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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关 键 词：清前期/“中国”意识/“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国家认同 项目基金：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清朝的‘中国’认同研究”(2019SYB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研究：基于少数民族视角的历史考察”(2012BZM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克建，西南民族大学期刊社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四川 成都 610041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认同是从各民族内部的认同到民族间的相互认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近代以来才发生，它贯穿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形成过程，贯穿中华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复杂过程，贯穿中国作为“国家”的演变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这几个过程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具有高度的“同时性”和“重合性”，这种“同时性”和“重合性”又直接导致历史上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高度的“交叠性”①，只是这种“交叠性”往往因政治的、文化的、族群的等各种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交叠程度。追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②的历史过程，就是探索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演变过程中，各民族在诞育、分化和交融中如何实现自身对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辨析历史上这三种认同在不同情形下的交叠程度及其产生原因，总结这三种认同在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及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和阐释中华民族认同如何从历史可能变为现实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从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问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其中尤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具代表性。该理论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内涵和结构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刻阐释，勾勒出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21世纪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学者们对“何以中国”“何谓中国”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再度给予深入思考，以新视野、新方法和新材料更加客观、理性、深刻地阐释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整体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新成果③。 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来看，清朝处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时间节点，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康雍乾盛世，经过180年的统治和经营，清统治者最终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令人费解的是，人口数量与汉族相差极为悬殊的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究竟是怎样确立起政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清政权统治下曾经十分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是怎样逐渐弱化的？面对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差异性极大的清朝，统治者又是如何动员并整合中华各民族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认同进程的？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已有研究，笔者发现，从清统治者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入手，不失为学者们寻求答案的关键切入点，这也符合经典作家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P.52)这一论断的基本逻辑。基于此，本文以清朝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为分析中心，考察这一时期清统治者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是如何表现又是如何增强的，试图揭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之前统治者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形成之间有何内在关联。笔者认为，这项研究对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认同整体研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从“中国”一词的含义说起 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历史上“中国”认同的内涵，首先必须正确解读历史上“中国”一词的内涵。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内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民”的记载，表明西周武王、成王时已有“中国”的称呼，后来类似含义的“中国”一词更多地出现在《诗经》和《尚书》之中；秦汉以后，“中国”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有学者统计，历史文献中的“中国”词称，仅四库全书就达66000余条[2](P.12)。当然，古代汉文典籍中的“中国”一词因其出现的语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因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近代以来，包括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费孝通等著名学者在内的无数学人对“中国”一词的内涵研究做出了积极探索。费孝通先生认为西周初年出现的“中国”一词具有如下含义：(1)指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以与四方诸侯相对举；(2)指夏代或商代视为“天下之中”的中心地区，即后世所说的“中原”地区，以此与远方各族相对称；(3)指夏、商、周三族融合为一体的民族，以夏为族称，也包括夏人的文化。[3](P.218)可见，西周初期的“中国”一词主要是地理的概念，从地理的概念又可引申出民族的、文化的含义。从民族的“中国”内涵来看，主要体现为“中国”与“四夷”“夷狄”等民族称谓对举，此时的“中国”与“华夏”“诸华”同义；从文化的“中国”内涵来看，主要指夏人或华夏的文化，具有光华、礼仪、文化、文明、睿智、高贵之意。 