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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类学是一门关注“人的文化”的经典社会科学学科，对旅游情境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极富解释力。人类学在视角、理论与方法三个层面对旅游研究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叉学科——旅游人类学，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旅游学者应系统地梳理与思考人类学对旅游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形成对旅游人类学的正确认识，在对人类学进行引介、吸收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实现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与旅游学的知识反哺。 关 键 词：人类学/旅游研究/知识溢出/旅游人类学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15ZDB118)资助。 作者简介：孙九霞(1969- )，女，山东潍坊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旅游与社会空间、旅游流动性研究。 一、关于旅游人类学的冷思考 自旅游人类学西学东渐传入我国以来，经历了20余年的迅速发展，促使从人类学视角考察旅游与社会问题成为学界一种新的研究风向。然而，在旅游人类学研究热潮背后，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被质疑和反思：其一，虽然很多学者声称自己做的是旅游人类学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运用了访谈或参与式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相较于传统民族志而言，既没有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深度的参与，也没有长时间对案例地的持续研究，既缺乏对人类学理念及立场的基本理解，也未深入了解人类学的经典理论。这些研究大多未经过反复推敲和三角验证便形成结论，对于概念的理解也存在主观臆断和误读等问题。其二，一些研究者从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角度质疑人类学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认为基于旅游特殊情境和微观案例研究的旅游人类学对于理论创新并无贡献，以人文观照为主线的伦理观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意义，以阐释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论的操作缺少客观性。其三，在当前学术界论文快速生产、“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资本主义”现实下(Slaughter & Leslie，1997)，功利导向和经济理性与旅游人类学研究需要慢节奏、长时间、深层次的田野调查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生存危机导致部分学者抛弃学科本位，旅游人类学日益被边缘化(Nogués-Pedregal，2019)。 事实上，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旅游，既是学科间的交叉互补，又是学术研究应对现实挑战的一种方式(徐新建，2000)。系统梳理旅游人类学研究，思考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正确认识“旅游人类学”具有特别意义。 二、当旅游学研究遇上人类学 1.旅游人类学概述 要理解“旅游人类学”，首先要了解人类学观点。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即“与人有关的研究”或“研究人的学问”(哈登，1988)。人类学的五大基本理念包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相对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整体观，基于共时、历时、跨文化比较的文化比较观，强调对社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持续研究的田野调查，以及从事件参与者及旁观者两个不同角度去观察和探讨人类生活现象的主位与客位。 事实上，旅游学与人类学存在一些共通的学理基础：其一，辩证统一的文化多样性与普同性是二者交叉渗透的哲学基础。其二，核心研究内容都是“人的文化”。旅游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生活，被包含在“人和人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中。其三，旅游活动是人类学研究的“真实田野”，人类学通过旅游复杂系统中各类“田野”现象揭示出其背后所蕴含的本土文化意义(廖杨，2004)。 20世纪60年代旅游人类学兴起于西方。西方学界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63年西伦·努涅兹发表的《旅游、传统与涵化：墨西哥山村的周末郊游》(Tourism，Tradition，and Acculturation:Weekendismo in a Mexican Village)一文。1977年，“旅游人类学”学科领域的创立正值反思人类学思潮鼎盛之际，文化人类学研究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当社会与文化的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自我、认同与人格表述等中层理论，人类学家开始尝试将微观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的跨文化相互联系和并置(Regi，2013)。旅游的流动性恰好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与远距离的“他者”联系起来，为人类学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对象。然而，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早期倡导旅游经济到反思“旅游之坏”，以及面临“学科存在感”和知识可信度的危机后再重新出发，经历了兴旺繁荣的起源阶段(1963-1983)、平稳发展阶段(1984-1991)、饱受批判的争议阶段(1992-2005)和“批评转向”后的再出发阶段(2005年至今)(赵红梅，2018)。 