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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记忆”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有学者甚至认为史学发展经历了一场“记忆的转向”。记忆研究的兴起，既与20世纪人们的时代经历有关，又与多关注底层群体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史、文化史、口述史等勃兴相关。在从事记忆研究的过程中，法国史学家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此基础上，强调记忆的“文化”维度，即“文化记忆”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记忆在民族建构和国家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期刊发的文章，既有对记忆史学影响的探讨，又分别选取了文化记忆形式中的符号和建筑物，以期对史学领域内的记忆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 法国是一个移民大国，1/5-1/3的人口是移民。移民在法国人中的比例虽高，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法国人的集体记忆里鲜有移民的色彩。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出版的重要的法国史学著作中，移民史占据的比重微乎其微。比如，乔治·杜比的《法国通史》、皮埃尔·肖奴的《法国》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法兰西特性》，对移民问题往往是一笔带过。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前两卷对移民问题更是只字不提，后面五卷虽稍有涉及，但篇幅也颇为有限。法国移民史的重要拓荒者热拉尔·努瓦利耶毫不客气地把移民群体在法国集体记忆中的缺位现象斥为“记忆的不在场”。 一 法国历史学家对移民问题的集体漠视，与二战以后法国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智识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欧洲两次成为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发生了残酷的军事冲突与种族屠杀，所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成为战后法国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禁忌，鲜有人愿意公开讨论。不难理解，长期遭受歧视的移民群体也因此很少见诸同期法国的知识世界里。同样，年鉴学派在战后法国史学界独领风骚的事实也不利于移民问题的历史化，因为它推崇中长时段的、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地理环境等因素，所以像移民问题这样隶属于短时段（即政治史）范畴的课题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唯有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总工会以及其他左翼政治组织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为了争取移民群体的支持，通常会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重要范畴。此外，“辉煌三十年”期间法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需要从伊比利亚半岛尤其是马格里布国家不断引进移民劳工，这也让绝大多数的法国民众对移民群体保持善意。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陷入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窘境，法国公共舆论对移民群体的看法也逐渐变得负面。法国极右势力死灰复燃，他们重拾排挤移民的歧视性话语。让-玛丽·勒庞在1972年成立的“国民阵线”把法国的诸种困境归咎于移民群体，主张驱逐外国劳工，保护法国工人，强调“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执掌权力的温和右翼则诉诸更为隐蔽的修辞，主张奉行审慎的移民政策，只选择符合法国需要的移民，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面对咄咄逼人的右派，移民群体为改变自身不利的处境，纷纷采取反制措施。最有名的集体行动当属1983年的“捍卫平等、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军”，法国左派对此积极响应。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捍卫平等、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军”的代表，左翼媒体更是将由马格里布裔青年主导的1983年大游行亲切地称为“柏尔人的行军”。不过，“柏尔人”的概念很快被右派“污名化”，变成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犯罪和骚乱的代名词，有时还和恐怖主义相连。如今，许多马格里布裔群体已经开始公开抵制歧视色彩日趋明显的“柏尔人”概念。 二 移民问题重新出现于公共视野及其引发的激烈争论，导致法国思想界围绕移民在法国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一场持续而影响深远的“记忆战争”。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虽然对移民史鲜有涉及，但它掀起的记忆史研究热潮却极大地推动了移民史的研究，尤其推动了各个移民群体重构自身群体和法国的历史关联。移居法国的少数族群，如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葡萄牙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黎巴嫩人、塞内加尔人、越南人等纷纷书写各自的历史，并强调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领域对法国作出的贡献。