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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一学校中堂实验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 摘 要：中山国作为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其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突出的历史地位,使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国中山国考古工作的开展,为中山国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战国中山国的族属与疆域、出土器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都是考古学者们所关注的热点,为揭示中山国的历史原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战国中山国研究必将取得新进展。 关键词：战国; 中山国; 千乘之国; 鲜虞 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2XNI011)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郝沁源,女,北京十一学校中堂实验学校助理讲师; 王晓琨,男,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其疆域范围大部分在今天的河北省保定、石家庄。中山国是春秋中后期由白狄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原称鲜虞,至春秋后期改称中山,故当时文献皆以鲜虞与中山并称。战国前期,中山国曾一度被魏国所灭,但不久即复国,并作为一个“千乘之国”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中山国于战国中期达到鼎盛,后于赵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被赵所灭,最终亡国。中山国因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十分有必要。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考古发现的深入,中山国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在广泛收集和阅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对战国时期中山国研究的史料来源、考古发掘、研究现状进行概括与梳理,并对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思考,以期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与启发。 一、战国中山国研究的史料来源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1)这是中山国首次见于历史记载。 《左传·哀公三年》又曰:“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2)次年,又讲到鲜虞。由此可见,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之后,鲜虞的名字才被中山所代替(3)。 《史记》云,“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后,“齐、韩,魏、赵、中山五国共攻秦”(4)。此时中山国实已沦为傀儡,附庸于赵,但赵另立之王染于中山旧臣,为赵所忌,不到一年,王废国灭。《史记》这段记载则是对赵灭中山的明确描述。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云:“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5)此为史书中关于中山国疆域范围的记载。 《史记·货殖列传》云:“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纷淫地余民,民俗恨急,仰机利而食。”(6)这是史书对汉初中山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大体描述,对研究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社会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西汉刘向编《战国策》时单独列出“中山策”一章(7)。西晋张耀著《中山记》是最早一部记述中山国史的专著,其对此前研究中山国的论著进行了系统整理(8)。在此基础上,清代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对史籍中提到的中山地名逐条进行考证,对保存中山国史料做出了突出贡献(9)。 民国时期,钱穆在其发表的《中山武公初立考》一文中,对中山国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文通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白狄与中山》中,系统地探讨了白狄的兴起、东迁和鲜虞-中山的兴亡历史(1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一书,为人们认识中山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做了较大的努力(12);顾颉刚《战国中山国史札记》,利用古籍中的历史资料和考古新发现的实物资料相互印证,使得读者对中山国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13)。 总的来说,中山国的文献资料并不系统。汉朝刘向编《战国策》时,著录《中山策》九章,但对中山王的世系和名号并未描述清楚;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周、秦本纪和宋、卫、燕、楚、赵、魏、韩、齐诸世家,唯独缺中山国。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上墓出土了大量文物,特别是刻有长篇铭文的铁足大铜鼎、夔龙饰铜方壶、铜圆壶及兆域图铜板的发现,为学者们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14),青铜器铭文的释读也弥补了中山国文献资料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战国中山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自20世纪70年代起,战国中山国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陆续开展。1974年11月至1978年6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三汲公社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5),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蒲吾城、战国至北朝时期的古城1处,以及战国时期的城址1处;发掘了春秋战国时期墓葬30座、墓上建筑遗迹2处、车马坑2座、杂殉坑1座、葬船坑1座,出土文物约1.9万多件。