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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历史学本质的争论在西方历史上并不少见，而以赛亚·伯林与爱德华·卡尔在二战后的争论可称得上是影响较为深远的一次。这场发生在冷战背景下的争论，是两人针对苏联问题而引发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解释和进步观念。伯林不赞成卡尔认为历史中存在规律，坚持历史学家能够在历史中找到规律只是19世纪潮流的余韵，历史学是研究个别的学科，与以建立规律为目标的自然科学不尽相同。因此，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差异。归纳和演绎逻辑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虽然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的辅助手段，却不能是主要手段。最后，将历史发展视为偶然和必然的两种趋势势必导致两种不同的进步观。卡尔认为历史存在必然的规律，那么历史进步则是必然的；而在伯林看来，必然的历史进步观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必然的进步。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伯林的论点是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在二战后的回响。作为柯林武德的学生，柯林武德对伯林的影响体现在他反对卡尔的观点中。另一方面，从维柯、克罗齐、柯林武德再到伯林，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谱系，他们都认为历史和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历史学是一门自主性的学科。 关 键 词：伯林/卡尔/柯林武德/争论/冷战 作者简介：姚汉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柯林武德作为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在二战后得到了欧美哲学家的青睐，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不仅为哲学家所青睐，也为历史学家所推崇。与此相反，柯林武德在世时却是以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为学界所熟知。造成这种反常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在实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风行的牛津，被称为唯心主义者的柯林武德注定是哲学主流外的边缘人物；①另一方面，柯林武德长期涉足罗马不列颠考古研究导致其更多的是以考古学家的身份面世。②但《历史的观念》的出版，改变了之前对柯林武德的评价，尤其从伯林与卡尔在二战后关于历史学本质的争论中，我们发现伯林的观点明显受到了柯林武德的影响。 柯林武德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历史哲学的演讲，影响了伯林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在历史解释和进步观念方面，伯林明显继承了柯林武德的观念。③而且，在当时的牛津，唯有柯林武德对历史哲学表现出其他哲学家都没有的那份热情，尤其是对维柯的关注，对伯林学术旨趣的转变和史学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伯林同时参加柯林武德关于历史哲学的课程，柯林武德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圈里唯一一个用历史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哲学家。如果在牛津时期有什么人对伯林的历史思想产生的影响像18世纪那不勒斯的G.维柯对其哲学产生的影响相当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柯林武德。”④ 彼得·斯卡格斯塔(Peter Skagestad，1947- )是第一个注意到柯林武德与伯林的史学思想存在紧密联系的学者。他认为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对伯林后期思想的转变和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他并没有接受柯林武德全部的思想，但在关键的观念上，他们分享相似的观念。然而，“在哪里我们发现了柯林武德对伯林的影响？这影响明显体现在伯林后期历史的观念中，伯林可以被认为是柯林武德在哲学上的继承者，并且某种程度上在伯林关于历史思想的论述中，我们听到了柯林武德历史作为过去思想重演的信条的回响——然而，对于这个信条，伯林并没有全盘接受”。⑤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把伯林视为柯林武德在历史哲学领域里最为出色的学生并不为过。 伯林和卡尔的争论大体集中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解释和历史进步观念这三个问题上。这些争论具体体现在苏联问题上。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导致两人对相同的问题存在不一样的见解。卡尔作为苏联史的专家，对苏联的好感导致他在很多方面同情苏联，这体现在他的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反过来，当我们考察伯林的历史哲学时，我们能够看到，伯林的历史哲学明显受到了柯林武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伯林对历史是什么的阐释、历史因果关系的论述和对进步观念的定义，是与柯林武德一脉相承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柯林武德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逝世的话，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反对卡尔的阵营中，一定会有柯林武德的影子。 一、必然或偶然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苏俄历史专家卡尔(E.H.Carr，1892-1982)的重要历史著作《苏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第一卷于1950年出版。在这之后，卡尔相继为《泰晤士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撰写一系列文章⑦，处理其在写作《苏俄史》时所遇到的关键问题，如“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类的问题。⑧后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与伯林的争论中日渐成熟，并最终构成了《历史是什么？》这一本为世人广泛传读的著作。 作为长期研究苏俄的历史学家，卡尔对苏联与伯林持不一样的感情，虽然两人关系亲密，而且对俄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伯林是卡尔极其亲密的一个朋友，两人之间彼此以教名进行通信，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非同寻常。两人都具有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深邃知识，并对之深感兴趣。在政治思想方面，两人都深受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⑨但是，在关于苏联问题或者说在史学方法上，两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两人在二战后争论的焦点。 