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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渔猎业生产的演变 赫哲族传统的渔猎聚落分散于近江两岸或猎场，所以四排村的形成遵从了赫哲族传统生产需求，便于其渔猎业生产恢复和生活持续。四排赫哲人在全新生产组织方式引进的同时，在上级政府支持下渔猎业工具的改进也十分显著。不论在互助组还是人民公社时期，四排赫哲族渔猎业生产在集体经济分功中都得到直接支持，最为显著的是生产工具的升级改造。 赫哲人传统渔猎业由自然捕捞、围猎和采集构成，四排的渔猎业结构中，渔业为主业、猎业为副业。就生产工具而言，围猎的主要工具为枪、马、猎犬，其中关键的变化是枪，没有普遍使用枪之前主要是弓和“激达”等工具，20世纪30年代，赫哲人猎业中开始使用快枪，此前多为火绳枪和洋炮，大大提升了猎业生产力，马、猎犬和雪橇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当时并非人人有快枪和快马，人们对于不同的狩猎对象还使用“伏驽”“夹子”等方法。四排村建立后，政府支援钢枪使猎具有了飞跃性改变。1958年，四排村已有5只钢枪，猎手们的生产效率大为提升。不过，由于周边农业开发的快速推进，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猎业活动范围的缩小，狩猎成为最先从赫哲人的渔猎生产结构中消失的生产性活动。 赫哲人捕鱼很早就用网、叉、钩、桦皮船等工具。网最初为麻线结成，钩也由赫哲人自己制作，制钩原料有的从附近城镇买，有的从俄国人处买等，捕鱼用的船，最初也是赫哲人就地取材自己制造而得。网、钩、叉、船等类的捕鱼工具在四排村初建时并非每家都有，缺少工具的渔民与有工具的人合伙，捕鱼分配中算股分，人算一个股，网船或钩网可以算一个股，一般有生产工具的人在分配中可多得一倍渔产品。据说20世纪50年代初，四排春秋两季很少用网捕鱼，全村只有10片网，这些网只在冬季打涡子和起鱼亮子时能用上，另外，乌苏里江杂鱼少，当时人们认为置网太多用不上[10]211。 据相关信息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四排行政村生产结构中农业投入劳动力的比重较大，而狩猎、捕鱼方面投入劳动力则相对较少；从劳动收益上看，狩猎、捕鱼收入占大部分，农业收入占次要地位。当时四排的生产方针为农、猎、渔业相结合[10]195。1950年代中后期，船网等工具发生重要变化，四排村1955年已有5只渔船，四排村集体拥有的网具规格不断扩大，据说1957年渔网为1丈2尺，一网可打1000多斤鱼，1958年扩大到2丈，一网可捕13000多斤，捕鱼量提高10倍以上。1969年渔网进一步扩大到4丈5尺，这样既能捕大江的鱼，也能在水深的地方捕鱼[12]。到21世纪，网具已发展出拉网、扒网、丝挂子、抬网等多种类型。为支援赫哲族人民发展渔业生产，黑龙江省民委1964年把3艘机动船，分别赠送给赫哲人聚居的抚远县下八岔人民公社、街津口人民公社和虎饶县(今饶河县)西林人民公社四排生产大队。这三艘机动船分别被命名为“团结号”“繁荣号”和“幸福号”[13]。这也标志着机动船开始用于赫哲族的渔业生产中，作为渔业生产关系性工具，船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是飞跃性。1983年黑龙江省民委和省水产局投资15万元，将赫哲人的手摇木船更新为柴油机驱动机器船，到1990年四排村有46条船(赫哲35只、汉族11只)，船大部分为铁制，价值约5000元每只(其中船3000余元，柴油机2000余元)，渔网也换成胶丝网[14]49-54。当然，当我们欣慰地看着渔业工具不断改进、生产效率大为提升之时，却不得不面对自然渔业资源的衰变并走向枯竭和稀缺。 造成四排渔业资源的衰变和枯竭原因复杂而多样，除了四排村赫哲族渔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加速渔业资源的消耗外，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四排村的赫哲人在村屯附近的江中即可捕到鲑鱼。网滩没有固定的，沿着乌苏里江边随时均可流动作业。随着区域整体开发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的加入也是加剧乌苏里江渔场资源消耗的重要条件。据相关资料显示，四排村的捕鱼区域沿乌苏里江有40余公里长。四排村下游约35公里的小青河有二大亮子，约50里有一小亮子，均为地方国营企业经营[10]217。 (三)四排村渔业转产的探索 1986年四排正式成立民族乡，随后四排乡确立“以一水带两水，实现稻渔并举，开放引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策略，以期在乌苏里江渔业资源枯竭的情势下实现自然捕捞渔业的转型，从而保障赫哲人的生产生活持续。1989年，在上级政府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四排乡得到一项综合性农业开发的投资，该投资建设内容包括组织机械化施工作业和种稻养鱼。1990年底，项目修建14个鱼池，水面达140亩，其中90亩商品鱼池、50亩鱼种池。黑龙江省民委出资派四排两中学毕业生(其中赫哲、汉族各1人)到黑龙江省水产学校学习养殖技术，县政府派一位水产公司专业干部到四排任科技副乡长兼渔场技术员，当时渔场共7人，有东风141汽车和3间砖房[14]49-54。当时项目实施对当时四排村渔业转型有直接影响，但是养鱼方面并未持续发挥作用。 1991年，四排村在上级政府支持下建起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对全乡农业生产进行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以科普、示范、服务的形式推动四排乡经济整体发展。