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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部落军事首领转化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通常宣称自己具有神圣的血统。尽管这种王权观很原始，而且还引发了王族内部对王位的激烈争夺，但对国王超自然出身的信仰能够产生一种忠诚感。宗教上的变革虽一度使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失去天然的支持者，他们不再被当作神人，但通过在登基典礼上引入涂油礼和加冕礼，国王不仅获得了一种准教士的身份，凌驾于普通基督徒之上，他们也因此成为“承蒙上帝恩典的国王”神圣不可侵犯。从涂油礼和加冕礼推衍出的王权神化并没有成为防止国王权力瓦解的坚强壁垒，而且在这种宗教性的圣化礼中还潜藏着诸多制约王权的因素。 关 键 词：盎格鲁—撒克逊/王权/基督教/圣化礼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3ASS003)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秋香(1981- )，女，湖南永州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化史、西欧中世纪史；顾銮斋(1954- )，男，山东博兴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欧中古史、西欧中古经济史，西方文化史和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山东 济南 250100）。 王权是日耳曼人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制度，在民族大迁徙之前，王权就已存在于日耳曼人之中了。王权观念在中世纪政治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们是理解中世纪政治观念及其与现代政治观念联系的关键。皈依基督教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一度失去了天然的支持者，他们不再被当作神人，至少在官方场面上是如此。不过，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兴起，特别是涂油礼和加冕礼的引入，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找到了一种重振其“神圣性”的新方法，他们被重新置于新宗教的光环之中，继续被视为神圣之人，此后，“新宗教成了一种比有着古老的诸神的宗教更能激发更为深切的忠诚的事物”①。本文以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为例，着重从“礼仪”(尤其是涂油礼和加冕礼，即国王圣化礼)的角度解读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对日耳曼人王权观念形成的影响。 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圣王权观 公元7世纪初，经过不断的征战，移居到不列颠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等建立了王国，“600年左右，那些出现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中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开始形成”②。在7世纪后期一份叫《部落海德税》(Tribal Hidage)的历史文献中，共出现了35个部族，除了个别情形，它们都有自己的王室。③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载说：“他们的国王(reges)是按照出身(nobilitate)推举的，而选拔将军(duces)以武力(virtute sumnunt)为标准。”④盎格鲁—撒克逊王权将出身与武力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地位归功于他们作为战争领袖的能力”⑤，因此，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关于第一批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的记述多集中于他们的战绩，另外，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武器也证实了早期王国对战事的关切，如在萨顿胡(Sutton Hoo)1号墓中，除了一套名副其实的寻常武器，还有一套华丽的作战装置：一顶头盔；一面精巧的绘有鸟、龙图案的盾；一把饰有珠宝的莱茵剑；一副精致的、镶着珠宝的甲胄以及一根支撑宝剑用的珐琅质腰带等。⑥有学者指出，这些用于仪式而非实用的行头暗示国王是一位伟大的武士。⑦另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统治者也在其王权中掺入宗教因素，他们将自己的族谱之树追溯至日耳曼人的异教诸神，声称自己具有神圣的血统，以突出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每一位撒克逊国王都将其祖先追溯至诸神，沃登神(Woden)或撒克斯尼神(Seaxnet)”⑧。最受盎格鲁—撒克逊人重视的异教神祗是战神沃登，在保存下来的8份早期国王的家谱中，除了东撒克逊人外(他们将自己的血统追溯至撒克斯尼神)，肯特人、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人、麦西亚人、伯尼西亚人、德伊勒人和林齐人都视沃登为他们国王的祖先，只有南撒克逊人的王室族谱尚不清楚⑨。比德也经常提到沃登并指出：“许多王国的王室都宣称自己是沃登的后裔。”