首先，伯林对卡尔《苏俄史》第一卷所表现出来的方法和主旨给予严厉的抨击。卡尔在“序言”中明确地表明自己并不是要书写“革命事件的历史，而是从革命事件中出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历史”，因此卡尔提供给读者的“不是对这一时期事件详尽记录的叙述，而是分析那些形成发展主要线索的事件”。⑩这些线索，在卡尔看来，构成了历史规律。因此，历史学是一门研究规律的学科。“但是，事实上，历史从属于充足的规律性，这可以使历史成为严肃研究的学问，尽管这些规律不时受到外在因素的打断或干扰。”(11) 卡尔视规律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受到伯林极大的反对，在对《苏俄史》第一卷的评论中，伯林认为卡尔是对“根植于欧洲自由传统中的历史写作之公平、客观真理、公平正义的挑战”。(12)作为俄国十月革命的亲历者，伯林对苏俄的感情并没有卡尔深沉，反而是反感，由于俄国革命，伯林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伯林作为访问者访问了苏联，“他在那里见到了活着但受到迫害的苏联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并且形成了他未来的写作内容。”(14) 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认为，历史长河中并不存在规律。那种把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学中的做法，在伯林看来，不仅仅是对历史学的侵犯，更是对自由意志的否定。伯林对决定论的否决完整地体现在伦敦经济学院奥古斯特·孔德讲座(Auguste Comte Lecture)中，后来出版时扩展为《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伯林不满卡尔把超越个人的因素视为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因为这严重地损坏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人类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某一种超越个人力量的规律或意志的工具。失去自由意志的人类，在伯林看来就成为了没有自由意志的木偶，“木偶们也许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他在其中被分配有角色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并愉快地认同于这个过程；但它依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仍然是牵线木偶。”(15) 伯林以伯纳德·伯伦逊(Bernard Berenson，1865-1959)——这位历史学家的思想在二战中发生了转变——的思想转变作为自己论述的起点，表明自己对“历史必然性”这种曾经盛行于欧洲思想界观念的不满。“这位知名的批判家的话，在这样的时刻，显得特别合乎时宜。”(16)伯林认为历史学不像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自然世界受规律支配，自然科学的目标就是找出规律，不管是采用归纳或是演绎的手段。但是，历史是由人所创造的，历史学家的目标不是总结规律，而是要理解个别。最明显的是，历史学研究的世界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的并居住于其中的世界，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的物理世界。同时伯林认为人类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在于前者理解人类生活的个别和他们自己，而自然科学的目标却是寻求建立普遍法则用以解释整个现象。自然科学关注类型，人类科学关注个体。自然科学家专注于类似并且寻找规律；无论如何人类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则对差异感兴趣。(17) 虽然伯林反对规律，但却没有断定规律是错误的，只是认为如果把规律运用在人类事物中是荒谬的，因为这与经验事实是不相符的。“这里我不想说决定论必然是错误的，而只想说，我们无论在言说还是在思考中，都没有把它当作是真的，而且难以设想(这也许超出了我们正常的能力)如果我们认真地相信它，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将会是怎么样的。”(18)不像卡尔，伯林对苏联抱有的是一种敌意态度，不需要为苏联的意识形态作一定程度上的辩解。伯林认同的是那种能够通过被经验现象所验证的理论，而不是先验的预设，“因此，虽然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古老争论仍然是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真正问题，但没有必要打扰那些关注经验问题——正常时空经验中的人类的现实生活——的人的思想。对实际的历史学家而言，决定论不是也无需是严肃的问题”。(19) 这些伯林用来反对卡尔的论点，都能够在柯林武德那里找到源泉。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认为历史是由人类所创造的，本身不存在超越个人的力量或意志在起作用，历史学家的任务也不是如自然科学家那样，寻求在历史进程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是人的历史，确切来说，是思想的历史，思想才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产生的原因。因此，解释历史如何产生就是寻找导致它产生的思想，“对历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发现了那种思想就已经是理解它了”。(20)既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产物，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就不是寻找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而是导致历史事件产生的个人意志。这明显是对维柯的继承。维柯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即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自然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人类社会则是人类心灵的产物。伯林对维柯哲学思想的吸收，则是因为柯林武德的影响，“那时我接触到了詹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那时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维柯，但是有一位哲学家，罗宾·柯林武德，他翻译了克罗齐关于维柯的书，而且他激励了我进行阅读。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21) 希冀把历史学演变为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在柯林武德看来主要有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都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试图从内在或外在的因素找到决定历史发生以及发展的原因。第一个学派认为，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本质与海狸或蜜蜂一样，研究由人类所创造的社会可以与研究蜜蜂或海狸所构造的团体那样进行研究。“根据其中的一个学派，把历史学归入自然科学必须创造一门新的科学，即人的科学。”(22)还有一个学派则从外在因素，如环境、气候和地理条件寻找决定人类社会的因素。