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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天下”表达的盈缩与边界的实践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有关“天下”的表达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王朝的传统，在“天下”的使用上具有模糊性，既可以虚指世界又可以实指清朝统治的版图，甚至窄化到仅指内地十八省。而指内地十八省的用例较多，虚指世界和实指清朝统治版图的用例较少。 如《清实录》中常有统计天下人口、粮谷的数额，一般只是统计各省的数额，如“会计天下民谷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仓米谷麦三千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九百三石四升六合零”。 我们看到，这里的“天下”就是指内地各省，没有藩部.和属国的统计数字。这样的用例还有: 朕未尝不深鉴其诚悃，即天下臣民，外藩属国，饮和食德，久沐涵濡，实皆不愿朕即归政。 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下臣民”与“外藩属国”相对，天下并不包括“外藩属国”。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有更明确的阐释： 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 我们看到，这里的“天下臣民”与属于藩部的“蒙古王公”以及“外藩属国”相对，则“天下”就是指内地行省。 类似的用例还有： 据汝所奏，即行裁汰一省，所省仅万余金，合之天下，所省不过十余万金。而每省又添无营运之人二千余名，合之天下，即有数万失业之人。 查清朝历代《实录》，“天下”一词主要指内地各省。清朝之所以把“天下”一词主要限定为内地各省，主要是因为清朝的统治体制很特殊：在内，有行省和藩部两种体制；在外，还有一种以朝贡为纽带的属国体制。 但“天下”一词有时候还会扩展，还有指代清朝统治区域的用例。如雍正皇帝说过：“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由文意来看，雍正帝口中的“天下”应该是指清朝统治地区。再如乾隆帝七十大寿的时候曾“颁诏天下”，“诏曰：朕统御寰区，勤求郅治……今兹履端协庆，率土咸熙，允宜俯惬舆情，溥施大泽……加惠黎元之至意，所有应行事宜，开列于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及内扎萨克、喀尔喀等蒙古，年七十、八十、九十以上者，分别赏赉；至百岁者，题明旌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这里的“天下”不但包括了内地各省，还包括了属于藩部的内扎萨克蒙古和外扎萨克蒙古喀尔喀部，基本上涵盖了清朝的统治区域。 此外，清代“天下”指称的区域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如在乾隆帝八十大寿庆典上，“礼部奏，本年恭遇皇上八旬万寿，颁诏天下。其朝鲜国应颁诏书，例派大臣侍卫赍送。此次正值该国贡使在京，应请即交带回。得旨：‘知道了。其安南、琉球、暹罗三国，亦著照朝鲜国之例，一体颁发恩诏，即交该国贡使赍回’”。由此可见，此处的“天下”还包括朝鲜、安南、琉球、暹罗等与清朝亲近的属国。同样是在乾隆帝八十大寿庆典上，英使马戛尔尼赴热河避暑山庄见乾隆皇帝，因为礼仪之争而受到乾隆皇帝的冷遇。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乾隆皇帝这样表达：“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赍表贡……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在此，乾隆帝以清国为天朝，英国为“外夷”，其天下观念已扩充到世界范围了。 到了清末，“天下”即与“世界”等同了，如“法人既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 实际上，清朝的“天下”在指代内地各省、统辖范围及世界的同时，也注重边界建设。如乾隆帝在给上述英国国王同一封信中写道：“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 所以我们看到乾隆帝一方面说“天朝统驭万国”，一方面又要“疆界严明”，这说明边界划分是属国成立的前提。实际上乾隆皇帝在藩部和属国体制上早就有清醒的认知。乾隆三十六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率部东归，乾隆帝有一段议论：“准噶尔自底定以来，筑城安屯，无异中国郡县。今土尔扈特复隶我藩属，于是四卫拉特之众，尽抚而有之，可谓盛矣……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西域既定，兴屯种于伊犁，薄赋税于回部。若哈萨克，若布鲁特，俾于外圉而羁縻之；若安集延，若巴达克山，益称远徼而概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乾隆帝的这段话很明确，即土尔扈特部已为清朝的藩部，与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巴达克山有质的区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出自老子《道德经》第44章，意在劝诫人们知足常乐，适可而止，才可以使基业长久。乾隆帝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开疆拓土要适可而止，“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一语道出了乾隆帝的心声，这句话有力地证明了清代皇帝的“天下”观念是有限疆域的观念，清朝的大一统并不是追求疆土无远弗届。 在对藩部地区实施有效管辖的基础上，清朝也谋求与外国签订条约。如康熙朝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雍正朝与俄罗斯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等，已经使清朝统治阶层有了明确的边界概念。