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程：西方汉萨同盟史研究述略
 阿尔昆
关注
摘要：自1143年吕贝克建城始，汉萨城市文献和同盟文献累积奠定起汉萨史研究的根基。19世纪德国汉萨历史学会考证、编纂诸文献的工作标志汉萨史研究步入职业化和专门化时代。受兰克学派及民族史观影响，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德国汉萨研究皆围绕政治制度史展开。1950年代以阿兹弗·冯·勃兰特为代表的战后一代学者引入新政治史、新经济史的研究范式，对传统政制史观展开全面反思与批判。1970年代，以综合型、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新史学兴起，汉萨社会史、语言史、法律史和区域史各自探得新视角，开拓新领域。当下西方汉萨研究以德国汉萨历史学会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汉萨研究中心最负盛名，两大重镇紧密合作，推动汉萨研究的深化与国际化。
在德国和欧洲历史中汉萨同盟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也不可回避的话题。作为欧洲大转型时期地理跨度最大的国际性商业组织，汉萨同盟在物质文化、商业模式、法律、语言和地区开发方面的贡献塑造了现代欧洲文明的重要部分，其历史遗产和经验教训施惠至今。北部欧洲自维京时代开启的区域一体化，也正是在汉萨时代激发出活力。但相较于地中海史的炙手可热，北海-波罗的海史研究却相对冷清，就学术史而言不可谓遗憾。因此深入推进汉萨同盟史（下文简称“汉萨史”）研究无疑是个不错的切入点。另外，作为欧盟最“久远的灵感来源”，汉萨同盟正在为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提供某些借鉴，如今欧洲学者、政客愈加频繁地提到一种“新汉萨同盟”——欧洲城市间自由灵活、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性合作。就此而言，汉萨同盟研究又被寄予了无与伦比的现实意义。
中国学界对汉萨同盟的了解主要来自部分汉译名著，而专攻于此者寥寥。相较之下，西方汉萨史研究早成规模——2000年德国汉萨历史学会（Hansischer Geschichtsverein）曾对传世的各类著作成果作过统计，绘制出一幅“汉萨刊物出版年轴”，本文据此制成表1，直观反映出四百多年来西方汉萨研究的著作成就。作为西方史学的分支，汉萨史研究同样经历了从政治经济学的“附属学科”到独立研究领域这样一段历程，如今展现出涉及领域广泛、研究视野外向和理论方法多元之势。
本文专注汉萨史的引介工作，所涉空间和时间跨度较大，为便于论述，故尝试参照表1数据将西方汉萨学术史概分为六阶段进行评述。
一、汉萨史研究的萌芽期（1100—1800年）
汉萨同盟研究的学术史源流悠久，远可溯至汉萨初期（12世纪左右）的各类编年史。彼时编年史正从“基督教世界史”向“地方史”过渡，撰史习俗风靡，涉及北德意志地区教会、领地和自治城镇概况。教会文献（如《汉堡ˉ不莱梅大主教史》）中经济社会信息不足的缺憾被稍晚出现的城市编年史弥补，后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史料信息。东进运动期间德意志移民新城涌现，各城教俗精英热衷史料编纂，以拉丁文或低地德语书写的城市编年史纷纷面世。在存世文献中，赫尔蒙德记载了吕贝克的建城情况；阿尔伯特·冯·巴达维克记载了13世纪吕贝克的市政管理制度；吕贝克市民德特玛作《编年史》，记载了1105—1386年间吕贝克及邻城的大事件。15世纪中叶，多明我会修士赫尔曼·科纳以编年纪事体例续写德特玛编年史，将时间延续到1438年。其他存世的城市文献还有杰拉尔德·莱内斯巴赫和赫尔伯德·舍内的《不莱梅编年史》科隆市政书记员杰拉赫·冯·豪沃的《科隆编年史》，赫尔曼·波特的《布伦瑞克编年史》，威斯玛市民阿尔伯特·克兰茨的四部《城市史》，斯特拉尔松市长巴特罗缪·萨斯特罗的个人传记等。这些作品在保存史料方面意义非凡，是研究早期城镇史的珍贵文献。但早期编年史远非信史，史家态度和叙事内容多有存疑之处。而且大部分汉萨城市的早期编年史或因灾乱散失（如但泽），或偏重记录本城历史，对深入探析汉萨同盟的组织制度缺乏足够支持。
