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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松：从那时起，您将“不列颠史”范围拓展至《大不列颠区》（Greater Britain），再逐渐转入了大西洋史和综合意义上的全球史。这一“全球转向”如何具体展开？ 阿米蒂奇：在剑桥大学撰写这部思想史专著时，我意识到鉴于“剑桥学派”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政治”的资料铸造而成，它忽略了许多关于国际关系的政治思考。经典的“斯金纳式”研究以“政体思想”为“政治思想”之核心，专注于国家内部，也就未能涵盖国际政治思想。我必须声明，你作为下一代国际思想史的代表，可能会对我这些陈旧的范畴和术语提出质疑。我承认：“国内”“国外”“国际”，这些都是相当粗糙的概念，但是我必须使用它们，才能阐释当年国际思想史学研究刚刚起步时的真实状况。我当时提出的疑问是：当你逾越政治的边际时，会当如何？何以论证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论争又如何延展？我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愈渐发觉，对于许多早期现代和现代思想家而言，这一区分是不存在的。他们阶段性、间歇性、并以不同程度探索“国内”和“国外”边界问题，也即如今所谓“国际关系”议题。理解了这一点后，我发现我并非孑然一人。许多政治理论家，如年轻一辈，你也熟识的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桑卡尔·穆苏（Sankar Muthu），亦存此念。所以，在2000年前后，我自诩为推动国际史大运动的一份子。出版《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之后，我紧接着构思了一部《国际思想基础》（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我当时勾勒出了梗概，分好了章节，打算出一部条理清晰的专著，而非文集。2000至2001年，我调来哈佛，正欲专心经营此书时，却意外地分了神。我最早为这本书设计的一章，旨在以国际法文本视角重思《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我将其暂改为一篇论文，于历史系罗宾森楼地下室预讲了一次。当时我未来的哈佛出版社编辑驾临，听过之后，她附耳低语道：“这篇论文里蕴藏着一部大书。从未有人以国际史、全球史视角看《独立宣言》。您是否考虑改写成一部专著？”于是，这一章就自立门户，滋生了另一个生命。我当时痴心妄想六个月内堆积出一本大杂烩，以此介入一下正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全球化美国史”运动，遂把原来的专著计划抛诸脑后。但事实证明，费时竟达五六年之久。一旦我“从拱门上摘走了拱心石”（take the keystone out of the arch），《现代国际思想基础》的建筑雏形旋即崩塌。许多年以后，我围绕这一课题发表了若干篇各自独立的论文，这才想起重拾旧业。这些文章好比散落一地的肢节，等待我拼湊成一具躯体。于是，这部本来告吹的专著又像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样，重新凝为一体，浴火重生。当时《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已激发了学界极大的兴趣。学者们愈渐倾向于将《独立宣言》视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由“万民法”（ius gentium）赋予的权利宣言，而非一部个人权利的宣言。这又涉及到了18世纪末的“万民法”语言。这次理论尝试绝对印证了我之前的一种感觉：“万民法”不只是后世从国际法出发，回过头来强加给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时空错乱的范式。恰恰相反，一直以来“政治思想史”囿于“政体治理思想史”的范畴，强调国家内部，几乎完全忽略了历史上存在的另一种经典：剑桥学派现在称之为“国家群中的国家（状态）”？ 李汉松：国家间的国家（状态）。 阿米蒂奇：正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安娜贝尔·布蕾特（Annabel Brett）都在2000年左右分别开启了这项工程。大约2010年时，我们的努力逐渐汇流，成为一股力量。这就是我转向国际的前因后果。 李汉松：您个人的学术轴心转向国际可以理解为当时学术大趋势的一个具体表现。但从大西洋史转到太平洋史，却充满了个人色彩。我从未听说过其他剑桥出身的思想史家对太平洋萌生兴趣。 阿米蒂奇：是的！除你之外。我的“国际”与“大洋”转向几乎平行进行。但疏浚记忆之长河，我似乎发现二者起初并无直接关联，而是各自为政。