通过对M1与M6两座墓的形制和随葬物品的分析,研究认为,M1的主人应为中山王厝,M6的主人也应为王一级别。197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结合史料,充分确定了中山国王都后期都城———灵寿城的所在地(16)。 1974年11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开始对M1厝墓展开发掘,清理了3个陪葬墓和残存在东西两侧的建筑遗迹;1976年,又清理了墓室上部的封土;1977年,清理了其他3个陪葬墓、一号车马坑、残存在南侧的建筑以及大墓的主室;1978年,又清理了二号车马坑、杂殉坑和葬船坑(17)。 1978年秋至1980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全面勘探了灵寿城的城垣垣基、夯筑基址、城外墓葬、古道路。根据调查和勘探的情况,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绘制了灵寿城的遗址平面图。1980年4月到1987年1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中山国灵寿城址内先后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面积达9205平方米(18),抢救性发掘了城内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夯土建筑遗址和居住址,并清理了城址内外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小型墓葬131座。 随着中山王墓及中山国灵寿城址的发现,中山国的研究获得了新的材料,由此引发了中山国研究的热潮。1988年以来,在保定的唐县、顺平等地陆续发现了中山国的长城遗址,这也是有关中山国的又一重要考古成果(19)。 为了配合朔黄铁路的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中山国的相关遗存进行了发掘。1997年12月至1998年8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灵寿县文物局与文物保管所对青廉战国两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古墓葬415座,其中战国墓250多座,汉代墓葬138座,分属西汉和东汉时期,共获得陶器、石器、玉器、玛瑙器、水晶器、铜器、铁器等各类随葬品3 000多件(20)。 1998年4月至8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平山县访驾庄、北七汲、战国中山国王陵墓区、郭村一带进行了发掘。在访驾庄墓区,发掘了9座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方形土坑竖穴中型墓;在北七汲遗址、墓区,发掘了175平方米战国时期的遗址、4座春秋时期的中型墓;在战国中山国王陵墓区,发现了59座战国时期的中、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在郭村祭祀坑区,发掘了142座祭祀坑(21)。发掘成果丰富。 1998年4月至8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灵寿县岗北东周墓地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165座,发掘总面积1980平方米,出土了包括铜器、陶器、玉器、玛瑙器、石器、骨器等在内的各类遗物(22)。 经过30多年的考古发掘,大批的中山国文物和遗址被发现。这一方面使久已湮没的中山国历史再次得到世人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为深入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三、战国中山国的考古研究现状 近年来,由于战国中山国考古资料的补充,中山国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国中山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有300多篇,论著数十部(23)。纵观以上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学者们的研究内容可分为族属与疆域问题、出土器物的专门研究、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三方面。 (一)战国中山国的族属与疆域问题 中山国族属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讨论十分激烈。李学勤认为,战国中山既非周之同姓,亦非魏所别封,而是春秋时期白狄所建鲜虞的继续(24)。以黄盛璋为代表的学者则持相反的意见,其在《关于战国中山国墓葬遗物若干问题辨证》一文中,从中山的墓葬形制、器物制造、职官名称、语言文字,甚至哲学思想等角度,论证战国中山国的君统出自周王室,其统治的人民多为鲜虞族,并认为战国中山与春秋时期狄族所建立的鲜虞既非一国,也非一姓,战国中山出自周王室,反映的文化是受到鲜虞影响的华夏族文化(25)。以孙华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有待商榷,其提出中山是姬姓白狄所建,但否认战国中山是春秋鲜虞的继续或春秋鲜虞在我国的又名,认为它是由白狄建立的独立存在的国家,于5世纪初灭掉了鲜虞,占其全部土地,因此,人们误认为是春秋鲜虞的继续(26)。 河北师范大学刘英《鲜虞中山族属问题研究》是近年来一篇关于中山国族属问题总结较全面的硕士论文。刘英搜集大量的文献典籍和众多的考古资料,借鉴前贤今人的研究成果,揭示出鲜虞中山属于白狄族,其固有的民族特性与整个国家兴衰史有着一定的联系(27)。孙闻博在《鲜虞、中山族姓及渊源问题之再探》一文中指出,春秋之时的鲜虞非谓中山,鲜虞当为白狄子姓,中山为白狄姬姓,战国中山当由春秋中山发展而来(28)。陈惠在《内蒙古石棚山陶文试释———中山国族属探源》一文中,根据石棚山遗址出土遗物的特征,揭示出石棚山陶文似乎是各族(狄族及其他族)会盟活动在陶刻上的反映(29)。 路洪昌将鲜虞中山国疆域的变迁分为鲜虞部落联盟时期、战国前期中山国、战国中期中山国三个阶段。自鲜虞部落联盟起,到赵国发动进攻中山战争前,其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总的趋势是不断地“创辟封疆”,向外扩展;疆域的消长是随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弱强而变化的。中山在王厝时代最为鼎盛,疆域亦最为辽阔,所谓“地方五百里”,包括今保定南部、石家庄大部、邢台北部一隅太行山以东的地区(30)。关于其疆域,史为乐在《中山国简说》一文中认为:“中山南境应在今高邑县以南,东南境应包有扶柳故城,北境在中山故城以北不会过于辽远,至于西境自然是以太行山为界。”(31) (二)战国中山国出土器物的专门研究 战国中山国出土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学者们的研究类别囊括青铜器、陶器、玉器、瓦当、乐器、货币等;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而采用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剖析器物蕴含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学界从艺术鉴赏视角对出土器物的纹饰、造型、形式、技术工艺等细节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颇丰。