孟德斯鸠是该学派著名的代表。“不同种类的人种之间的不同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所居住的环境。”(23)所谓的历史学，在这两个学派看来，可以演化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学科，就在于他们坚信在看似混乱无章的现象后，存在着一种或多种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只要历史学家能够找到这些因素，那么历史学就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找出规律并预测未来。(24) 然而，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处理的对象不尽相同，因此能够成功运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历史学。因为自然科学探究的是自然物体，而历史学探讨的是人的行动，具体来说，是人的理性行为。导致人类社会产生和演变的是人类心灵的活动，每个人的行动都是由人的主观性所做出的，所以即使一个人是受了错误观念的误导，那也是一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山上有鬼出没对于想翻山越岭的人所起的强迫作用，就在于他无法不相信有鬼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这纯粹是迷信；但是这种迷信却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我们所考虑这一局势中的关键事实。为这种迷信所苦的人，在他企图翻山越岭时，并不单纯是在为教导了他相信有鬼的他那些祖先们的罪过而受苦受难(如果说那是一种罪过的话)，他在受苦受难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这种信仰，是因为他已经分担了这种罪过。”(25)因此，对自然科学家来说，耶稣复活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但那些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对历史学家来说，却显得无比重要。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异。前者所探究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而后者则是以寻找普遍规律为目标。因此，历史展现的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所创造的无限的可能性；而后者寻找的则是确定性的因素。因此，自然科学的归纳和演绎逻辑不适用于历史学。柯林武德认为“重演”是获得历史知识的方法：既然历史行动是行动者心灵或思想的产物，那么只要能够重演行动者的思想，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历史行动的原因以及做出解释。柯林武德还认为历史事件具有内在与外在之分，外在部分能够通过自然律进行研究，而内在部分，则必须通过“重演”，因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得以区分，也能够摆脱自然世界对人类世界的控制。历史的产生和演变由自然律决定和研究历史学的方法必须采用归纳或演绎，把历史和历史学从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则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学进步的表现。“(1)历史思想是不受自然科学的统治的，并且是一种自律的科学；(2)理性的行为是不受自然的统治的，并且根据它自己的命令和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建筑起它自己有关人类事务、Res Gestae[事迹]的世界；(3)这两个命题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26)历史的发展和历史学的发展观念，共同展现自由的观念，历史的发展和历史学的发展，共同展现自由的发展。 伯林和柯林武德一样，都强调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自然科学建构普遍规律，而历史学则关注个别，所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注定历史学演变为自然科学的愿望终究走向失败。在18世纪欧洲思想界为笛卡尔的思想所折服时，维柯从一个早年崇拜笛卡尔的青年教师，到站在笛卡尔的对立面，认为笛卡尔为知识所下的定义完全偏离了事实。与笛卡尔所认为的知识拥有“清晰明确”的概念内涵相对，维柯却认为知识依据“创造”，即“真理—事实”。维柯的思想在19世纪为克罗齐所吸收并进行改造。通过克罗齐，柯林武德开始接触到了这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哲学家，并深受其影响，成为20世纪30年代唯一向牛津大学的学生介绍维柯的哲学家。(27)伯林在从纯哲学转向历史哲学的过程中，柯林武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层面讲，从维柯到伯林，作为同一个谱系都在维护历史学作为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学科。而卡尔，则是代表另一个谱系，在20世纪坚持19世纪的信念，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伯林和卡尔的争论，无疑是延续了西方世界自18世纪以后关于历史学本质的争论。 二、是谁杀死了罗宾逊：(28)历史解释的分歧 如果历史是由某些超个人的规律或意志所决定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将如何解释历史事件呢？卡尔认为，历史事件能够在因果律的范畴内进行解释：“首先，让我看看决定论，我把这一术语定义——我希望不会引起争议——为一种信念，即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或一些原因，除非某事中的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发生了变化，否则不可能以别的形式发生。”(29)他坚信所有在表面看来都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历史事件，都是由于历史学家忽视了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即使是女人的美貌导致男人的眷念也是一种普通的因果关系，“说克列奥佩特拉的美唤起了安东尼无缘无故的眷念，这未必是无礼的。女性的美貌与男性的眷念之间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最正常的因果关系”。(30)而且卡尔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发掘这些规律并为人类未来的行动提供方向：“编年史家(annalist)满足于一件接着一件的事情；使得历史学家与众不同的是提出了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的主张。其次，当历史事件由个人意志开始自然地运转时，不管这意志是‘伟人’的还是普通民众的，历史学家必定深入个人意志的背后，探究那些使个人意志、行为已经发生的原因。再次，虽然历史从不重复自身，但历史呈现某些规律性，容许某种概括，这可以当作是未来行动的指南。”(31) 然而，卡尔的观点是伯林所无法接受的，认为如果历史事件由因果律所决定，那么历史学家所要关注的只是那些牵线木偶的事迹，而自由意志将不复存在。伯林坚持人类自由意志对历史事件的决定性作用。“人类在道德选择能力方面非常独特，这使得人类具有相对独立于那些非个人的力量，在伯林看来，历史学家比如卡尔错误地把这些非个人的力量视为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32)甚至卡尔的观点在伯林看来，是一种危险的观点，因为这会导致道德判断在历史著作里的缺失，事实上卡尔也是这样做的，“因此，让我们抛弃那种把历史学家当作是绞刑官的概念吧，把视线转移到更加苦难、也是更加有用的问题上，这就是不是对个人的道德判断，而是对过去事件、制度或政策的道德判断”。