但尽管平行线不交叉，它们却显示出颇为相似的延伸形式。我记得最初为了将早期现代英帝国史重新解读为“大西洋帝国史”，我曾着意参加了贝林在九十年代办的哈佛大学“大西洋史研讨会”。藉此契机，我不再满足于用政治体制的方式概念化解读地域，而是反问自己：如何善用“大西洋框架”，以求反思早期现代英国史？到这一步为止，我还是在继续以海盆（oceanic basin）为基础单位研究帝国史。我当时试想：也许“大西洋框架”可以当作一种“启发式”（heuristic）架构，用于测验我们对于社群如何发展、制度如何衍变、观念如何传播等一些概念认知。“大西洋史研讨会”进行到第二年，我与并肩作战的同事迈克尔·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同办了一次以大西洋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目标是检验这个概念的适用性。会议论文汇成文集，后以《不列颠大西洋世界》（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之名出版。与此同时，我加紧步伐赴澳大利亚讲学，主要是与澳洲的大西洋史学家交流。他们从太平洋西南角看“大西洋史”概念，形成的观点与我们迥异。其中一些专家已经开始思考：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对大西洋萌生学术兴趣，这本身就是件趣事。但就18和19世纪而言，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大西洋帝国”曾是一个“全球的英帝国”？如果我们现在时兴用大洋模型来解读历史，为何只在太平洋索冀大西洋，而不从太平洋反观太平洋？多年来，这一奇思妙想触发了一系列学术对话，在澳大利亚本土逐渐孕育发酵。而当我来到日本之后，这些零星的火花汇聚一堂，形成了对太平洋整体的学术兴趣。我受邀至东京大学“太平洋与美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Pacific and American Studies，简称CPAS）。那时我作为嘉宾，主要任务还是讲论我的专业：大西洋历史。但我瞧准了时机，质询接待我的主人翁们：中心的名字为何含带“太平洋”这一范畴？事实证明，他们的太平洋视角和远景又与我不久前才从澳大利亚得来的印象全然不同。对学者而言，这是经典的一刹那：思路之间的不匹配触发了疑问，疑问又启发了研究课题，最终课题又化为学术会议。我邀请了一帮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历史学家齐聚哈佛，探讨“太平洋历史”这一范畴。其中有澳洲原住民学者达蒙·萨勒撒（Damon Salesa），还有入江昭、杉原薫等日本学者。就我和我的编辑所知，这些国际社会中一直在讨论太平洋问题的历史学家彼此互不熟识，所以我们的初衷即是把他们召集一处，切磋学问。就这样，众多在不同地点同时展开的学术对话和对“太平洋”的定义都转移到了同一舞台上。这样一来，他们起码有半只脚踩在了同一片甲板上，假以时日便能打开对话，共同将“太平洋历史”打造成“大洋史”的另一子品种。 李汉松：他们对太平洋史的认知分歧究竟在哪里？ 阿米蒂奇：已有数代大洋洲原住民学者自称“太平洋史学家”。另一方面，来自太平洋边缘的学者，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籍历史学家，更关心往来太平洋的经济活动史，所以并不感兴趣南太平洋或原住民史，甚至也不费神于英语世界和欧洲帝国介入太平洋世界的历史。所以，下这一步新棋至关重要。总结起来，从狭义的“国政”到“国际”，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每一步都遵循着内在逻辑，在发挥指导性作用。而每一次，我都是在不同场合、地点和学术对话的驱动下，才实现了转向。只要出现了惹人着迷的问题、令人费解的错位，以及其他种种诱导因素，我都会欣然迎战，齐头并进，同时驾上若干匹马。 李汉松：既然是大洋史，应是乘浪，而非驾马。 阿米蒂奇：正合我意！我在日本讲学时用过“冲浪”这个比喻。我当时即已指出，后来也在《大洋诸史》（Oceanic Histories）这部书里针对我们的批评者再次重申：历史学家们通常在谈到自己的专业话题时，都会直观地使用“土地隐喻”——我们一般使用的词是“耕耘”一个“领域”。有时候，这是潜意识中，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法：champs）与“惯习”（拉丁：habitus）理论在作祟。但不熟悉类似理论的历史学家们很少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用“领域”一词。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更体现了一种疆域意识，是他们心目中一块边界分明的土地。 李汉松：有人问马克斯·韦伯他的学术“领域”为何，韦伯答道：他不是头驴，没有“领域”。 阿米蒂奇：没错。所以我提出：与其将“学术领域”（field）当作一种静止状态下横向划分出的疆土，不如改谈“历史冲浪”。