⑩因此，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蛮族国王……是一位享有神圣血统和英雄传统的威名mana(曼纳，指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战争首领”(11)。 不过，按照日耳曼人的传统观念，神并不是眷顾某一个人而选他为王，而是眷顾某个家族选他们领导整个部落。因此，从统治家族中选举一人主事是原始日耳曼部落人民的权利。在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共同的祖先和获得王位的资格似乎是通过使用一个相同字母为开头的名字来表现的。例如，所有的东撒克逊统治者都是一个叫斯奈德(Sledd)的人的直系男性后裔，他们的名字以及那些出现在血统表上的他们亲属的名字都以字母“S”开头；在埃格伯特之前，绝大部分威塞克斯国王的名字以字母“C”为开头。(12) 由于国王是从统治家族中选出的，这容易产生凭军事力量篡夺王位的念头，国王或王子死于非命的现象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的确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国王及其继承人非正常死亡现象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载有27次之多”(13)。以诺森伯里亚为例，从7世纪后期到9世纪初，至少有5个家族在觊觎诺森伯利亚人的王位。从奥斯雷德在705年继位到厄德伍尔夫国王在808年被罢黜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诺森伯里亚共经历了14朝，期间6名国王被罢黜，他们被驱逐或被强行送入修道院；4名国王遭杀害；2名国王自愿放弃王位，但继位的是他们的亲属；2名国王下落不明，且他们的统治都异常短暂。(14)《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757年的纪事详述了威塞克斯国王基内伍尔夫与其前任西吉伯特国王及其兄弟基内赫德之间盘根错节的血海深仇。这些让我们想起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据统计，在531-555年，有4位西哥特国王被杀。一位6世纪法兰克编年史家称暗杀为“哥特病”，并补充说，“如果哪一位国王惹怒了他们，他们就用剑追逐他，然后拥立他们愿意的任何一位为国王”(15)。 二、国王圣化礼的引入 起初，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登基仪式较为简单：新当选者登上高台或大土堆，由部落长老授予其头盔和刀剑，到场的亲兵、贵族随即大声欢呼以示认可，然后举行欢宴而结束。国王登基秉政不举行宗教仪式，不接受任何特别的宗教印记，也不采用任何一种可以昭示国王神圣性的古称。总之，他们都不过是普通的基督教徒，也可以说是俗人。但随着国王圣化礼即涂油礼和加冕礼的引入，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找到了一种重振其神圣性的新方法。 涂油礼起源于古代东方世界，在那里，国王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神圣之人，其神圣性是由意义极为明确的仪式来表现，即登基时在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涂抹事先已被祈福过的膏油。后来，这种做法被基督教借鉴，被用于新入教者的坚信礼以及为主教和教士举行的授职礼上。可能受《旧约圣经》中撒母耳(16)膏大卫(17)为王、以利沙(18)膏耶户(19)为王等记载的启发，入主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将这种起初仅用于初入教者或教士的涂油礼引入到他们的国王登基典礼上。 国王涂油礼最早可能在凯尔特各民族中流行。爱奥纳修道院院长阿多姆南(Adomnan，卒于704年)记载说，达尔里亚达国王克劳尔(Conall)去世(574年)后，科伦巴将艾丹(Aidan)膏立为他的继承人。(20)有可靠证据表明，国王涂油礼的记载最早见于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21)第一位举行涂油礼的西哥特国王是万巴(Wamba)，他在672年9月举行了涂油礼。但记述此事件的这位同时代作者显然认为该仪式在万巴之前即已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国王涂油礼在672年以前就已传入西班牙了。751年，法兰克宫相矮子丕平在苏瓦松被涂油，成为从教士手中接受涂油礼的首位法兰克国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787年纪事记载说，埃格弗里思在这一年接受涂油与他的父亲奥法共治麦西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国王登位时的涂油仪式。克里斯托弗·道森教授断定，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涂油仪式是从凯尔特人那里传入的(22)，但马克·布洛赫基于奥法与加洛林王室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它是受在此前约30年即已实施该仪式的法兰克人的影响(23)。不论怎样，在新国王的就职典礼中引入神圣元素(涂油礼)这一习俗在8世纪后期也被引入了英格兰。从埃格弗里思在787年接受涂油礼起，由他肇始的这种仪式很快就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辖境内传播开来了。 “加冕礼(coronation)是欧洲君主制国家始自中世纪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与宗教仪式，8-9世纪逐渐形成规范的礼仪。”