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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最初的目标：一是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落后的状况，使其尽快适应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二是尽快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三是更好地发展和传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1979年创制的土族文字，充分保障了土族使用和发展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体现了土族知识分子对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担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族语言文化事业的发展。根据对土族群众语言文字生活的考察，土族新创文字于2001年后已停止试行，未能有效实现当初创制的目标。从文字发展规律、功能来看，土族文字的使用缺乏群众基础，未能有效拓展和弥补土族语的交际功能；对土族群众的扫盲教育作用有限。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字；土族文字；土族语言 作者简介：杜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刘志刚,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社科基金项目“语言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9JZD02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7TS08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大项目培育“‘一带一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15010） 引言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多, 分布地域广。新中国成立时,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极其落后, 阻碍了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为改变落后的教育文化现状,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为少数民族改制、创制民族文字成为当时的一种主要做法, 以期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文化教育事业现状。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语文调查的基础上, 到1958年8月, 已经帮助壮、布依、苗等10个少数民族创制了拼音文字, 帮助傣、拉祜和景颇3个民族改进了文字。1979年, 又为分布在甘青河湟地区的土族创制了文字, 并在其后试行。“这些新创立和改进的民族文字, 除壮文和四川彝文已经被国务院批准推行外, 其他文字一直处于实验推行阶段”。经过几十年的使用, 这些创制的文字是否实现了其初创的目标, 是否具有交际和传播的实际功能,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面对和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土族文字的创制及其试行情况的调查为例, 分析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使用成效。 一、土族文字的创制与试行 土族文字创制得益于国家法律的保障和民族语文政策的支持, 也离不开一批学者的努力。 (一) 土族新创文字的背景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的背景主要有：法律的保障, 设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机构, 培养了文字创制的人才, 并且召开了多次少数民族文字创制的研讨会。 1.民族文字创制的法律依据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是以宪法和各项法令为依据的。 我国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主要法律文件先后有：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 其第53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1951年2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 第5条“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 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第15条“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一种在其自治区内通用的民族文字, 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对不适用此种文字的民族行使职权时, 应同时采用该民族的文字”。1954年9月2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3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其第4条“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1978年3月5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其第4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上述法律条令为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提供了法律保障。 2.设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机构和培养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尚未建立, 语言研究人才较为短缺。发展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 成立专门的机构, 培养语言文字人才势在必行。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50年6月在北京成立, 其任务之一是调查研究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 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制定拼音文字方案。