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著有《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译有《历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红雨》（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4年）、《唤醒中国》（合译/三联书店2004年）等。 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情境下践行概念史研究，需要理论、方法、知识和语言上的充分准备。方维规著《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细致梳理若干重要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译介、形成和变迁，并从概念的古今流变和中西日互动等角度，为中国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操作指引。本文在反思方著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方法的概念史、包容的概念史、复数的概念史、分层的概念史、有限的概念史，冀望对推进中国概念史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概念史 方法 古词新义 语际实践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近年来，发端于德国的概念史研究日益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其学术意义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堪称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旨趣从书名就可见一斑，正标题“概念的历史分量”，蕴含着概念史的基本假设，即概念变迁既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也是推动变化和发展的“因素”，概念本身是有其“历史分量”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旨在考证和解析近代中国富有“整合力”和“历史分量”的“大概念”。副标题“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表达了将概念史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的理念，意在通过梳理这些重要概念来理解近代中国思想发展之脉络，概念史的手法背后，蕴含着思想史的关怀。全书共七章，分别探讨近代中国“夷”“洋”“西”“外”“文明”“文化”“民族”“政党”“民主”“共和”“自由”“经济”等概念之译介、形成与变迁。在笔者看来，该书对于中国概念史研究具有多重的价值：细致梳理这些重要概念的形成与变迁，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知识体系和思想转型的理解，这是其知识价值；在实证研究中践行、展示概念史的原则和方法，为初学者提供实用指南，这是其方法价值；读者可由此反观西方的概念史，思考其基本预设在中国情境中的意义与限度，这是其理论价值。本文将对该书内容及研究方法进行简要述评，并就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略陈浅见。 概念史的“必要装备” 方维规教授曾形象地提出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意思是，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产生的重要政治或社会概念，需要有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研究者还须具备一定的东学（日本）知识、必要的语言技能以及收集与解读史料的能力。该书对七个（组）概念的深入探讨，生动地展示了这些“必要装备”如何有助于概念史研究的展开。 中国近代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思想的形成，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影响，这是中国概念史研究者的共识。该书作者浸淫西学数十年，在比较文学、语文学、思想史、概念史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考索近代中国基本概念时，往往追溯与之对应的西方概念的流变过程，进而在中西比较（既有异同之比较也有影响之比较）的基础上揭示这些概念的深层意涵。和其他许多概念史论著相比，这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例如，在探讨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时，指出在法、英、德、意等西方重要语言中，culture和civilization一开始几乎同义，可以替代，只表示发展过程而不包括发展成就；经过长期演化，两个概念中出现了过程和成就并存的含义，而且过程逐渐被状态所淡化甚至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两个概念开始分裂，德语中原有的对“Kultur/文化”的青睐越发明显并逐渐在欧洲普及，成了“Zivilisation/文明”的反命题。从19世纪中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文明”“文化”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演变皆与此西方背景密切相关。在梳理近代中国“民族”概念时，指出在欧洲语境中，nation的拉丁语词源natio、nationis意为“被生出”“种属”“部族”，在欧洲古代及中世纪主要表示一个人的出身或出生地。18世纪后，随着近代主权国家和专制统治的形成，以主权国家划分民族的倾向渐渐崛起，nation概念因此获得了总括性的、追求国家民族的明确政治意义。1945年后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nation概念则以国族构建（state-building）为目标，主张民族同国家的契合。如此在西学溯源和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去理解近代中国概念，显得更有深度和质感。 