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东方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与内涵，仅以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东方社会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经济与国家对外交往的行为当中去理解和把握。加强东方历史的宏观研究，有助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与历史全貌，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社会的整体变迁。人类历史是一部相互交流的历史，通过不同文明与发展水平之间的交往，促进共同进步与共生。以区域史观和全球史观对东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予以新的探讨，是当前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形势下的现实需要，有助于拓展世界历史研究。 关 键 词：古代/太平洋贸易网/东方历史/全球史 作者简介：陈奉林，外交学院外交学系。 东方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容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区域史，构成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历史发展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对东方历史的认识由于受到传统史学偏重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对历史进程与动力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把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看作是单线式发展的或按五种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没有给经济力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做出系统研究。随着近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主张以区域史和全球史的宏观视角对东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尤其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作深入的总结与评估。在当前西太平洋地区重新崛起的形势下，既有的历史理论、方法与认识已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需要了，因此从更深的层次上对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有助于拓展世界历史研究。 一、东方历史研究的现状 把东方各国分散的历史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是历史观的重大进步。国际上对东方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看到东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自身有着区别于西方的规律与特点。正因为如此，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研究者们不断尝试以区域史观点对东方历史、对东方国家各国的对外交往活动进行记载，努力整合成一部反映东方国家实际情况的历史著作。在我国的历史著作中不乏优秀的区域史著作(可以称为当时的“世界史”或“全球史”)，例如第一部正史《史记》所记载的五帝、夏、殷、周、秦、汉诸王朝的主要活动舞台基本上是在黄河流域，可以说是以北方为中心的历史观①。据是书记载可知，当时治史的视野已经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它可以说是当时的区域史了。秦汉时期，中国人的活动已经到达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以至欧洲，开启了对外交往的第一个高峰，中国成为世界诸古典文明的中心之一。 人类的区域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与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相伴随，只要有人类就有部落、种族、民族与国家间的交流，这种交流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而逐渐突破狭隘的范围走向域外以至世界。人类历史是一部相互交流的历史，通过不同文明、制度与发展水平之间的交往，彼此相互依赖与共生，推动世界整体进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交流情况的真实写照，反映出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交通与贸易的情况。有材料表明，早在公元1世纪东南亚的马来人就已活动在东非海岸一带，把东南亚的物产出售到印度、西亚与地中海市场②。通过陆路与海路，中国输出黄金和丝织品，从西方输入玉、葡萄酒、良马、毛织品，葡萄、石榴、胡麻、蚕豆、苜蓿是从西域引进栽培的③。它们自浅而深、由小到大，融入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无论怎么说，从区域横向交流的角度看待东方社会的整体发展比单纯的纵向发展史观更有意义，反映了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总体趋势。各国历史学家重视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有学者指出：“人类的文化因交通而发达。”④ 从严格意义上说，东方历史被纳入研究的视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开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翻译了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⑤。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是以苏联人的历史观对古代东方国家巴比伦、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和中国等国的历史进行了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和看待东方社会问题，一扫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研究中的沉闷气氛，框架宏大，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国际东方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动向。但是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关注各国历史的纵向发展而忽视了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与联系。这可能是苏联历史著作的最大弱点。这个弱点是与其整体思路的缺乏和过分强调历史的纵向发展分不开的。研究东方历史必须贯彻整体关联原则，把东方各国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看到大小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互动，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研究。 日本学者金源右二撰写的《古代东方史的再建》⑥虽说对东方史有一定的构建，但其取材范围过于狭窄，范围基本限定在西亚北非地区，而对西亚北非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涉及。无论从研究的视野还是分析的角度都比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狭窄得多，显然不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国家历史的整体结构，其缺陷是明显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国内对区域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没有把东方各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特征。此后不久，日本学界很快出现一批有建树的东亚史学者，推动了日本东亚史研究长足发展，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日本学者西嵨定生、堀敏一等人提出了“东亚世界”理论。这个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以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和佛教作为构成东亚世界的基本要素⑦。