随着城镇自治运动的推进，14世纪以后有关汉萨城市政治、商贸、司法和组织机制的各类文献出现并留存至今，其中以吕贝克最丰富。吕贝克的常见史料可分为官方文献和民间文献两大类。前者包括市政档案、司法卷宗、税费记录、外交文献、手抄文本、法律典章、地图海图、法令敕令和特许令状等；后者主要指商会档案系列（Geschäfts-und Firmenarchive），涉及个体商人或商会的各类记录，如通信、账簿、规章、合同和货运清单等。汉堡、不莱梅、但泽、罗斯托克、斯特拉尔松、塔林等城皆有类似文献存世。对此类史料的系统考证、编纂就成为职业史家的首要工作，这也是19世纪汉萨学者的主要贡献所在，后文另作论述。
16、17世纪全球贸易兴起，北欧由中世纪的城邦经济形态向民族国家主导下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过渡，汉萨同盟走向败落。盛世余晖下的汉萨诸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同盟制度的史料文献：历届汉萨同盟议会决议（止于1537年）、16世纪晚期以来英国冒险商公司在汉堡的《旧堂清册》（old Church Book）和《记录汇要》（Registers）等。17世纪后期，英格兰与尼德兰在北海-波罗的海掀起争霸战。英格兰学者为《航海条例》辩护，出版了各类考证或评注汉萨历史的著作，如约翰·塞尔登受汉萨“海洋霸权”启发而作《海洋封闭论》，克莱拉奇为时政所需而著《奥列隆、维斯比和汉萨城市的古代海商法》。18世纪德意志分裂加剧，国际地位下降，汉萨史著一度销声匿迹，仅有少量对汉萨海商法和城市史的注评存世。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记载佐证了这一史实：“汉萨同盟正式解散的150年后（即19世纪初——引者注），汉萨各城对于这个同盟昔日的煊赫盛威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当贾斯特斯·莫塞尔（即Justus Möser——引者注）到这些城市游历，访问当地商人，把其前辈们的伟大事迹讲给他们听时，他们简直不能相信。”
二、汉萨史研究的专业化时期（1800—1914年）
19世纪早期，德意志学界开始重新评判理性主义史学，强调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推崇中世纪的理想化生活。汉萨研究重获生机，各类著作复现并逐步脱离文学体裁。与此同时，德意志学界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也在展开，《德意志史料集成》等大型编纂工程为德国史学发展奠定基础。档案学家组织文献，提供目录、索引、收藏及文稿分类的工作为历史学家的批判研究作了准备。19世纪中叶，兰克史学兴起。兰克热衷于史料收集和编纂，对史料审查精赅，坚信只有通过专业化的研究才能导向真知。其继承者们在德意志各地整理、汇编史料的工作掀起关注城市史和地方史的热潮。在此背景下，汉萨学者投身汉萨史料文献的整理、校对和出版工作。1870年，时逢汉萨同盟击败丹麦签订《斯特拉尔松和约》五百周年之际，吕贝克等地史家齐聚一堂，宣布成立汉萨历史学会以推动汉萨史发展，将汉萨研究与德国的历史编纂工程相结合，这标志汉萨史学步入职业化和专门化时代。汉萨历史学会成立至今成果卓著，出版了系列珍贵文献和刊物。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当属1870—1970年间出版的四大部共计26卷本的《汉萨同盟议会决议汇编》，这成为历代汉萨学者的主要参引源。学会刊物《汉萨历史杂志》（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是该领域首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不过二战前许多德语文献由艰涩难辨的花体风格刊印，于他国学者查阅不便，限制了其史料价值的最大化利用。鉴于此，近年来美国纳布出版社（Nabu）收集、整理了部分文献，以现代德文和英文译文重版或作数字化处理，如今正馈飨世界。
