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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东方历史的横向与整体性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东方历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东方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发现和探讨。中国古籍材料对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有完备的记述，对海上东西方经贸交流、使者往还多有记载，可以把其中的有益材料充分发掘出来帮助我们去研究和恢复过去的历史。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不论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都对东方经济史研究不够，尤其对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内在机制、联系纽带与内外影响的研究更是不够，因此也就导致西方对东方历史的若干曲解与误解。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写道：“我们感兴趣的是亚洲的历史底蕴，可是我们得承认这一历史不易把握……再说东方学家往往是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文化专家，并不专攻社会史或经济史。”(32)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注意到西太平洋贸易网问题，取得了开创性、奠基性的研究成果(33)，但基本上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不仅数量过少，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加深，至于从东方崛起的大历史的视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深度的研究仍凤毛麟角。从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情况来看，崛起的现实又与历史有异常密切的关联，探讨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开阔思路，放开历史的视界，发挥主体作用，进一步探讨深藏在东方历史背后的伟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国家崛起的逻辑关系，是有其必然性的。 东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形成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圈和对外交往圈。它们为世界贡献的不仅是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哲学和艺术，也为世界贡献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仁爱、宽容与民本思想。近代以前，东方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经济规模与质量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缘文明，构成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和印度洋贸易网。从当时交流的商品来看，主要有奇石异物、黄金杂缯、香料茶叶、金属玉器、粮食百草等等，形成内部贸易交流机制，贸易活动范围大体从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到南洋各国，最远到达印度、阿拉伯与非洲东部。从区域史的视角来看，在近代以前的若干世纪里世界存在多个经济区域，如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等等，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是世界诸多贸易网中最为广阔、最为发达的一个，域内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向外输出科技与文化，形成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可视为世界古代贸易中心。诚如罗兹·墨菲所说，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它独特的形式和风格……但远在西方基督纪元开始之前，中国就已奠定了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传统之一的地位，而汉王朝的模式也被后来2000年间继起的历代中国王朝所一再肯定。”(34) 东方国家从原始的、闭塞的和分散的人群走向对外联系与交流，从陆地走向海洋，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突破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上的诸多限制。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在东方的日本、中国、印度、阿拉伯帝国存在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重视海洋贸易的作用，许多城市因从事东西贸易而出现繁荣，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中心，可视为东方社会的一大亮点。在农业文明时代，社会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一个文明的兴起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不像工业文明那样呈跳跃式的发展，社会大众生活与文化传播相对平稳，如果没有跨国家、跨区域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社会结构、生产力发展和国民大众生活是很难发生改变的。已有学者指出：“一个地区进行的发明通过交往为全人类所共有。受此影响，在其他地区产生更新的发明。”(35)国外大量物种、白银进入东方市场引起的社会重大变化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一文中曾经指出：“对于东方历史仅仅从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经济与国家对外交往的行为当中去把握。西太平洋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交流与交汇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传统，创造着新的东方历史。”(36)汉代开辟的中国至东南亚、印度航路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初步形成与东南亚、南亚的海路联系，是迈向海洋世界的重要一步。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除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外，中国商船还到达波斯湾地区。唐代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东亚到西亚波斯湾的远洋航行，是与唐代的国力增长、社会财富增加分不开的，人们对财富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看到海外贸易对于国家致富致强的重要作用。根据近些年的研究，唐代的对外贸易、社会生活以及海上交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从汉代开始到隋唐时期扩大的东方国家的对外交流已经突破了亚洲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了世界性的发展特征。东方世界不仅是一个文化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世界，经济力的作用远比文化联系更为持久有力。 一般说来，对外交往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使节往来与僧俗游历等方面，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相互影响与互动的过程，对社会的影响也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交往中生产技术与知识得到广泛传播，生产力得到发展，是后进学习先进的过程。