著名艺术史专家巫鸿教授融合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对中山国的器物造型和装饰进行了分析。在《谈几件中山国器物的造型与装饰》一文中,巫鸿认为,中山国出土的大型铜器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还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们是研究先秦美术史的宝贵资料,并指出,我国艺术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交融发挥了巨大作用(32)。 伍立峰在其硕士论文《战国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中认为,大部分中山王墓出土的器物都以生动的动物形象为重要特点,同时指出,中山国装饰艺术具有综合创新的特征,并分析了铸造技术发展对青铜器器物造型的影响(33)。伍立峰在《战国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形成的背景》一文中提出,中山国作为弱小的争霸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融合并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艺美术风格(34)。郭宏《西汉中山国工艺美术研究》,从西汉中山国工艺美术形成的背景、西汉中山国审美精神与艺术特征、丰富多彩的中山国工艺美术造型语言三方面入手,详细论证了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的生成、发展与其地域环境、民族习俗、社会经济、文化、技术都有着紧密联系(35),该文论叙的重点虽然是西汉时期中山国的工艺美术,但也折射出了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工艺水平。 学者们对中山国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包括对其造型、工艺和纹饰的分析。史石在《中山国青铜艺术的特色》一文中,从独具匠心的造型设计、高度发展的金银错工艺、历史悠久的艺术渊源着手,认为中山青铜文化如此发达,直接同商文化有关,这反映了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的互相融合(36)。张金茹《鲜虞中山国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一文,在分述中山国酒器、食器和水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山国的装饰艺术,并对动物纹饰的应用、造型及青铜器的镶嵌工艺进行了初步探讨(37)。陈伟《对战国中山国两件狩猎纹铜器的再认识》,对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的铜盖豆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对铜器上的图案进行了再认识,这些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鲜虞族人的活动,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38)。刘卫华也剖析了战国中山国的金银错工艺,在《战国中山国金银错工艺赏析》一文中赏析了出土的错金银精品,并依金银使用材料的不同,将其划分为错金、错银和错金银三种。刘卫华认为,墓中出土的错金银器数量众多,工艺精湛,充分显示了中山国高度发达的手工艺水平,也说明来自北方草原的狄族———中山国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发展,其文化风格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特征(39)。 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关于中山国出土陶器、玉器、瓦当和乐器的研究也日渐丰富。刘卫华《战国中山国黑陶赏析》认为,中山王厝墓出土磨光压划纹黑陶,无论在造型、纹饰、色彩方面,还是在陶土、工艺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是战国时期陶器艺术中的一枝奇葩,也是中国陶器艺术审美史上的一个美学特例(40)。杨建芳《平山中山国墓葬出土玉器研究》认为,中山国的玉器具有鄂尔多斯艺术的某些特点。据考证,春秋时期晋国西北部和陕北高原(包括鄂尔多斯)上,散居着狄人中的一支———白狄,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则表明狄人遗存中山的族属为白狄(41)。曹迎春《战国时期中山国制玉业》一文认为,繁密的斜格纹是有着中山国本民族特色的玉器装饰纹样,与其他装饰纹样相配合,起着点缀和充填画面空白的辅助作用(42)。 申云艳博士在《中山国瓦当初探》一文中,依据现有资料对中山国瓦当进行初步探讨,认为,中山国故地出土的战国瓦当具有多元文化因素(43)。陈应祺《战国中山国瓦当》认为,中山国的瓦当除有各种纹饰外,其主要特点是绝大多数瓦当当面上均饰有乳丁纹,并且因为中山国对“山”的崇拜,当时的工匠会将山区中常见动物的形象、山峰及山中经常出现的自然现象,反映在一些瓦当饰面的造型中(44)。胡小满《中山国古都出土乐器简论》,对近年来中山国古都出土的乐器及其所蕴涵的音乐文化信息予以简要探讨,对中山国音乐文化进行了初步的认识(45)。 在中山国墓葬出土的货币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陈应祺1990年发表的《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货币概述》一文,概括性地总结了灵寿城址出土的货币情况,认为中山仿币的发现影响了战国货币制度的研究(46)。陈应祺另一篇文章———《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则考证了中山国把作为商品交换的货币面文铸以“成帛”,是因为当时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中山国,有不少生活必需品自己不能全部生产,织物需要通过商品交换获得(47)。高英民《中山国自铸货币初探》一文,根据考古资料对中山国自铸货币进行了考论,并论述货币流通情况反映了商品交换的发展(48)。 (三)战国中山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 当下,学者们对战国中山国政治的研究主要涉及其政治体制的剖析、军事制度的演变等方面。徐海斌《战国中山国的政治体制探析》,探讨了战国中晚期中山国建立君主集权政治体制的改变及其重要影响(49)。军事制度本就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冯秀环《试论战国中山国的军事制度》指出了中山国的军事制度同中原大国的相同之处,又概括了中山国在军事制度上独有的特点(50)。王娜在《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兴衰与军事外交战略的演变》一文中认为,中山国的兴衰蕴含着深刻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哲理,这对当代边防政策、兵种建设、武器装备、外交策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51)。