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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纪人”式的生产组织方式，形成了具有自组织系统的利益相关者网络 1.“经纪人”式的生产组织方式，降低了外生交易成本。“第三意大利”存在大量的“经纪人”企业，这些“经纪人”本质上也是中小企业，在区域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纪人”负责原料采购、接受订单、样品制作、产品设计、组织加工、质量检验、销售宣传、物流配送等全流程业务。(28)通过“经纪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如一个镇，各生产企业经由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以价格机制与竞争原则为准绳，所有的传统手工业企业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大企业。在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下，中小企业克服了小规模生产下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缺陷，同时发挥了灵活多变、“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不仅如此，意大利政府还建立了130多个“真实服务中心”，主要包括服务中心与行业协会，具体涉及担保、贷款、技术转让、产品市场开拓、研发活动、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以及商务咨询等。这些服务中心与协会一般是行业联合组织，不同服务中心有其独特的使命与服务范围，向所有服务范围内的企业开放，为其提供各类服务。同时，这些服务中心也是联系中小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重要桥梁。如，莫德纳的服务中介(CITER)的主要职能是为协会内的纺织企业搜集、分析和传播纺织行业的重要信息。再如，比耶拉镇(Biella)的TECNOTEX，其主要职能是为会员纺织企业提供技术开发、技术实验和专业培训等。(29) 2.形成了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大量的中小企业不仅总规模较大，而且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复杂的企业间网络，包括生产网络、交易网络、社会关系网络与技术创新网络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具有自组织系统特征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根据自组织临界理论，一些看似随机、不稳定，甚至不相关的主体，在随机增长中，当主体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超过大数定理的时候，会呈现能用幂律分布规律解释的有序性。(30)“第三意大利”的企业集聚规模远远超过大数定理的临界值，企业间的自组织机制逐渐替代他组织机制，呈现了从他组织系统到“较弱的自组织系统”，再到“较强的自组织系统”转变的过程。在“自组织”机制的主导下，“第三意大利”的网络能有效运营与管理，并引导网络内外的相关发展因素，自觉激发网络内生动力。在网络中，需求商与供给商之间由物质投入的产出形成相互联系，企业之间是平等的共生关系。 (三)民族传统文化是“第三意大利”兴起的关键因素 1.传统的技术、资本、政府与供应网络等产业兴起的一般因素，均不能解释“第三意大利”的发展。技术方面，“第三意大利”的兴起主要得益于“隐性知识”，而不是高技术或复杂技术。(31)这些企业在吸收传统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试验来研制和提高技术，与新知识进行整合。当地的职业技术学校则进一步促进了科技水平和知识的扩散。(32)资本方面，第三意大利企业的原始资金主要来源于家族，银行是在其发展后期才逐渐发挥作用。(33)政府与供应网络方面，在“第三意大利”的发展初期，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市场上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供应网络。可见，上述因素并不是“第三意大利”繁荣的前提，相反，是其繁荣后的结果。 2.民族传统文化是“第三意大利”繁荣的关键因素。第一，“第三意大利”的传统文化观念对其民族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家族观念，“第三意大利”极高比重的家族企业，以及“第三意大利”人都愿意返乡就业均是最好的佐证。这些传统文化观念有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缓解社会矛盾。第二，“第三意大利”的民族文化价值渗透在长期积累的技巧、技能和特殊工艺上，是“第三意大利”实现产品差异化的本质属性。从具体行业上看，则主要是集聚在传统手工业。正是由于“第三意大利”悠久的手工业传统，很多企业得以在继承传统古老工艺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开发出独一无二的产品，也使得其手工业产品成本低、工艺好、竞争力强。如早在中世纪，“第三意大利”的首饰设计与加工就被称为“国王艺术”，金器工艺设计华丽、做工精湛、巧夺天工、举世无双，一直流传至今。再如，“世界一绝”的威尼斯玻璃加工工艺，在传统工匠的手中，仅用一把钳子和一把取玻璃的长铁杆，运用继承的传统工艺，就能制作出精妙绝伦的艺术品。(34)第三，传统工匠是“第三意大利”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走向发达的工业经济的主要劳动力。罗恩·博希马(Ron.Boschma)使用工匠区位商(35)来测度劳动力的熟练程度，进而体现传统工匠的重要性，区位商越大，则说明该地区或该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根据其测算(见表2)，(36)在“第三意大利”发展初期，该区域的工匠区位商值较高，即很大比例的小企业以传统行业为主要发展对象，以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为主要动力。 表2 “第三意大利”传统工匠的区位商(%)(37)
可见，民族传统文化是深入传统工匠骨髓的“隐性知识”，是“第三意大利”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到现代工业经济的关键因素。“隐性知识”具有保密性、难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征，推动了市场的细分，使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和弹性化的专精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借助于“第三意大利”传统旅游区的优势，这些产品迅速地打开了国际市场，既回避了高资本、高风险的门槛，又避开了与大企业的正面竞争。 (四)成功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结合 通过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价值、产业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第三意大利”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文化、价值与市场的共赢之路。在机器生产效率远高于手工生产的今天，文化价值成为提升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第三意大利”的小镇是开放性的小镇，通过引导、沟通与交流，将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完整地展示出来，通过创意，实现了文化与产品、服务的有效结合。