概念是历史发展的表征，考察概念变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和社会政治转型，研究者须对近代历史脉络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和历史感，方不至于堕入“隔阂肤廓”乃至“时代错置”的陷阱。作者以西学出身，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宏观理解却值得称道，对汉语古今概念的“语感”把握更有过人之处。如作者在勾勒“夷”“洋”“西”“外”等涉外汉字的递嬗过程时，一方面聚焦概念之意涵，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华夷观具有实体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功能概念（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降于夷狄则夷狄之）的两重性。一方面又着眼概念中蕴含或附加的评价、情感、联想，指出“夷”字始终具有和西文barbarian相近的“野蛮”之义和蔑视之感，而并非如刘禾所说，直到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英语文本中用barbarian翻译“夷”字，才使后者偏离其本义、获得“野蛮”特征，进而对“衍指符号”和“不可译性”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这类论述正是建立在对历史脉络和概念意蕴（不仅是含义）的精准把握之上，或如作者本人所说，是以“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 既然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大多取道或借鉴于西方和日本，因此，多语种的语言技能乃是概念史研究的利器。该书讨论近代中国概念时，无不在西文、日文语境中追溯其对应词汇、概念的起源和流变，进而与汉语字词的古今意涵相对照，尽可能深入和全面地挖掘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丰富内涵。尤其对西方相关概念的分疏，往往涉及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现代英文、德文、法文等主要语言。例如考察culture的拉丁词源、civilization的法文词源及其意涵和相互关系的演变，详述nation如何从表示出生地的传统概念获得现代意涵，成为一个国家、民族、人民三位一体的概念等等，皆展现了作者在西方各主要语种之间自由穿梭、撷英采华的出色语言能力。从行文和注释来看，这些西文语境中的词义溯源工作未必都是作者首创，往往借鉴了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尤其是德国概念史巨著《历史的基本概念》中的相关论述。但这并不妨碍上述内容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概念的重要参考价值，毕竟，多数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并不具备直接阅读德国概念史大辞典及相关著作的能力。 研治概念史，还须对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材料进行广泛搜集和准确解读。除二手研究文献外，方著征引的史料主要有三类：一是辞书，特别是19世纪编纂发行的各种双语辞典，其中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的《华英字典》（1815-1823）、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编的《英汉字典》（1847）、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的《英华字典》（1866）、井上哲次郎和有贺长雄编的《哲学字汇》（1881）等尤为重要；二是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务报》《清议报》《新青年》等；三是资料汇编，如《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中外旧约章汇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等。该书使用材料范围之广、解读之细，无须赘述，在此只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辞书的重要意义。近代中国多数重要概念皆源自西方和日本，辞书是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概念体系连接起来并使之标准化、普及化的重要媒介。方氏一再强调，德国概念史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语义学”，旨在揭示不同社会中涵义之生成及其条件、媒介和手段。该书在讨论具体概念时，广泛参考和深入评析了各主要辞书中的相关释义，并时常以列举或表格形式将不同年代、不同辞书中的译词进行直观对照。并从理论上指出，“作为原始资料的辞书”对于历史语义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概念的表象意义”（辞书通常再现词语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运用），还在于其范式意义和指导意义。但他也提醒，对于辞书中的译释不可全盘接受，而应关注其编纂背景和意图，尤其要意识到19世纪中国的早期双语辞书绝大部分“出自洋人之手”，如何在对译时选择恰切的汉语“对应词”，既有历史或时代因素，也会含有辞书编者的特定理解。 二是数据库的价值和限度。从事近代中国概念史研究者，大都知道或使用过金观涛、刘青峰创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他们以此为基础，提出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以统计分析来揭示概念内涵及其历史变迁的“数据库研究方法”，并撰成《观念史研究——近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方氏显然很了解此数据库和研究方法，曾在书评中称《观念史研究》为分析精到的“鸿篇巨制”，但他对主要依靠数据库和量化分析来解决概念史、思想史问题是持保留态度的。