马兴《战国中山军事制度初探》,对中山国的军事领导体制、兵种配置、军事赏罚进行了分析,并比较了中山国军事制度中相率兵作战、兼领军事,与中原各国文武相分之制的不同(52)。 学者们对战国中山国的经济研究,包括农业、商业、手工业、交通业等多个领域,多方面揭示了中山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路洪昌在《战国中期中山国的经济》一文中认为,战国中期中山国生产力的水平相当高,经济比较发达。农牧业是其立国之本,中山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中部山麓平原地区最为发达(53)。路洪昌对中山国的交通也曾撰文,认为中山国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水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反过来,交通事业的发展又为其经济贸易提供了便利(54)。曹迎春《战国中山农业探索》和《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初探》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农业生产状况(55),以及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56)。陈应祺、李恩佳《初论战国中山国农业发展状况》一文,从中山国的农业区域及从牧转农的影响、已发现的中山国农业生产工具、中山国农业状况三方面展开,对中山国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57)。甄鹏圣《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经济发展研究》一文,从中山国的地理环境入手,分析中山国的手工业发展状况,推断中山国的商业经济发展的大体情况,探讨研究中山国的发展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山国的生产方式已经与中原各国的基本相同(58)。 学者们对战国中山国的文化研究,集中于探讨中山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共性或差异,通常是与周边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曹迎春的《考古所见战国时期燕与中山的文化共性》从考古材料入手,对两国的器物形制、铜器纹饰和货币文化共性进行一番细致考察。这些共性因素是北方民族文化的共同烙印,为两国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前提条件,对两国的经济交往具有特殊的意义(59)。菅海英《燕国和中山国文化比较研究》主要从都城、货币、丧葬习俗三方面,对燕国和中山国的文化进行比较,发现两国在三方面存在共性的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异(60)。郄瑞环的硕士论文《魏国与中山国比较研究》,探讨了魏国和中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彼此影响,认为两者在共性的基础上,还存在自己的特点(61)。贾腾在《玉皇庙文化墓葬与鲜虞中山文化墓葬对比研究》一文中,将这两种文化的墓葬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使读者对两种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玉皇庙文化和前期鲜虞中山文化时间相当,两种文化都有北方文化的特性,但玉皇庙文化的北方特性更明显(62)。 四、展望 总的来说,随着考古资料的发表,战国中山国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为揭示中山国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中山国在与各诸侯国交战的同时,也是多种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政治结盟、互派使节、经济贸易等形式的交往也促进了多文化的交流(63)。在这个过程中,中山国的文化在保持其北方民族独特内容的同时,不断地与中原文化相融合。中山国族属的确定从考古遗存研究出发是最有根据的,因其提供的是客观的实物器具,这样有利于学者通过切实分析,揭示遗存背后的文化内涵。中山国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体现在所出土的器物上,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判定文化交流都是从物质入手进行分析,这也符合考古学最核心的问题,即解决从物到人的问题,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分析古人的行为,实现考古学理论上的“透物见人”。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知,对战国中山国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族属与疆域问题的探讨仅集中在浅层次上,对族属和疆域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问题剖析不够,其方法与理论多拘泥于传统,观点陈旧。在出土器物的形制、工艺等方面,研究内容有不断重复之嫌,开创性研究较少,多为宏观论述,缺少对个案的细致解读与对比。还有一些与中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只是初步结论,没有深入探讨,尚难形成定论。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认为,若要进一步提高中山国研究水平,一方面,需要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是研究的基础,充分利用出土的实物材料,充分实现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相互补充,目前,灵寿城附近的访驾庄、北七汲、青廉等遗址墓葬的发掘材料,正在进行紧张的整理,相信这批材料的系统公布,必将推动中山国考古、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则需要革新研究方法,转变研究思路,敢于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研究方法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当然,任何研究成果的出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建立在众多学者研究基础上不断探索的过程。随着新材料的发现、研究方法的完善,以及多学科的合作与交流,战国中山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都将逐一得到解决,关于战国中山国历史原貌解读的深度和层次也将得到跨越式进步。 注释: (1)《左传·定公四年》,杜预:《左传杜林合注》卷4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8页。 (2)《左传·哀公三年》,杜预:《春秋左传正义》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卷第57,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1248页。 (3)(14)(31)史为乐:《中山国简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4)《史记》卷5《秦本纪》,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下同,第112页。 (5)《史记》卷79《范雎蔡泽列传》,第840页。 (6)《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1231页。 (7)刘向著,高诱注:《战国策》,中华书局1985年。 (8)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 (9)[清]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广文书局1978年。 (10)钱穆:《中山武公初立考》,《失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92-194页。 (11)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12)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顾颉刚、顾洪:《战国中山国史札记》,《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 (1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16)(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19)李文龙:《保定境内战国中山长城调查记》,《文物春秋》2001年第1期。 (20)(22)刘庆柱:《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 (21)刘连强、夏素颖、雷建宏、石磊:《河北平山考古新收获---中山国灵寿城址外围发现大量中山国墓葬》,《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14日。 (23)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24)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5)黄盛璋:《关于战国中山国墓葬遗物若干问题辨证》,《文物》1975年第5期。 (26)孙华:《试论中山国的族姓及有关问题》,《河北学刊》1984年第4期。 (27)刘英:《鲜虞中山族属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28)孙闻博:《鲜虞、中山族姓及渊源问题之再探》,《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 (29)陈惠:《内蒙古石棚山陶文试释---中山国族属探源》,《文物春秋》1992年12期。 (30)路洪昌:《鲜虞中山国疆域变迁考》,《河北学刊》1983年第3期。 (32)巫鸿:《谈几件中山国器物的造型与装饰》,《文物》1979年第5期。 (33)伍立峰:《战国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34)伍立峰:《战国中山国工艺美术风格形成的背景》,《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3期。 (35)郭宏:《西汉中山国工艺美术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6)史石:《中山国青铜艺术的特色》,《河北学刊》1982年第3期。 (37)张金茹:《鲜虞中山国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文物春秋》2002年第10期。 (38)陈伟:《对战国中山国两件狩猎纹铜器的再认识》,《文物春秋》2001年第6期。 (39)刘卫华:《战国中山国金银错工艺赏析》,《收藏家》2010年第1期。 (40)刘卫华:《战国中山国黑陶赏析》,《收藏家》2013年第10期。 (41)杨建芳:《平山中山国墓葬出土玉器研究》,《文物》2008年第1期。 (42)曹迎春:《战国时期中山国制玉业》,《文教资料》2007年第27期。 (43)申云艳:《中山国瓦当初探》,《考古》2009年第11期。 (44)陈应祺:《战国中山国瓦当》,《收藏家》2001年第7期。 (45)胡小满:《中山国古都出土乐器简论》,《中国音乐》2007年第4期。 (46)陈应祺:《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货币概述》,《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 (47)陈应祺:《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 (48)高英民:《中山国自铸货币初探》,《河北学刊》1985年第2期。 (49)徐海斌:《战国中山国的政治体制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50)冯秀环:《试论战国中山国的军事制度》,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51)王娜:《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兴衰与军事外交战略的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52)马兴:《战国中山军事制度初探》,《史学集刊》2007年第2期。 (53)路洪昌:《战国中期中山国的经济》,《河北学刊》1985年第1期。 (54)路洪昌:《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交通》,《河北学刊》1986年第5期。 (55)曹迎春:《战国中山农业探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6)曹迎春:《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初探》,《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57)陈应祺、李恩佳:《初论战国中山国农业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58)甄鹏圣:《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经济发展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59)曹迎春:《考古所见战国时期燕与中山的文化共性》,《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60)菅海英:《燕国和中山国文化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61)郄瑞环:《魏国与中山国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62)贾腾:《玉皇庙文化墓葬与鲜虞中山文化墓葬对比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63)贾莉:《鲜虞中山国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