(33)卡尔坚持隐藏在自由意志背后的因素，才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大多数人完全准备把犯罪率的突然升高归咎于糟糕的住房和大战这些非个人因素的影响(这样的原因是历史学家普遍寻找确立的因果关系)，同时并没有否定个人犯罪的原因。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对同样的处境不仅仅有不一样的反应，而且根据他们不同的人格或专业的视角和态度会有不一样的行动计划”。(34)但卡尔更加强调的是导致每个人作出行动的客观因素，这是他与伯林关于原因解释最大的不同。 柯林武德也研究因果关系，并把因果关系分为三个种类。第一种是历史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柯林武德将此称为“恰当”的用法；第二种是自然实践科学层面的，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产生一定的结果；第三种是所谓的“自然理论科学”，处理的是“规律”和它们“例子”之间的关系。(35)历史层面上的因果论落脚点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在原因的第一种意义上，原因是一个有意识和具有负责行动者的自由或熟虑的活动，而且‘导致’他去做意味着提供给他一个动机去做。对于‘导致’，根据不同情境下的动机类型，我们可以替换成‘形成’‘诱导’‘说服’‘鼓励’‘迫使’‘逼迫’”。(36)虽然柯林武德采用了原因这个术语，但是该词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中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在历史层面上，原因等同于自由意志。因此，在柯林武德看来，“鲍德温先生的演讲导致议院的休会”并不是说鲍德温先生的演讲造成了议长宣告休会，不管鲍德温的演讲与议长的观念和目的是否一致；而是意味着在听了鲍德温先生的演讲后议长自由决定宣布休会。同样我们可以说税务官的信件导致一个人付账单，或者糟糕的天气导致他从探险中返回。(37) 柯林武德把历史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分为两个部分，即因为(a causa quod)或充分原因和因此(a causa ut)或最终原因。前一种是一种局势，或事物存在的态势，是历史行动者面对的处境，是历史行动者做出行动必须考虑的情况；后一种则是目的，是历史行动者希望达到的预想。(38)例如，一个人告诉他的股票经纪人卖掉一定的股票可能是听到关于这个公司财政状况的传言，这个公司财政传言是股票持有者所处的态势，但是这并不会导致股票持有者卖掉自己的股票，除非他是为了避免在股市中吃亏，这才会导致他告诉他的经纪人卖掉股票。因此，大海本身的存在并不是交通障碍或交通便利的原因，而是人类的思想。因为事物本身的存在并不能决定人类的思想，而是人类的思想能够洞悉事物本身的性质，“因为(a causa quod)并不是一种如此的态势和状况，它是一种被行动者知晓或相信存在的态势和状况”。(39)因为在历史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决定论，因此也不存在如其所是的客观事物。即使认识如其所是，那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 最后，柯林武德认为相信某种局势的存在和对某种局势做出相应的反应，可以由第二个行动者提供帮助。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第二个行动者告诉行动者某个局势并使之相信并做出相应的活动或者行动者知道某种局势并在第二个行动者告知目的的情况下采取行动。(40)但是，如果行动者是自己认识到某种局势和得出相应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行动是不存在原因的，“(1)他关于态势的知识和信念都是依靠自己得到，(2)他的目的和意图也是自己形成的。在这个例子中(在这样的例子中一个人通常来说是自发的)他的行为是没有原因的”。(41) 因此，既然行动是由行动者的自由意志导致的，那么行动者所有的行动，理应由行动者负道德责任。历史不是由历史规律和超越个人的意志或力量支配，因此历史行动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与柯林武德一样，伯林认为历史学中道德评判是允许的，因为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是自由意志和心灵的产物，那么就必须由行动者进行负责。虽然历史行动者在做出对某个局势的认识和做出相应的行动的时候不免受到他人的告知和建议，但是把责任作为一种可以分割的事物显然是荒谬的。“如果A导致B做了行动β，β是B的行动而不是A的行动，B是作为自由的行动者去做的，并且为之负责。如果β是一起谋杀，其中A通过指出一定的事实或提供某些建议，B依然是谋杀者。这与这个行动的前提是没有冲突的，即B的行动由A造成，B是自由行动者，因此为此负责。”(42) 虽然自由意志在历史事件中起决定作用，但柯林武德和伯林并不是唯心主义者。他们都意识到客观环境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对一个要采取行动的人来说，这种局势就是他的主宰、他的神谕、他的上帝。他的行为将证明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他是否正确地把握了这种局势”。(43)伯林同意某些自然因素对历史人物的行动有着制约作用，就如拿破仑在放弃入侵英国的时候，考虑到了严酷的冬天和其他不利的自然条件，从而迫使他放弃入侵的计划。但是，严酷的冬天和不利的自然条件并不是导致拿破仑放弃入侵英国计划的原因，而是拿破仑对这些因素的认知和希望避免入侵失败所带来的后果，因此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使认识到这些因素并能预料到入侵失败所带来的后果，拿破仑依然选择在冬天入侵英国。 伯林和柯林武德一样，强调自然科学的方法(归纳或演绎)都不适用于历史学，因为历史学家并不需要在历史中寻找规律，哪怕自然科学研究所带来的成功对历史学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历史学家终究要理解的只是个人，是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历史是由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造成的和具有行动自由的行动者对行动负道德责任构成的。而坚持过去已经发生事情的必然性，除了承认历史是由无情的规律支配之外，也是打算推卸当前状态下我们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因此历史学绝对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类科学不应该以仿效自然科学为目标，通过寻找规律解释或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应该对每个独特的人类现象进行理解。在自然科学的例子中我们更多的相信普遍规则是合乎理性的；在人类科学的例子中，却是相反的。”(44) 伯林反对卡尔，就如柯林武德反对实证主义史学一样，担忧历史学演变成一门研究客观规律的学科，从而否定人类的自由意志。柯林武德和伯林从来没有否定自然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自然科学在近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柯林武德关注的地方。但是，柯林武德明确表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反对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灵。柯林武德与伯林坚持人类历史是由人类所创造，人类并不是某个超越个人规律或意志的工具。他们强调自由意志，意味着人类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两人都通过历史学来捍卫人类的自由意志，或者说，在历史学成为否定自由意志工具的19世纪，两人同样借助历史学反对这一潮流。