《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显然从各数据库中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却完全没有使用金观涛等人所倚重的词频统计、词族分析等量化方法。将方著与金著关于相同或相近概念的论述加以对照阅读，当能体察概念史不同研究取向的价值和限度所在。 概念史的古今之辨 概念史研究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词汇与概念之关系、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差异和张力。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概念不同于词语，它是“历史现实之多种含义之聚合”并融入词语，“词义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阐释”。概念史研究正是要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的简单循环，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引发紧张关系。“词语史只是一种进入途径，我们则要透过词语发现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蕴含，以及词语所表达的相关经验和思想。”传统范畴中的“名与实”或福柯所言的“词与物”，尚不足以准确表达现实世界和概念世界之关系，将其理解为词（词语）—义（概念）—物（事物）的三元结构似乎更为贴切：词语是概念和事物的能指（能指1），概念既是词语的所指（所指1）又是事物的能指（能指2），事物则是词语和概念的所指（所指2）。因此，名实之间存在双重的张力，循名而责实，或者反过来为实而正名，都难以真正做到。 具体到中国概念史研究，这种张力在时间（古与今）和空间（中与外）两个维度上都有充分体现。先说古今之辨。若借用思想史家青睐的比喻，把词汇比作瓶、词汇之意涵（概念）比作酒，那么，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大多是通过旧瓶装新酒（传统词汇被赋予现代意涵而成为现代概念）和新瓶装新酒（创造新词汇以表达现代意涵）两种渠道形成的。“经济”从“经世济民”、“民主”从“民之主”、“文化”从“以文教化”分别成为economy、democracy、culture等西方概念的对应译词，显然经历了一番“古词衍新义”的过程。“哲学”“科学”“伦理学”“象征”“客观”“主义”等，则是日本人为表达西方概念而用汉字创造的新词语，瓶中之酒和装酒之瓶都是近代的新产物。方著所探讨的这些基本概念，除了作为西文intellectual之译词的“知识分子”外，大体都属于前者，即中国传统语汇在19世纪中叶以降的社会政治变迁中逐渐获得新的意涵，而成为一个现代概念。书中对此过程做了细致地梳理和阐述，涉及旧词新义（传统词语被赋予新的意涵）、词义偏移（旧词语的沿用和词义的引申）、新旧混杂（表达相似含义的新旧词语同时并存）等多种情形，不妨各举一例。 旧词新义，如“党”。中国传统社会有朋党和会党，近代从西方引入政党。该书明确指出，现代汉语中的“政党”概念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汉语古词“党”衍生新义而形成的一个“新词”。作者从《说文解字》释“党”为“尚黑”说起，指出中国历史典籍中与“党”字组合的概念或成语，都有显著的贬义色彩。历史上对党的定义，不外乎党为私、党为邪、党为患，或“结党营私”之类。《论语》“群而不党”或“君子不党”的说法，亦深刻影响了后人对“党”的理解。从欧阳修《朋党论》起，传统“党”字的政治特色明显加重，但和现代汉语中的“党”仍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描述英国议院“有似两党，此进则彼退”，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记载美国南北战争后“分尊卑党”与“平行”党并存而“各怀私意，彼此不睦”，可以视为古词“党”向现代概念过渡的序曲。至郭嵩焘等人驻使西方，旁听议院辩论，观察政党活动，并明确用“党”字移译party，才意味着现代中国政“党”概念的真正开端。 词义偏移，如“夷”。“夷”字的使用贯穿了整个19世纪，其内涵和外延（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和情感）却在逐渐变化，此即作者所说的“词义偏移”。中国士大夫历来梦想“用夏变夷”，进入近代以后日益严酷的现实却是“用夷变夏”，这时“夷”字除了蔑视和痛愤，也可能引发敬畏或钦佩之情。这种偏移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表述中已有所体现，及至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称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时，“夷”字已基本失去了原有意涵，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冯氏只是“约定俗成”地称其为“夷”。这不仅体现出夷与夏的互变性，也表明夷夏之辨本身具有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 新旧混杂，如“夷务”和“洋务”。作者指出，语言运用的演变、词语概念的取代和更新都不可能是突变过程，语言所包含的语义原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而成的，其变化也绝非三年五载之事。在“西力东渐”背景下，“夷务”和“洋务”概念皆产生于道光年间，统称禁烟、海防等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事宜。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正式外交文本中实现了从“夷务”到“洋务”的更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洋务”只见于对外公文，华人自己依然使用“夷务”，不同论者的文章中也往往有意无意地替换“夷务”“洋务”二词。晚清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资料分别编于1856年、1867年、1880年，其时“洋务”概念早已普及，却始终以“夷务”为题。19世纪后半期的对外指称词，确实存在“洋”“西”“外”对“夷”的取代过程，但这四个词曾长期“新旧参差、共存并行”。究其原因，既有时人“缺乏接受新旧递嬗的诚意”，也源于“词语和概念的持久性和历史惰性”。 旧词获得新义而成为现代概念后，仍然保留原有意涵，这是另一种形态的新旧混杂。