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少数族裔开始强调自己所属宗教、语言与文化的特殊性与正当性；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流行，则让前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后裔倾向于将其目前承受的诸种痛苦和法国殖民母国的历史相连。也就是说，对自身族群的歌颂和对法兰西共和国“殖民原罪”的谴责，是绝大多数移民史著作的主要特征。 在右翼的历史叙事中，外来移民对法国而言始终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外来移民抢劫了“本土法国人”的工作，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其携带的外来文化也有损于法兰西文化的统一性。譬如，近年来在法国思想界炙手可热的埃里克·泽穆尔竭力鼓吹法兰西认同中的天主教因素，把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大臣、政治家、思想家视为法国历史的创造者。 左派和右派之间尖锐的政治斗争促进了移民话语在当今法国社会中的广泛流行，并由此催生了各色各样的移民记忆。左派（及其代表的少数族裔）和右派构建了两种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移民叙事：前者倡导多元主义的文化政治，抨击共和国的“殖民原罪”，而后者则宣称要捍卫共和主义的整合模式，维护法兰西的民族认同，指责移民入侵并破坏了法国的安定团结。显而易见，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叙事都严重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它们或者遮蔽了移民群体融入法国社会的障碍，抑或抹杀了共和国整合移民的努力，因而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少数族裔与国家权力的误解、矛盾和对抗。 三 许多法国历史学家对囿于自身族群立场抑或党派偏见的移民叙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要求推进能够超越党派纷争，符合历史真相的、科学的移民史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法国史学界涌现出了一批以研究移民史见长的知名学者，热拉尔·努瓦利耶、帕特里克·韦伊、多米尼克·施耐普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表示，科学的移民史研究必须要以检讨、批判和拒绝右派的民族主义叙事与左派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为前提。 首先，要破除法兰西民族是单一种族构成的神话，它是由先后来到“六边形土地”的无数种族与族群构成的“大熔炉”。如今，此种观点已经成为法国历史学界的共识。比如，法兰西公学讲座教授帕特里克·布琼在其《法兰西世界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法兰西是一个混杂的、移民的共同体。 其次，要破除基督教的、欧洲的民族比非欧洲、非基督教的民族更容易融入法兰西民族的神话。努瓦利耶的《屠杀意大利人：1893年8月17日艾热-莫尔特事件》再现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19世纪末，法国工人追杀意大利移民工人的血腥场景。实际上，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民族在融入法国的过程中，也流淌了不少的泪水甚至鲜血。 再次，要破除少数族裔的宗教文化阻碍他们融入法国社会的神话。施耐普令人信服地指出，由于移民群体及其后裔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源，立足于法国社会，所以才无奈地诉诸其社群与宗教，以捍卫自身的权益。换言之，“共和模式”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法国社会自身出了问题，是因为其国家机构、政治制度与社会体系丧失了整合少数族裔的能力。 最后，抵制少数族裔尤其是前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后裔所建构的后殖民主义叙事，拒绝他们只把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公共机关刻画成为压迫者的极端做法。法国移民史学者普遍同意，应当严格区分社会斗争和学术研究，并警惕将族群记忆和科学史学混淆的做法。帕特里克·韦伊强调道：“历史并不是现实的奴隶。历史学家不能把当代的意识形态框架建立在过去之上，不能把今日的敏感问题强加给往昔的事件上。……历史要理解记忆，但不能简化为记忆。” 在当代法国多数移民史学者看来，若想超越偏狭的移民叙事，就不能拘泥于某个少数族裔的考察，而应当研究所有的移民群体，并把其共同命运的变化置于法国历史的整体变迁中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国移民群体的历史，需要考察法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身份证制度的演变、国籍法的颁布及其修订、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的进程、民主制度的嬗变、知识分子的转型以及交通、媒介、货币等社会治理技术的革命等重大问题。 此外，法国移民史学者也迫切希望将其研究成果直观地呈现给公众，借此塑造各个社会团体都能普遍接受的集体记忆。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法国政府于2007年批准在巴黎郊区成立了“国家移民史博物馆”。它的目标是协调政府机构、民间社团和学者，通过研究、展览与宣传，致力于勾勒“共同的历史”，提倡“共享的遗忘”，团结所有法国人的记忆。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移民史博物馆”标志着法国移民史告别了无人问津的局面，移民群体及其后裔也拥有了自己的“记忆之场”。 移民问题在法国引发的“记忆战争”以及法国移民史专家的集体反思说明，不偏不倚地研究移民群体的共有历史，消除各个族群之间的分歧与仇恨，塑造所有人都能认可的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整合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作者：乐启良，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