19世纪德国学术界深受政治化了的民族观念所左右，“国家理念”被整合到浪漫主义的思想世界中。兰克学派认为，历史是理解国家和权力最重要的途径，他们强调国家理性和民族统一，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到1900年时由他们主导的德国史学界几乎完全沦为官方化的保守组织。汉萨同盟“辉煌荣耀的过往”与民族主义史家极力自证的“民族至伟”相契，因此自威廉时代以来，汉萨同盟史就与德国的强权政治观相交织。此时汉萨学界代表人物迪特里希·施艾弗尔正是民族史观的虔信者和实践者。施艾弗尔认为德国作为商业、海洋与殖民强国在世界文明中负有特殊使命。他积极参与政治，宣扬汉萨同盟的荣耀，为捍卫民族利益不惜为第二帝国的海外殖民辩护，扭曲德国的殖民动机，将中世纪的东进运动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针对英国史家谴责汉萨商人滥用商业特许权以维护私利的抨击，他反唇相讥：19世纪的海上还没有一个强权会像“海洋的统治者不列颠”那样自私又野蛮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他预言英德之间必有一战，不幸成谶。
客观而言，施艾弗尔在推进汉萨史研究的成熟方面贡献卓著，其《汉萨同盟》（Die Hansa）一书标志汉萨著作史中单卷本体例的终结。自施艾弗尔起，以实证为基础，史论相结合的著史风格逐渐代替了此前那种兼顾修辞、例证与演绎的推论型写作方法（以格奥尔格·萨托留斯和约翰·拉彭贝格为代表）。施艾弗尔的学术生涯正是汉萨史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与之相熟的西奥多·林德纳、瓦尔特·施坦因和恩斯特·丹尼尔等名家相继开拓了汉萨研究的语言、律法、商业和海洋政策领域。总体而言，此时的汉萨作品主要围绕政治制度史展开。直到二战结束，多数汉萨史学家仍将汉萨同盟视为德意志民族历史持续发展的关键，认为其民族荣耀的标识意义高于学术价值。
19世纪末经济史的兴起迫使汉萨政治史寻求某种转向。卡尔·兰普雷希特率先对兰克史学传统发难，指出历史科学必须以试图阐明普遍发展规律的发生学来取代描述性方法。这种取向不必完全限于政治史，而应将核心地位赋予文化史、经济史、法律史和思想史。其中经济史因与当时盛行的政治经济学存在渊源而倍受关注。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人和物品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又促使历史学家们从一种新的经济视角追溯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探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其时，汉萨同盟因商业活动的成功而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引领汉萨研究的重心向经济史偏移，随后显现出脱离政制史和文献考据的势头。20世纪初，汉萨经济史的研究方向更加明朗，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学者与成果。其中以赫尔曼·拜希托尔特对12世纪至13世纪初北德意志贸易状况的考察以及莱希纳对1368年至1370年间汉萨同盟海关磅税数据的整理出版最具代表性。
三、民族史观的鼎盛时期（1914—1945年）