例如，在“民主”已被用来翻译democracy后，其原有词义“民之主宰者”或“民之主”并未立刻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922年出版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还有“民主：president of a republic”的释义。作者由此推测，“五四”前后的知识人宁愿采用音译“德谟克拉西”来表示democracy，也许正是为了与“民主”的传统意涵相区别而进行重新定义。 在讨论“民族”“文明”“民主”等概念时，作者还提示，汉语概念有古今之别，西方概念亦有之，不能想当然地把中西概念的差异等同于传统与现代的差异。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形成的古今流变与中西互动，是紧密缠绕并且相互塑造的。例如，汉语中“民族”的传统意涵在近代遇到西文nation之挑战，由旧词变为新词，这是“一个‘新词’的诞生”过程；西方的nation在近代出现了新的意涵，由血缘和地域属性扩展为地域性、社会性、政治性界定相结合的概念，这是“一个传统概念的更新”过程。从西方nation概念的新旧对比来看，19世纪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多半只是中国传统概念的新表达，这个汉语“新词”与西方前现代的民族概念更为贴近，而与现代民族概念的含义相去甚远。 关于中文概念的古今流变，方著以丰富的例证提供了诸多启示：词汇是概念的载体，但词汇不等于概念，同一词汇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同一概念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传统词汇被赋予新的社会和政治意涵而成为现代概念，是中国现代概念体系形成的基本途径；附着于同一词汇的传统概念和现代概念，意涵上可能有实质差别，其蕴含的态度和情感却可能有相关性、延续性；追溯词汇出现之早晚并非概念史之要害，关键在于确定这些词汇何时和如何获得现代意涵、何时和如何成为“基本概念”或“关键词”。 概念史的语际实践 概念史于20世纪中叶起发源于德国、盛行于欧美学界，其出现是为了回应德国和西方的理论关怀与现实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概念重塑，则是在迥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中国大多数现代概念系由西方或日本翻译而来，作为其载体的字词是旧有的，作为其内核的意涵则大多是外来的。因此，中国概念史研究首先要解决词语、概念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问题。语言是文化的表征、时代的映像，跨语言的背后又有跨文化和跨时代（所谓“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或“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的问题。就此而言，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恐怕要比其德国版本、西欧版本更为复杂，也更具挑战性。 方著所探讨的绝大部分概念，均为作者所称的“翻译概念”。翻译不只是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而是理解和阐释，文化、社会、政治概念之翻译，更意味着“对异域概念和思想的领会及其在汉语中的传会”。翻译又是一种“跨疆界之意义转换”，中文译词因此而超越中土疆域，对地球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新认识，会促成新造词的出现，或使旧词换新颜。所以，概念史研究要揭示“一个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其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中西、中日之间的差异揭示了怎样的文化移植与变异问题”。 首先如何判断译词之对应？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以及语言所依托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结构的差异，不同语言中的词汇、概念往往很难形成完全对应的关系，这是语言翻译和文化传播的常识。中国传统概念和现代概念又时常负载于同样的汉字语汇，要判断它们在特定情境中究竟是一个本土概念（旧词）还是翻译概念（新词、译词），并非易事。以“文明”概念为例。汉语中的“文明”和“文化”都不属于新造词，早已见之于《周易》和《书经》等古籍，但它们显然不能与西方近代civilization和culture概念相等同。在“文明”概念的译介过程中，方氏对郭嵩焘1878年使用的“色维来意斯得”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因为它显系civilized之音译，更在于它“把握了该词在西文中的基本意涵”。郭氏原文为：“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馀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瑞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作者指出，其中包含三个要点，足以断定它已经是一个音译的新概念：其一，将西方现代“文明”概念视为一个综合概念，并明确指出其对立面为野蛮（是否理解原概念的内涵和对立面）；其二，把握了西方“文明”概念的时代意义，即文明与历史“进步”的观念紧密相连（是否理解原概念的时代特征）；其三，对欧洲文明表示出赞赏态度，并以传统的夷夏对比来进行反省（是否产生与原概念相似的联想）。因此，不能因为郭嵩焘未用后来才通行的“文明”对译civilization而淡化其译介之功。作者甚至推测，郭氏不采用中国固有表达而推出“色维来意斯得”，正是为了表示此概念不同凡响而标新立异。既然音译是当年“援西入中”的常见方式，这些早已被遗忘的音译词自然也应该被视为新概念，关键不在概念的外衣，而在于对概念本身的把握和认识。 其次，如何确定概念之来源？词语与概念是可以分离的，中国现代概念又大多是在西方、日本和中国之间往还互动的结果，那么该如何判断一个汉语概念究竟源自何处呢？仍以“文明”概念为例，方著同意近代中国文明概念是舶来品的说法，也认同日本的重要作用，但它究竟“从何舶来”，方氏有两点独特的看法：其一，现代文明概念来自“东洋”，最早却来自“西洋”。