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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提要】在当前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中，美国史学史研究可谓倍受关注。受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关系变动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来的百年时段内，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20世纪20—60年代的起步与初期发展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大量译介与迅速发展期和90年代至今的理性思考与深入发展期等几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发展阶段。回顾百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在美国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为我国后续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厘清发展的思路和方向。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美国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是历史学科发展的基础。作为现当代西方史学阵营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美国史学史研究在我国的开展是伴随着西方史学史研究在国内学界的出现而出现的。百年来，受国际环境及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坎坷的发展道路。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为里程碑，把20世纪初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分为三个特色鲜明的发展时期。 1 起步与初期发展： 20世纪20—60年代 早在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萌芽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蒋梦麟、何炳松等为代表的留美学者即开始对美国的鲁滨逊“新史学”派史学进行了评介与引进。初识美国“新史学”派可以说是国内史学界与美国史学的第一次邂逅。 出生于1886年的蒋梦麟于1912年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并于1917年3月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自1919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等职。1918年1月，蒋梦麟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借鉴美国新史学理论，针对当时我国历史教学的弊病而发出针锋相对的革新宏论，即“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活用吾国历史资料”。在他那里，所谓“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主要就是指利用美国教授历史之经验，这是与其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美国历史教学的宗旨有三条：第一，“教授历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也”。第二，“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也”。第三，“表扬伟人、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明家当并重也”。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美国新史学思潮传入中国的先声，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除蒋梦麟外，当时在中国积极推行美国新史学的还有何炳松。1890年出生的何炳松可以说是蒋梦麟的同龄人，早年于1913—1916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其时，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在美国刚刚出版，新史学思想正广泛传播，无疑对当时在美学习的何炳松影响巨大。1917年，何炳松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又应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之请，在北大开设“新史学”课程，以鲁滨逊的《新史学》英文版为教材，广泛传播其新史学思想。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鲁滨逊《新史学》一书首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谭其骧先生曾称赞该书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的史学译著，在二三十年代曾风行一时，深受史学界欢迎。对解放以前一段时期的我国史学界起过一定的破旧立新的作用”。朱希祖先生也因该书的翻译出版而赞赏何炳松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唱者，很有功于我国的史学界”。张广智先生认为，“在中美史学交汇的过程中，何炳松不愧为现代中国史学界输入西方（美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个卓越代表”。除鲁滨逊的《新史学》外，何炳松还翻译了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亨利·约翰逊（H. Johnson，当时译为“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并与郭斌佳合译了同样属于美国“新史学派”的肖特韦尔（James T. Shotwell，1874—1965年，当时译为“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此外，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陈廷璠译，重庆书店1930年版）；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年，当时译为“班兹”）的《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史学史》（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和《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比尔德的《美国政府与政治》（鄢远猷译，国立编译馆1931年版）等作品也都纷纷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作品的翻译出版，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恰如有论者所言：“五四史坛中的西方史学，要数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最为风光，在历史教育、史学理论领域势力颇大。……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恐怕只有鲁滨逊新史学派能与兰克史学并驾齐驱，前者侧重史学观念的革新，后者偏重史学方法论的建设，一破一立，对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然，以何炳松为代表的留美学者对当时在美国如日中天的美国新史学的译介，构成了美国史学传入我国的第一次浪潮，标志着我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正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冷战”国际关系及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从引进、吸纳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全面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人们主要通过苏联学者的著作雾里看花般地间接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概况。