它强调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主导作用，范围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中国文化影响所及地区。迄今为止，这个理论对我们研究东方历史仍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在致力于撰写一部东方史著作，以本土资源与立场对东方历史进行新的构建，以期适应国内科研与教学之需。童书业先生撰写的《古代东方史纲要》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⑧这部著作吸收了苏联历史学研究的成果，把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基斯坦、波斯和印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确立了我国学者对东方历史总的根本的看法。这对东方史的整体构建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没有把中国、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包括在内，因此在整体结构上并不完整，不能反映东方历史全貌。东亚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是撰写东方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该书中的许多内容需要丰富，编写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大。要开拓历史研究的宏观视野，必须突破狭小的生活范围和思想束缚，以区域和全球视野观察历史的长期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世界史研究空前繁荣，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初步确立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地位。尤其要特别提及的是，2006年国内出版了许海山主编的大部头著作《亚洲历史》⑨。这是一部亚洲通史巨著，做到了把亚洲国别史整合成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史，“避开各国单独叙述历史的做法，进行文化区域整合性的历史叙事，更强调历史区域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⑩。它把整个亚洲历史按照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个板块来分析，同时注意到了每个地区文明体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不仅关注东方历史的纵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东方历史的横向联系，以及经济、文化和物种交换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国内推出的比较完整的亚洲通史著作。我们注意到，该书强调亚洲历史的连续性与各地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分析与论述是围绕东方国家的自主性这一中心展开的。正因为如此，它对亚洲史编纂体系、框架以及内容取舍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探讨了亚洲历史的基本趋势与诸文明发展的总动向，反映了当前东方社会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撰写一部气魄宏大、反映东方国家整体面貌的历史著作具有参考意义。 在介绍国外东方史方面，近年我国翻译了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撰写的《亚洲史》(11)。这是一部体例较新、取材范围较广的亚洲通史，“《亚洲史》的最大特色，是从区域史研究的视角对亚洲各国从史前到21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考察，确立了对亚洲历史总的根本的看法，奠定了他在美国亚洲史研究上的学术地位。这种对亚洲区域史的整体构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得不做的工作。”(12)长期以来，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亚洲史、东亚史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流成就。他们强调把东方历史作为整体研究，以东方史观点看待古代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突出社会内部各种制约因素的综合作用，打破国别史研究的旧框架，建立区域史研究的新框架，为史坛贡献良多。近年国内开展了“全球史”研究，把它作为一个崭新的方法研究既往的人类历史，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由于受到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的诸多限制，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以区域为单位展开的，长期处于渐变的发展过程，东方各国虽然没有出现近代欧洲式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巨变，但是以全球史的观念看待东方社会的整体变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东方历史同东方每个国家历史的简单叠加不同，也有别于按民族和国家序列写出的亚洲史，有着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和特定的体系，反映东方国家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螺旋式升进的规律和图景。在近代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弥漫着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甚至认为长期以来东方社会和文化处于一种不变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同国外殊少联系。这些观点是根据近代欧洲评判历史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东方国家的社会实际。近代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东方社会的了解十分有限，一方面他们没掌握东方国家语言，收到的材料多是只言片语，不能根据东方文献材料撰写真实的历史，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西方对东方历史的研究时所说的：“19世纪初期，关于古代东方民族的历史除了圣书与几个作家的后代记述外，几乎全然无知。并且这些作家简单传说，歪曲事实，多把悠久的历史简单地缩小记述。”(13)另一方面，他们缺乏来东方实地考察的经历，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殖民者官吏、商人和旅行者的回忆录和国会报告。由此可知，他们对东方历史做出的结论值得怀疑，更无法对东方历史做出有益的解释。“就东方诸古典农业文明而言，则是社会变迁的渐进连续性大于突破性，向巨变型变迁模式的转变是不明显的，社会的宏观变迁如此缓慢，以至黑格尔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都误认为东方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没有历史可言。”(14)近年国际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冲击与清算，在重构东方世界史方面推出了几部深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包括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等等。他们是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看待东方社会发展推移的。我国学者指出：“不讲横向发展，就不能说明历史是怎样成为世界历史的，就不能认识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就不能理解世界历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不同于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15) 近代以前，亚洲存在一个范围广泛的市场，亦称为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或古代亚洲市场。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它存在久远而内部联系紧密，范围广阔而交流复杂多样。