这种情况在有人类的地方普遍存在，中国既是先进文化的输出者，也是先进文化的受惠者，二者兼而有之。在中国与朝鲜、日本和南洋各国的交往中经济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正是有了这种持久的经济动力，才使东亚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中国与朝鲜、日本及南洋国家交易的商品有丝绸织品、毛织品、书籍、绘画、瓷器、贵金属、水牛角、砂糖、人参、药材、黄金、珍珠、水银、琉黄、刀剑、扇子与香料(37)。对于东西方国家交流情况，中外史籍都已留下相当完备的记载，例如成书于9世纪的记录阿拉伯商人来华见闻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中国商船在尸罗夫(今伊朗南部港口)装货，然后运货到阿曼北部的一个叫作马斯喀特的地方(38)。该书详细记载了阿拉伯商船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出发经印度、斯里兰卡、南海抵达中国广州的情况。17世纪，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从事交易的商品涉及金、银、铜、药物、砂糖、矿物与各类丝织品、染料、皮革、纸张与书籍等(39)。 根据宋代的《诸蕃志》、《岭外代答》、《萍州可谈》记载，中国对外贸易的商船已经达到东起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南亚以及阿拉伯麦加、非洲东部等50余个国家与地区了。正是在这条航路上，有大量的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商品被输入印度、西亚以至欧洲，同时也有大量的域外商品进入东方市场，极大地丰富了各国物质文化生活。根据学者的研究，14世纪末中国明朝远洋航行的船只约有3500艘，其中1700艘以上为军舰，400艘以上为谷物运输船，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与其匹敌的海军力量(40)。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发展与扩大并不是单纯地由哪一个国家单独主导和推动的，而是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缔造了本地区贸易网的辉煌。在这个面积广阔的贸易网里，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爪哇人、马来人、琉球人以及日本人也发挥了担当者的作用(41)。东方市场内部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市场是相对狭小的，向外输出的东西不多，消费能力极其有限。造成这种情况不仅因为欧洲人口较少，长期的分裂与动荡也影响了国民对东方消费品的需求。 从整个世界贸易格局来看，东方成为世界贸易与输出的中心，国内也有人提出南海是近代早期世界贸易中心的观点。这个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明代中国国内市场流通加快，对白银的需求增大，白银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入中国，“由于商品生产的展开和银流通的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交易圈的商业活动在这个时期得到飞跃发展”(42)。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也提出中国明代人口与生产的增长得益于东亚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著名观点，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为亚洲时代并不为过。有人干脆认为，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一个时代的出发点(43)。日本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是银，“用日本银购买中国生丝，虽然交易的路线有时发生改变，但是作为中日间基本的交易方式大体持续到18世纪后半期”(44)。东南亚是贵金属流通的地区，强化了与世界的经济联系。马六甲是15世纪以后兴起的一个海港城市，经营过境贸易，城内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1509年葡萄牙人最初到达马六甲的时候，城里已有古杰拉特人、波斯人、孟加拉人和阿拉伯人，马拉贝尔、科洛曼德尔、爪哇、吕宋商人也多居于此(45)。应该指出，美洲的农作物玉米、甘薯、土豆、花生、红番椒被引进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贸易交换与物种交流对于促进人口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意义重大，新引进的动植物与农业技术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运动。 为什么阿拉伯商人大规模来到中国和东南亚各港口城市呢?这与东方长期的和平形势有关，与阿拉伯帝国国力强盛以及对贸易的重视有关。进入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联系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对外贸易交流的扩大上。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与国外市场发生密切而广泛联系，重要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纸张、金属制品、漆器、书籍等行销至东南亚、印度以至欧洲的广大地区，促进了东方市场的扩大与发展。出现这种情况是中央王朝对海外贸易重视，看到贸易对于国家财政与致富的作用。1137年宋高宗在一份谕旨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他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又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46)除了中央王朝重视外，此时的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重大进步，以及对天文、地文、水文、气象知识的掌握也同样是重要的，另外，阿拉伯天文航海法的强烈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47)。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帝国商船航行的动力主要来自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需求的多方面作用，各种条件缺一不可。 在东西方贸易交流过程中，东南亚各地出现了许多贸易港与贸易中心城市，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新的经济生长点，发挥了联结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作用。有材料表明，仅马六甲一城来自印度古杰拉特的商人就有1000之数，其他经常来往的古杰拉特的水手也有4000-5000之多(48)。日本的“朱印船”航行至吕宋、暹罗、安南、柬埔寨和马来亚等东南亚各港口，从事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这些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日本人定居下来形成“日本町”，仅在泰国阿瑜陀耶一城就有日本人1500人左右(49)。城市一般都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中心，代表一个区域的总体水平。东方城市人口一般比欧洲多，规模比欧洲大，据说17世纪东南亚有5％的人口生活在大城市，比率高于同时代的欧洲(50)。1600年前后北京和江户(东京)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00万(51)。东方商品通过中国和阿拉伯商人输往西方世界，成为当地王公贵族的奢侈品。正是这样长期的商品开发与流通，才促进了东方各国社会财富积累与社会进步，出现前近代社会的一些新因素，其中包括商业部门的兴起，城市出现繁荣，国民享受来自异域的音乐、舞蹈与体育，对外贸易出现持续的增长，伴随着商贸活动而出现人口流动。《梦粱录》记录当时杭州城里的情况是：“杭城辐辏之地，下塘、官塘、中塘三处船只，及航船、渔舟钓艇之类，每日往返，曾无虚日。缘此是行都士贵官员往来，商贾买卖骈集，公私船只，泊于此城者多矣。”(52)这一切，促成东方社会发展规模与质量明显地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域。在亚洲这个贸易体系内，各国以和平、互利的方式进行交往，通过公平贸易、自由交往，达到利己利人的共赢目的。 