受苏联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影响，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上出现了诸多问题，经常用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批判取代严肃的学术研究。在此过程中，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史学在我国注定要受到冷落，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的美国史学研究可以说主要服务于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史进行揭露与批判的政治任务，根本谈不上对美国史学自身的研究和深入了解。从总体上看，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鲁滨逊等人的新史学与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一样，均遭到全面批判。尽管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仍然给予美国史学发展以一定的关注，比如：秋水和章克生分别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年第3期和1960年第8期上摘译了《1957年美国史学会纽约年会概况》和《美国历史学会1959年第74次年会》两篇会议综述，分别介绍了美国历史协会这两次年会的主题、中心内容、参会人数等情况。朱希淦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发表了《美国史学家阿普节克著文纪念美国内战一百周年》、蒋相泽在《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上发表了《特纳尔的“边疆论”历史观批判》等文章，对美国史学的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曾经留学哈佛大学，后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耿淡如先生翻译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卷和下卷，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出版。而谢德风等选译的《一七六五—一九一七年的美国》、何新等人翻译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齐思和等人重译的鲁滨逊的《新史学》和朱龙华翻译的普利斯科特的《墨西哥征服史》等作品也先后于1962年、1963年、1964年和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重要译著的出版可以说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看，尽管这一时期是我国美国史学史研究的低谷，但并没有出现完全的断层。受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此时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在政治批判的框架中仍缓慢地向前发展。但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文革十年”中，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研究与整个西方史学研究一样，几乎完全处于研究中断的状态。 2 大量译介与迅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为我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推动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此时，现当代美国史学各家各派的著述纷纷被译介到国内来，现当代美国史学的新思潮、新理论和新方法竞相在我国史坛传播。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外美国史学史研究文章的大量译介。 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进行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各种西方的思想文化产品开始大量涌入国门，国外（主要是美苏两国）反映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现状的相关著述此时也大量被译介到国内来。在这方面，《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做出了突出贡献，发表了大量国外关于美国史学的重要论文的译文。黄安年先生曾经在谈及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成果时指出：“90年代前，我国学者的译著和译文在已发表的论译著中大体占到80%和79%左右。”虽然黄先生是在论及当时中国大陆的整体美国史研究成果时给出这样的比例数据的，但就当时的中国大陆美国史学史研究成果而言，情况大抵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中，译文、译著之所以在国内的美国史学史研究成果中占据如此大的比例，显然是与“文革十年”期间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近乎中断有密切关系。受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文革十年”期间，中国大陆学者对包括美国史学在内的西方史学的了解近乎空白，而中美正式建交则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包括美国史学在内的美国史研究的兴趣激增，通过译介了解美国史学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学者在美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急需要完成的第一要务。 由这些大量出现的译文可以看出，与20世纪初期蒋梦麟、何炳松等留美学者专门对鲁滨逊“新史学”思想进行译介不同，在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的推动下，新时期的中国大陆学者在对美国史学的译介方面，视野更加开阔，内容更加广泛。同时，对美国史学进行翻译、评介的队伍也更加壮大，且多元化。除一部分留美学者外，伴随着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成立及80年代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一些外语院校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和研究室机构，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加入对美国现当代史学的译介行列中，中国大陆美国史学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第二，在大量译介美国史学相关作品的同时，我国学者开始在既有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与美国史学相关的专题论文，甚至还出现了论及美国史学相关内容的西方史学史教材。 这一时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为中心，以黄绍湘、杨生茂、丁则民等为代表的我国老一代美国史学研究者们，在培育我国新时期的美国史研究人才的同时，开始撰写重要的美国史学专题论文并编撰相关论著。这一时期，美国史学史方面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总体上介绍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现状。这方面的重要论文包括：黄绍湘的《60年代的美国史学——评介萨维斯的〈美国史学的10年：60年代〉》（《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罗荣渠的《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张友伦的《丰纳教授谈美国现代史学》（《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王晴佳的《美国当代史学研究概述》（《学术界动态》1984年第39期）和《当代美国史学研究动向》（《青年论坛》1986年第7期）、余志森和王晴佳的《略论美国当代史学研究之演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等。