它充满动感，能量无穷，虽然蕴藏危险，但危险得激动人心。这种理解方式更令人对历史着迷。这样讲，历史也不再停留在同一水平线上，而像海浪一样，从深海潜流，到激荡天穹，垂直纵深，充盈了整个空间。你可以潜入海底，也可以纵跃上天。目前“山岳史”发展势头强劲，拔地而起。而大洋史也可为将来研究大气层、外太空提供研究范式。 李汉松：我们何时开始一起研究星际史？ 阿米蒂奇：不远的将来。当天体物理学家在其他行星和卫星上发现大海的痕迹，我们便立即开工，吹响“外星史”的号角。了不起的全球史家菲立普·费南德兹-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曾抱怨：只有一个星球，大大限制了他的学术空间。我倒认为：大洋史给了我们突破这一限度的难得机遇。等科学家们在土星和火星的卫星地表下发掘出了冻海遗迹，我们即可开展比较史研究。 李汉松：比较史，或者是星际海洋交流史。但反观当下触手可及的太平洋史，为何分歧仍然存在？最近几年的“汇流”毫无进展？ 阿米蒂奇：诚实地说，太平洋史学内部的分裂仍然持续至今，尚无“汇流”之迹象。但我认为那次会议开启了对话，收获颇丰。我们后续出版了论文集《太平洋诸史》（Pacific Histories）。从书评和学界观察员的点评来看，毋庸置疑，我们尚未逾越众多太平洋史构想之间的鸿沟。这本书是一部博采众长的合成之作，颇具世界主义的大都会风格。这种驳杂的“太平洋史观”受到了原住民史家的质疑和反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理由当然完全充分。本书也得到了此类声音有力的回应。但我坚持认为：最起码，这部文集首次构筑起了探索太平洋史诸多系列问题的框架。譬如，它激励经济史家认真严肃地将大洋洲当作太平洋历史的一部分。 李汉松：与之前传统意义上的“海洋史”（Maritime History）相比，“大洋史”（Oceanic History）只是换招牌不换货，还是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从您的角度出发，想到“海洋史”局限于航海者、殖民者、商贸者的视角。或许“大洋史”可以突破瓶颈。 阿米蒂奇：这正是我的答案之一。我和同事们合撰《大洋诸史》这部书，主要定位即在于帮助阐释“大洋史”的一个核心诉求：与“海洋史”形成鲜明对比下，我们要竭尽一切可能，包容含纳原住民的角度和观点，将其与移居、殖民者和他们子女后代们的视角相互融通。我们还必须整合环境史、非人类史：譬如植被和动物群，因为这些元素都至关重要。基于以上理由，大洋史绝不是另一版本的海洋史，而是真正“大洋”的大洋史。《太平洋诸史》可以视为这一模型的最初尝试，但《大洋诸史》更趋成熟，更像是一部“大洋史”研究方法的独立宣言，也势必更具吸引力。 李汉松：是的，我同意海洋史尚未充分探讨物理环境、气候和地方史。但要完全照顾每一个当地视角也非易事，毕竟地图标识、术语和语言本身就极富政治性。看似太平洋史学研究尚有很大进步空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思想浪潮”席卷而来，且滞留不去。您工作过的两所美国高校，哥伦比亚和哈佛大学历史系都以大刀阔斧拓展国际史著称。您和您所在的单位之间有一种互相推进的辩证关系。我在纽约期间曾参加过半年的哥大“国际史工作坊”，切身感觉国际史高坐哥大庙堂之上，何其受师生追捧。 阿米蒂奇：是的，我起先飘洋过海到纽约，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头衔是“英国史教授”。这令我不禁反思，对于那些毫无背景知识的美国本科生而言，早期现代英国史有何意味，又有何意义？20世纪90年代，我劳神于创建新颖的理论架构，以便那些生活在曼哈顿，缺乏人文历史常识的十八九岁青年也能感觉到这段历史与他们有所关联。最终颇有收效，师生均得以获益。倘若我留在英国，我大约会继续钻研那些纹理细密的高深学问，也会留守在剑桥大学既定的课程设置和讲义范围之内。如果那样，我很可能不会成为更广阔意义上的大西洋史学家，更完全不会摇身一变成了太平洋史学家。我或许也会转向国际政治思想史，因为毕竟其他留在剑桥的同仁，如布蕾特，也独自完成了这一蜕变。但我绝不会进入大洋史。我为数众多的边缘兴趣，譬如环境史，都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另外，我尽管能在剑桥卸掉“国家”框架的桎梏，但只有来到哥大才能教“核心课程”（Cores Corriculum）——当然你曾求学芝加哥大学，受过严格的核心课程洗礼，所以可能习以为常了，但对刚从英国而来的我而言，能够纵深整个古今思想史的根本切要问题，促成了我以“长时段”（longue-durée）思考政治思想史的习惯。我必须为学生搭建一种有逻辑体系的叙述，而此举对我个人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因为它不断对我自己施压，迫使我用最大的架构去思考最大的问题，再用最细致入微的史学研究方法，果断清晰地去破解这些疑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