理由是，在梁启超受日本影响提出其文明论（1896）之前很久，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丁韪良译《万国公法》（186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878）等已分别以“文明”“教化”“色维来意斯得”等语汇，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近代civilization概念，译词虽然各异，对概念之内涵却都有较准确的把握。其二，现代文明概念虽然是舶来品，来自本土的因素仍对其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理由是，在“文明”一词流行之前，19世纪的中国已用“声明文物”“政教修明”以及“向化”“文艺”“文教”“教化”“开化”“风化”等来表达与欧洲近代“文明”概念相似的思想。换言之，未有与civilization对应的固定语词之前，已有了与之相似的概念。 再次，如何理解译名之多样？一个外来概念的汉语译词尚未固定和广为流传之前，往往有多种译法并存。作者指出，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大的整体，在语言交流中存在诸多便利，许多概念无须多少变化就可以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个语区到另一个语区。中国则没有这种便利。如“议会”一词，中国从1830年代到1890年代，对parliament的称呼形形色色，始终没有基本统一的译法，除早期音译“巴里满”外，还有公会、国家公会、国会、议事厅、议会、巴力门等数十个之多。“民主”“共和”“自由”等概念，也都在19世纪中叶或更早被介绍到中国，但直到19世纪末才基本定型。其深层原因在于，汉语和西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其概念之间往往只有某种程度的语义契合，而很难完全对应。这在nation概念的翻译中体现得尤其显著。 经过长期演变，近代西方nation概念已经包含了国家、民族、人民之意涵，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而汉语“民族”或其他词语均无法同时涵盖nation的全部意涵。正因如此，罗存德《英华字典》将nation译为民、国、邦、邦国；邝其照《英华字典集成》译为民、国、邦；直至今日的双语字典，nation依然有民族、国家、国民等义项。具体采用哪一个译词，完全取决于上下文。在作者看来，“既然是一词多义，一词多‘译’也就自然而然”，这种处理方式要比死板地用“民族”对译nation准确得多。 最后，如何解释译词之厘定？这种一词多译的现象在西方概念传入过程中相当普遍，且延续了很长时间，有时还经历了残酷的译名之争或“新名词之战”，但是最终，绝大多数西方概念都找到了明确、固定、广为接受的对应词，成为现代汉语词汇库的一部分。其故何在？方著第六章讲述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故事——本来表示“经世济民”、极具政治色彩的传统词汇“经济”，何以成了西方economy概念的最终译词。作者认为，日本人以“经济”作为economy译名并得到认可的原因有三：其一，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广博和多层次的，只有“经济”这个同样宽泛的概念方能容纳其中蕴含的许多子概念，其他译词则只能表达某一个方面。其二，从词源上看，西方经济概念在古希腊时期本有“管理”“领导”“安排”和“关怀”之义，中国古代“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等表达与之非常贴近。其三，最重要的是，西方在19世纪后半期经历了用单一词术语economics（经济学）替代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使得汉语“经济”与西文economy的意义结构变得更为相似。因此，以“经济”对译economy绝非如实藤惠秀所说是因为“无意重复、习而不怪”，而是这一对中西概念在词源、意涵、结构上高度同构的结果。 在本书中，关于概念之翻译的精彩讨论还有很多。诸如互文类义——democracy传入中国时多半和政体相关，从而和republic结下不解之缘；又因republic在19世纪还没有固定的中文译词，所以“民主”常常身兼二职，既有西方democracy的本来含义，又指republic；这两个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后很长时间是基本同义的，直到日本明确以“共和”译republic之后，才逐渐分离开来。诸如不求甚解——“国民”概念起始于《时务报》大量刊载的古城贞吉译稿，而古城译文未曾探讨“国民”一词本身的意涵；“国民”在字面上并不令人费解，时人不去深究其义理和定义是情理之中的；因此研究者也没有必要辨析其“国民”究竟与西语中的哪个概念对应，或许兼而有之，或许各取所需，这在彼时日本也不是容易说清的问题。诸如将错就错——“知识分子”概念在中国产生之时，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中国从未有过公认的、能够真正匹配西方那种具有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的intellectual概念；这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有问题，问题出在人们至今还用它来移译intellectual或intelligentsia。 概念史的学术方位 方维规教授是将德国概念史引入中文学界的先行者，又在近代中国基本概念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将其理论文字与实证分析比照阅读、相互印证，进而反思概念史之假设与旨趣、价值与限度，对深化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不无裨益。笔者在此提出以下想法，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其一，方法的概念史。在其概念史译介文章以及本书穿插的理论文字中，方维规始终强调，概念史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概念史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通过词语和概念的分疏，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知识体系、思想转型和社会变革进行探究的学术路径。