秦汉帝国以来，中国人不仅开辟了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的航线，还开辟了南洋至印度洋航线，这条航线成为当时世界最长的远洋航路之一(16)。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够，因此也就影响了西方对东方历史的整体评价，甚至存在许多被严重低估的地方。根据我国古籍资料可知，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北起日本经朝鲜半岛、中国与东南亚，与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遥相呼应，内部有联系的纽带和持久的动力机制。自汉代中国就开辟了从南海到印度的商路，迄至唐代，中国与亚洲、非洲与欧洲各国交往达到全面繁荣。有材料估计，唐朝后期每年进入广州港的海船有4000艘之多(17)，唐代已经有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区域性的大国屹立东方。中国远洋航船不仅到达印度半岛，而且直航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东非水域(18)。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波斯人的足迹也遍及日本、东南亚与中国沿海各省，17世纪后期印度商人销售的棉布成为自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输出中仅次于中国生丝与瓷器的商品(19)。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国家的对外交往已经远远突破地域的界限而走向世界，从偶尔的稀疏的联系走向普遍的经常的联系，成为东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现象。 对于古代西太平洋地区东西交流的研究东方国家相对薄弱，西方学术研究更是如此，甚至存在诸多谬误的地方。例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虽然中国帆船有许多优点，但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20)。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我们认为，仅仅从文化史和社会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深入到古代亚洲市场的形成、发展与衰落中去理解和把握，否则就不能把握东方历史发展的进程、规律与特点。既然东方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具有重视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留下丰富的正史材料、历史档案、碑铭石刻、钟鼎实物、回忆录与当事人日记等，近年考古发掘材料也给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素材，我们就应该拿出足以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的优秀史著，彻底解构和摧毁长期盘踞于国际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在任何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发展的道路与模式也千奇百怪。一般说来，与市场、贸易、流通有直接联系的地区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富裕程度相对较高，靠近世界文明的中心。这是构建东方史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东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国内出版的著作在内容编纂上一般都以欧美国家为重点，把非西方国家作为依附性的点缀，过分突出阶级斗争的作用，东西方对立与意识形态的色彩甚浓，对东方国家历史、发展道路、发展的多样性以及东西方文化与物种交流缺少系统的总结研究；外国学者写的著作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东方近代历史写成欧洲影响下的历史，写成欧美文明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忽视东方国家的主体作用与首创精神。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提出了批评，写道：“从来的历史观，就是亚洲的近代是从欧洲镜子中映现出来的。‘西洋的冲击＇欧洲给了亚洲历史以动因，亚洲是作为欧洲的被动者而存在；亚洲的近代在追求欧洲近代的模板，失去了作为历史主动者的地位。”(21)我国学术界在近年开展的破除欧洲中心论的讨论中提出了突出东方国家主体性的意见，现在看来发挥东方学者构建东方史的行动还相当迟缓。过去人们对历史内容的理解相当狭窄，忽视人类文明交往活动，特别是对于贸易、移民、文明、文化交流之于整个历史进程的研究不够。无视近代以来欧美文明对东方国家的影响是非科学的态度，但是把欧美先进文明的引进看作是简单的位移，看不到东方国家的主体性与创造精神也是非客观的态度。近年国际上流行的全球史观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十分有益。它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和方法论对探讨东方国家历史上重大的政治、经济与历史活动极有启发意义。我们不赞成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但主张适当吸收西方史学中的有益成分来推动东方历史研究的发展，吸收西方史学中的有益成分与破除欧洲中心论并不矛盾。回顾以往东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编纂体系上，缺乏整体性的内容安排 到目前为止，东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编写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体系问题，即使是被认为优秀的那几部世界史著作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体系上的一些问题。什么是历史体系?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由若干相互关联的事件构成的一个复杂历史整体。根据这一思路可以设计出东方历史的编纂体系，把那些具有内在联系的重大事件有机地贯通串联起来，突出各国、各地区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防止把国别史作为区域史的倾向，给存在于前近代时期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以更多的关注。近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亚洲史》从整体上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没有把面积广阔、历史悠久的西亚地区纳入研究的视野，在整体结构上存在明显缺陷。西亚地区同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同东亚、南亚、欧洲、非洲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至今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考虑编写东方区域史时必须把东方各国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同时又有多样性的地区，形成对区域的总体把握，在时间与空间上反映它的整体结构。在将东方史纳入整体研究的视野时，必须看到各地区、各国家与各文明体发展的不平衡性、差异性与多样性。我们强调历史发展的整体特征，符合东方哲学思想，符合东方人综合思维的特征和东方历史发展的总体要求。 近年国内学界对世界史编纂体系问题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开展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与设想。但是具体到着手撰写一部真正意义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反映东方国家历史的著作还没有问世。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历史与现实联系异常紧密的形势下撰写一部东方通史著作，显然是极有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把东方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总体研究框架是一个不可推卸的重大时代课题。虽然我国的古代史书也有世界史的视野，但毕竟不同于东西方两个半球联通之后的世界史，因此近代以前的有关东方历史的著作都有一些局限，甚至是严重的缺陷。对于近代以来关于世界历史整体关联的探讨除了欧洲人进行努力外，中国、日本学者也做过艰辛努力，这大概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总之，人类从分裂分散走向相互联系是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生产力与交通工具的进步相关联的，人类书写的历史就应该反映这些内容。