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主要从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和基本特征、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等三方面对于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予以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个阶段，即各民族在多元发展中形成共同性和内在联系的自发阶段，清中期后各民族选择“中华民族”作为团结各民族抵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旗帜和象征的自觉阶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识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三个阶段。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与基本特征，本文认为辽阔统一的伟大祖国疆域和数千年悠长的中华历史长河是各民族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的时空条件；中华民族在形成发展中显现出一些基本特征，即具有悠久历史，拥有深厚坚实的共同性基础，是有机结合的、稳定的多元一体共同体，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生命力。最后在关于中华民族基本结构的探讨中，本文提出各民族共同参与、创建和维护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四个基本结构，其中基础性稳定性结构指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中所起的凝聚、核心、基础和稳定作用，多元性多样性结构体现人群和民族的多元多样因素，同质性一体性结构反映了各民族的隐性文化、同种与同宗认同、疆域认同的共同性，自调自保性结构则是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政权在中华民族传统延续与基本结构巩固中发挥作用的根源，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主要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中华民族；交融汇聚；共同性；基本特征；基本结构 【作者简介】杨建新（1934—），男，甘肃徽县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笔者曾在一些论文中，论述过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这个论题。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大发展的事实，以及学术界对这一论题的关注和笔者对此问题的继续研究，又有一些新的认识，所以特撰此文，进一步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大家。本文主要对下面三个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和基本特征、关于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 一、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中华民族一词，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但从一定角度来看，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在用中华民族一词称呼中国各民族时，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给中国各民族增添了一些内在的共同因素，都是在表达中国各民族不仅仅是简单的多民族联合体，而且是一个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生气盎然屹立于世的不可分割的群体。 对于这个群体的正确认识，中国人有过一段漫长的历程。 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自古以来就生存、活跃着众多民族，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大地上居住的各民族生活中的常态。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既保障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同时也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众多的共同性和内在联系，各民族就是在这种多元发展和一体性不断增长加强的发展中，共存于中华大地。这个发展过程， 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人们对这个过程不可能有自觉和清醒的认识，但是共创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却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几千年中，自发地推进着。这是中华民族这一实体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自清代中期以来，中国遭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和蚕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世界民族主义兴起和反对殖民主义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中国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就已经结成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家园，中国人必须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必须保持各民族的团结，保持国家的统一，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20世纪初，随着反清斗争的深入发展，随着革命民主主义者要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主张和思潮的发展，以及随着这一主张而传入中国的“民族” 概念及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我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 这一称呼，并认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华民族是“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形成的。这一称呼的内涵在当时虽然还很模糊，与明、清以来一些人提出的“华夷本一家”“华夷一家”很相似，但却与中国古代以区别华夏与“夷狄” 为天下之“大防” 的思想，有天壤之别。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民族关系看法的一大飞跃。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改“驱除鞑虏” 为“五族共和” 也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乘中国国内政治混乱之机，更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活动，他们煽动和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制造西藏的“自治”，强迫中国接受和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在1919年举行的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接受由日本继承德国强占中国山东的决议。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占领我国东三省，随后又于1937年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这种亡国灭种的大危机中，中国到处响起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呼声，中国各民族选择了“中华民族”作为团结各民族抵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旗帜和象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群体，到这时也进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由自发形成进入到觉醒成长的自觉发展阶段。 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已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华民族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正在轰轰烈烈地推进，笔者在一些论文中曾进行过一些浮浅的探讨，但要对这个伟大进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那是一件伟大的工程，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只好留待以后完成。 二、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和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怎样的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国各民族在缔造伟大的统一祖国历史中，共创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统一的伟大祖国的伟大产物。 中国的各民族最终能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这样的多元一体多民族共同体，有两个外部条件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祖国辽阔的疆域，一个是悠久的数千年历史。 从祖国辽阔疆域的自然地形地貌方面说，祖国疆域四周或是高山峻岭，或是荒漠戈壁，或是严寒冻土，或是浩渺大海，由内向外迁徙、游动较易，而大量人群由外向内逾越却难。历史上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以及帖木儿帝国等势力的东征、扩张，虽都兵临祖国边疆域外，但在天山、帕米尔、喀喇昆仑山面前，只能绕道而行，与中国擦肩而过。从政治方面说，祖国大部分疆域从汉代起，就实现过统一，历经两千多年，虽有不同民族政权出现，而大一统始终是大多民族政权的政治目标，中原地区的政权，始终被认为是正统。