(24)800年12月25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三世将一顶“皇冠”(couronne)戴在了加洛林国王查理曼的头上，宣布他为皇帝。在此之前，法兰克诸王登基时佩戴的王权象征物是冕，即饰以珍珠、宝石的织料帽圈。例如，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记载说，克洛维在都尔城是戴着冕出现在其臣民面前的。(25)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英格兰，王权的象征物通常是头盔，“在900年以前，被用于国王加冕的是头盔而不是王冠”(26)。迄今为止，考古人员共发现了两顶头盔，它们分别出自萨顿胡1号墓和本蒂农庄(Benty Grange)墓地。(27)至少从10世纪以来，英格兰已经有国王“头戴王冠”的记录。例如925年埃塞尔斯坦在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交界处金斯顿加冕登基时戴的就是一顶真正的王冠，而非传统的头盔。另外，仅存于10世纪晚期之后的英格兰第二部《圣务指南》(Ordo)也提到了王冠。 像主教授职礼一样，国王的登基礼逐渐将涂油礼与加冕礼结合在了一起。由于查理曼在接受皇冠之前已接受涂油礼，所以教皇没有为其涂油。第一位在同一庄严肃穆的仪式上既接受涂油又被戴上皇冠的是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816年)。大约从这时起，这两个仪式就变得不可分离了：在法国，从秃头查理开始；在英格兰，从9世纪开始，我们看到国王连续地接受涂油礼和加冕礼。据12世纪的史籍记载，英格兰国王登基典礼的全部内容和程序大致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祈祷大厅的祭坛前面，身披王袍的王位继承人出场，由大主教将圣油涂抹在他的头上和颈上，然后，大主教将祭坛上的王冠取下为新王戴上，并授之以权杖、宝剑、戒指、徽章、笏等；接着，大主教为王吟诵祷文，完毕后向全场宣布已将王的“职位”从上帝那里传授给新王；王随之登上临时设置的御座，到场的宫廷官吏与教、俗贵族等由王族成员引导到新王面前庄严宣誓效忠：接着，新王发表加冕誓词，许诺要遵循神命，施以良法仁政，保护臣民和教会；之后，全场向新王三呼“国王万岁”(Vivat rex)，以示拥护和祝贺；最后为隆重的弥撒仪式与欢宴，新王接受“圣餐”。 三、国王圣化礼对王权的影响 “自万巴在672年、秃头查理在848年、奥托一世在936年和埃德加在973年被涂油加冕之后，(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西法兰克、东法兰克和英格兰这4个王国一直由受膏的基督教国王统治。”(28)国王圣化礼对王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赋予国王一种近乎教士的身份，使其凌驾于其他平信徒之上。为国王举行圣化礼的外在形式十分接近为教士举行的按立礼：它们使用了同一种物质圣油，戒指和长长的权杖则是主教的象征的拷贝。因此，人们从一开始就强烈相信，在君王的祝圣和教士的祝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列王记》中，撒母耳将罐中的油浇注在扫罗的头上，并对他说：“你……将成为另一个人了。”因此，接受圣职叙任油的统治者被认为具有了新的神圣人格，即通过接受涂油，国王由俗人转化成了具有教士品格并拥有与上帝沟通的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新人”。10世纪东法兰克国王加冕典礼仪式的用语这样说：“上帝的恩典在今天已把你变成另一个人，并通过涂油仪式使你成为他的神性的分享者。”(29)由于涂油礼，君王们受到吹捧，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797年，出席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的意大利北部主教不仅称查理曼为“主和父”、“所有基督教徒最稳健的总督”，而且还确切地称他为“国王和教士”。而在此前数年，想要查理曼和卡洛曼为自己效劳的教皇斯蒂芬三世恭维他们说：“你们是神圣的家族，王室出身的教士。”虽然国王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纯然的教士，但他们也不再将自己看作普通的基督徒或俗人。法兰西的路易七世在1143年一份公文里说道：“朕知道，依照《旧约》规定，并且在我们的时代，依照教会法，只有国王和教士能被授予神圣的涂油礼。这些不同于常人的、位于上帝子民的顶端、与神圣的涂油礼结合起来的人物，应该得到世俗的臣民和精神上的福祉，国王和教士们应该彼此共享这些。”(30)这样，“虽然君王并没有因涂油祝圣成为一名真正的牧师，但他却因此被从平民信徒的行列中拉了出来，成了神职人员和民众之间的中保”(31)。一些祈祷文也试图在国王涂油礼和圣职涂油礼之间建立某种对等关系。例如，兰斯大主教辛克马为秃头查理举行圣化礼时说道：“愿上帝以光辉的王冠为你加冕……以此涂油礼你成为国王，此油得到圣灵的恩典，他曾以此油为教士、国王、预言者和殉难者涂油。”类似的，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仪典书这样说道：“啊，上帝……您以圣油实施涂油礼为您的仆人亚伦(Aaron)(32)祝圣，使之成为祭司，后来您以同样的膏油造就了祭司、国王和预言者，去统治以色列……我们祈求您，全能的父啊，请您屈尊赐福，用这取自您的一种造物的油，圣化您面前的仆人……授予他权力，让他忠诚地追随亚伦的榜样，为您效劳。”(33)根据教皇特使在786年帮助英格兰教会制定的第12条教规，“选举”国王，如同加入教士行列，要服从同样的有效条件。(34) 第二，它使国王成为“神命之王”，理论上神圣不可侵犯。如前所述，为了得到臣民的拥护和提升王权的威望，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通常将自己的血统谱系溯源至部落战神沃登。