在以制造七彩玻璃闻名于世的“玻璃岛”穆拉诺岛(Murano)上，人们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家“玻璃岛”，现场观看玻璃艺术创作秀，人们甚至可以在大师的帮助下，亲自制作玻璃艺术品，让传统文化可感知、可体验、可参与。这些“第三意大利”的小镇成为浓缩时间长度和空间大小的场所，创造了新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延续、继承了传统文化，更创造性地设计、生产了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完美地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实现现代化。 传统文化资源是这些产品灵感与活力的源泉。依托传统的民族文化资源，将现代文化和艺术的象征性要素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与美学需求里，成功实现自身的合理性和特色，进而实现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接纳与认可，也因此获得了长久的现代生命力。“第三意大利”的小镇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平台与载体，漫步于小镇里，人们彼此尊重不同的文化，感受不同的文化，通过文化与经济的结合，重构了文化与价值理念，在活化古老文化的同时，创新了当代文化形式。文艺小城德鲁塔(Deruta)，自中世纪就是意大利的制陶中心，“陶”文化成为这座小城的标签，城市的门牌号、人行道、公共桌椅、门窗，乃至私人庭院，都是带有故事性的精美图案的陶器。在以制琴知名的克雷蒙纳(Cremona)，整个城市从形象到功能几乎全部小提琴化。城市里有以制琴大师命名的街道，城内多处有制琴大师的雕像，街道上琴铺橱窗比比皆是，音乐启蒙书籍摆满了儿童书店，甜点店的包装盒都配有琴头形状，小提琴砧板与费解标本让人耳目一新，更不用说以小提琴为主题的各类纪念品。通过将小提琴与制琴等内在文化价值和审美属性融入商品和服务中，经济产品被赋予了文化的形式和意义，从而使得文化熏陶下的经济生活愈发表现为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不仅如此，“第三意大利”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发展还超越文化本身，提供了多元的文化产品与服务。(38)如制琴小镇克雷蒙纳定期会举办手工品集市与手工艺品展销会，每年秋季举办制琴节，每三年举办一次小提琴作品展，举办提琴制作行业的“奥运会”等。丰富多样的节庆、展览，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音乐人才，小镇也因此成为音乐的海洋，成为世界的“小提琴之都”，小镇的旅游业及其相关行业也得以快速、稳定地发展。在纺织小镇特里韦罗(Trivero)，修建了一条26公里长的“杰尼亚全景”公路，小镇里种植了50万棵针叶树与数千株牡丹花。借助阿尔卑斯山的地形，该镇完美地造就了精致的阿尔卑斯山风光，特里韦罗也成为意大利的度假天堂，这里全年都是运动爱好者和亲子运动、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39) (五)意大利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 意大利的民族传统文化产业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要发展行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因此，政策支持也主要体现在对中小企业及传统手工业的支持上。 1.税收优惠政策。(1)手工业企业免税。根据意大利的《手工业法》，对手工业企业的设计资本与劳动所得，给予免税或减税。(40)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手工业的发展。(2)对不同规模的中小企业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100名雇员以下的小型企业，3年内享有占投资额25%的税收优惠；100—200名雇员之间的企业，该比例为20%。所有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总额在6万—22.5万欧元之间。(41)(3)对新增劳务、新引进的技术等要素给予征税优惠。该政策同样对不同规模的企业给予不同档次的优惠比重，100名雇员以下的小型企业，减税率为45%，100—200名雇员，则为40%，所有企业享受优惠税收总额不超过4万欧元。(42)(4)研发资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用于研发的留存利润，研发投资额的30%实行免税优惠，优惠税收总额不超过30万欧元。对于新开发的高新技术，为改善出口做出贡献的企业，政府按金额补贴10%。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的法制体系非常完善，企业从创立之初到最终清算，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一方面，简化了办事手续；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政府对相关信息真实性的把握。 2.金融优惠政策。为了保证中小企业融资通道顺畅，意大利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第一，成立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如中央担保基金、意大利国家银行与手工业协会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等。第二，成立国民银行、互助银行等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银行。第三，建立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制度。这项制度是意大利金融市场的独创，也是一项被公认为行之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制度。意大利中小企业成立互助担保联合体，该机构为非营利性担保机构，实行会员制。担保联合体向银行提供集体担保，使得会员企业能够获得超过自身能力的贷款。(43)应当说明的是，意大利的中小企业互助担保联合体是大区担保联合体联盟(44)的二级成员，这一身份可以使用欧盟投资基金提供的追加担保。(45)第四，借助外力。如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为意大利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具体利率由欧洲投资银行根据贷款金额确定，贷款比重可达资本投入的50%。(46)意大利的金融系统透明度非常高。银行可以通过企业的唯一代码在网上直接了解企业的相关信息，如注册资本、生产经营、资产负债等情况，注册会计公司会出具连续三年的审计报表，并保存在当地法院的档案中。这些信息，任何人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都可以掌握。不仅如此，意大利的信用体系非常完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信用等级，金融机构根据对企业的信用评估来决定是否对企业发放贷款以及贷款利率与贷款期限等。信用体系的完善极大地降低了银行贷款风险，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愿贷”“敢贷”，这也间接扩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3.