乾隆初年，清政府试图以《恰克图条约》的划分原则与思路同还是对手的准噶尔进行划界谈判，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一致。准噶尔部与清朝统治的喀尔喀部仍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游牧毋得越过阿勒泰南北山梁，山阳喀尔喀则仍居扎布堪等处”，清廷仍保留托尔和、布延图两个卡伦原位不动。/涩谷浩一对清朝和准噶尔的边界谈判进行了详细研究，纠正了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在这个边界划分上的错误，认为这个谈判只不过划定了游牧的范围以及牧场的边界，并没有实现当初雍正帝的意图，即双方派遣官员，设定严密的边界线。1但是这个边界协议是以清朝给予准噶尔入藏熬茶及与其贸易为前提条件，即准噶尔的目标是入藏熬茶与贸易，而清朝的目标是划分边界。 实际上，清朝一直在谋求边界的清晰化，如与朝鲜的边界问题，康熙年间就经过几次查勘，直到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踏查长白山并确定了中朝边界。3雍正年间因与安南谋求明晰化的边界，还曾有“安南勘界案”，但与安南的最后勘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雍正帝忽然把云南督臣辛苦查出和争取的40里地赏赐给安南国王。雍正帝是这样解释的： 朕统御寰区，凡兹臣服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但分疆定界，政所当先，侯、甸、要、荒，事同一体。目今远藩蒙古，奉朕谕旨，莫不钦承恐后，岂该国素称礼义之乡，独违越于德化之外哉？……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 在这里，雍正帝似乎是用“尺地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来处理与安南的边界，但我们发现，雍正帝也主张“分疆定界，政所当先”，而且即便是送给安南40里地，在此之后还是明确了双方疆界。如果我们再结合上一年刚与俄罗斯签订明确疆界的《布连斯奇界约》的话，就可以考虑雍正帝以“天下共主”的姿态送给安南40里地，似乎在重返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主张，他进行的是有关边界处理的另一种尝试并向天下宣示。在这里，雍正帝反复强调的恰恰是有关“天下”及“天下共主”的表达，为此他要损失40里的边界。实际上对这40里的失地，他不是不知道从此之后不能再征税、不能再派军并对将来与周边国家划界有着显著的影响4，但他还是强调这块土地放在云南和放在安南无任何分别。所以笔者认为，这是雍正帝在与俄罗斯签订诸如《布连斯奇界约》等一系列条约并划定明确边界后所做的另一种关于边界处理方式的尝试。清朝与俄罗斯划定边界表现出一种封闭的姿态，而安南与俄罗斯不同，它是清朝的属国，雍正帝试图用“天下共主”的开放性来抵消划分边界的封闭性。 总之，清代的“天下”表达是统治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无论是指称内地行省还是统辖疆域以及世界，无不是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这种话语建构是建立在边界清晰和自身统治实力基础之上的。 结语 黄宗智先生在对清代法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清代法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其理论对笔者具有很大的启发。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也如此，即表达是一回事（“天下”表达的模糊化），实践是一回事（边界实践的清晰化），两者结合又是另一回事（统一于“大一统”诉求）。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是一种开放性的、模糊化的表达，它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表明对世界统治的观念，这也给大部分学者造成中国古代没有边界的印象，但在古代中国，这只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古代以边界的清晰化为旨归，可见其边界大体可以分为清晰的边界和中间地带两种类型。清晰的边界如先秦至秦汉时代的长城、熙宁年间宋辽的划界，清朝前期与俄罗斯的划界、与朝鲜等属国的划界以及谋求与准噶尔的划界等等；“中间地带”也即模糊化的边界，如唐与突厥围绕长城地区形成的中间地带，宋熙宁之前宋辽之间的“禁地”，明朝与蒙古经“烧荒”而形成的中间地带等等。“中间地带”的出现以双方武力对抗为基础，实际上，武力对抗的结果仍是力图实现边界清晰化。而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天下”表达形成一种背离，但二者又统一于国家的“大一统”诉求。正是因为这种背离与统一，雍正帝才在安南勘界案上让出了40里边界。 综上，有关中国古代是否有“边界”的问题需要重新认识，边界并不是近代条约体系和所谓民族国家出现后才有的附产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明晰的边界，陈顾远先生早就论述过中国在春秋时便形成了初步的国际法。笔者认为，无论学术界是否承认先秦是否有初步的国际法，其有边界认识并有边界实践是班班可考的，这也提醒我们要从实践出发研究中国的边界问题。陈顾远先生一直秉持“就史言史”式的研究理路，这便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从中国传统中发现中国自有的发展脉络，这应该是中国学人的研究方法。 总之，“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形成了抱合力，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即既此且彼，灵活把握，一切以利于统治为目的，这种智慧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并维持了2000多年之久。但随后在近代，中国便遭遇了以坚船利炮为根基、以非此即彼为特征的西方智慧的冲击，此后中国被迫放弃了中华天下模式而步入民族国家之列。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