更何况有两汉、魏、晋、隋、唐、元、明、清，一直到民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局面。祖国疆域的这种状况，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稳定的空间基础和统一疆域的纽带。 从时间方面说，从夏代（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算起，祖国大地上的各民族，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民族间的友好和对立，文化上的融合和冲突，经济上的交流与掠夺，但数千年的历程，为共居于祖国大地上的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最充裕、最长久的时间，长久的时间成为促成、加速和加强多民族有机结合成为共同体的强力黏合剂。 中华民族形成的时空条件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也并非脱离各民族活动的影响，实际上这个时空条件，有赖于各民族行为的维持和创造，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之，辽阔统一的伟大祖国疆域和数千年悠长的中华历史长河，是伟大中华民族生长最深厚的沃土，是伟大中华民族用之不竭的源泉，是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根脉。 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她是怎样的一种共同体，她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笔者认为，她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华民族不是一般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一种由多个民族有机结合而成的多元一体共同体。 第二，中华民族不是由不同民族强行或在自然环境中暂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联合体，而是经过数千年多民族磨合而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第三，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精神追求，共同的利益链条，并有大体相似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共同性为多民族有机结合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共同基础。 第四，数千年来各民族在共同时空环境中，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活动，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促成了各民族有机结合，密切联系，相互支撑，不断发展，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内聚力。 以上的基本特征说明，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中国广袤疆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完整群体，她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有机结合成的共同体，她具有悠久历史，是一个有深厚坚实基础的、稳定的共同体，她更是一个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强大生命力的共同体。 三、关于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生生不息、长期存在的实体，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结构。这种结构在不同时期虽然发生过变化和发展，但这个结构的主体部分始终未变。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主要体现在中国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创建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主要结构，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的活动，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厦，中华各民族的活动维护了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完整，中国各民族的活动，是中华民族这一参天大树源源不断的生命源泉。 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方面，即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多元性多样性结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自调性自保性结构。 （一）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提到中华民族，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汉族。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地区最广、主要活动地区最富裕，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与各民族联系最多、最密切的民族，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也可以说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中，起着凝聚作用、核心作用、基础作用和稳定作用。 汉族是从哪来的？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中，能成为基础和稳定结构，说到底还是要归结于古代各民族的活动，是中国各民族的活动共创了汉族，决定了汉族的这种地位和作用。 上古的中国历史记载，很长一段是传说。从夏代开始，历史记载有了考古学的支持和实证。古代活动于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人，以及以后传承夏人及其文化的商朝（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周朝（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在1000多年的历史活动中，以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为主要活动地域，以周人的主流文化为基础，凝聚成了华夏族，与华夏族在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共同活动的，还有戎、狄、蛮、夷、羌、苗等众多的群体。到春秋、战国时期（即东周，其中春秋公元前770—前476 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祖国社会进入多民族兴盛、发展和争霸的重大历史时期，以东周及其所分封的诸侯王室为代表的华夏族，日益衰落，以秦、楚、吴、越、巴蜀、中山等为代表的“蛮夷”诸政权发展壮大，并向中原地区聚集。为了争得“正统”地位，“蛮夷” 诸政权实行“变法”，大量吸收华夏文化，采取“以夏变夷”的政策，用“周礼” 改变旧俗，甚至打起“尊王攘夷” 的旗号，以争得“诸夏”的身份和地位。其中犹以秦国为先，积极推行“以夏变夷”的政策，不仅吞并了“蛮夷”诸国，而且推翻了以周王室为代表的华夏诸王，在周王室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朝建国时间很短，疆域也很有限，但是她以华夏化了的“蛮夷” 诸国的身份，主动以华夏文化为基础，在中原广大地区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量同衡，“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使自己与秦国内的“诸夷”同化和融合于华夏之中，为汉族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此后，由于汉朝（西汉公元前206 年—8年）日益强大，声望远播，华夏族遂被称为汉人（族），以区别于当时的“四夷”。 从中国古史中的夏人、商人、周人到华夏族的形成，再到汉族的出现，这是一个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这段历史说明，汉族最初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夏族与戎、狄、蛮、夷和其他群体“交融汇聚”而成的，而且这个“交融汇聚”的现象，实际上成为汉族数千年发展最突出、最常态的现象。 从4世纪初到6世纪末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长达300多年）和10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宋、辽、金、西夏、吐蕃、哈喇汗朝、西辽、葱岭回鹘、西州回鹘、甘州回鹘、南诏、大理等割据时期（长达300 多年），中国被分裂为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民族政权，但这些割据民族政权，或仍推崇儒家思想，或遵循汉朝施行过的政治制度，或极力维护汉族的生活习俗，或千方百计保持与传统中原政权、汉族政权的宗主关系，甚至颁布法律实行“汉化”。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打破和削弱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地域界限，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以其较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和追求，主导了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和发展趋势，从而在中原和边疆地区，融汇出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如语言、衣着、习俗、生产、社会组织等）汉族群体，使汉族成为了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民族。 自汉代以后的近2000年中，不论中国境内是治是乱，是统一是分裂，或如何改朝换代，其他民族融入汉族，或汉族吸纳其他民族的情况史不绝书，从未中断，汉族最终以其雄厚的文化底蕴，汇聚成为一个方言众多、习俗多样、体质不同、生存方式差异较大，但文化认同、族属认同、祖先认同、历史认同、疆域认同很强的一个民族共同体，从而使历史上中国国家不论由哪个中国民族统治者统治，都不得不考虑汉族的需求，并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这就是汉族在中华民族结构中，占有基础、稳定作用和地位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