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通过翻译、引荐西方成果和本土化探索，从一腔热忱转向谨慎前行，对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目前，我国旅游人类学仍存在本土创造不足、原创性成果少，对人类学的背景知识积累不足、广度和深度有限、专业训练缺乏、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孙九霞，2007)，具体表现为研究本体的去旅游化、旅游表述的趋民族学化和研究领域的狭窄化，这主要与旅游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阶段性、学科思维的散点性、学科路径的单一性、学科发展的守成性有关(杨丽娟，2014)。 2.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视角、理论与方法 “知识溢出”指通过学术研究，形成本学科特有的学科视角、理论框架和科学方法，在存量知识基础上不断出现增量知识，且这些知识对其他学科有借鉴意义(徐红罡、刘方方、普涵艺，2018)。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可从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3个方面进行考量。 (1)研究视角 人类学视角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主要涉及三大方面：一是涵化与发展的视角。这一视角关注旅游目的地，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它会引起目的地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目的地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这一观点在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运用普遍。例如，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丽江的文化涵化体现为迎合海外游客偏好的日常生活设施、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包装以及遍布大街小巷的西式酒吧餐厅等方面(撒露莎、田敏，2017)。 二是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首先，从“游客”的角度，研究游客的旅游动机、旅游体验以及旅游对游客的影响，探究的是旅游的文化、符号内涵。例如，在关于西藏的旅游体验中，游客往往将西藏想象为神圣之地，但西藏的神圣不在于游客对宗教的信仰，而在于社会文化意义，西藏提供了游客日常生活所缺失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满足了游客的精神需求(崔庆明、徐红罡、杨杨，2014)。其次，从旅游仪式论的角度，旅游这一空间流动现象亦可构成“通过仪式”在当代社会的一种时空表达(张进福，2013)，例如游客完成毕业旅行、蜜月旅行后身份、角色的变化等。 三是上层建筑的视角。这一视角提倡回归旅游客源地探寻人们旅游的根本原因，探索形成游客和旅游的条件，并试图探究“人们的旅游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存在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旅游”等问题。MacCannell(2008)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The Tourist：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是这一视角的代表作。 (2)研究理论 就人类学的理论溢出而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影响、旅游体验和主客关系，引介和应用了诸多人类学经典理论。在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研究中，主要引介了原真性、舞台真实、文化商品化、文化传承、文化再生产、传统的发明、地方性知识、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社区参与等经典人类学理论与概念。基于上述研究视角，新近的研究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①主客双方对原真性的不同见解以及当地人针对旅游影响所采取的遮掩的、非正式的抵抗策略(Wei，Qian & Sun，2018)；②民族旅游地舞台化作为文化保护的策略与方式(王学基、孙九霞，2015)；③文化商品化对地方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孙九霞、吴韬，2015)，以及族群内部不同主体对文化商品化的多元认同(孙九霞、吴美玲，2017)；④村寨社区在旅游开发、景观改造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的社会秩序和族群文化的再生产(朱健刚，2010)；⑤传统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被发明和重构，被发明的传统有象征的特性，并且暗含着过去的连续性(李永祥，2009)；⑥透过“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从地方性知识角度，探讨传统文化对旅游的正效应(孙九霞、刘相军，2014)；⑦旅游所催生的新市场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社会结构特征(孙九霞、李怡飞，2018)；⑧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主要围绕社区增权、社区旅游恢复力、社区治理、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等问题展开(保继刚、孙九霞，2008；杨阿莉、把多勋，2012；郭永锐、张捷、张玉玲，2018；唐仲霞、刘梦琳、向程等，2018)。 在游客体验研究中，学界往往将格拉本的“旅游仪式论”作为研究的基点，探讨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阈限或类阈限体验。例如，张晓萍和刘倩倩(2010)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探讨游客离开惯常生活环境在旅游过程中情绪变化所导致的旅游安全问题；马凌和保继刚(2012)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探讨游客参与泼水活动带来的暂时性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阈限体验。此外，孙九霞和李毓(2016b)注意到旅游环境中旅游企业员工在与游客互动中也获得了类阈限的体验，并对西双版纳傣族园“天天泼水节”仪式活动中泼水演员类阈限体验的表征、类阈限体验特征及其动因展开分析。 