伯林和卡尔对历史人物道德责任问题的分歧，反映的是西方对历史学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三、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学 伯林与卡尔都相信历史存在进步，但卡尔的历史进步观具有先验主义的色彩，是建立在一种乌托邦的想象上；同时卡尔又是一位对未来充满乐观的历史学家，因此更容易陷入一种危险的境地。正如他对苏维埃的乐观看法一样，“实际上，就像卡尔本人对未来的洞察是沿着苏维埃类型的计划经济进行构思的，毫无疑问也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价值取向进行修正的。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是这样做的。卡尔不能够设想也没有设想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结束，他把客观性当作是以符合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观对过去进行分析，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卡尔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45)在卡尔看来，历史是朝着某一固定目标前进，虽然中间会出现曲折和倒退，但总的趋势依然是进步的。 这样的观点明显与伯林对进步观念的看法是不相容的。伯林没有否认历史存在进步，但反对从一种先验的角度看待进步。卡尔那种“以社会价值进行导向”的进步观念，在伯林看来完全超出了历史学家能够把握的范围。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不能承认还没被经验证实的理论，历史没有存在必然性这一可能。历史学家需要在思考一种可能性的同时，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卡尔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对苏俄的敌视能够让历史学家无视苏俄已经存在的现实。正如伯林认为卡尔怎么能够无视经验能够检验任何一种理论的道理一样，“那种错觉，如果它真是错觉的话，属于康德所说的‘经验实在’与‘先验理想’的秩序。他认为试图将我们置身于统治着我们的经验性(‘实在’)经验的范畴之外，是无法理解的行动计划”。(46) 卡尔把进步等同于客观性和胜利的事实也是伯林反对卡尔的地方，卡尔声称历史的根本客观性体现在历史的未来能够为过去提供解释的钥匙，因为过去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实现未来的目的，只有这样，客观性才是有意义的。然而，伯林认为这不是历史的客观性，客观性只能在历史学家的方法中发现，而历史中的客观性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历史学家的成果能否被观察核对无误——不是一个观察而是许多观察，论据的逻辑是否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能否被广泛地接受，被那些宣称自己的主张是专家意见的人亲自以自己的经验加以检验而接受”。(47)而且，卡尔只关注历史的胜利者，而对失败者的存在不加以注意的态度也是伯林反对的地方。因为在卡尔看来，失败者并不能反映历史发展规律，而伯林则认为如果把失败者排斥在历史学家的视野外则是对历史粗鲁的侵犯。 在19世纪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进步只存在于人类社会，而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以黑格尔为例，他认为自然只是在重复自己，并没有产生新的事物。一颗种子的生根发芽，乃至成长的过程，和另一颗种子所要经历的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历史则不一样，历史是在辨证的过程中发展的，上一个阶段的存在能够在下一个阶段得到完善。因此，自然界只有逻辑上的关系，而历史则有时间上的先后，“自然界是一个有着较高的和较低的有机体的体系。较高的有赖于较低的；在逻辑上，较高的有机体后于较低的有机体，但不是在时间上。黑格尔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较高的阶段在时间上是从较低的阶段发展出来的那种进化理论，断言相信这种理论的人是错把逻辑上的继续当作了时间上的继续”。(48)然而，柯林武德认为黑格尔虽然区分了历史和自然的不同，但否认自然界存在进化的观点在达尔文思想大受欢迎的19世纪却不再为人们所接受。 自然界存在着进化或者进步，但这种进步与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不相同的。(49)因为自然界进步的背后没有人类的思想参与其中，完全是一种独立于人类思维的存在，而人类的历史进步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人类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便利的工具、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复杂的精神产品。除此之外，人类历史进步最大的特点，在于这种进步具有历史性，即进步不是从坏的到好的，而是从好的到更好的，历史的进步不是断裂式的前进，而是连续性的前进。“进步传统主义”是基塞尔对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的定义，“它是‘进步的’，因为思想在发展中是自律的，着眼于解决由生活中源源不断产生的新问题”。(50)自然界的进化不是自律的，因为这种进化是被动的，背后不存在导致其产生的思想。而人类历史社会则是自律的，人类心灵的创造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过去不是现在的主宰，而是现在的基础。所以，人类历史社会的进步，就是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如果我们想要消灭资本主义或战争，而且在这样做时，不仅是要摧毁它们，并且还要创造出更美好的东西来，那么我们就必须从理解它们而开始；要看出我们的经济体系或国际体系所成功解决了的问题都是些什么，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是怎样和它所未能解决的其他问题相联系着的”。(51) 虽然柯林武德承认历史存在进步，但却反对任何先验意义上的进步假设。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希望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试图为人类社会找出一条与自然界进化相似的道路，但柯林武德认为前一个阶段只是为下一个做好铺垫与准备的观念是荒谬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历史的每个阶段一样具有独自的价值。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在柯林武德看来无非是因为历史学家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因此导致历史学家产生偏见。至于进步的达成，柯林武德认为这完全是由人类的心灵创造力导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人类的进步的原动力在于思想。伯林认为历史存在多种可能性与柯林武德认为历史进步是一种“机会法则”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出什么样的场合适应活动机动性，鉴定出可能替代的活动方法与个人最终采取的活动机动性相适应，因而也判断出人类的行为”。(52) 因此，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的进步和自然界的进化不可等同。