历史上的“中国”一词是否具有政治内涵？这个问题曾在学界引起过争议。有一些学者用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衡量历史上的“中国”，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故“中国”一词不能作为“国家”称号。也有很多学者跳出西方主权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的束缚，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多民族国家形成角度看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相关问题，认为“中国”一词具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很明显，引起分歧的关键原因在于学者是否“将从欧洲社会生长出来的近代‘主权国家’要素作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参照坐标”[4](P.5)。毋庸置疑，“中国”一词最初主要是地理的概念，但它并非仅仅只是地理的概念，还可从中引申出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概念。当“中国”一词用于指称“京师”时，即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了，因为“京师”并非单纯地表示地域，而是西周王权的象征[5](P.63)，它隐含着“核心、权威、正统”之意[6]。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7]，这个政治理念使得历史上的“中国”与“国家”(或“祖国”)发生了必然的勾连。正如李大龙所说，“尽管古代中国用于指称近现代意义国家的概念，多数情况下是含糊的‘天下’而非‘中国’，但‘中国’为‘天下’中心，据有‘中国’可以成为号令四夷的正统王朝的观念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王朝或政权，这也是历史上虽然没有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中国’却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称号的重要原因”[5](P.66)。马戎从现代“国家”应该具备的要素反观历史上的“中国”，认为“我们传统中讲的‘中国’或‘中原’，包括了‘nation’的含义”[8]。葛兆光曾指出，“在历史意义上说，谈论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9](P.31)。姚大力认为古代中国人的头脑里存在着一个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就叫作“中国”，它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的形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朝可能结束，“中国”却永远存在[10]。需要注意的是，葛兆光说的“中国”准确地讲是王朝或朝代，即“国家”；而姚大力说的“中国”则是超越王朝或朝代的政治存在，即“祖国”。实际上，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就指出朝代“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的称号”，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含义是“祖国”[11](P.65)。陈玉屏也曾专门撰文阐释“祖国”概念的含义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是祖国、是“长河”，历朝历代是“国家”、是这条“长河”中的一个个片段[12]。何志虎也明确指出，从古至今“中国”都是我们祖国的国名[2](P.8-12)。从学者们的阐释来看，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有“国家”的特征，更有“祖国”的内涵。至此，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中国”蕴含的政治内涵：从西周时起，“中国”就是中华各族先民心中的权力中心，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地，是王朝国家的代名词，是祖国的承载体。理解了“中国”如此深邃的政治含义，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历史上不仅华夏—汉民族自认为他们是“中国”天经地义的代表，而且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也宣称他们是“中国”的合法代表[13](P.1-34)；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一词虽然没有成为某一民族或某一政权所独有的专有名词，但是各民族都可以自称“中国”，所以才会有宋人的“中国”、契丹的“中国”、西夏的“中国”和金人的“中国”等各个民族的“中国”[14]；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15](P.22)。从这个角度讲，今后学界应该加强对“中国”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以及中华民族的“祖国观”和“祖国认同”研究。 所谓“认同”，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笔者认为，与历史上丰富的“中国”内涵相对应，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认同也指向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维度。只是从认同的发生规律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各民族表现在不同维度的“中国”认同不一定同时发生，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认同，理论上也指向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维度，只是从各民族的“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发生规律来看，政治维度的“中国”认同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对中原政权或王朝国家的认同，这种认同从萌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认同层次来看，政治维度的“中国”认同高于其他维度的“中国”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核心和关键。本文主要从政治维度看清前期统治者的“中国”认同④及其与中华民族认同形成之间的关系。 二、清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一词的政治内涵展开 清朝是在明朝后期由东北地区建州女真建立的后金政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原政权，也是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实现全国统治的封建王朝。清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王朝，它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疆域和版图的空前大一统，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多方面的鼎盛时期；又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剧烈阵痛。正是基于清朝的诸种复杂性和特殊性，所以清史研究一直为海内外学界所看重。中国清史学界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清史研究的传统视角在二十世纪末遭遇到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的挑战。西方学者开创的“新清史”研究范式“强调清朝与历代汉人建立的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⑤。