20世纪初十年德国主流史家仍紧跟现实政治，为传统制度结构和社会现状辩护。一战爆发后，民族主义思潮泛起。德国国内举行声援和支持德皇战争政策的活动，为德国入侵比利时辩护（亨利·皮朗为此怒斥其德国同僚好友们为“有学识而无教养之人”）。出于对抗，英、法等国学者也出版了各色反德倾向的作品和刊物。在汉萨史领域，英国学者伊恩·科尔文将汉萨同盟定性为中世纪晚期德意志民族实践扩张野心的工具。伊丽莎白·吉·纳什则将汉萨商人在伦敦的活动简单化为英国和德国商业利益之间的斗争。类似著作风靡英法，以映射、嘲讽霸权幻梦中的第二帝国为主旋律。一战后期德国学界支持战争的共识破裂。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恩斯特·特勒尔奇等知识分子呼吁缓和冲突，号召进行政治和学术改革。战后瓦尔特·戈茨提出对德国历史研究的政治预设作重新考量；奥托·辛策试图将一种广泛、比较的和社会学的观点引入国家导向的历史研究之中；马克斯·韦伯在历史研究中继续实践他的“单一而普遍的”社会学逻辑和科学方法；社会学家A.滕尼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则将“文化”（Kultur）定义为一套规范性的原则、价值和理想，在德国的社会科学体系中确立起某种优先性。
诸上学者的理论方法影响了弗里茨·勒里希等两战之间一代汉萨学者的研究取向与实践。作为此时最具影响力的汉萨史权威，勒里希在探寻汉萨缘起时首次将文化和才智（心理）因素纳入考察范畴，强调汉萨商人的“企业家精神”，指出汉萨商人熟稔写作和会计技巧是其参与海外竞争的优势所在；而莱茵兰ˉ威斯特法利亚作为汉萨市民的共同故乡，相近的文化和传统让汉萨城市在心理上更易于接受紧密持久的同盟关系。勒里希还颇具区域化和整体性视野，在第6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1928年，奥斯陆）上，他提交了篇名为《汉萨贸易之“世界性”特征》的参会论文，马克·布洛赫会后专门撰文积极回应。不过勒里希仍未脱离政制史和民族史观的窠臼，其著作注重分析国家层面的权力运作，偏爱远程贸易中的大型都市，对中小城镇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鲜有关注。他将汉萨同盟由盛转衰归因于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固化与冲突，将汉萨同盟的崩溃归咎为自由贸易终结和强权支持缺位。他认为17世纪时神圣帝国被领地诸侯的“排他主义”分解，远程贸易收缩，商人阶层衰退，因此汉萨城市才被迫转向地方化。勒里希的史学观点和治学方法滋养了年轻一代汉萨学者的反思意识，成为20世纪50年代新政治史、新经济史的理论源头之一。
纳粹执政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历史学界复陷政治漩涡。虽然加入纳粹的史学家不多，但他们几乎都赞同纳粹的对外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历史学家则被迫流亡国外。兰克政制史的典范作用此时也遭削弱，因为兰克从文化角度解释国家和民族的概念，而纳粹鼓吹以种族为基础的国家概念并将学术研究纳入党派范畴。此时德国的汉萨研究已趋于两极化。一方面，部分学者自愿或被迫拥护、加入纳粹，在著作中鼓吹扩张合理和民族优越的论调，甘愿作纳粹的仆从。史学家、档案学家海因里希·赖辛克便是其中代表。他和挪威学者施莱纳分别考察了汉萨同盟垄断佛兰德和挪威进出口贸易的历程，认为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皆应感谢汉萨同盟的贸易霸权；而条顿骑士团占领立沃尼亚更是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进步。二战期间，更多纳粹史家投身舆论战场，通过论著佐证汉萨海外扩张的合理性。更有甚者以德意志铁犁在东进运动中的推广来证明日耳曼文明优越于斯拉夫文明，战后遭波兰等国学者驳斥。
另一方面，纳粹政府以所谓的“平等主义”打压吕贝克自古享有的准主权地位，将其降格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坦因州下的一个普通自治市。反对纳粹主义，坚持“欧洲视野”的汉萨学者们受此“牵连”被迫转入地方史，却“因祸得福”般寻得发展良机：远离政治的治史态度和重视文献、兼顾考古发现的研究路径催生出数量可观、功底扎实的地方史成果。代表者如卡尔·蔡格尔对16、17世纪汉堡财政史的梳理，杰哈尔德·施奈德对吕贝克市内救济金制度的专题研究，等等。这些著作参引资源丰富，观点中肯，学术价值颇大。地方史研究动摇了德国的政治制度史传统，成为战后汉萨城市史研究的一脉先驱。
