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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方程模型构建、检验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使用SPSS22.0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数据总体Cronbach's α数值为0.721，样本充分性KMO测试系数为0.753，均大于0.7，数据信度和效度较好。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农牧民的风险倾向是受群体(羊群效应)影响的。由于“羊群效应”和“风险倾向”两个变量无法直接观测，因此运用Amos21.0软件构建因果关系模型对研究假设H1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324***，P值＜0.001，羊群效应会增加农牧民的风险倾向，研究假设H1成立(见图2)。  图2 模型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 2.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引入广告效应作为外生变量，研究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及通过羊群效应间接对风险倾向的影响。模型2(见图3)中，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的路径系数为0.317，P值0.013(＜0.05)，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有直接正影响，研究假设H2成立。广告效应对羊群效应路径系数1.013，P值＜0.00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路径系数0.147，P值为0.133。广告效应对羊群效应有较大影响。广告效应的加入使得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程度减弱，H4部分成立。  图3 模型2：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 3.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模型3(见图4)中引入政策效应构建嵌套模型，研究假设政策效应将有效抑制农牧民的风险倾向。结果表明，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的路径系数0.084，P值为0.124，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不显著且其路径系数为正数，政策在抑制风险倾向、调控风险方面存在不足，研究假设H3不成立。政策效应对羊群效应有较大影响，路径系数0.165，P值＜0.001；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030，P值0.820，政策效应在抑制农牧民的“跟风”现象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使得羊群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减小，研究假设H5部分成立。广告效应对羊群效应和风险倾向的影响程度没有变化，广告效应对羊群效应的路径系数降低了0.022，而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影响的路径系数增加了0.148，说明政策效应反而促进了大众传媒对于农牧民风险倾向的提升作用(见表2)。  图4 模型3：广告效应、政策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 表2 模型路径系数及显著性结果表
注：***为1％的显著水平。 (三)模型的修正 根据模型修正指数，对模型2、模型3进行修正，得到现有模型，NFI，CFI，GFI等模型的主要评价拟合指标结果均通过(见表3)，CMIN/DF，RMSEA指标略高。 表3 模型修正后拟合指数
四、研究发现及阐释 (一)研究发现 1.农牧民的风险倾向存在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是发生在个体间的，邻里之间“一传十、十传百”无组织性的信息传递。这种传递方式主要依靠口口相传，传播力较弱，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相似性情况下，具有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影响力和感染力极强，对投机心理产生刺激，农牧民更容易接受风险。这种倾向于信任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的现象在农村牧区十分普遍。 2.广告效应会进一步增强农牧民的风险倾向，影响羊群效应弱化“跟风”现象。广告是群体间商业性有组织的信息传播，通过电视、报纸、新媒体等方式传播，与“口口相传”的羊群效应相比，广告的传播性更大，影响力更强。在广告的强大传播力下羊群效应的影响力度减弱，广告效应取而代之。模型修正中将误差项e1和e7链接，说明在农牧民购买保险等情况中，广告效应与羊群效应有很大的相关性。 3.政策效应抑制农牧民风险倾向的作用发挥不足。政策的传播是政府有组织性的群体间信息传播。政策的受众群体是全社会成员，其制定的初衷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化解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环境。政策效应只是减弱了其直接和间接对风险倾向的正向影响程度，并没有产生负影响而进一步抑制风险倾向。 4.广告效应的影响力大于政策效应。在对风险倾向的直接影响中，广告效应大于政策效应，且政策效应增加了广告效应对风险倾向的影响，广告的传播力度和被接受程度更高。 (二)原因阐释 1.地缘文化浸润。内蒙古***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很多乡镇(苏木)、村(嘎查)之间距离较远，这种天然的地理区位使社会环境相对闭塞，更容易出现“乡土文化”“熟人社会”“邻里攀比效仿”的现象；在从众心理驱使下的决策多为非理性感性决策，盲目跟从、不计后果的从事高风险行为。加之信息传播速度大大降低，信息的不完全，更为羊群效应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2.认同整合受限。广告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其攻势性宣介放大产品的功能，高度掩盖了潜在风险。大多数农牧民在商业广告效应刺激下，更多是增加风险倾向、接受风险、做出冒险决策，而政策的认同和整合受到了限制。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语言文字差异，对农牧民政策解读不够，政策效应传递不畅通，政策普及度不高，部分群众知之甚少。 3.政策有效供给不足。农牧民生产生活遇到资金困难，难以及时得到政策性贷款支持，为解决燃眉之急选择高利贷。医疗报销比例、危房改造补贴、贫困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标准与实际保障能力不相匹配。牧业生产周期长，一些银行贷款与生产周期错配，增加了金融负担和风险。“涉农涉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不精准，政府偏好色彩鲜明，过分强制性供给等都造成了制度化风险。可见，政策效应抑制农牧民风险倾向的作用发挥不足，政策制定、执行僵化、简单化，适用性不强，产生了政策性风险。 4.公共服务效率不高。农村牧区便民服务网点少，布局不合理。以呼伦贝尔市为例，金融机构密度为492.3平方公里/个，而下辖的新左旗只有9个金融机构网点，密度仅为2444.44平方公里/个。偏远牧区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以农村信用社为主要借贷渠道的占80.5％。“一站式服务”“马上办”“一次办”机制不健全，贷款审批事项较多，许多无效、重复证明降低了审批效率，贷款难问题依然突出，加重了农牧民群众办事负担。再加上新官不理旧账，政策连续性不足，个人偏好影响决策行为，前后任政策切割，农牧民无法得到稳定的长效风险预期。