历史的进步在于它是一个由人类所创造的复杂系统，每一个进步意味着不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解决上一个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并且同时保留上一个阶段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思想在其最初阶段，在解决了那一阶段的最初问题之后，就由于解决这些问题而带来了另一些使它遭遇挫败的问题；并且如果这第二种思想解决了这另一些问题而并未丧失其解决第一种的据点，从而就有所得而并没有任何相应的所失；那么就存在着进步。”(53)因此，历史的进步实现在当前，她并不能保证将来也存在进步，像卡尔的“过去阐述未来，未来说明过去”和“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密相连”。(54)在柯林武德看来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进步观，因为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不是巫师，不能对未来做出预测，哪怕是因为乐观的品性也将有损自己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角色。 伯林和柯林武德都认同历史存在进步，但这种进步首先不同于自然界的进步，因为后者的进步并没有人的思想的介入。但自然科学作为人为历史的一部分，则存在进步。爱因斯坦的模式解决了牛顿的模式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同时，并没有抛弃牛顿的模式。但这种进步并不是必然的，因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充满偶然性，这与卡尔仍坚持19世纪的乐观信念相比，世界大战明显给伯林和柯林武德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一种偶然性，这是因为自由意志并不具有必然的性质，因此历史学研究的进步观念，是一种经验的观念，与卡尔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存在一个必然进步的假设。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并不存在进步，历史朝前推进的过程呈现一个衰落的过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持有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在中世纪，历史学家在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接纳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55)18世纪的维柯重新拾起被中世纪历史学家所抛弃的循环论，认为人类历史呈现出一幅循环的画卷。但是，维柯与古希腊罗马学者不一样之处，在于维柯认为这种循环包含一种进步性。自然科学在近代西方社会取得优势后，直线进步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尤其是达尔文的学说为大众接受后，在科学技术取得令人眼花缭乱成功的背景下，历史学家开始把这个理念引入历史学。柯林武德和伯林一致认为历史不存在必然性的规则，因此也不存在必然性的进步，所有的进步都是由于人类自由意志所产生的。如果发生所谓的进步，这种进步并不能保证进步会在未来再次发生。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他没有告诉人们未来会发生什么的魔法，更不能保证未来会取得进步。历史不存在必然性，因此也无必然的进步。与其说历史的进步是必然的，不如说是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源于人类自由意志的自主性。没有必然的进步，人类就不会成为超个人规律或意志的工具。 四、结论 当伽利略指出世界上的任何运动都能够用规律进行描述时，伽利略否定的不只是上帝作为任何运动的直接推动力，也否定了人类为自身行为负责任的自由意志。这种信条引起了拥有强烈宗教意识以及具备深刻科学意识的笛卡尔的恐慌，他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身心二元论”，这样既能在提倡自然科学方法的同时。也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保留空间。但也正是由于笛卡尔，把历史学摒弃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自然科学在近代的大获成功使历史学家侧目，认为人类社会也能够与自然界一样，找出支配人类历史发生与演变的规律，在历史学变为科学的同时，也使历史学最终成为研究超越个人的规律或意志的工具。笛卡尔在17世纪解决了伽利略的难题，而解决笛卡尔留下的难题的则是来自那不勒斯的哲学家维柯。 维柯认为，能够为人类认识的前提是人类能够把它创造出来。在他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人类社会是人类所创造的，所以人类能够认识和理解，因此才是唯一的知识。虽然维柯的历史哲学包含太多僵硬的教条，但他提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世界的观念，却是后来许多历史哲学家的思想源泉。其中，柯林武德就是他在英国最著名的门徒。柯林武德借助维柯的思想，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反对把历史学科学化的做法，尝试把历史从自然、把历史学从自然科学中独立出来。柯林武德没有否认自然科学作为一门认识真理的学科，这是他有别于维柯的地方，虽然年代与他接近且深受维柯影响的哲学家依然坚持这一点。正是在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背景下，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由意志的学科，为历史学保留道德评判的元素。 在“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的1946年，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由克劳伦登出版社出版。作为一本由柯林武德一系列手稿和已经出版的文章编辑而成的著作，却获得可能连诺克斯都预料不到的成功，众多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对《历史的观念》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兴趣。或许柯林武德无法与那些历史上一流的哲学家并肩，但在特定的背景下，柯林武德却能够获得独特注意。正是由于柯林武德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不同，因此在伯林与卡尔的争论中，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不断地出现在伯林的观点里。如果我们说伯林与卡尔在二战后的争论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本质争论的继续，那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场争论也是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在铁幕下的回响。 