1951年2月5日政务院决定设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 指导和组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 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后又设立第四研究组, 专门负责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问题。中央民族学院于1951年6月11日在北京成立, 培养了大量语言研究人才。1951年10月12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 任务之一是指导并组织有关机构、团体及个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文字创制、改革和充实等工作。1954年5月20日政务会议决定撤销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 指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负责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1954年10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此基础上, 各地方政府设置不同级别的语言文字机构, 负责地方语言文字事业的相关事务。 上述举措为新中国初期大规模的民族语言调查和民族文字的创制培养了人才, 使得我国民族语言文字事业得以顺利地开展。 3.多次召开少数民族文字创制的学术研讨 为创制适合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文字, 多次召开了学术会议, 专门讨论民族文字创制问题。 第一, 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是少数民族文字创制的基础。1956年4月由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各地民族语文机构及有关单位组成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 分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普查, 土族语的调查由第五工作队负责。 第二, 确定新创少数民族文字走“拉丁字母拼音化”道路。1951年罗常培报告了《中国少数民族拼音文字试行方案(初稿)》。1952年2月2日,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汇通方案及汉字注音问题座谈会。1979年4月, 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召开, 制定了《全国民族研究工作1979—1985年规划》, 讨论了民族文字的作用和民族语文发展等问题。 (二) “土族文字”的创制及试行 土族文字的创制经过几个不同阶段, 其试行工作已于2001年结束。 1.土族文字的创制 1956年, 对土族语言调查结束后, 李克郁、照那斯图共同制定了以斯拉夫式字母为基础的土文方案, 随后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彻底否定了创制民族文字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20世纪50年代“土文方案”的基础上, 李克郁于1979年6月又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形式, 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土族文字方案》”。 2.土族文字试行历程 土族文字创制以后, 青海省民委和互助县各相关政府机构等高度重视, 成立了文字推广小组, 并以各种形式进行推广。前期主要开展了土文研究和土文师资的培训, 学校试教土文和土文教材、编写书籍等工作, 后期整理并翻译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 1979年12月在互助县举行第一次土文培训班, 参加培训的有机关工作人员、中小学教师和农村知识青年, 共计25人。1980年3月成立“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文试行推广领导小组”, 主要负责土文试行推广工作。此后, 青海省互助县先后召开了四届土族语文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6年7月20日召开, 产生了“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语文工作座谈会纪要”；同年10月17日, 省政府办公厅以(86)234号文批转会议纪要, 指出由省民委牵头协调, 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 共同做好土文试行工作。1988年11月30日国家民委指出, “土文在国家未正式批准前, 仍继续试行”。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1月10日召开, 互助县政府批示仍按第一次会议产生的规划进行, 由土文推广领导小组组织实施。1992年5月18日, 互助县土文领导小组赴北京向国家民委语文办公室汇报土文试行情况, 请示土文验收事项。第三次会议于1994年8月31日召开, 目的是解决土文进学校的问题, 并编译了小学阶段的《学校土文试教课本》。1996年8月27日至29日, 青海省民委牵头对土文试行工作进行了省级验收, 认为基本上达到了国家标准, 并向国家民委提出申请, 争取国家验收。第四次会议于2001年7月18日举行, 主题是土族语文暨土族古迹工作, 决定土族文字试行工作的重点是做好土族口头文学的抢救和整理工作, 停止学校试教土文、土文培训等工作, 标志着土族文字工作方向的转变。 综上所述, 土族文字从创制到结束试行, 仅在互助县推广了近20年。 二、土族文字的价值判断与使用现状 土族文字创制后, 对其功能、价值的认识情况与实际使用情况是否相匹配呢？ (一) 对土族文字的价值判断 土族文字创制后,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被寄寓厚望, 学者们表达了他们对土文的各种认识, 涉及土文创制的必要性、交际与传播功能、教育的作用, 表达对土族文字的高度认同, 但同时对土文等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使用情况进行了反思。 1.土文创制的必要性。“土族人民的迫切需求是创制土族文字的基础……根据一年多来的实践, 土族文字大有用处, 举办土语广播节目, 译制了电影, 土族人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看懂了电影。坚信, 随着土族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土文, 将给土族社会生活带来更多的喜事, 土文必将有力地服务于土族人民”。“文字绝不是一种摆设品……土文成为土族人民学习汉语汉文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 2.土文的交际与传播功能。