日本学者前田直典、藤间生大、西嶋定生、堀敏一、滨下武志等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奠定了他们在东亚史研究中的地位(22)。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了区域史的作用与功能，把矛盾异常、复杂万千的国别史整合成一部有机联系的东亚史，建立了东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在内容上，对东西方经贸活动与物种交流之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研究不够 无论是东方学者的著作还是西方学者的著作都对东方国家对外经济与物种交流的情况研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上的薄弱。其实，在我国的史籍中有不少关于东西方经贸活动的记载。尽管它在史籍中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如果把这些零散的材料连缀起来也可以得到东西方交流交往的清晰图景。在历史上，西太平洋地区存在横亘若干世纪的经济圈。这个经济圈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其他国家为外围来展开的，与印度洋经济圈和地中海经济圈遥相呼应，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区域。我国古史对这个区域经济水平与发展状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到东方社会工农业与城乡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的位置，以及中国与印度、西亚、欧洲的交通贸易情况。9世纪一位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这样写道：“广府(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23)商业城市在日本、中国、东南亚、印度东西海岸以及波斯湾地区十分普遍，发挥着沟通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为交换金银、香料、珍珠、宝石、象牙和犀角航行到东南亚，带来丝织品与工艺品，为各自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样性(24)。人类为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基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里不拟详论。我们要强调的是，东西方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交流，促进了社会新陈代谢，加快了社会横向发展进程，不断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商品交流情况在东方各城市与乡村普遍存在，视其有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并不为过。从古罗马和汉代起，东南亚的丁香、肉豆蔻、檀香木、苏木、樟脑和虫胶就被输入国际市场了(25)。欧洲与印度次大陆建立了远距离交易，罗马从印度输入的东西远比印度从罗马输入的多得多(26)。日本长崎有中国、东南亚生丝、丝绸织品、香料、中药、砂糖为主体的输入，日本向外输出铜和白银；到日本来的外国商船来自中国、暹罗(泰国)、柬埔寨、越南、爪哇等地(27)。在近东地区，东方与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及欧洲的贸易可追溯到更远的时代。德国学者瓦尔特·伯克特在《东方化革命：古代时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中详细考察了东方的商品、工艺品、技术、艺术、医学与贸易对希腊的影响情况，他说：“东方的产品不仅在希腊出现，不仅是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辗转贩卖到希腊，而且还有来自东方的工匠直接向希腊人传授技术，希腊人也直接向对方学习。”(28)经济文化交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缩小国际差别的有效手段。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才使人类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的成果在短期内让各国共享，取长补短，推动各国发展与共生。从东西方物种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和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的观点解释历史更为有力，更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根本动力。我们强调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力，并非否认政治、制度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要想在世界历史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给世界历史上跨国家、跨地区的重大经济活动以足够的重视，跟上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的需要。 有资料显示，唐宋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堪称世界一流，造出的商船不仅载重量大、性能好，而且结束了循岸航行状态，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最大载重量超过600吨，运输的商品涉及瓷器、丝绸、香料、象牙、犀角、楠木、白银、铜器、铁器、硫黄、青盐、檀香、棉布、玳瑁、蔗糖、谷米、皮革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涉及人类生产与生活用品的所有方面。成书于宋代的《梦溪笔谈》所载：“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29)宋朝建国之初能建造出长二十余丈的大龙舟已有这种可能。宋代商人广泛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民间经济显著发展，以至出现新的经济组织(30)。就东西方交易的数量、种类与影响，以及工艺技术与人员往来而论，海上交流的作用远远大于陆路交流的作用。我们为什么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经济交流的重要性呢?因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与科技力，脱离了经济力和科技力而谈社会发展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自从东西方直接通航后，东方社会获得了加速发展的动力，尤其明末以来西方科技、思想、文化、建筑、绘画、地理、宗教等进入东方国家，新世界的白银进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市场，中国江南地区及其沿海城市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加速了东方社会市场化、货币化过程。 (三)在材料上，缺少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 研究东方历史必须以东方国家的本土资源为基本构建素材，适当借鉴、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东方国家的历史，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撰写一部完整的东方史著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在思想观念与总体设计上反映东方历史原貌，更要在材料的发掘、使用与解读方面下一番苦功，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注意吸收国内不容忽视的突破性的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出版的东方史著作基本上能够从中国、印度、阿拉伯帝国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正史材料、历史档案、碑铭石刻、钟鼎实物、回忆录与当事人日记中发现和提取材料，建立自己的理论分析模式，取材范围、分析的角度以及分析与叙述的关系都有大胆的探索。但不足之处是原始材料使用不足，体系与视野方面也有相当的局限，没有形成东方世界的整体发展图式，以论证史、以论代史也是经常发生的，这样就使历史研究出现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使得对东方历史分析缺少了科学成分，未曾完成古代东方社会史研究的跨越。 以东方本土资源作为学术支撑可以防止研究历史肤浅与卑陋的情况，达到正本清源、廓清历史迷雾的目的。