金融机构真正在农村牧区实现无抵押、无担保形式发放惠农惠牧贷款还存在诸多障碍。风险防控机制更多地用于抵御政府自身风险，却把风险留给企业与群众。基层政府以优惠政策支持或默许“户贷企用”的金融扶贫模式，表面上兼顾了企业融资与贫困户收益，实质上将经营风险和债务负担转移到贫困户身上，政策无法发挥其有效抑制农牧民风险的作用。文化主义理论认为，风险文化是形成社会风险的关键，文化具有突出的认知功能，共享文化价值观对风险防控具有积极意义。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制度本身由于运转失灵会产生风险，随着有风险的措施上升成为政策，“风险”便被制度化。 五、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一)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增强风险防范抵御能力 壮大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与农牧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关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构建种养加基地、流通配送、线上线下完整的农畜产品电子商务体系，发挥有组织的市场竞争合力作用。鼓励建立嘎查村应急周转资金，形成互惠互助、良性互动的群体应对风险机制。 (二)加强农村牧区信息化建设，发挥政策与广告的正向影响 建立生产经营、法律法规等宣传培训长效机制，优化农牧业综合信息社会化服务，发挥乌兰牧骑等群众亲和力强的文化载体作用，弘扬正能量，抵制庸俗化，形成正“羊群效应”。增强商业广告的公益性，发挥大众传媒正向引导和对风险倾向的衰减作用，使农牧民理智预判，防范风险。 (三)提高政策供给质量，优化风险管控环境 加大对涉农涉牧金融机构贴息力度，推广预期农畜产品、设施农牧业、土地三权等新型抵(质)押融资方式，适应牧业生产周期创新专属产品，完善贫困人群融资征信政策，开展政策性种养殖业保险试点，健全天气指数保险等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农村牧区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惠及百姓、抑制风险、维护稳定的本源作用。 (四)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合理规划布局金融网点，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苏木)。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扩大村镇银行县域覆盖面，约束中介公司、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经营行为，回归设立初衷和市场定位。下放贷款审批权限，降低涉农涉牧贷款利率，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全方位确保政策执行顺畅，避免产生政策性风险。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9. [2]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4-55. [3]宋圭武.农户生产经营风险研究[J].甘肃理论学刊，1999(6)：45-48. [4]李海英，李波，邬志龙，代旭焕.定居工程实施背景下牧民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2)：247-252. [5]宝希吉日，黄晶，乌日根巴雅尔.内蒙古牧户风险管理行为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15(2)：33-40. [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7]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丁士军，陈传波.农户风险处理策略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6)：346-349. [9]陈新建.感知风险、风险规避与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基于对广东适度规模果农风险偏好的测度检验[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5-91. [10]张跃华，顾海英，史清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效用层面的一个解释及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4)：83-92. [11]姜岩，李扬.政府补贴、风险管理与农业保险参保行为——基于江苏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10)：65-72. [12]陈振，郭杰，欧名豪.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省526份农户调研问卷的实证[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29-137. [13]李景刚，高艳梅，臧俊梅.农户风险意识对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4(11)：21-30. [14]陈传波.中国小农户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15]Sitkin S B,Pablo A L.Reconceptualiz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isk Behavior[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2,17(1):9-38. [16]Deborah Lupton.Risk[M].New York:Routledge,1999:28-33. [17]王娟.影响技术风险认知的社会文化建构因素[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8)：92. [18]Banerjee A V.A Simple Model of Herd Behavior[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3):797-817. [19]刘杰.羊群行为理论：概念原因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J].世界经济情况，2009(4)：90. [2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 [21]Stone G D,Flachs A,Diepenbrock C.Rhythrns of the Herd:Long Term Dynamics in Seed Choice by Indian Farmers[J].Technology in Society,2014(2). [22]尼克·皮金，罗杰·E.卡斯帕森，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社会放大[M].谭宏凯，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4，10. [23]Mazur A.Risk Perception and News Coverage across Nations[J].Risk Management,2006,8(3):149-174. [24]王甫勤.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2)：83-91. [25]卜玉梅.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与经验研究及启示[J].学习与实践，2009(2)：120. [26]Gartner W B."Who Is an Entrepreneur?" Is the Wrong Ques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1988,12(4):11-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