对此，中国学者予以了积极回应，在回应中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学术争鸣，也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新成果⑥。追根溯源，因“新清史”而引发的这场学术争论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清统治者的民族身份问题。很明显，“新清史”特别强调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双方的争论也因此而起，争论的焦点最后基本归结到清统治者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问题上。 不得不承认，明清交替之际，当满洲人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之初，确实引起了中原地区汉族士大夫阶层的空前恐慌，使他们陷入一场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这从南明政权里的抗清死士，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言论中，从明朝遗老遗少和那些“忠节之士”身上都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些群体和个人一度成为清史学界的关注点和研究热点，尤其是对遗民群体和遗民心态的研究，至今仍受学者重视。“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王朝的覆灭会出现这么多的‘遗民’，也没有哪一个王朝的更迭会引起如此激烈的文化震撼”[16](P.384)，这个特殊群体“在王朝覆灭的痛苦感情刺激下，以‘华夷之分’的语词提出来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明末遗民采取激烈反抗态度的理据，也是清初不合作的士人中相当有号召力的思想，更曾经是清初官方意识形态面临的棘手难题”[16](P.385)。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些严守“夷夏之防”的汉人群体是多么地质疑清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清政权入主中原一个半世纪之内，统治者不仅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格局，而且迎来了康雍乾盛世，这些史实又让学者开始反思这些问题：清初统治者果真遭遇到来自汉族士人如此强烈的反抗、质疑和排斥吗？这些现象持续了多久？清朝在中国维持了近三个世纪的统治，其中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何冠彪、陈永明等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从明末清初汉族个体士人研究到群体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明清之际的“遗民群体”和“忠节之士”人数在汉族士大夫群体中所占百分率并不高；面对清人入关，并非大部分汉人都采取强烈的抗拒态度，相反，在宋明理学思想影响下，多数汉族士人入清后选择出仕，这也是符合儒士价值观的选择⑦。 由此可见，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王朝，值得学界继续深入研究。不可否认，清初统治者的外族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满汉矛盾，增加了清朝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后世对这段历史的解释难度。清初统治者入关后是怎样取得政权合法地位并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清统治者又是怎样缓和满汉矛盾并带动全社会各民族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认同进程的？笔者认为，从清统治者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入手，不失为寻求答案的好的切入点。观清朝近三百年统治，清人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正是在统治者对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对外与其他各国使节交往中不断强化的，这一时期“中国”一词开始具有明确的“国家”内涵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 (一)后金至康熙时期：“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大一统进程中不断强化 从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后金政权到顺治帝入主中原，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到清朝迎来康雍乾盛世，清初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完善自身对“中国”的认知和认同，逐渐建构起一套与前朝不同的“中国”观和“中国”认同。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年号“天命”，表示天命所归，是替天行道。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仅承认明朝为“中国”，而且对明朝表示臣服和尊崇，尊明朝为“天朝上国”，自认为华夏边缘之“夷”；他们还认为在明朝这个“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它们和明朝“中国”一起构成“天下”。近来有学者从满文文献中也找到了后金统治者使用“中国”一词的例证，“‘中国’一名在满文史料中的较早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满洲入关之前的清太宗天聪三年(1629)《满文老档》的相关记事中”[17]，只不过当时的“中国”一词仍然是指称明朝，还不是满洲统治者对国家政权的自称。可见，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时期，他们就接受和尊崇“中国”概念并认为“中国”之君并非万世一姓，这就为清统治者日后在中原地区确立政权合法性埋下了伏笔。 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在北京即皇位，成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即位时被称为大清国皇帝“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这是昭告天下清即“中国之主”。清军入关和顺治即位，是清朝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正如马戎所说，“‘入主中原’这四个字，看似浅显，实则寓有深意，它生动地展示了在中华文明影响范围内中原群体、边疆群体共有的‘内’、‘外’观和鸦片战争之前历史进程中边疆群体由‘内’转‘外’的基本态势”[18]。可见，“入主中原”不仅是清统治者认同“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清统治者证实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见证，因为中原之地历来被华夏—汉族视为政权的正统之源和合法之地。入主中原以后，清统治者一面积极推进统一大业，一面着手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层面大力推行各民族“一体化”政策，极力为清政权谋求合法性地位⑧。顺治七年(1650)清军基本控制了全国局势，“尽管顺治以至康熙中期40年间清朝还在步步推进着对明朝治下中国的统一事业，但他们对整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坚定的原则立场”[19]。可以说，坚持这种原则和立场，是清统治者认同“中国”、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好诠释，而且这一原则和立场一直为清统治者所坚守。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与厄鲁特因边境“番夷”归属发生纠纷，顺治传谕厄鲁特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说：“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20](P.800)“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一语，十分明确地表达出顺治帝的“中国”意识。