注释： ①David Boucher,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6; 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 Introduction,p.x. ②Tony Birley,"Collingwood as Archaeologist and Historian," eds.David Boucher and Teresa Smith,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71. ③柯林武德影响伯林的更多细节，见Michael Ignatieff,Isaiah Berlin:A Life(Metropolitan Books,1998) 58; Henry Hardy,"Editor's Preface" to Isaiah 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John Murray; New York,1990) pp.ix-xii; Roger Hausheer,"Introduction" to Berlin Isaiah,Henry Hardy ed.,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Hogarth Press; New York,1980) pp.xili-liii; Bernard Williams,"Introduction" to Isaiah Berlin,Henry Hardy ed.,Concepts and Categories(University Press,1999) pp.xiii-xx. ④Michael Ignatieff,Isaiah Berlin:A Life,p.58. ⑤Peter Skagestad,"Collingwood and Berlin:A Compari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6.1(Jan.,2005):100. 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必然或决定论指的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或一些原因，除非某事中的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发生了变化，否则不可能以别的形式发生，这是卡尔认同的意义。另一方面，偶然则是指由自由意志导致的事件，即历史行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意图，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意味着历史具有多种可能性，这是柯林武德和伯林认同的意义。 ⑦E.H.Carr,"Truth in Histor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September 1,1950;"Progress in Histor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July 18,1952;"Victorian Histor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June 19,1953;"History and Moral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December 17,1954;"History without Bia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December 30,1960. ⑧⑨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页。 ⑩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Palgrave Macmillan UK,1950) Preface,pp.v-vi. (11)Carr to Issac Deutscher,17 December 1963，转引自《历史是什么？》，“导言”，第16页。 (12)Sunny Times,10 December 1950，转引自《历史是什么？》，“导言”，第9～10页。 (13)伯林1909年出生在里加，1915年全家迁到安德烈波切利，1917年又到彼得堡，1920年回到里加取得拉脱维亚公民权，最后于1921年移民到英国，后来就读于牛津大学。 (14)(17)Joshua Cherniss,Henry Hardy,"Isaiah Berlin,"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berlin/，2019年5月30日。 (15)(16)(18)(19)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18、104、136、138页。 (20)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21)Isaiah 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p.8，克罗齐的《维柯的哲学》是柯林武德翻译并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22)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8，该书的手稿原本以为已经被销毁，但在1995年被重新发现，并于1999年出版，更多详细内容见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pp.xviii-xxiv. (23)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p.79. (24)巴克尔曾认为历史学也能够和自然科学一样，建立在规律的基础上，Henry Thomas 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转引自Isaiah Berlin,"History and Theory: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1.1(1960) 4. (25)(26)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313～314、314页。 (27)早在19世纪，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罗伯特·弗林特(Robert Flint,1838-1910)就介绍过维柯的思想，并写了一本著作：《维柯》(1884)，但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的英文版则要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以出版，Giambattista Vico,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Trans.Thomas Goddard Bergin,Max Harold Fisch(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8). (28)“让我举例说明。宴会之后，琼斯开车回家，他比平日多喝了点酒，刹车又不太灵，在一个视力难以观察的死角里，撞到罗宾逊，把他轧死了，罗宾逊正穿过马路来到这个角落的商店买香烟。把这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弄清楚之后，我们碰头——比方说，在当地警察局碰头——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司机半醉状态肇事的吗？——这样的话，或许要进行刑事起诉。或者是由于不灵的刹车？——这样的话，便涉及仅仅一个星期前全面检修过车辆的车行了。或者是由于那个街道的死角——这样的话，或许要把道路局请来关注此事。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实际问题时，有两位著名的绅士——我不想说出他们的身份——破门而入，口若悬河、切中肯綮地告诉我们，假如罗宾逊那晚不跑出去买香烟，他就不会横过马路，也就不会被轧死；因此，罗宾逊想抽烟的愿望是他的死因；忽略这个原因的任何调查都会白费时间，从这些调查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毫无用处的。”(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第204～205页)。卡尔用这个例子反对伯林和波普尔等人对自由意志的强调。可事实恰恰相反，罗宾逊被轧死的原因并不是他想吸烟，因为他想吸烟可能导致他去买香烟，而绝不是被轧死的原因。