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与历史担当的传统，为社会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凡是有卓越贡献的史著无一不以本土资源作为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同时付之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日本学者的东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树立了可资借鉴的榜样。他们征引的材料和罗列的参考文献搜罗宏富，足以说明其历史研究确实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东方地域广袤，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要推出一部真正的区域史著作确非易事。既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被介绍到国内来，现在的问题就是参考它们的经验，尽快建立本土研究框架，加快世界史研究步伐，跟上时代发展的重大需求。 中国的东方史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以往推出的著作已经有了对本土材料的开掘和利用，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基本具备了启动撰写和研究的技术条件与材料条件，现在的问题是需对以往成果做深入的总结，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以今天的形势观之，触及这个庞大而艰巨课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再没有理由自惭形秽或妄自菲薄。东方学者在本土资源方面是占有优势的，材料已不成问题。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大趋势下，东方史研究者们也在努力尝试以各种方式突破传统的方法和框架的束缚，向更多地依靠本土资源和理论方面发展，建立东方历史研究的新体系。 (四)东方历史研究中的细碎化倾向 这一倾向突出地表现为研究中的微观史研究过多，对问题的研究过于细碎。由于个人基础、兴趣与视野不同，对整个东方史的研究是支离破碎的，不能反映东方社会的全貌与整体结构。我们主张对东方历史中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人员往来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和综合研究，反映社会变革长期历史趋势下的面貌，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东方史研究中的细碎化不等于精微的考证和细密的梳理，而是一种琐碎的、没有找到历史规律和发展本质的研究，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退一步说，即使把这些细碎的研究连缀起来也无法看到过去的历史原貌，更不要说清晰的图景。我们不能否定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发展一般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过程，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和反复。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各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与互动进一步加深，人类的各种活动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急剧的扩张中来，史学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任何反映社会重大变革的优秀史著无一不是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分析视野宽大而宏阔，上下探索、左右考察严密而有力，而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此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多，真正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影响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著作几乎阙如。回顾中外优秀史著，无一不是从单一的问题研究扩大到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从分裂、分散性研究走向连续性与整体性研究，从简单的叙事定性扩大到对材料的多方面理解与把握。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是社会制度与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包括人的思想、思维与观念的发展。近年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明末发生的社会变迁几乎与世界保持了同步，推动了世界历史向近代社会转变。显然，过于琐碎的研究是根本无法完成历史学肩负的重大使命的。 东方史研究中细碎化倾向的直接危害，是造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曲解和割裂，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这不仅仅是治史者个人的问题，也同历史学科发展越来越细有关，与研究的整体思路的缺乏有关。整体思路的缺乏和研究的过分细碎化使人无法发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该指出，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世界史研究中带有浓厚的偏重生活史的情趣色彩，把严谨的史学研究变成纯粹为生活服务的依附性的点缀，历史成为生活史、戏说史，失去了历史原有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仔细观之，近年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或多或少都有细碎化的倾向，忽略人类活动的区域性、全球性与联动性特征。研究历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是王朝兴替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在今天看来，史学研究只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够了，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开展国家间重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文明交流交汇互动经验与教训的研究，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近年出现的家庭史、女性史、习俗史等即可一目了然。显然，过于细碎的历史研究是很难承担挽救史学危机的任务的。我在谈到东方外交史体系建设时曾写道：“如果突破传统政治外交史的狭窄范围，把国家间重大的经济、军事、文化与人员往来引入外交史的视野，必将极大丰富东方外交史的内容。东方外交圈从来就是开放的、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内容，具有区域性鲜明特征。”(31)因此，史学研究必须从发展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历史上那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寻找自己的发展出路。 当前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现实的挑战，因为现实不断对历史学提出新问题。这也是困扰所有历史学家的问题。自从人类诞生后的三四百万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合”的趋势，最近500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强劲，几乎所有国家都被裹胁到全球化这个矛盾异常、复杂万千的急剧扩张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来，联系与互动进一步加深；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加深了各国相互关联与互动，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与印度都卷入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潮当中，东西方两大体系、两个平行市场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昭示世界整体历史已经形成。因此撰写一部反映东方国家发生有史以来空前伟大变革的历史著作成为当今历史学者的艰巨而紧迫的重大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