虽然臣民对国王超自然出身的信仰能够产生出一种忠诚感，但国王不仅常遭废黯，有时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王位总是岌岌可危。而且，幸存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典中有关偿命金的规定也表明，国王并没有超然于整个社会成员之上，“王之偿命金虽然数目过大，几乎无人能付得起，但它的存在却又表示王的人身似还不是神圣不可侵犯”(35)。但在基督教教义中，尘世上的国王是受上帝派遣来统治其臣民的，他们是“神命之王”。教皇大格雷戈里在写给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的信中指出：“全能的天主召唤所有善人承担起统治他的臣民的责任，以便通过他们之手把他仁慈的礼物赐给他们统治下的所有臣民。”(36)丕平在一份文告中自豪地说：“以涂油礼，神命已将我扶持到宝座上。”(37)对圣化礼举行之日接受神圣烙印所持的记忆，使君王对其权利的正当性理直气壮。因此，在1046年，亨利三世皇帝对列日主教瓦佐(Wazo)说：“我，有权统辖万物，也接受过圣油涂敷之礼。”(38)为了表达王权的宗教性，国王开始将“承蒙上帝恩典的”(gratia Dei，即by the Grace of God)这一著名字眼加入自己的名号中。据考证，这个公式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在6世纪晚期占据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人，但威塞克斯国王伊尼的法典前言也表明，7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熟悉这一公式，从8世纪开始，它成了西欧和南欧所有国王的标准名称。(39) 由于王权是由上帝设立的，所有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40)王权的敌对者将被视为亵渎神圣之人。英格兰786年宗教大会制定的第12条教规声称：“没有人敢密谋杀害国王，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约856年，埃塞尔伍尔夫从罗马朝觐返回，但被他的儿子埃塞尔鲍尔德剥夺了对威塞克斯的统治，阿尔弗雷德国王的传记作者阿塞尔称此举“与所有基督教人们的习俗相反”(41)。埃德蒙国王的第一个法令(42)禁止在国王的近邻打架斗殴，对此，有学者指出，这标志着一场旨在强调王权神圣不可侵犯性运动的兴起(43)。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的传作(作于995-1005年)严厉谴责了那些谋杀“殉难者”爱德华国王的贵族，说“他们拥有如此受诅咒的思想，如此黑暗邪恶的盲目，不怕向上帝的受膏者下手”(44)。996年的一份赐地文书引用《圣经》诗篇中的话：“你不能碰我的受膏者。”(45) 恩舍姆修道院院长埃尔弗里克写道：“没有人能使自己成为国王，只有人民才有选择他们最满意的人为王的自由意志。然而一旦他加冕为王，他就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他们却不能把他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除去。”(46)这表明，一旦被祝圣，国王就不能被免职，不管他有多失败。因此，尽管埃塞尔雷德的统治不尽人意，但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仍然支持国王。1013年，丹麦国王斯韦恩被英格兰人接受为自己新的统治者，埃塞尔雷德及诸王子则被迫流亡至诺曼底，伍尔夫斯坦在其《狼给英格兰人的布道书》(Sermon of the Wolf to the English)中尖锐地批评了英格兰人对上帝和君王的不忠：“殉教者爱德华遭遇了背叛，被杀害……之后埃塞尔雷德被赶出了这个国家。”在伍尔夫斯坦看来，维京人是上帝派来惩罚那些丧失了道德准则之人的，就像以前英格兰人惩罚那些肆意妄为的不列颠人一样。可能受此影响，当斯韦恩在1014年2月意外去世后，英格兰人没有让他的儿子克努特继承王位，而是让埃塞尔雷德继承王位。1014年，伍尔夫斯坦帮助埃塞尔雷德起草了一部旨在强调王室神圣性和所有人都应该保持忠诚的法令(47)，国王在其中被描述为“耶稣基督在基督教民众中的代理人”，人民则应该“极其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并忠诚地支持他们唯一的国王”(第2条及其附录)。可见，圣化礼的引入和原始孱弱的“蛮族”王权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权”的转化，明显地提升了国王的身份地位，因为它“给予国王的统治以神圣的认可，并使他实际上无法被从该职位上罢免”(48)。当麦西亚国王奥法在787年通过涂油礼将埃格弗里思指定为自己的继任人时，他一定是看到了上述思想观念的某些有利前景。 第三，在国王圣化礼中也潜藏着制约王权的因素。如前所述，在君王的登基典礼上，教皇或大主教不仅为皇帝或国王涂油，他也将王冠、戒指和权杖等王权象征物递交给皇帝或国王，这预示着世俗权力对精神权力的依赖，“国王现在是主教们的创造物，并且，从完全的字面意义来说，是他们的得力助手”(49)。加冕礼使教皇或大主教成为皇帝或国王与上帝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皇帝和国王自然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是“蒙上帝恩典的王”。因此，有学者指出，教皇为丕平、查理曼举行的圣化礼行为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计划”，目的在于强调“他(教皇)充当了上帝与国王之间的中介”(50)。最早敏锐地意识到教会支配王权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是东法兰克国王捕鸟者亨利，他谢绝了美因茨大主教主动提出的为他举行涂油礼和加冕礼的建议。