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案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假设，都可以从方法论角度来理解。例如“鞍型期”（Sattelzeit），将社会变革过程比喻成马鞍未必准确，但它预设了一个“旧世界的瓦解和现代世界的呈现”或者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社会变革和概念变迁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发生的。这一点显然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所以，法国、荷兰等国的概念史项目，都尝试确定本国现代概念体系形成的起讫时间。中国学者也试图为本国近代历史转型划出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如王尔敏认为1840年到1900年是酝酿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期”张灏把1895年至1920年代初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代”，孙江则建议将其下限后推至1935年前后。例如“四化”（时间化、民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这几个深入人心的口号，至少有三种理解方式：一是“鞍型期”概念发展之假设，时间化，即概念随其语义场而变化，并被赋予所期待的特征；民主化，即概念的社会边界日渐拓展，成为各阶层日常使用而不自觉的概念；意识形态化，即概念越来越抽象化，成为具有普遍性和多义性的复合单数；政治化，即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长，对塑造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判断何为“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之标准，德国概念史大辞典所讨论的一百多个概念，大致都经得起这种检验。三是提示概念史研究之方法，时间化要求细致梳理概念生成与变迁的历史脉络，民主化要求拓宽研究视野、扩展资料范围，意识形态化要求揭示概念背后的权力操控和角逐，政治化要求探讨概念形成和传播的政治后果。 其二，包容的概念史。概念史与观念史之异同，是概念史家争论不已的问题。方氏曾对“剑桥学派概念史”的说法提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中国学者的一些误解。但在笔者看来，作为方法的概念史理当呈现更加多元和包容的面貌，似乎不必（实际也很难）和观念史彻底划清界限。诚然，科塞勒克曾经批评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观念可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形象，观念本身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方维规、孙江等人都接受这种看法，认为这是概念史与观念史的重要区别。但仔细想来，科塞勒克的批评对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所谓“观念单元”（unit ideas）来说是合适的，用到剑桥学派观念史的头上便有失公允了。事实上，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同样对洛夫乔伊的做法提出批评，甚至有过“没有概念的历史，只有概念运用的历史”之类更激进的说法。澄清概念史和观念史的学术脉络是必要的，泾渭分明甚至彼此轻慢却大可不必。金观涛等人的《观念史研究——近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以“观念史”为题，学界却一致认为它是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部代表作，有评论者还特意撰文辨析该书究竟属于观念史还是概念史，结论是它更类似于后者，并“预示着汉语概念史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台湾政治大学、韩国翰林大学和日本关西大学合作编辑的《东亚观念史集刊》也以“观念史”名之，而被公认为中国概念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其中的大部分论文实为概念史研究”。黄兴涛的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亦以“观念研究”相标榜，孙江、杨念群等人撰写的书评仍然视之为概念史著作，称该书所“展示的‘中华民族’的观念史，就是一部凝聚了近代经验的概念史”。对于中国学界时常混用“观念史”和“概念史”的现象，方氏称有两种可能，一是研究者综合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方法，二是研究者本来就没有弄清两种方法的区别。愚以为，何妨破除“经典”或“正宗”概念史的执念，厚道地采纳第一种解释呢？ 其三，复数的概念史。方法是帮助研究者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工具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用与不合用之别。把概念史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路径，便不必也不应将其刻板化、教条化。在把概念史引入中国、日本或其他国家时，德国概念史前辈所设定的规则都是可以变通和修正的。概念史应该是多元的、流动的，而不是同质的、固化的，应该随着时空范围乃至研究者意图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正因如此，科塞勒克“四化”之说虽为概念史研究者提供了无穷的灵感，却不断有人尝试在特定情境中提出替代性方案。如戈伊伦（Christian Geulen）针对20世纪基本概念的历史，提出新的“四化”：科学化，即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基本概念被纳入科学化轨道；大众化，即新的传媒技术使概念得以快速和广泛传播；地域化，即概念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域化倾向；流动化，即概念的多义性和开放性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和融合。