在主客关系研究中，主要借鉴了社会交换、社会空间、符号互动等理论。2012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开展“好客”专题，主要从商业属性、国家形象关系、亲属称谓、边界、符号、类中介、社会空间、社会交换等多元理论视角对旅游中的主客关系以及我国情境下的“好客”展开深入探讨。例如，从“好客”的商业和非商业属性角度，纳尔逊·格拉本(2012)对“好客”进行分类，并指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接待业有逐渐融入非商业性交换成分来培育顾客忠诚的趋势，非商业性的好客招待形式也在试图融入商业性因素以谋求利益；从国家形象的关系角度，黄萍(2012)基于旅游吸引物系统观，分析“好客中国”旅游形象的要素构成及其功能，提出建立由社会伦理义务和商业利益共同驱动的“好客模式”；从边界的角度，林敏霞(2012)指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破坏了用于平衡东道主社会与游客关系的“边界”，对好客“边界”的尊重和维系也是旅游本真性得以持续的“边界”；从亲属称谓的角度，葛荣玲(2012)以贵州安顺屯堡“小孃孃”为例，探讨亲属称谓在旅游开发中作为“好客”表达的符号，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资本化现象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从符号互动视角，郑向春(2019)研究了好客性与地方资源、现代情境以及游客喜好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互动方式；从类中介的角度，杨慧、凌文锋、段平(2012)基于对丽江大研、束河、大理沙溪古镇的“驻客”人群生活实况的描述、自我认同困境的分析和人群特质的探讨，试图提出重新审视旅游人类学“东道主一游客”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3)研究方法 人类学最经典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志。民族志既是一种方法(或研究策略)，也是一种文本类型，还是一种研究取向(郭建斌、张薇，2017)。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是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在历史上，民族志的发展经历了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3个阶段(高丙中，2006)，并随社会发展衍生出更为丰富多元的民族志方法，如主体民族志、自我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多点民族志、感官民族志和线索民族志等。这些方法也为很多有趣的旅游研究主题创造了操作化的可能，有效地弥补了部分研究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化解了“操作机会主义”的风险(Edwards & Foley，2001)。 具体而言，主体民族志方法重在揭示他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和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刘海涛，2016)；自我民族志方法主要运用完整的个人故事自叙以及对旅游过程的启发性反思揭示其独有的意义及其背后的社会建构(徐文月、刘敏，2018)；网络民族志方法则是将互联网作为虚拟田野点，通过对网络游记等文本的分析，跨越时空界限进行深入研究(Wu & Pearce，2014)；多点民族志方法往往跨越时间和空间对于单点田野研究的束缚，进行多案例的比较研究(耿亚平，2019)；感官民族志方法强调身体感受，力求多媒体表征，寻求观众的移情性参与(张连海，2015)；线索民族志方法不局限于对单点的静态观察，而是循着游客的行动轨迹产生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超越单点之上的在线和面层面的整体宏观理解(赵旭东，2015)。 三、旅游人类学的应用研究 对案例地进行持续性的跟踪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通过对经典案例系列成果的梳理分析，可以对人类学在旅游研究中的贡献及其发展脉络有更清晰、直观的认识。笔者将自己关于旅游人类学的应用研究经验分享如下： 1.三亚回族村：视角应用 回辉、回新村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目前有回族人口约8000人，他们的先人于宋元期间迁移至此。相对稳定的聚居生活使这里的回族村民较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信仰和习俗，如在日常生活中，村民主要使用自己独特的回辉话，在书写时才使用汉字；笃信伊斯兰教，并保留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样式和传统的服饰文化等。 笔者团队对三亚回族村的关注始于2002年，并在之后的十余年不断追踪调研，目前共发表了关于该案例地的研究论文6篇。最初对三亚回族村的探索性研究，从涵化及发展视角切入，运用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Barth，1969)，关注现代化背景下当地人的民族认同及民族关系(孙九霞，2004)。随着旅游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笔者团队研究的聚焦点转变为旅游对目的地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不以回族族群文化为吸引物的三亚回族社区，依然在旅游的作用下发生了宗教意识强化、传统文化改变及职业认同分化3个方面的变化(孙九霞、陈浩，2012)。旅游促进了族群间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但是没有起到消融族群边界的作用，反而有将某些族群因素明晰化的趋势(孙九霞、陈浩，2011)。 2012年是笔者团队对三亚回族村进行跟踪研究的第十年，也是研究转向的关键年，如何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从对三亚回族村的整体研究转向对部分主体的特别关注，试图通过更细致的分析、更多元的视角、跨学科的理论打破惯常思维的局限。研究对象从族群整体聚焦至社区精英，并纳入个人经历转换视角，将对象从内部主体拓展至外部主体，譬如对旅游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孙九霞、黄凯洁，2016)。与此同时，理论方面也逐渐突破传统人类学经典理论的限制，引入了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将旅游所涉及的多向复杂的社会因素经由空间这一视角串联起来，结合社会发展的时间维度(张品，2012)，打破了“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及“经济、环境、文化”传统研究范式(孙九霞、张士琴，2015)。