2.美国外交史学史。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杨生茂的《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上下）（《世界历史》1980年第1、2期）和《漫谈美国外交史学》（《历史教学》1982年第12期）；刘同舜、阴巧云、陈宣道的《论美国战后外交史研究的3个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卢明华的《美国外交史与外交史学家》（《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和《美国外交史研究近貌》（《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5年第11期）等。3.美国劳工史。代表性论文有：张友伦的《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和《关于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中的康芒斯——威斯康辛学派》（《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蒋劲松的《赫伯特·G.格特曼与“美国工人阶级史规划”》（《世界历史》1985年第5期）、卞历南的《美国新工人史学刍议》（《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等。4.美国进步主义史学。作为美国进步主义史学的代表，特纳和比尔德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史学家研究进步主义史学的重点。关于特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丁则民的《美国中西部学派创始人特纳的历史观点评介》（《美国史研究通讯》1979年第1期）、《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介》（《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世界历史》1980年第3、4期）和《特纳与美国奴隶制度》（《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杨生茂的《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假说》（《南开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关于比尔德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丁则民的《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王晴佳的《查尔斯·比尔德经济史观的形成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陆镜生的《查尔斯·比尔德和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南开学报》1987年第6期）。5.美国史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在这一时期已经关注到美国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和心理史学等最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如何顺果的《从〈苦难时期〉一书看美国“历史计量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0期）；孙剑平的《美国计量史学及其研究方法简述》（《兰州学刊》1982年第4期）；荣颂安的《国外数量史学的发展与现状》（《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石潭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王小宽的《国外计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袁传伟的《计量史学刍议》（《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5期）；潘承湘的《美国口头史研究的若干情况》（《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4期）；孟庆顺的《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罗凤礼的《美国的心理史学》（《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西方心理史学的发展》（《史学情报》1987年第4期）和《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邹兆辰和郭怡虹的《西方心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简析》（《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等。 尽管这一时期我国史学家关于美国史学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成果在史料的应用上仍显薄弱，多数论著都未能利用原始档案文献，研究成果基本上停留在通论或通览的水平上。此外，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家一样，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对美国史学进行研究时，依然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多是侧重从批判的角度去批评美国相关史学家或学派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还谈不上客观、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学者们在对美国史学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既有黄绍湘、罗荣渠等对新时期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研究进行总体概述和未来展望的内容；又有杨生茂、丁则民、李世洞、王旭、王晴佳等对特纳“边疆学说”、美国外交史、美国革命史、美国城市史、美国计量史学等诸多史学专题的初步考察。他们的努力共同推动了当时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为新时期我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中美历史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多。 这一时期，随着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美历史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学者通过赴美访学或留学，不断带回关于美国史学的最新学术信息，逐步加深国内学界对美国历史学的认识。自20世纪上半期的留学潮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大陆又出现了第二次赴欧美留学的洪流，以苏格、王希、王晴佳、满云龙、翟强、史明正、徐国民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才俊纷纷进入美国大学攻读历史学。同半个世纪之前的留美学子一样，他们深感有责任以独特的方式加深中美历史学界的相互认识，并于1987年在纽约成立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加强留美学者的交流和中美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史学发展。学会不仅在美国发行学术刊物《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而且组织编辑并在中国出版会员论文集。1990年，由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主编的《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此外，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们也纷纷利用各种渠道赴美访学，带回关于美国史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如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先生于80年代初赴美访学后，撰写了《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等。 