孙江关于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化”版本则是：规范化，即通过翻译、阐释和再阐释，构成基础概念的词语逐渐规范起来；通俗化，即市场需求和实用性等因素，使日本化的西学汉字概念得以流通和普及；政治化，即时代变化赋予词语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意涵，使之成为历史性基础概念；衍生化，即基础概念会在具体历史场景中衍生出与之相关的“下位概念”。实际上，科塞勒克本人也在不断探索，并意识到大辞典项目存在诸多不足，只因既定方针而不得不顺从“理论上的束缚”。比较各国概念史研究，不难发现德国与英国、法国、荷兰之间，西欧与东亚之间，东亚内部的中国、日本、韩国之间，都既共享某些基本假设又存在显著的差异，呈现出一种复数的概念史景观。 其四，分层的概念史。《概念的历史分量》共探讨七个（组）基本概念，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本书之前已有许多和这些概念（尤其“民族”“民主”“文明”等）相关的研究，其中不少已为作者参考和征引。那么本书的价值何在呢？答曰：概念是分层的，概念史也是分层的，对不同层次的概念，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相同或相近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研究风格。如前所述，概念史关注的是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该书作者又提出“大概念”（似乎比一般的“基础概念”更重要）的说法。孙江阐述了中国语境中“衍生概念”或“下位概念”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为了更好地理解概念及其变迁，研究者会把相关概念作为一个“概念丛”合并论述，如《历史的基本概念》将Volk（人民）、nation（民族）、nationalismus（民族主义）、masse（大众）作为一组概念，《概念的历史分量》也试图对“民族”及其“相关核心概念”进行“通考”。还可以通过“概念链”去考察不同层次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如阶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便构成了一个概念链。从内容和风格来看，方著大体上是以鸟瞰视角，对所谓基本概念在近代中国译介、形成、演变、定型的全过程加以宏观把握，勾勒其轮廓，阐述其义理。例如，书中用一章篇幅梳理“民族”这个“大概念”的形成和变迁，虽然脉络清晰，终究难以呈现丰富的历史细节；相比之下，黄兴涛以一部40余万字的著作，探讨“中华民族”这个更为具体的概念，以文本分析和思想阐释（而不是词语和概念本身）为中心，内容更翔实，笔触更细腻，也更富有质感和张力。 其五，有限的概念史。蒙克曾言，德国概念史在科塞勒克、布鲁纳（Otto Brunner）和孔茨（Werner Conze）领衔的“一项雄心勃勃、名垂青史的学术工程中臻至顶峰”。此说不虚。历时25年，系统研究115个（组）概念，推出8大卷、8000余页的巨著，成为学者必备的工具书，岂不“名垂青史”！试图连接“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通过考察概念及其语言的历史，打造一种与当时如日中天的社会史平起平坐、足以统摄所有史学分支领域的普遍性学问，岂非“雄心勃勃”！然而，尽管《历史的基本概念》在国际学界广受关注和赞誉，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科塞勒克所设定的目标，却有不小的争议。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德国概念史项目只是部分地解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批评意见涉及其“从古至今”的铺陈框架、辞书形式的局限性、对政治日常用语和普通原始材料的忽略、未能兑现揭示概念变迁之社会语境的承诺等。这些批评当然无损概念史的价值和地位，但毕竟提醒我们，概念史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它是一种极具启发性和生命力的研究手法，却有其边界和限度，难以替代或统摄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其他史学类型。方氏曾明确阐述德国概念史的局限性，在探讨近代中国概念时却多少表现出些许“概念史的自负”。例如第四章梳理“政党”概念的译介和演变后，又专节叙述清末民初的建党浪潮和政党政治之幻灭，看起来是为了揭示政党概念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实则未能达此目标。将平淡的政治史描述（该节并未提供多少关于20世纪初政党政治的新内容）嫁接到精彩的概念史考察之上，反而稀释了该书主旨。第五章将“议会”“民主”“共和”“自由”这几个极其厚重的概念熔于一炉，似乎也有过度运用“概念丛”方法之嫌，可能带来单个概念之核心特质被遮蔽的危险。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在近代西方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政治意涵、负载着不同的“政治行动纲领”，然而在中国语境中，作者却一概视之为“民主思想”或“民主观念”的表征，并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自主之理”的说法将其一网打尽（本章正标题即为“东西洋考‘自主之理’”），恐怕有违概念史揭示复杂性和张力感的基本精神，也会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误导。 “中国化的概念史研究刚刚开始，但正当其时。”诚然！本书可以为证。方维规教授对“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生动诠释，造就了一部具有“历史分量”的中国概念史力作。笔者相信，本书丰厚的知识价值、方法价值和理论价值，抑或其中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都为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将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学术影响。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原文刊发于《学海》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