地方政府重视职业教育及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培养。“第三意大利”所处的地方政府深刻认识到，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于教育与培训。(47)相较于意大利的高校，意大利的职业学校全球知名度更高，这些职业学校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比如，处于“第三意大利”威尼托地区的伦塔河制鞋学校就是一所职业学校。该校成立于1923年，主要教授与制鞋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仅在2003年，该校就开设了120个培训班。(48)与我国的职业学校主要面对全日制学生不同，该校的培训不仅面对普通高中生，成人的职业教育再培训也是其主要培训形式。具体包括三大类：第一，针对在职的设计人员，学制一般为三年；第二，针对普通高中生，学制一般为五个月，毕业后主要从事鞋类生产；第三，欧盟资助的专业化培训班，培训人员必须有当地户口，培训内容则包括鞋类的生产、设计、经营与管理等。不仅如此，学校相关课程甚至延伸到了当地的中小学，从小就开始培养接班人。高水平的设计师与工人是当地鞋业举世闻名的法宝。 四、对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当前中国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 1.传统的“产业集群”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应民族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当前，虽然我国民族地区涌现了大量的“文化产业园区”“高新科技园”等，照搬东部产业集群的方式，依靠个别的龙头企业和政府“拉郎配”勉强运营，其长远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强。一些生产传统产品的园区，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是以简单技术应用为主，科技含量低，技术上以模仿为主，创新能力不强，且专业化弹性水平不高。由于民族地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并不多，大量的园区处于实质性停滞状态，一些地区甚至脱离实际，盲目建设工业园区，导致了产业空心化。这不但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也不利于解决就业与扶贫问题。不仅如此，同质化的产业结构降低了产业之间的联系，很难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更不用提产业间的联动、形成自组织系统的网络了。从实践结果来看，这一“产业集群”思路并不能较好地解决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2.依靠东部产业的转移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并不是最优选择。根据梯度转移理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将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49)但实际结果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上述理论，即便是轻工业、纺织品等行业，也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区域黏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所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实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低，且形成了具有自组织系统特征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对市场需求的反应相对迅速，适应力强，东部地区的经济实力越发达，这种路径依赖与区域黏性的程度就会越高。因此，寄希望于东部产业的“梯度转移”，似乎也行不通。 3.产业结构不合理，现代规模化生产存在弊端。从宏观角度看，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性重工业比重过大，以传统文化产品为代表的消费品工业发展滞后。由于重工业与农业的关联度较小，联动效应弱，对吸纳农业人口、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效果不佳，也很难有效地融入并带动民族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很难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带来实质性的提高。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甚至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在现代工业发展中，产业化的生产方式是以“福特主义”为典范的大规模生产，利用专业化分工与现代管理制度，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平均成本，实现收入与经济增长。(50)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要求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劳动力市场乃至整个区域的经济结构都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很难适应快速变动的社会，且重工业有着高资本、高技术的门槛，当前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也很难跨过。 (二)应采取的措施 1.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产业。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产品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与“第三意大利”相似，同样有“第三意大利”的发展潜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天然具有发展民族特色经济的现实基础。中国的民族地区面积广阔，地形地貌条件复杂，区域差异性很大，不仅在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存在较大差异，在人力资源、文化资源、技术资源等经济基础方面也同样存在差距。区域差异性奠定了民族特色经济的现实基础，也是发展区域间产业分工的重要条件。不同的地区都应该因地制宜，发展与自身特性相适应的产业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差异性并不必然产生特色经济，当前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就是实例，只有在挖掘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不断积累专业知识与技能，增强规模经济，才能逐渐体现出各自的特色。我国从事民族传统文化产业的企业，同样是以大量私营性质的中小企业，甚至以家庭作坊形式存在的微型企业为主体，“家族式”企业特征同样十分明显，管理者与所有者集于一身。在管理上，这些中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层级少，应变市场的能力很强。 第二，中国民族地区同样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本。