倚重中华农学会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则力有不逮。时人认为，围绕绥省党部及省教育厅的权力竞争，主要有四派力量：其一是“祁派”，属汪精卫系统；其二是“焦于派”，属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其三是“张派”（或“绥东派”）；其四是以潘秀仁、赵允义为首的“潘赵派”，属国民党嫡系。其实，与其说“潘赵派”为蒋之嫡系，毋宁说是CC系的得力干将。在CC系取得国民党党务、组织以及教育大权向西北边疆扩张的大背景下，“潘赵派”借势从各地方派系的相互缠斗中胜出，以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田圃等人为班底，广为联络绥省知识界，任命在绥省学生中间具有一定威望的外省籍人苗英为省立职业学校校长。苗亦投桃报李，任命田圃为该校农科主任，同时引入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生杜尚礼、李藻、李荣荫、李树茂、陈光熙等人，形成以“平大农学院”毕业生为主的师资阵容。 与此相类，宁夏的中华农学会组织活动也一度为CC系把持。1930年，CC系要员沈德仁被陈果夫派往宁夏担任省党部特派员，从而执掌宁省国民党大权，为借助学术团体培植亲信力量，他创设并自任中华农学会宁夏地方干事，还进一步谋求成立分会组织。旋即，在中央力量西进中，沈德仁黯然离宁，宁夏地方干事亦就此取消。由上可见，由于CC系的强力介入，中华农学会在绥、宁二省的活动被打上了浓重的党派政治色彩，其组织兴衰也以党派权力的消长为转移。 三、绥远农业学会及其结社活动 随着日本侵略东北，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抗战大后方，亦从个别团体或人士主张迅速演变为一股全国性的社会思潮，朝野双方达成默契，加之新闻传媒及社会舆论的配合鼓吹，全国次第涌现出数十个以“开发西北”为帜旨的团体。西北农学团体因应时势而立，绥省旅外学生捷足先登成立绥远农业学会，陕省旅外学生紧随其后发起西北农学社，意味着西北民间农学社团演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西北农学界独立创办并发挥主导作用，而且组织样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全为西式社团的翻版。 1930年11月24日，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绥远籍学生李藻、李树茂、齐明等人，商议发起组织绥远农业学会，以“研究农学、促进地方农业建设”为宗旨。该社团订立正式的团体章程，明确规定了团体的宗旨、事业、组织及活动事项，亦有固定会址和活动场所等，完全具备了现代学术团体的各个要件，因此成为第一个由西北人士独立发起的现代农学团体。 绥远农业学会旨在联络绥省农界人士，共同研究绥省农业改进，服务于西北开发。为最大程度吸收本省籍会员，该会对于入会资格规定较为宽松。组织及事业方面，该会规定较为严密细致。该会扩张组织，充实力量，联络并争取本省农界人士入会，其首要在结交“潘派”人士。1931年9月9日，该会在省立职业学校举行在绥会员全体大会，组织分会，田圃、杜尚礼、武懿美3人当选为委员，并议决时机成熟时将会址迁回绥省。绥远农业学会结交“潘派”客观上为事业发展铺平了道路，会员、组织与事业均有较大进展。 为进一步调查了解绥省农业状况，农业学会遂利用暑假时间组织“暑期调查采集讲演团”，以调查地方农村社会情形，并采集当地普通动植物标本及害虫标本，以供会员研究。1932年7月7日，绥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指令拨发该调查采集讲演团费用，促成了调查事业开展。7月14日至9月12日，讲演团一行5人，历归绥、萨拉齐、包头、丰镇、集宁5县，调查农村24个，采集标本100余种、500余件，并在沿途村中举行谈话式讲演，宣讲农业新法与农村改进大意，以期直接灌输科学常识于农民，同时将欧美的“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引入绥远地区。 发行刊物，乃建立现代学会之通例。1931年11月11日，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暂出一种不定期刊物，定名为《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翌年底，《绥远农业学会会刊》易名为《寒圃》继续出刊。从1932年5月至1936年2月，《绥远农业学会会刊》《寒圃》共出刊22期，其中包含畜产、造林、土壤、养鸡、育种等专号。1936年4月1日，农业学会与归绥农科职业学校合编之《绥农》第1卷第1期出版，到1937年4月，该刊共出20期，成为向绥地传播现代农学知识的重要媒介。绥远农业学会与归绥农科职业学校通力合作，对提振会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战局吃紧、绥远完全沦陷，会员星散各地，会务亦渐趋停顿。 四、西北农学社与陕甘农学组织进展 绥远农业学会开创了西北农学社团独立结社的先例，对推动西北农学结社事业发挥了先导性作用，但也不免存在地域上的局限性甚或狭隘性。盖为矫正此弊，陕甘等省农学界人士继之而起，分别在西安和南京发起组织“西北农学社”和“农学研究会”等团体，将西北农学结社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5年4月1日，西北农学社在金陵大学举行成立会。同时，正式创办机关刊物《西北农学社刊》。该刊还专门订定“组织条例”，规定刊物宗旨为“研究西北农村社会实际问题，改进农业技术，普及乡村教育，改善农民生活，以促进西北建设工作之完成基础之巩固”，采取交换知识、商榷问题、报告消息、发表意见四大方式推进。该刊共出1卷6期，自1935年11月1日第2卷第1期起，易名《西北农学》继续出刊。尤需提及的是，该团体从其创立伊始，便不以省籍为自限而着眼于“西北”全域，视野较之其他地方性团体显然更为宽阔。 1936年7月底，农学社正式由南京迁至陕西西安城内。在陕省军政要员支持下，会务及各项事业较之前有了较大进展：一是会刊事业得以继续进行，着手编辑《西北农学》第3卷第3期。二是筹设农场，在扶风法门寺附近征地500亩设立农场；还拟在法门寺设立一所完全小学，除一切编制与其他完全小学相同外，学科方面则侧重农事知识，学生可在“实验农场”进行实习。三是筹设兰州分社与南京分社。 由于时局动荡，加之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地域和省籍观念难以尽除，以致西北农学社整合西北农学界的愿望终未完全达成。换言之，西北各省农学界各自为政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观。抗战胜利之际，战后农业重建被提上日程，甘肃农学界标举建设“新甘肃”口号，谋求独立结社以服务于战后甘肃农业建设。 综上，从戊戌变法时起以至抗日战争前后，西北农学团体迭经不同组织形态的演化，从旧式素富经世思想并关心民瘼的读书人结社，到西北海内外农学生加人中华农学会活动，直至独立发起现代专业化学术团体，表征了近代域外农学团体思想观念、农学知识体系及其组织样式自东向西传播，西北农学界从知识体系更新走向农业农村改进的行动自觉的历史演进和曲折历程。从其思想与行事不难看出，它成为近代各方政治和社会力量追求农业农村改造、建设现代国家历史的有机构成。但相较于东南地区，西北毕竟地处边远且其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农学界的整体进展亦有不小落差，导致边地农学结社长期停留于学生团体层面，因而整合政界、学界和农业社会力量以及共同推进农业农村事业力不从心，还不时卷入党派政治纷争，以致团体组织的层次水平、活动能力与持久性及其对西北农业改进、西北开发实际效果亦有限。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月刊》202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