四、批判与新生（1945—1970年）
二战结束后汉萨史研究有所回落，首因在于德国分裂。在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占据绝对优势，指导汉萨史研究的展开。在联邦德国，汉萨城市在德国城市史和经济史中的领导地位一去不返，学界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南德城市。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汉萨史因与帝国政治过甚密而在战后成为批判对象；另一方面因战争后期大量核心史料被转移到东方，直到1989年才从苏联和民主德国索回，史料缺失导致联邦德国汉萨研究的重心出现偏移——以阿兹弗·冯·勃兰特为代表的战后一代汉萨学者率先对汉萨旧史观展开自我反思与批判，试图重塑汉萨研究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范式。
战后汉萨政治制度史的代表学者非卡尔·帕格尔莫属。帕格尔曾担任汉萨历史学会主席，也是汉萨学界右翼政治史观的主要人物，著有《汉萨同盟》（DieHanse）一书。其史学观点仍强调汉萨研究应立足分析汉萨同盟作为同质化共同体和强权力量的政治角色和制度基础。就当时史学发展潮流而言，帕格尔的观点显然与学界新共识相背离，必然会招致批评。勃兰特就撰文批驳了帕格尔对汉萨组织属性的界定，指出汉萨同盟从来没有坚定地走向一个政治联盟。同盟政治的重要性被后世所夸大，汉萨商人对强权政治完全陌生。汉萨同盟实际上只是一个充满活力但组织松散的城市同盟，尽管商业利益一致，但政治立场经常不同，若利益消失同盟必然解体。勃兰特延续了勒里希的治学方法，将经济社会史理路引入政制史——格外关注塑造经济社会结构的文化和精神力量。
此时战后国际关系领域也掀起反思浪潮，汉萨史学回归外交领域，突破地域、国别转向国际，开始正视他国史料和观点，寻求建构“客观史学”。关于英国与汉萨同盟的外交关系，战前英德学界交流甚少，英国仅有M.M.波斯坦等学者涉及一二，德国学者也只是在编纂史料文献时偶尔提及。欧共体成立后，大陆与英国的交往史成为热点，英国此前出版的中世纪经济史著作引起德国学者注意，汉萨同盟与英格兰的交往史随即进入两国学者的视野。此类学者、成果颇丰：英国学者艾琳·鲍尔和M.M.波斯坦对汉萨商人在15世纪英格兰进出口贸易中的角色、地位作了专门讨论。J.霍夫曼和帕尼科斯·帕纳伊在对中世纪盛期至现代英国境内德意志移民的综合研究中，以及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舒尔茨在对爱德华三世到亨利八世时期双边关系总结的著作里，都将汉萨同盟列为重要章节。他们从本国或本民族立场撰写的交往史，通过不同视角间的互证、比照促成客观史学建立，推动汉萨海外关系史研究全面展开。
战前汉萨史学家努力开拓的经济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重见天日，与经济活动相关的通史类著作纷纷面世。首先需提及的是法国学者菲利普·多林格的《德意志汉萨同盟》。多林格同是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学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任教近一生，其著作自1964年出版以来就广受赞誉，被奉为最有助于全面了解汉萨同盟的通史名著。此书英文版被置于“国际贸易”系列丛书当中，可见作者和丛书编者实际上是将其定位为一部贸易史著作（多林格就曾撰文力证汉萨同盟在北欧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着特殊角色）。这部内容详细、脉络清晰的作品在附录中收录多类史料译文，成为汉萨初学者入门必读的经典之作，“为他们提供初期的指导和兴趣点”。自多林格始，德语之外的汉萨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如英国学者泰伦斯·劳埃德对汉萨同盟与英格兰双边贸易的系列研究便是其中翘楚。