中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特色鲜明，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很强，历史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以及生活生产方式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本。通过整合传统文化，培育市场，能够生产出让人产生共鸣的民族传统文化产品，这也是调试民族传统文化与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过程。从市场环境上来看，民族地区一般较为偏远，距离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较远。但中国民族地区也同样是传统的旅游区、农业区，与“第三意大利”相类似，旅游业的发展能有效扩大民族传统文化产品的市场，快速打开国内甚至国际市场。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生产所在地与市场之间的距离更被极大地缩小，民族传统文化产品的需求端已不再是核心束缚因素。 第三，民族地区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产业有天然的比较优势。从生产要素上来看，中国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传统手工业极为发达，自古就有家庭作坊式生产的传统，一些产品如服装、家具、首饰、食品、编织物等，长期以来作为农业的附属而存在。随着我国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就业人员逐渐解放出来，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充足、灵活的劳动力供给。由于民族地区宜居土地有限，人口集居分布明显，地理空间上更利于企业集群而不是分散发展。从生产手段上来看，民族地区的机械装备率低，而传统手工业极为发达，发展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业，能突破固定资产和社会资本导致的发展瓶颈。 2.借鉴“第三意大利”模式，促进特色经济的发展。第一，民族地区要谨慎照搬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反思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战略，慎重考虑以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作为经济追赶的战略思路，可以结合民族地区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产业互动与协调，优化产业结构。一味地照搬，实质上是抹杀了地方优势，降低了自身竞争力。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借鉴“第三意大利”的成功经验，放弃高度一致的产业结构，走一条与东部并不完全相同的产业发展道路。 第二，借鉴“第三意大利”的发展经验，发展以民族传统文化产品为代表的消费品工业。从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来看，民族传统文化产品主要为消费品工业，是以农业剩余产品的存在为发展前提，农业剩余产品为其产业提供基础原料和副产品。作为农业产业链的自然延伸，这类产业应是区域工业化初期中最先起步且易快速发展的部门。根据霍夫曼比例，发展初期，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规模应是资本品工业净产值规模的4倍到6倍。(51)鉴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水平与资源禀赋，我国民族地区要抓住当前农业发展与消费品工业扩大的大趋势，以民族传统文化产品和产业为基础，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与竞争力，通过产业的带动，逐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这一发展路径，既能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农业资源，还能加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协调发展，同时能促进就业，进而在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 第三，以地理的邻近性为基础，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与“第三意大利”自发形成的建立在区域协同的基础上的产业集群不同，我国的文化产业集群演化，既需要自下而上自发形成区域协同的基础，又需要由政府自上而下制订长期发展规划、主动协调与宏观调控，即需要自组织动力与他组织动力共同作用。因此，我国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政府理顺集群发展的机制，进而实现协同。从“第三意大利”的发展经验来看，首先应该对区域内要素进行摸底，正视民族地区在人力资本、资金、技术资本方面存在短缺的现实，挖掘自身文化特色，理顺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加强集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的互动。只有深入挖掘区域文化的同一性，牢牢把握住文化本身的特色，才能有效地实现文化与经济的结合，真正实现特色经济。 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初期，源于企业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发展动力是原始起点，重点关注文化产业的横向集群，即通过生产、分工、资源与市场的协同，增强集群内的凝聚力，扩大民族特色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期，需要更重视文化产业的纵向集群，以政府为主要推动者的他组织动力更为关键。因此，要通过完善制度，提高“中介”服务水平，促进知识溢出，增强集群的他组织演化动力。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成熟期，则重点整合产业链与集群创新，通过实现自组织系统的网络链，增加创新与环境的协同，从而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产业发展速度。第一，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来看，产业化的过程应是以市场力量为主导，政府为辅，民族文化产业同样如此。考虑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与幼稚属性，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地区的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支持，从而实现“扶上马，送一程”的作用。针对当前我国财政扶持文化产业规模偏小和扶持力度偏弱的现状，(52)要加大财政对传统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和专项资金的规模，并调整和完善资金的使用范围和方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第二，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完善文化产业融资市场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建立、完善信用体系，建立文化企业的征信管理制度，通过细分领域，搭建并完善专门的文化产业信用管理体系，(53)提高文化企业的融资效率。