应该指出，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相互联结贯通，相互影响促进，成为亚洲历史上的壮观景象。这样的市场体系不同于欧洲地中海市场，也有别于其他贸易网，更不同于近代欧洲主导的以单方面攫取利益为目的的近代世界市场。它是由中央王权与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奇特结合，反映东方国家的市场原则与需求。从东方市场输入到欧洲地中海市场的商品种类繁多，特别是东南亚出产的香料和中国传统的瓷器、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商品，东方市场一直保持对欧洲市场的出超地位，这一优势持续到19世纪。从地中海贸易网输入到印度洋贸易网的商品主要是银、铜、铁、铅以及各种金属、武器、工艺品和奴隶(53)。东方社会在长期持续发展过程中有了对消费品的需求，特别是社会上层对贵重商品的需求，促使商人从事有厚利可图的远洋贸易。根据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可知，当时印度东西海岸有众多的港口城市，进出口的物品应有尽有，从中国运来的货品有真绵、生丝和绢布(54)。只有交流，才有发展，引起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大众生活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升进。长期以来，对古代亚洲贸易史的理论解释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提出的“朝贡体系”和近年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朝贡贸易体制”，现在看来这两种解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任何一种经济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一般都是以满足社会大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前提的，为生活提供便利，反映当时社会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不会有持久的动力。事实上，东亚历史上的“朝贡贸易”被严重夸大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贸易中的互利互惠是通商秩序中的普遍原则，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并不都是得到政治上予以册封的国家，他们只是想利用朝贡的合法形式来华贸易获利才是真实的意图。显然这样的贸易当然不能笼统地称为朝贡贸易，真正的朝贡贸易只存在几个少数国家。“朝贡体系”论的症结是把少数国家的朝贡贸易扩大到了所有的国家。 16世纪是东南亚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分界线，中外学者对此有较多的评论。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写道：“对于东亚、东南亚来说，16世纪为什么被视为划时代的呢?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从陆地走向海洋’这一重心转移呢?”(55)确实，16世纪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重要意义，至少葡萄牙人已经来到东南亚，占领了马六甲，随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又联翩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围，开始了对东方国家长达几个世纪的冲击。但是必须指出，西方国家最初进入东方市场也存在适应与按照东方市场原则办事的情况，几个世纪以后才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东西方贸易关系的基本格局。1630年代，暹罗向中国和日本输出的苏木就有2000吨，暹罗和柬埔寨向日本输出的鹿皮约有30万张(56)。香料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突出地位。在同一时期，来自日本、西属美洲的白银进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推动世界经济运转，加快了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学者指出：“中国明代是从钱经济转向银经济的时代。从15世纪起，银逐渐获得了国家支付手段的地位，全面发挥了货币诸多机能。”(57)除银之外，铜也是日本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输出范围遍及中国、东南亚、南亚、西亚与欧洲。据统计，1658年日本对外输出铜1410000斤，1659年输出到西亚地区的铜也有416000斤(58)。 东南亚、南亚以至波斯湾沿岸城市因从事东西方贸易出现了繁荣，商客云集，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它们的出现对于促进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与适应性，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记载，波斯湾入口处的忽鲁谟斯“因其地居三大洲之中，凡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之富商大贾，多聚此地。百货骈集，人烟辐辏，凡海内极珍奇难致之物，往辄取之如寄”(59)。这样的城市在波斯湾沿岸与印度东西海岸众多，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发挥着联结东西、促进交流的作用。东方社会的若干经济问题绝不是靠西方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的，也不能简单地以旧的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抽象概念来概括。艾儒略说过：“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者出之乡。”(60) 东方国家为人类贡献的不仅是物质文明成果，也有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一般都是从纯经济或纯贸易的角度进行的，没有把它上升到引起社会传统变迁与历史整体进步的高度，现在看来这是东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东方社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是东方诸文明连续发展的产物，统一的中央王权保证了社会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家间交往。很显然，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就不可能造出载重数百吨的巨大商船，无法完成长时间远距离航行。我们看到国家力量对支持东西方经贸与物种交流的重大作用，也不忽视民间力量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家与民间的力量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经济史研究表明，在18世纪以前东方社会的发展程度高于西方，在中国江南地区、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帝国出现了繁荣的商业和贸易，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地区，这说明东方社会是自成一体的，代表了一种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带来了东方各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人口流动加快，商品经济活跃，出现若干经济、文化与交通运输中心，成为前近代世界的发达区域。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全球GDP的52％来自亚洲，其中中国贡献了29％，印度为16％。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个经济规模是十分重要的。曾有学者指出，东方的亮丽在于有着数千年前文明之火点燃了却一直没有熄灭的中国、印度与阿拉伯国家的伟大成就。正因为如此，东方成为前近代时期名副其实的“发达”地区。 四、对东方历史发展的一些思考 从古代东方历史来看，各国经济联系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与文化联系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各国走到一起。