汉萨城市经济史领域也在不断拓深。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学界出版了大量有关汉萨城市经济史的著作成果。战后中世纪德国城市史领域以弗里茨·勒里希和伊迪斯·恩嫩（Edith Ennen）最为知名。二人的著作虽都冠以“欧洲”之名，但讨论的对象仍是德国城市。勒里希《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英译本出版后名噪一时，作为战后英语世界中少有的德国经济史著为欧美年轻学子所欢迎。他对中世纪汉萨城市起源颇有见地的概括总结，对吕贝克以东波罗的海沿岸汉萨城市的细致阐述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国际权威地位。伊迪斯·恩嫩的《欧洲城市早期史》被视为德国中世纪城市研究的奠基之作。在其另一部著作《欧洲中世纪城市》中，她还专辟“欧洲城市景观”一章研究汉萨城市和南德城市，总结了它们在经济功能、行政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延续性和差异性。这部著作“卓越、细致、紧凑、可信和便于阅读”的优点弥补了其“史料欠缺、观点含糊”的不足。
以个体城市为考察对象的著作也层出不穷，弗里茨·勒里希就对中世纪马格德堡的商业起源做过追溯。科隆是中世纪欧洲的国际性大都市，也是汉萨同盟的核心成员，其发展历程一直吸引学界。约阿希姆·迪特斯经年整理出版的科隆城市档案对于该城的经济史研究意义非凡。关于吕贝克的经济史成果则有克劳斯·福格尔对中世纪晚期吕贝克手工业行会自治传的研究；玛丽ˉ路易斯·皮鲁斯·卡普兰对16、17世纪吕贝克商人账务情况的挖掘。关于汉堡经济史的研究在20世纪初就已展开，50年代时大有突破，较著名的学者及成果有P.E.施拉姆对汉萨同盟到俾斯麦时代的汉堡港口发展史的研究：他利用家族文献分析了汉堡崛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重点探讨汉堡与英国的历史关系。其他从事汉堡史研究的学者还有基尔德·斯坦因布林克、戈德弗雷德·克莱因和莱纳·波斯特尔、汉斯·约阿希姆等。与汉堡命运相似，不莱梅在同盟后期与吕贝克等城分道扬镳，转而发展起港口集散贸易。路德维希·比廷追溯了汉萨晚期到纳粹时代世界各国与汉萨港口间的交往史，特别强调了不莱梅发展史中的美国因素——作为德国和欧洲数百万移民前往美国的出发港，不莱梅成为横渡大西洋的快速客运的终端，也是美国棉花和烟草等大宗商品的主要转运地。其他较著名的不莱梅城市史学者还有吕迪亚·尼霍夫、弗里德里希·普吕泽、卡尔·施威贝尔和亚瑟·乌尔里希等。
五、多元化时期（1970—2000年）
20世纪70年代以综合型、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新史学兴起。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史学家提出“日常生活史”的概念，强调文化和文化史的功能以及社会力量的作用。此前以政治制度、外交政策或经济活动为单一主题的研究视角退居次位，从社会、语言和文化等新领域或多元视角书写汉萨史成为新方向。如冯·斯特洛默考察发现汉萨同盟的兴衰与其内部“创新积累”（innovatorischen Rückstands）有关：汉萨前期，东部城市的采矿和冶金领域“因技术创新而诞生出许多新的行业”，但到汉萨后期，除科隆、布伦瑞克外其他城市都陷入了创新停滞的困境。J.施德豪尔在书中大篇幅介绍汉萨城区布局、建筑风格和市民生活，是汉萨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扛鼎之作。此类成果拓宽了汉萨研究的视野和内容，如今仍在引领汉萨史的发展潮流。