还有学者指出，“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法”[21](P.13)。很明显，这是清统治者对“中国”的自我认同，这个层面的“中国”已经具有“国家”的含义，因此这种自我认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认同”。 明清鼎革既带来了“天崩地裂”般的社会震荡，也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序幕。康熙统治前期，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一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疆域和版图的极盛时期，清朝统治也随之进入康雍乾盛世时期。一方面，清朝开创的大一统局面使清政权的统治合法性逐渐得到汉人确认，汉人的排满情绪渐趋式微，满汉矛盾亦渐趋缓和；另一方面，在与外国使节交往和一系列不平等国际条约的签订中，“中国”一词已成为清统治者对国家政权的自称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作为大清国国家名称、“华民”作为大清国臣民的称呼在条约中被多次使用，可见清朝或大清国与中国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也是“中国”开始具有“国家”内涵的明证；不仅如此，在《尼布楚条约》的满文文本里，也有“中国”的用词⑨。到康熙中期以后，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开始大量地使用“中国”指称清朝统治的全部区域，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政府文书中的“中国”一词已成为“大清国”的同义词，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含义，清统治者的“中国”认同也即今天所说的国家认同。例如，自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康熙帝曾不无忧虑地说，俄罗斯国人，“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亦多胶滞，从古未通中国”，“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22](P.761)；晚年面对西方东来，他亦深感“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23](P.650)的危机；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1712-1715年)派遣图理琛借道俄国出使土尔扈特部，在与俄方接待官员和土尔扈特阿玉其汗的当面交谈中，图理琛等人惯用“我们中国”(meni dulimbai gurun)的表述，可见清政府派出的满洲官员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和明确的“中国”认同[17]。此外，康熙年间统治者“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的强化还体现在开始大规模官修志书之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和修订。历经康雍乾嘉四朝一百多年，清朝三次编纂《大清一统志》，修志目的看似“以昭大一统之盛”，实则是向天下昭示清政权的正统地位和合法统治，是清统治者自认为“中国”或“中华”的重要体现。 (二)雍正时期：“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夷夏之“辩”⑩中不断强化 清王朝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统治全国，对于部分汉族士人而言，始终是心里抹不去的痛，这份痛源于中国传统“华夷之辨”思想的深刻影响。雍正六年(1728年)，清朝发生了著名的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引发了雍正皇帝对汉人秉持的“华夷之辨”思想的有力驳斥，驳斥内容直指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夷夏观和正统观。针对清初学者吕留良等人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的观念，雍正帝并不否认满洲是夷狄，但他认为“夷狄”不过是因为“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24](P.59)，“‘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25](P.696)；他还以“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极力为清政权的正统地位进行辩护。针对当时还有部分汉族士人严守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雍正帝秉持“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和“惟有德者乃能顺天”的正统观，盛赞自康熙以来的“大一统”，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26](P.99)，可见雍正帝承先辈之志，坚守大一统中国观的原则和立场。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他与内阁官员谈话时说： 夫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 雍正帝以“天下主”的身份反复强调“中外一家”，主要就是针对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而言。这里的“中外”“并非意指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外国’，而主要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也可以说是满人皇帝及其上层所主导的、以整个清朝统治区域为范围的中国认同之一集中体现”[27]。不难看出，这场华夷之“辩”实质上也是一场正统之“辩”，雍正帝对传统“华夷之辨”思想的批驳就是为了证明清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正如有学者所说，“雍正皇帝用普遍主义的立场，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力的看法，就是政权是否合法与合理，应当看这个政权是否能‘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一世’，也就是说不仅看它是否拥有统一的空间，而且还需要看它是否拥有政治正确、神灵认同，不仅看它的种族出身，而且要看它是否有民众拥戴，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是否拥有政治、神灵和文化的合理性”[16](P.388)。从顺治入关至雍正时期，清统治者入主中原近百年，迎来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时期，人们的夷夏观、正统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满汉，“人们的空间认同与种族认同，已经由汉族文明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扩展到了满、蒙、汉共同体的‘大清帝国’，所谓‘中国’已经成了一种文明的意味而不是种族的意味”[16](P.388)。毋庸置疑，清前期统治者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维护祖国大一统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增强。 雍正时期，清统治者以“中国”自称的情形更为频繁。有学者统计，在雍正元年(1723年)刊行的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满文本中，“中国”(dulimbai gurun)一词先后出现了23次用例；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以确定清属蒙古地方与俄国的政治边界线的走向，后来在《恰克图条约》的蒙文本和满文本中都出现了“中国”一词的用法[17]，表明清统治者以“中国”自居的做法已为其他民族所接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