一些学者认为“土族文字对于宣传贯彻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四化建设、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帮助学习汉语文、开办广播、译制电影、传播科普知识、开发智力、抢救濒临绝迹的土族文化遗产、提高民族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土文的推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土文诞生虽然时间不长, 但充分表现了他的生命力, 受到土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土文的使用范围在不断扩大” 。一些学者认为, 民族文字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和工具……从土族文字产生的那天起, 就受到了土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并且已经走进了土族之家, 成为土族人民相互间传递信息、学习科技的重要工具, 成为表达他们思想感情和意愿的重要手段。 3.土文的教育作用。一些人认为土文有利于幼儿教育和学前班教学, 开发土族儿童的智力, 对学龄儿童学习汉文有很好的辅助作用；1995年开始在东沟等乡镇试行的土汉双语教学, 土族语文的教学并未增加土族学生的学习压力, 学生对土语课热情很高。其试教内容主要以互助县编译的小学1—5年级《学校土文试教课本》为主, 同时在汉语课堂多使用土族语对学生不理解的内容进行解释。土族语文在教育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土族人民对汉语掌握不到位的情况下。如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 土族已全部具备汉语能力。 4.土文应获得更多重视。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对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经验进行了总结与理论研究, 对我国50年代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在社会扫盲、学校教育和其他社会领域的使用情况、评价态度、文字试行及管理工作经验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新世纪初期, 又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土文提出：“目前在青海地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汉双语教学系统, 土族语只在互助东沟乡大庄村等土族聚居区乡村小学低年级阶段作为辅助教学手段使用, 土族新创文字已经停止在学校教育领域的试教工作。”同时指出：“土族语言及新创文字有利于满足土族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 政府部门应加强土族语言及新创文字的保护政策。”建议“教育部门应努力构建适应土族和羌族学生发展的双语教育模式”。“通过双语教学的实施, 使学生在掌握汉语文的基础上, 更好地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从而达到弘扬发展土族语言文化的目标”。在“前期土文创制推行的基础上,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重视, 把土文工作重新纳入议事日程”。 上述学者认为土族文字在文化传播、民族教育及交际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当获得更高的地位。但学者对土文的价值判断与土文在土族民众语言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是否一致呢？ (二) 21世纪以来土族文字的使用现状 土族文字创制以来, 仅在青海互助县短暂试行。“土族语仅作为小学低年级的辅助教学语言使用, 2001年后, 土族文字已经停止在学校教育领域的试教工作”。目前仅有极少数人还在倡导使用土族文字, 并用其翻译民间文学作品。 1.甘肃土族文字使用情况 据2010年人口普查, 土族人口约29万人, 其分布格局仍相对稳定, 青海土族约占土族人口的80%, 互助县是土族人口最多、最集中区域, 也是唯一一个土族自治县, 约有7.4万土族；甘肃土族约占土族总人口的15%。但甘肃土族从未试行土族文字, 群众对之知晓度极低。从甘肃土族200个调查对象看, 他们对土文的知晓度如表 1。  从表 1中可知, 甘肃土族认为土族有文字的只占1.5%, “不知道”土族有文字的占98.5%。填写土族有文字的人, 表示只是听说土族有文字, 自己并未见过土族文字。经调查, 甘肃土族土语转用严重, 整体上对土族文字了解甚少, 官方也未对其试行。从我们的访谈中也可以知道, “青海那边曾经试行过, 也邀请了天祝部分人去学习, 发了一些小册子, 但看不懂, 天祝官方从未试行或推广土族文字”。这一说法在走访天祝县党史研究办公室L老师(土族, 不会土族语)时得到了证实, 他参加过甘肃关于土族政策的几次会议, 对土族的一些政策比较了解, 但甘肃从未试行土族“新创文字”。 2.青海省互助县土族文字使用情况 2019年初, 我们对青海土族新创文字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我们前往互助县调查了五十镇土观村、丹麻镇东家村和台子乡多士代村土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 五十镇、丹麻镇远离县城, 土族语保持较好；台子乡邻近县城, 土族语代际差异较大。新创土族文字在群众中的使用情况详见表 2。  从表 2可知, 在土观村的调查样本中, 认为“会写”和“读懂”新创土族文字的人仅占样本的1.5%, 其余样本均为“不会写”和“读不懂”；在126份调查问卷中, 仅有24人认为土族有新创文字, 占样本的19.0%, 充分表明土观村调查样本对土族新创文字的知晓度较低。在东家村164人的调查样本中, 自报“会写”和“读懂”新创土族文字的仅有3人, 占样本的1.8%, 其余样本均为“不会写”和“读不懂”；另外知晓土族有新创文字的有18人, 占样本的11.0%, 有89.0%的人对土族新创文字不知晓。台子乡多士代村的调查样本共有213人, “会写”和“读懂”新创土族文字有9人, 占样本的4.2%, 其余样本均为“不会写”和“读不懂”；相比土观村和东家村的人数稍多, 但让他们实际书写时又不会书写, 他们却表示见过土文, 土文是土族文化的象征, 说明调查样本中实际很少有人具备土文书写能力, 仅仅是民族认同和心理因素起作用；多士代村调查样本有32人知道土族新创文字的情况, 占有效调查样本的15.0%。在曾大力试行和推广土族文字的互助县, 今天当地土族群众几乎不具备土文书写和识读能力, 知晓度也较低, 那么新创土文在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目前仅有部分热衷于土族“新创文字”的地方文化保护者在坚持土文翻译工作, 用新创土文整理出版了一些土汉民俗读物。另外我们访谈了部分土族大学生, 他们表示都不认识土族文字, 家人和村里邻居也不认识土文, 甚至年长者都未听说过土族文字。其土族语能力是靠家庭和土族村庄的言语社区所决定的。土族文字创制40周年来, 在使用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如经济、政治、社会(包括人口数量)等, 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与人口流动性增加, 土族文字的使用现状并未达到预期, 应用效果不佳, 并未在土族人民的语言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