语言史和法律史是汉萨研究的新兴领域。早在1875年，汉萨史学会第一代学者格奥尔格·库普曼就参与创立过“低地德语研究协会”，试图推进汉萨时期低地德语的传播研究。但直到1975年H.格洛伊尔出版《中古低地德语著作中汉萨同盟的外交语言》以后，北欧历史学家与语言学家才重新掀起汉萨时期的语言变迁问题的相关讨论。1986年在吕贝克召开的第七届语言交流国际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打破单纯的语言存在、演变和交流史研究的诉求，希望结合汉萨时期北欧的经济社会背景进行深层次的史论探讨。会后曼海姆大学的乌里兰德教授将相关论文集册出版，宣告该领域初成。新史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法律史复兴。与近代德意志历史法学派强调法史和法制缘起不同，新史学视角下的法律史更强调法制产生、存在和沿革的经济社会背景，即汉萨律法的外史研究。如威廉·艾贝尔通过对吕贝克城市档案中各类手稿的解读，厘清了吕贝克城市法的沿革脉络；鲁尔夫·赫尔伯对汉萨同盟“海商法”作了全面介绍；恩斯特·皮茨致力于汉萨“宪法”的历史考察，发现汉萨贸易扩张附带强烈的律法辐射特质，等等。
区域史是新史学中的一个特殊视野，这与全球史兴起的学术背景有关。1932年弗里茨·勒里希在撰文讨论汉萨贸易的“世界经济”特征时就指出：13—15世纪德意志南北、意大利、低地国家、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城镇经济活动已形成一种紧密联系，构建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体系。佛罗伦萨、威尼斯、布鲁日、伦敦、法兰克福、布拉格、吕贝克、卑尔根和诺夫哥罗德成为该体系的强大支点。二战结束后民族和解将汉萨史家从狭隘的研究视域中解放出来，认识到将北欧社会、经济和海上交往纳入整体视野考量的价值所在。汉萨史学家还有意识地探寻汉萨城市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如P.E.施拉姆对汉堡与美洲商业往来的关注，路德维希·波伊廷对世界经济体系下不莱梅参与行为的解读等。他们重新定义“中世纪世界经济”的范畴，竭力探寻汉萨同盟的现代制度特征。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则将汉萨同盟联结下的北部欧洲引入国际学界的视野当中。之后汉萨同盟逐渐被接受为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典范，其维系、运营和扩张对北欧的区域整合影响深远。作为汉萨贸易的主要活动场域——北海和波罗的海随之被纳入区域史研究之中。近年来有关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史的著作雨后春笋般涌现，涉及商业、城市社会、强权政治、十字军运动和基督教化等多个领域。对深受国别史或民族史割裂之苦的学者而言，此类著作的视野开拓意义远超学术价值本身。将北海-波罗的海作为整体进行考察的代表性“工程”当属2001年以来由北欧多国学者主持、参与，由荷兰博瑞学术出版社（Brill）组织编纂的《北方世界》丛书。它涉及上古至当代北欧区域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学科，展现了历史、考古、萨迦文学、语言、艺术、建筑史和钱币学等领域的研究情况，如今（截至2019年7月）已出版到第85卷，更多分卷还在创作或出版计划当中。
六、当代主要流派（2000年至今）
汉萨史研究从国别到世界，从单一领域到多元视角，在漫长岁月里逐渐成熟。如今汉萨研究已在西方形成多个中心，并以两处最孚盛名：第一处是挂靠汉萨城市吕贝克档案馆的德国汉萨历史学会，百余年间名家辈出，传承至今。学会刊物《汉萨历史杂志》、《汉萨研究》和《汉萨历史史料与专著》历来是汉萨史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当代著名汉萨史家鲁尔夫·哈默尔-基佐夫于2010—2016年间担任汉萨史学会主席，其代表作《汉萨同盟》一书影响深远，已再版多次。其他较具影响力的在职学者还有萨诺夫斯基、布克哈特、艾维特、亚恩克、诺思、塞尔策等。