整体上看，三亚回族村的系列研究大致延续了“整体的把握—文化的关注—细化的分析—对象的转换”的视角演变路径。 2.西双版纳傣族园：理论应用 傣族园距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27公里，总体规划面积3360000平方米，南傍澜沧江，北依龙得湖，是西双版纳州集中展示傣族宗教、历史、文化、习俗、建筑及服饰饮食等民族风情的风景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傣族园景区于1999年8月1日正式开始营业，主景区由曼将、曼春满、曼乍、曼嘎、曼听5个傣族自然村寨组成，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风貌作为构景元素进行旅游开发，呈现出景区社区一体化的特点。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社区居民不可避免地融入旅游发展之中，傣族园社区的“社区发展”“社区参与”等问题也逐渐受到旅游人类学者的关注。 西双版纳傣族园是典型的“公司开发、居民参与”模式旅游社区，笔者对这一经典案例地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追踪①，从人类学的视角对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丰富社会现象与矛盾问题进行了整体、细致的研究。在对傣族园的追踪研究中，笔者首先关注到的一个重点是西双版纳傣族园的“乡村都市化”现象，即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周大鸣，1997)。西双版纳傣族园有限公司将本地居民及其文化、环境开发包装为旅游产品，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傣族园景区内的社区居民在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孙九霞、保继刚，2006)。与现代化力量的推动机制相比，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乡村都市化呈现出本土化、地方性色彩及可持续性特点，传统乡村社会因之得以留存。另一个关注重点是社区参与。笔者较早地对有关社区参与主题的旅游研究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西双版纳傣族园、桂林阳朔遇龙河景区和世外桃源景区等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探讨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以及旅游带来的积极效应。 随后，笔者团队从人类学涵化及发展、社会空间、洁净与危险、身体象征等概念视角出发，从物质文化、社会交往、精神文化等方面对旅游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展开分析。在物质文化方面，傣族竹楼作为傣族园典型的物质文化，其外形和功能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均发生了变迁，逐渐由村民的私人活动空间转换为景区景观，且经历着由单纯的景观向村民的经营空间的转变(孙九霞、张倩，2011)。在社会交往方面，傣族园的交往空间在居民与游客的交往、居民与企业的交往、游客与企业的交往3个层面上发生改变，各种变化相互影响、相互牵制(孙九霞、张皙，2015)。在精神文化方面，傣族集体性节庆仪式(如“天天泼水节”)与村寨集体性节庆仪式(如“送寨子”)在旅游情境下均发生了变迁，从封闭转向半开放或完全开放的仪式空间。由此，笔者团队运用了身体象征理论解读傣族园“送寨子”这一仪式空间的展演与变迁，关注地方仪式中行动主体的“身体在场”(孙九霞、李毓，2016a)。另外，阈限理论是人类学的经典理论之一，最初出现于法国民俗学家Gennep的《过渡礼仪》(1909)一书，后经维克多·特纳(2006)正式提出。阈限即从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之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与空间，类阈限体验则指打破日常的、娱乐的体验(如个体参与休闲活动的体验)。笔者通过与人类学的阈限理论进行对话，将研究对象从游客拓展到当地居民，深入剖析傣族园天天泼水节活动中，泼水演员日常生活和类阈限体验的关系、类阈限体验的特征及其动因等(孙九霞、李毓，2016b)。 3.川藏线：方法运用 川藏线通常指G318国道成都至拉萨路段，长约2155千米，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川藏线开始进入公众的旅游消费视野，成为众多旅行者对于西藏、高原和“最美国道”等多重地方想象的载体，以及身体力行的朝圣之路。 当下，多元化、小众化的旅游流动方式层出不穷。其中，公路旅行成为当前社会的旅行新时尚，如川藏线上的摩旅、骑行、徒步、徒搭、自驾等。与此同时，旅游研究的“流动转向”也开始关注不同类型旅游者的时空流动行为及其流动性体验，探索旅游过程中流动的行为意义和影响。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旅程本身和目的地一样，也是重要的吸引物(Lumsdon，2000)，正如川藏线不仅是帮助旅游者实现空间移动的物质载体，也是旅游者可能参观体验的“地方”(孙九霞、王学基，2017)。 自我民族志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对民族志不断探索而涌现的创新成果之一(蒋逸民，2011)。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志“表述危机”的讨论下，学者们认识到真正做到客观地叙事是不可能的，而应该认识和适应个体的主观性与情感性。自我民族志指作者回顾性且选择性地写下过去的经历，以个人经验来说明文化经验的方方面面，意在通过“局内人”的视角对自我的亲身实践、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的叙事来表达和讨论文化。旅游研究中对自我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和探索尚不多见，但当研究问题需要研究者正视研究本身受到主观意识、情绪及行为的影响，甚至这些影响正是研究的核心内容时，自我民族志的方法恰恰适应了这样的诉求，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的“缺点”(王学基，2019)。笔者团队于2004年开始关注川藏线旅行者在道路旅行中的流动体验，运用了自我民族志人类学研究方法，将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作为数据来源，加深了对旅游体验的描述与批判性审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