至于卡尔对罗宾逊被轧死原因的分析，基本上与柯林武德对“实践自然科学”原因的分析大体接近。在柯林武德看来，“实践自然科学”原因就是人类能够控制的原因，见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New Series 38(1937-1938):89-96; An Essay of Metaphys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0) 296-312. (29)(30)(33)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第192～193、198、174页。 (31)E.H.Carr,"History and Moral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p.821. (32)E.H.卡尔，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导言”，第10页。 (34)E.H.Carr,"History and Moral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p.821.大卫·休谟认为，人类的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联也像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一样存在规律，这些规律支配着人的行为；托马斯·里德则认为有关人体的一切都是通过解剖学的分析和观察所获得，而且唯独对心灵的解剖我们才能发现心灵的能力和原则，以便为过去人类的行为做出解释和预测人类将来的行为；康德也表达过关于人性研究能够与自然科学一样，建立在全新的基础上。卡尔关于人性的定义以及研究方法，大体上延续了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和苏格兰哲学的传统，认为人性能够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变成一门科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卡尔是一位决定论者。 (35)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p.85-86，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了柯林武德《形而上学论》的第三部分(c)第XXIX-XXXII章。 (36)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86. (37)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86. (38)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87. (39)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86. (40)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p.87-88. (41)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88. (42)R.G.Collingwood,"On the So-Called Idea of Causation," p.88,"This is what Adam was doing when he said 'the woman whom thou gavest me,she gave me of the tree and I did eat.'"柯林武德以《圣经》里面的例子阐述了自由意志在行动中起的作用，凸显了宗教对柯林武德产生的影响。早年柯林武德在宗教领域投入大量的精力，其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宗教与哲学》(1916)。 (43)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312页。 (44)Joshua Cherniss,Henry Hardy,"Isaiah Berlin,"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berlin/，2019年5月30日。 (45)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导言”，第22～23页。 (46)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第137页。 (47)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导言”，第21页。 (48)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概念》(增补版)，第114页。 (49)柯林武德对历史进步的阐述贯穿在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论述中，见An Essay on Philosophical Method(Oxford:Clarendon Press,1933); An Auto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39); An Essay on Metaphys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0); The New Leviath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42); The Idea of Natu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45); 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46); W.Debbins,e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5),"Croce's Philosophy of History";"Oswald Spengler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Cycles";"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Cycles";"A Philosophy of Progress";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W.Jan van der Dussen,"Collingwood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History and Theory 29.4,Beiheft 29:Reassessing Collingwood(December.,1990) 21-41. (50)Michael A.Kissell,"Progressive Traditionalism as the Spirit of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History and Theory 29.4,Beiheft 29:Reassessing Collingwood(December,1990) 56. (51)(53)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329、325页。 (52)(54)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第10、226～227、237页。 (55)E.J.Tapp,"Some Aspects of Causation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49.3(Jan.,1952 ):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