有学者指出，在亨利执拗地坚持在不要“教廷的祝福”的情况下执政的背后只有一种动机，即担心让人看上去他的国王职分只是从教士手中获得的。(51) 另外，诚如前述12世纪的史籍所记载的那样，新王在登基典礼上还要发表加冕誓词，向臣民公开保证将“遵守为上帝慈悲而托付我统治的人民所制定之法律法规”，并履行相关职责。参加829年巴黎大公会议的主教们宣称，基督徒国王的职责包括：“公正公平地统治和管辖上帝的子民，提供和平与和睦。此外，国王必须是教堂的保护者，是上帝、寡妇、孤儿及其他贫穷困苦的人们的仆人。他还必须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热情和令人生畏，这样才不会有不义之事发生，并且即使发生了，他也不会让任何人怀有其大胆的错误举动不会被人发现的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能逃过惩罚。”(52)从10世纪早期起，英格兰国王在加冕仪式上都承诺维护和平、保护教会、防止偷盗和匡扶正义。例如，埃德加国王宣誓说：“以神圣三位一体的名义，我向我的臣民保证三件事情。第一，上帝的教会以及王国内所有基督徒将享有真正的和平；第二，我禁止所有等级人的抢劫等所有错误行为；第三，我真诚要求所有审判公正和宽容，这样，仁慈和怜悯的上帝就会许给我们永久的恩惠。”(53)最初，这三大“善政”的承诺均出现在仪式的结尾，但在10世纪后期修订后的第二部《圣务指南》中，它们被列在了国王正式接受圣化礼之前。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的净效果是进一步增加国王宫廷中神职人员的权力。”(54)珍尼特·L.纳尔逊教授则认为：“位置的改变意味着(国王)职责的改变，一份国王意图的宣言，即由新登基的国王从其宝座上发布的某种计划性声明，现在被校订者变成了一个承诺，这是之后要进行的圣化礼隐而不露的先决条件。”(55) 遵守诺言、履行相关职责的国王将受到拥护，反之，那些不得民心的国王将遭罢黜。《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757年纪事记载说，西吉伯特国王被西撒克逊人罢黜，“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有失公正”。863年，教皇尼古拉一世致信给梅斯主教，指出：“国王们若想统治好，首先他们自己要行得正，然后才能统治他人；如果他们不能根据法律来统治，他们就是暴君，反抗他们是一种权利和义务。”(56)F.W.梅特兰教授指出，“在诺曼征服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英国国王一致都要行加冕和涂圣油礼”，但“这种仪式并不被认为赋予了国王对于其臣民之服从任何不可撤销的权利；国王会很轻易地被弃置一边，也没有主教反对说涂了圣油就不能被世俗的权力所废黜……”(57)。虽然埃塞尔雷德在斯韦恩去世后被请回继续统治英格兰，但他的回归是有条件的，即“他需要比以前更加公正地统治子民”，《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说，埃塞尔雷德承诺自己：“将是一位仁慈的国王，改革所有他们厌恶的事情。只要他们一致拥护他，永无叛心，他就会宽恕他们以前针对自己的所有不当之言和不当之事。”这表明，到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国王需要“公正地”治理国家的观念已被人们接受。 综上所述，国王圣化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但它也潜藏着诸多对王权不利的因素。后来的事实证明，从国王圣化礼中推衍出的君权神化并没有成为防止诺曼征服前英格兰国王权力瓦解的坚强壁垒，没有任何神灵可以一直为国王提供“庇护”，每个国王仍然需要提防暗杀行为。不仅如此，圣化礼并不能造就一位新国王或君主，相反，它必须发生在由王国内教俗两界显要人士组成的贤人会议的“选举”之后，尽管后者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形式，否则将仍被认为是反常的，“祝圣不是授予继承王位的权利，它只是通过神圣的确认来强化一种既存的权利”(58)。圣化礼只应授予给那些已得到民众公认的统治者，换言之，只有在获得民众明确或心照不宣同意的情况下，为君王举行的圣化礼才被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这种宗教性的圣化礼令人肃然起敬且印象深刻，但它绝非不可或缺。也就是说，对于完善的国王职位，圣化礼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它，或在接受它之前，国王还是国王。事实上，许多国王在接受涂油礼和加冕礼之前就已在履行职责了。因此，我们绝不可高估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臣民的政治心态与观念的影响。 注释： ①[英]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②Henry Mayr-Harting,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London:B.T.Batsford,1972,p.15. ③Barbara Yorke,Kings and Kingdoms of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11. ④[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0页。 ⑤E.James,"The origins of barbarian kingdoms:the continental evidence." The Origins of Anglo-Saxon Kingdoms.Steven Bassett(ed.),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p.40-52. ⑥R.Bruce-Mitford,The Sutton Hoo Ship-Burial,II.London: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78. ⑦Barbara Yorke,Kings and Kingdoms of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16. ⑧[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 ⑨William A.Charley,The Cul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 England:The Transit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0,p.29. ⑩[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一卷第15章。 (11)[英]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12)Barbara Yorke,Kings and Kingdoms of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p.52,143. (13)张延平：《〈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述评》，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4)Barhara Yorke,Kings and Kingdoms of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p.88-90. (15)[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16)撒母耳(Samuel)，《旧约圣经》中最后一位士师和最早一位先知。 (17)大卫(David)，《圣经》故事人物。古希伯来统一王国第一位国王，在《圣经》中地位很高。 (18)以利沙(Eliseus)，《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人的先知。 (19)耶户(Jehu)，《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人的国王。 (20)[美]泰德·奥尔森：《活着的殉道者：凯尔特人的世界》，朱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21)[法]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18-419页。 (22)[英]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23)[法]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24页。 (24)张炜：《威斯敏斯特建筑群与中世纪英王加冕礼》，《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3期。 (25)[法兰克]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二卷第38章。 (26)Janet L.Nelson,"The earliest English coronation Ordo." Authority and Power:Studies Presented to Walter Ullmann.B.Tierney and P.Linehan(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29-48,at pp.44-46. (27)R.L.S.Bruce-Mitford,Aspects of Anglo-Saxon Archaeology:Sutton Hoo and Other Discoveries.London:Harper's Magazine Press,1974,pp.223-252. (28)Janet L.Nelson,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London and Ronceverte:the Hambledon Press,1986,pp.247-248. (29)[英]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注释。 (30)[法]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页。 (31)Fritz 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39,p.38. (32)《圣经》中人物，摩西之兄，犹太教第一位祭司长。 (33)转引自[法]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6页。 (34)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500-1042.D.Whitelock(ed.and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9,no.191,pp.836-840; 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III.A.W.Haddon and W.Stubbs(e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78,pp.447-462. (35)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6)[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一卷第32章。 (37)转引自[法]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2页。 (38)转引自[法]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页。 (39)Walter Ulmann,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Routledge,2010,p.54. (40)《圣经·罗马书》，第13章，第1-3节。 (41)Alfred the Great:Asser's Life of King Alfred and other Contemporary Sources.Simon Keynes and Michael Lapidge(eds.),Penguin Classics,1985,p.70. (42)Councils and Synods with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English Church I,AD 871-1204.D.Whitelock,M.Brett and C.N.L.Brooke(e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p.60-63. (43)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500-1042.D.Whitelock(ed.and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9,p.363. (44)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500-1042.D.Whitelock(ed.and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9,p.915. (45)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500-1042.D.Whitelock(ed.and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9,p.576. (46)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500-1042.D.Whitelock(ed.and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9,p.925. (4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500-1042.D.Whitelock(ed.and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9,no.46. (48)Mary Frances Giandrea,Episcopal Culture in Late Anglo-Saxon England.Woodbridge:The Boydell Press,2007,p.55. (49)J.Nelson,"National synods,kingship and royal anointing." 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Janet L.Nelson(ed.),London and Ronceverte:the Hambledon Press,1986,p.253. (50)Walter Ulmann,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65. (51)[法]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30页。 (52)[法]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 (53)Source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A.D.600 to The Present.Carl Stephenson and Frederick George Marcham(ed.and trans.),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37,p.18. (54)Mary Frances Giandrea,Episcopal Culture in Late Anglo-Saxon England.Woodbridge:The Boydell Press,2007,p.51. (55)Janet L.Nelson,"The Second English Ordo." 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Janet L.Nelson(ed.),London and Ronceverte:the Hambledon Press,1986,pp.361-374,at p.369; Nicholas Brooks,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anterbury:Christ Church from 597 to 1066.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246. (56)转引自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9页。 (57)[英]F.W.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58)Fritz 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39,p.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