对于东方各国存在的以生活资料贸易为纽带的国家关系，只有深入到东亚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当中才能理解(61)。古史材料昭示我们，整个东方国家间区域贸易发达，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源泉。虽然古代亚洲市场不同于近代市场，但各国以自己的商品交换满足了各自最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实现了资源共享。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对东方历史发展意义重大，大大加速了东方国家的发展进程。东方国家长期以来是农业经济，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产生出对外贸易与商业，出现众多的港口城市与商业中心。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提到杭州因东西商贸与交通而繁荣的情况：“距杭州城二十五迈耳，有良港曰澉浦，地临大洋海。往来印度及外国之商船，泊此者甚多，输入或输出各种货物，杭城因之殷盛。”(62)在这个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中形成东方式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商业实现了一定的扩张，产生内部商品交换与决算方式，重视商业信誉，反对欺诈，如果以近代西方市场经济标准来解释东方亚洲市场无异于削东方之足适西方之履，找不到东方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因此探讨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总体特征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加强区域史的横向发展研究与宏观研究，不仅符合东方哲学思想与思维特点，更为重要的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总要求。就目前研究而言，学术界对东方历史的解释基本上以文化与政治视角解释者多，从经济与外交结合的综合探索者少。马克思强调近代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世界各国、各民族与各地区间的相互关联，强调世界历史的形成。我们为什么强调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与宏观研究呢?因为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始终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与理论难度。可以说，没有历史的宏观研究就不可能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与历史全貌，无法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社会的整体变迁。我国学者指出：“宏观历史研究，当然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要通过多种具体的学科方法来进行的。”(63)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迈向了一个新的梯级——资本主义，以技术、交通与资本的巨大优势成为支配世界的“中心”；世界性生产和资本输出的巨大需求将所有国家与民族卷入普遍的交往与联系当中，对于大多数东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被迫与西方“接轨”的过程，其代价是相当巨大的。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各国之间存在广泛的海路与陆路联系，通过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形成东方国家间的关系形态，联系、互利与和平成为各国关系的主流。 东方的中国、印度和西亚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之一，创造出农业、医学、数学、文字、文学、天文、航海以及工艺技术上的杰出成就，发展出农业经济时代活跃的商品经济与贸易，社会总体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留下的丰厚文化至今成为世界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以致于中国宋代早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64)。从以往推出的东方史著作来看，国别史、专门史居多，区域史极少，特别是关注东方国家横向发展的著作就更少了。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对东方历史的横向与宏观研究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建立一个东方历史研究的整体史观是多么迫切与重要。 在对东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国际的相互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凡是越开放、东西方联系与互动最密切时期，就是社会进步最快时期，地区的文化程度与其交通量成正比并非言过其实(65)。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回归历史的本体，找回历史的本真。尽管东方各地区、各国家发展不平衡，发展道路多种多样，按照多种社会形态运动，没有像欧洲近代工业社会那样出现“突破性”的跃进，但我们认为历史发展是永恒的，本质是真实的。这是理解整个东方历史的关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分裂、分散走向相互联系与联合，在各文明的相互交流交汇中社会内部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结构性变化，经济的作用在增大，社会管理组织日益复杂，人们的生活、心态与精神面貌都发生深刻改变，无疑给东方社会肌体注入了活力，各国受惠于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总过程。东方国家从古代的先进到近代的衰落，从近代的衰落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正在深刻改变着东西方关系发展的总体格局。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有过多的曲解与误解，无法得出对东方历史真实的判断。从亚当·斯密到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都有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以致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外交处于强势地位，以近代欧洲的历史作为评判东方社会的标准，研究的诸多成果弥漫着东方停滞与落后的沉闷气氛，这些成果影响了几代人。他们对东方社会的考察基本上都是以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出发的。要破除“欧洲中心论”与东方落后的观念，东方学者必须参与到当前东方国家变革的宏伟实践中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放宽历史的视界，自觉地应用新理论，尝试新方法，确立新观念，重视东方本土的材料资源，而不是过多地使用西方的学术成果与标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地翻译引进了国外历史著作，包括史学理论、观点与方法，但是同时我们也在不自觉地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过度地把西方史观与分析模式作为构建与评判东方历史的标准，甚至以西方标准去裁剪东方历史。这显然无法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突出经济力在东方历史中的作用，强调古代西太平洋市场的国际地位，依靠本土资源，可以在西方话语权之外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去解释东方历史的演变过程。 注释： ①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6页。 ②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Ⅰ，贺圣达、陈明华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③西嵨定生：《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151页。 ④(35)(64)(65)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6年，第201页，第207页，第201页。 ⑤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 ⑥金右源二：《古代东方史的再建》，东京：新树社，1955年。 ⑦(37)(42)西嵨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399页，第621页，第634页。 ⑧童书业：《古代东方史纲要》，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⑨⑩许海山主编：《亚洲历史》“前言”，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 (11)(34)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02页。 (12)陈奉林：《重构东方世界的历史图景》，见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页。 (13)L·德位波鲁特：《东方古代世界史》，板仓胜正译，东京：三邦出版社，1943年，第2页。 (1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6-127页。 (15)李植枬：《整体世界历史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16)(18)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第242页。 (17)张静芬：《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5页。 (19)(48)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4：《伊斯兰·环印度洋世界》，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161页，第155页。 (20)(3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75页；第3卷，第573页。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航海活动成就有许多严重低估的地方，例如印度学者漠克吉尔在《印度航海史》中说：“在5世纪前，中国人没有到达马来半岛，6世纪前，中国人没有航海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是这样说：“中国的远洋航行，一直到13世纪才开始，并且到了13世纪才得充分发展。”这个评断显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的航海活动。参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初版序”，第3页。 (21)(27)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0：《亚洲的〈近代〉》，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3页，第13页。 (22)这些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见《元朝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藤间生大：《近代东亚世界的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对东亚世界研究的摸索》，东京：校仓书房，1982年；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会，1983年；《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东京：岩波书店，2007年；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华帝国与诸民族》，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律令制与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 (23)(28)穆根来、汶江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24)(54)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南亚世界·东南亚世界的形成与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71页，第140页。 (25)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卷，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 (26)(40)贾内特·L.阿布鲁哥特：《欧洲霸权以前》下册，佐藤次高、斯波义信等译，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第66页，第130页。 (28)瓦尔特·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刘智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4页。 (29)沈括：《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6页。 (30)藤间生大：《对东亚世界研究的摸索》，东京：校仓书房，1982年，第195页。 (31)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33)这些开创性、奠基性的成果主要是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36)陈奉林：《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39)山胁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第210-246页。 (41)(44)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东京：藤原书店，2001年，第54页，第227页。 (43)川胜平太编：《亚洲太平洋经济圈史1500-2000》，东京：藤原书店，2003年，第315页。 (45)弘末雅士：《东南亚的港市世界》，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第20页。 (46)赵汝适：《诸蕃志校释》“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页。 (47)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第40页。 (49)永积洋子：《朱印船》，东京：吉川弘文馆，2001年，第112页。 (50)(51)(56)安东尼·瑞德：《大航海时代的东南亚》Ⅱ，平野秀秋、田中优子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2年，第97页，第90页，第31-32页。 (52)吴自牧：《梦粱录》“河舟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生田滋：《大航海时代与摩鹿加诸岛》，东京：中央公论社刊，1998年，第16-17页。 (55)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3：《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5页。 (57)足立启二：《明清中国的经济构造》，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第363页。 (58)铃木康子：《近世日本荷兰贸易史研究》，东京：思文阁出版，2004年，第171-172页。 (59)(60)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见《诸蕃志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页，第32页。 (61)陈奉林：《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62)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59页。 (63)丁伟志：《对历史的宏观思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