二是加大对文化企业的风险补偿，政府通过对文化企业融资补贴，在允许的范围内，通过风险补偿降低文化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文化企业的融资获得率。三是通过定向降准、降息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文化企业。四是创新文化企业的融资交易模式，借鉴“第三意大利”的联保联贷模式，完善文化企业的互助担保机制，使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让更多的文化企业通过联保的方式获得超过自身能力的贷款。 “第三意大利”以其贫乏的资源、落后的基础设施与人力、技术资本，成功地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走向了发达的工业经济。通过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价值、产业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第三意大利”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文化、价值与市场的共赢之路。“第三意大利”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历程表明，“文化生产”进入“经济产业”，是以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在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只有形成“多方面的需求与全面的生产体系”，才能实现充分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享受。从产业化的特性来看，“文化产业”是“第三意大利”发展的活力与动力。通过遵循市场机制，整合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现代技术与管理等要素，实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通过规模化生产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通过集群的方式实现了平台化发展，进而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 当前，民族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照搬东部地区传统发展模式，导致了产业结构雷同、拉大了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其分享型社会文化结构、特色的传统手工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竞争优势，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尽人意。传统思维下的发展战略，不利于第一、二、三产业的优化协同发展，不利于解决农业剩余人口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借鉴“第三意大利”的发展模式，抓住当前农业发展与消费品工业扩大的趋势，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第一产业的资源与产品，以地理的邻近性为基础，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以民族传统文化产品为代表的消费品工业，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与竞争力，通过产业的带动，促进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逐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实现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有效促进就业，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 ①张凤琦：《文化复兴与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思考》，载《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②“第三意大利”是一个区域性的定义，不是民族学意义上的定义。从范围上看，“第三意大利”的民族文化产业其背后的民族属性则为广义上的意大利民族，而不是特指“第三意大利”所在区域的少数民族。 ③Arnaldo Bagnasco,"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in Western Europe",Bibliography,1971,pp.159-171. ④数据来源于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istat.it/en/national-accounts/data-and-indicators. ⑤参见V.Lucarini,A.Speranza,and T.Nanni,"Statistics of the Seasonal Cycle of the 1951-2000Temperature Records in Italy 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Il Nuovo Cimento C 7060.1(2006):21-31. ⑥张小军：《天后北传与漕运贸易——一个文化资本的视角》，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⑦Pierre Bourdieu,"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Theory & Society,1985,vol.14,no.6,pp.723-744. ⑧梁君：《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集聚关系实证研究》，载《文化产业研究》，2015年第2期。 ⑨David Throsby,"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Cultural Goods:How Much(or How Little)Does Contingent Valuation Tell Us?",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03,27(3/4),pp.275-285. ⑩戴维·思罗斯比、潘飞：《什么是文化资本？》，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11)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2)S.Rastelli,N.Wood,and C.Doherty,"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t the Huangbao Kiln Site,Yaozhou,in the 9th 11th C AD:Some Analytical and Mcrostructural Examinations",Shanghai Institute of Cera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02. (13)数据来源于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istat.it/en/national-accounts/data-and-indicators。 (14)数据来源于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istat.it/en/national-accounts。 (15)赵龙文、冯小宁：《基于“第三意大利”的广东服装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载《科技管理研究》，2010年第3期。 (16)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17)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12页。 (18)李凯旋：《意大利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解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 (19)刘北辰：《意大利：小企业何以玩转大市场》，载《时代经贸》，2009年第8期。 (20)史永隽：《中国与意大利产业集群的差异比较分析》，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21)池仁勇：《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条件与特征》，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8期。 (22)数据来源于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istat.it/en/national-accounts/data-and-indicators。 (23)刘全国、刘鼎盛：《克隆还是借鉴—“第三意大利”带给浙江的启示》，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4)徐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企业一体化选择——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5)江涛：《“第三意大利”模式对陕西家具业的启示》，载《改革与战略》，2012年第1期。 (26)刘春香：《意大利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方经济》，2006年第5期。 (27)夏靓：《产业集群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挑战》，载《北方经贸》，2005年第1期。 (28)王传英：《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第三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网络分析》，载《中国科技成果》，2006年第18期。 (29)史永隽：《中国与意大利产业集群的差异比较分析》，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30)何跃、王爽：《论自组织机制的创新性本质》，载《系统科学学报》，2017年第8期。 (31)秦岩、杨爱民、代志鹏：《第三意大利的兴起及其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载《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2)R.A.Boschma,"Looking through a 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Tinbergen Institute Research Series 75,Rotterdam:Thesis Publisher and Tinbergen Institute,Dissertation,1994. (33)R.A.Boschma,"New Industries and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A Long-term Analysis of Belgium",In:Erdkunde,1997，p.51. (34)白雅文：《意大利：指尖上的帝国，手工艺的奇迹》，载《北京规划建设》，2017年第3期。 (35)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 (36)R.A.Boschma,"The Industrial Rise of the Third Italy:Open 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the 38th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1 September 1998,Vienna. (37)参见Ron Boschma,"The 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concept",Working Papers,1996. (38)王晓玲：《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文化产业园区实践研究》，博士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15，第54页。 (39)白雅文：《意大利——指尖上的帝国，手工艺的奇迹》，载《北京建设规划》，2017年第3期。 (40)李海冰：《浅析今日意大利手工业》，载《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1)刘北辰：《法意两国扶持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与启示》，载《价格与市场》，2007年第8期。 (42)刘北辰：《意大利中小企业是如何快速发展的》，载《税收征纳》，2015年第7期。 (43)曹国华、闫彩云：《不同担保模式对中小企业融资条件的影响》，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第4期。 (44)大区互助担保联合体由所在大区的担保联合体企业组成，主要是为互助担保联合体成员的会员单位提供直接担保、风险担保和共同担保。 (45)王磊：《意大利独特的中小企业发展模式》，载《经营与管理》，2006年第8期。 (46)Destefanis,"Public Capital,Productivity and Trade Balances:Some Evidence for the Italian Regions",Empirical Economics,2009,37(3):533-554. (47)史永隽：《中国与意大利产业集群的差异比较分析》，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48)王东：《中国制造业低成本扩张型产业集群技术升级研究》，博士论文，西安石油大学，2006，第73页。 (49)邹俊煜：《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的原因分析及其启示——兼议经济理论应用中约束条件的不可忽略性》，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8期。 (50)肖潇：《“分享经济”背景下劳资关系的演变趋势探析》，载《探索》，2018年第2期。 (51)孙新雷：《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思考》，载《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52)刘元发：《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博士论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4，第109页。 (53)王经绫：《我国小微文化企业的融资困境》，载《银行家》，2019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