1995年省市有关部门积极扶持赫哲族群众转产活动，饶河县将赫哲族转产纳入专项规划，出台《四排赫哲族乡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实施规划》，积极推动四排赫哲族产业结构调整，当年全村37户赫哲族有7户实现弃渔转产，转产的家庭中有4户种植水稻，当年平均亩产700斤，人均收入1500元。这是四排赫哲人弃渔转产的历史性突破[11]228。1996年，弃渔转产的赫哲族达到33户，至此四排村赫哲族农户的89％弃渔转产，其中种植水稻和玉米的农户，人均收入达3500元(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26元)。1997年，转产的赫哲族农户达36户，占全部赫哲族农户的98％，赫哲族农民人均收入也提高到2800元(据《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时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体水平为2090元)[15]。1999年，四排村赫哲人全部实现弃渔转产，成功引入以农业为主的新生计方式，自然捕捞的单一生产方式在四排被彻底改变。在当地政府的进一步帮助下，四排村继续发展着养殖业、优质高效经济作业种植等，以期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比如，种植优质大豆、水稻，建立养鹿基地、养殖绒山羊基地、农机合作社等。当然，从1987年至1999年间的渔业收入波动来看，渔业转型的确也属于不得不为之事。具体波动情况见表1。 图1 1987-1999年四排村渔业收入图示[11]228 单位：万元  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四排村赫哲人现已经实现从单一自然捕捞渔猎业转向种植、养殖及第三产业的多元产业发展之路。居民在居住、社会保障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条件改善十分显著。来自上级政府的建设项目大大提升了四排村基础设施水平，如1998年-2005年，国家民委投资四排村自来水修建设工程和投资村村通有线电视建设工程；2002年，国务院扶贫办为四排村投资建成养鹿场，饲养150头鹿；2006年，饶河县交通局和国家计委对四排村投资建设村村通路工程；2006年国家民委投资建设赫哲族新村，为全村36户赫哲人建设砖混结构的新屋，每户补6万元，自筹1.9万元，四排赫哲人由以前居住的泥草房(人均住房面积16平方米)搬进砖混结构的新房，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9平方米。随着上级政府投资建设加快，四排村的整体建设行动也在不断提升，据2017年调查，四排村所在的四排赫哲族乡2010-2015年期间共实施18个建设项目，总投资达9988万元，项目类型多样，其中有3个农田水利项目、8个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个农业设施项目、4个生产发展项目、1个文化项目。这些项目建设为四排村赫哲人生产转型提供了更优越的环境条件。2017年饶河县民政局进行四排赫哲老年公寓项目招标，该项目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有120张床位。建设投资额为860万元，需要引进资金500万元。该地块距离AAA级景区风情园100米，距离乌日贡广场40米，距赫哲族新村20米。建成后可实现休闲养生、度假旅游等多项功能④。 生产方式的转型所伴随的生活和文化方式的转型均是显著的，他们的生产观念、生活观念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如四排村赫哲人除积极发展农业、养殖业，同时积极推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对赫哲人传统文化进行活态保护，据调查，到2017年，四排的赫哲人建立了12家农家乐饭庄，传统的赫哲人菜式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四排村妇女主任黄维玲带领十多位妇女开办的炒鱼毛加工厂，不仅实现盈利，同样将赫哲人传统鱼产品加工发扬光大，工厂已完成工商注册。四排村不远处所建的赫哲风情园，则使赫哲人传统展示获得了重要的平台，这一平台用博物馆陈列的方式展示赫哲人历史文化成果，近年来的鱼皮、桦树皮制作等技艺传播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四排村赫哲人渔猎业转型的思考 为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变化而探索基于自然经济的生计方式转型是后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各民族群体面临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问题。渔猎、游耕等类型的生计方式，承载人口数量及生存的质量都极为有限，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转型是必然选择，而且这一转型不仅影响生计方式本身，还与文化现代化密切相关。从国家、区域和民族群体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四排赫哲族人渔猎业转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如何转、转变方向以及对其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则受到自然社会环境、地理位置、政府支持等非常复杂的影响。就赫哲人渔猎业转型所包含的群体文化转型问题，有学者指出的“赫哲族的文化和生产方式具有高度重合的特征。