就治学风格而言，该学派仍以基于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的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2017年安吉拉·黄（Angela Huang）接任汉萨史学会主席，对汉萨史研究的最新趋势再作总结，重申当前研究路径的创新不可能脱离原始文献的支撑，“新房”仍需建于“旧基”之上。同样隶属吕贝克档案馆（成立于1992年，如今与汉萨历史学会并驾齐驱）的“汉萨同盟和波罗的海地区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从葡萄牙到俄罗斯的前汉萨贸易区域的历史研究，寻求多方位合作以推进汉萨历史的普及：他们出版刊物、组织讲座、利用公共媒体（新闻、电影和电视）进行宣传，并参与了吕贝克欧洲汉萨博物馆的创建工作。
第二处研究重镇当属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汉萨研究中心，其主办刊物为《汉萨研究年鉴》。核心成员汉诺·勃兰特、埃达·弗朗克特、德·博伊尔、尤斯蒂娜·乌布斯-莫罗泽维克茨（毕业于格罗宁根大学，任教于莱顿大学）、保罗·布罗德、鲁道夫·霍尔巴赫等近年来声名鹊起，他们以荷兰语和英语为工作语言，是目前汉萨史学国际化的主力军。除实证研究外，他们更多兼用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理论路径来阐释汉萨史。尤斯蒂娜和斯图亚特·甄克斯在2013年组织英国、丹麦、荷兰和德国多位汉萨史家评估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重新审视了部分传统观点，挖掘出汉萨史中曾被忽视的诸多细节（如物价史）。重要的是，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并取得较大突破。受其影响，贸易史研究中网络的多重结构以及网络功能中商人的关系属性获得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网络分析方法成为当前汉萨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
上述两大中心各自实践的不同路径并非完全割裂、对立，双方之间交流合作频繁，又成互补之势。特别是近年来双方在推动汉萨新旧史料的整理和数字化方面意义非凡。仅汉萨历史学会官网现已覆盖几乎所有重要的汉萨史料文献。德国学者较早完成了传统文献的数字化工作，如《汉萨同盟议会决议汇编》《汉萨特许状文献集录》《16世纪汉萨同盟档案（科隆、但泽和尼德兰城市部分）》皆可通过官网查阅。英国、荷兰等国学者则补充了北欧各国重新“发现”的尘封档案，如斯图亚特·甄克斯整理了汉萨时期的《伦敦关税档案》。此外，琳娜特·贝斯、埃达·弗朗克特和汉诺·勃兰特还联合出版了三卷本的《波罗的海上的联系：波罗的海周边国家海上关系指南》。该书将15世纪以降、传统汉萨文献未曾涉及的波罗的海各国（外交和贸易）往来档案进行整理、归档，耗时三年制成纸质和数字化馆藏索引。此类宏大工程愈来愈依赖多国学者和机构合作完成，进而推动了汉萨研究的深化和国际化。
在此，笔者无法穷尽汉萨学术史中每一位作者的著作和观点，再细致也不免有疏漏之虞。因为历史学虽是建立在原始材料的客观基础之上，但史料向我们呈现的是演变的历史，因此对相关学术史的认知与阐释必然也会流变不居。借用阿兹弗·冯·勃兰特的话而言：“（某部）探究汉萨历史的作品可能会面临失败，因为在求知欲的推动下，总是不断有新的、矛盾的观点出现。对汉萨同盟历史的整体把握相较于数十年前更加困难，（某位）学者很可能被迫去掩饰某些困难，绕开一整代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汉萨学者哈雷尔德坦承这一困难的存在，但他认为对于汉萨学术史的回顾并不需要对前人著述做过多批判，更无需为未来设定何种潜在“前沿”，只要有助于学界对汉萨同盟保持兴趣，吸引更多人参与汉萨历史价值的挖掘，便是贡献。笔者妄承此托，期望能以此拙文为引，裨助国内汉萨研究有所拓展！
刘程，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