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赫哲族所面临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族群文化’问题，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强制性‘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问题。如何选择和实施代价小、痛苦少、条件方便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方案，并基于此发展出新的文化，才是赫哲族当前所需要的”[16]。尽管看上去问题很明朗，但是，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较少民族群体，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文化创新都存在普遍具体的困难，而四排渔猎业转变在如下几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第一，四排村赫哲人渔猎业转型之道和赫哲族文化交融过程有其更为久远的历史。事实上，赫哲族历史上就是一个散居于三江流域的民族，在以渔猎业为生的历史过程中，与周边民族不断强化着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甚至清末以来的东北开发为其渔猎业的兴旺创造过良好的外部条件，这一过程其实也是其进一步与周边民族群体建立更密切社会联系的历史过程。 第二，四排村的重建和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使得渔猎业在全新的集体经济组织方式中受村社生产分工的保护，同一行政单位(乡或村)汉族和朝鲜族农民的种植为其承担专业的渔业生产提供了保障。各级政府政策性投入和支持也使渔猎业生产在生产工具方面不断更新并提升着生产率，生产工具的快速更新和自然环境资源衰变叠合，最先使得猎业脱离赫哲人传统渔猎业构件组成部分的地位，随着船网工具的现代改进，进一步提升了赫哲人渔业生产力水平，但终究抵不过核心环境资源的枯竭，渔业生产在自然资源枯竭中被“强制”转型。 第三，在生计方式转型中，各级政府充当了积极主动角色，“转型”中对村民的动员、为“转型”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特别是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给予强有力的协助，相对而言转产过程其实是一个“高”投入过程。从整个过程来看，相关项目进展中村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显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投入的有效性。从四排居民户的角度来看，每个家庭应对变迁的路径和方式有一定的差别，比如，有的家庭由于借助求学和求职等途径已脱离村居生活而融入区域的城镇社区，他们中有的人在这样的转变中担起赫哲族传统文化成果的传承，成为开发利用饶河的鱼皮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 第四，良好的民族关系为赫哲人渔猎业转型提供了正向社会条件。总体而言四排赫哲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关系和谐，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框架中和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成效的条件下，各民族之间在文化、观念和价值上相互包容，各民族群体参与到市场经济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各民族对基于特定自然环境资源的传统生计方式不可持续性有明确的认知，引入新的生计方式为各族群众所认同。 总之，观察四排村赫哲人渔猎业转型过程，我们不难看到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力量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是推动赫哲人从渔猎业转型到经济生活全面现代化转变的驱动力，当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赫哲人的能动是现代化发展取得一系列社会效果的重要因素。仅从渔猎业生产方式转型来看，自然环境生态环境资源的衰变是赫哲人传统生计方式不能以主业的升级或改造的路径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现代化看上去如同旋转不停的巨轮，传统农业副业似乎仍然属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村落经济如何不断发展并滋养赫哲族文化的持续，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漫长过程。 注释： ①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归纳整理。 ②本质上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计”在汉语中主要指谋生，为衣食之谋。生计方式更常用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中，指一套能从生存环境中谋取衣食和居所的方法。在各种生计中，获取食物是人类最重要的生计。在食物获取过程中，人类创造了与食物获取相关的丰富文化。社会的食物获取方式，对其社会、文化的各方面都会产生深刻影响。生计方式仅是人们认识特定社会的切入点，而不是说生计方式具有不可变性。 ③此外还有黑龙江右岸的街津口乡、八岔乡，以及佳木斯的敖其镇和抚远县的抓吉村。 ④资料来源：饶河民政局网站，http://www.hljmzt.gov.cn/903/18325.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