另一方面，受中国大陆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邀请，众多美国历史学家也先后来华讲学，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一时期国内美国史学的发展，活跃了国内美国史学研究的气氛。如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美籍华裔教授汪荣祖先生应邀于1981年在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讲学，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海曼·伯曼教授于1981年6月—8月来南开大学讲学，美国林肯大学名誉教授菲利普·丰纳（Philip Foner）于1981年下半年分别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讲学。此外，赫伯特·古德曼、迈克尔·坎曼、华莱士、博恩、坎契姆等众多美国史家也纷纷来华，分别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无疑都促进了这一时期我国的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3 理性思考与深入发展： 20世纪90年代至今 进入90年代后，随着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开启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席卷中国大地，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与整个美国史研究一样，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多数学者逐步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支配，开始从历史主义和科学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上去研究美国史学史的相关问题，既推动了国内学者对相关美国史学流派和史家的专题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促使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对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的进程作出理性考察与评估。与此同时，经历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风雨洗礼之后，后冷战时期的大陆学界整体上由激情昂扬和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辨和凝重缜密。通过反思，学界逐渐消退了“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而趋于求实与稳健，包括美国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史学研究开始迈向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路线，研究工作在重评和译介中不断开拓与深化。具体到美国史学史研究中，重要的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较能反映当代中国学者研究水平的美国史学专著开始出版，学者们对现当代美国史学的最新成就及发展趋势，给予了越来越积极的关注，并且开始把美国史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中国史学的具体实践，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大量美国史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不断被培养出来，人才队伍日益壮大。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突出表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对现当代美国史学流派或史学理论的研究多，对20世纪以前的美国史学（尤其是17、18世纪的殖民地史学）研究少。 长期以来，受史料、现实社会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学者对美国史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对现当代美国史学的研究上，对20世纪以前的美国史学（尤其是对17、18世纪殖民地史学）进行考察和研究的相关成果较少。检索中国知网等相关数据库，我们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关于美国史学的研究成果多是关于20世纪以来美国史学发展的内容，关于20世纪之前美国史学发展的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革命史学、美国内战史学、美国浪漫主义史学、美国史学的科学化与职业化、特纳“边疆假说”等少数传统史学论题上，而关于17、18世纪美国早期殖民地史学的成果则非常少，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除相关少量的专题论文外，我们大抵只能通过少量关于美国史学概览性的论文，如庄锡昌的《美国史学》、苏格的《美国史学纵横》、王建华的《美国史学发展趋势评说》等和张广智、郭小凌、杨豫等人的《西方史学史》教材或论著的部分内容一窥20世纪之前美国史学发展的大致面貌了。而这些论文、教材或论著在内容安排上也多倾向于对现当代美国史学的研究，对20世纪以前的美国史学着墨较少。如张广智先生在其《西方史学史》一书中，只在“近代史学（III）”中才以“源不远，流不长”为题简单介绍美国史学早期的发展情况，总共不到六页的篇幅，又重点关注的是19世纪的美国史学。而郭小凌先生在其《西方史学史》教材中也大致做了同样的处理。 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出现了一些与20世纪之前美国史学发展相关的论文和论著，如李翠云的《美利坚文明的开拓者——约翰·温斯罗普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艳玲的《赫伯特·B.亚当斯与美国专业史学》（《北大史学》2008年年刊）和《美国史学起源新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徐良的《科学化与职业化：美国历史学学科的建立》（《史林》2015年第5期）等，但与学者们长期以来着力于对现当代美国史学的研究相比，20世纪之前的美国史学研究在国内学界依然显得非常薄弱。李世洞先生早在1994年时就指出，“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史学一向属于冷门，而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史学则更是‘冷中之冷’”，尽管进入90年代后，国内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关于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史学状况基本上仍是荒地一片，相关著作不是断代，就是专题。一些综合性著译虽有所触及，但一则一笔带过，二则也不尽正确恰当”。时至今日，整个20世纪前的美国史学研究状况大抵与李世洞先生所言的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史学研究一样，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冷静思之，我们以为，20世纪之前的美国史学研究之所以长期以来在国内学界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甚至“被人遗忘”的状态，原因大抵如下。首先，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包括美国史学在内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为我国不同时代的史学研究任务服务让国内学者更青睐于对现当代美国史学的研究。自20世纪初至“文革”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美国史学的译介和研究的现实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和研究包括美国史学在内的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促进我国史学的近代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新史学”便成为当时我国学者译介、引进美国史学的重要内容。而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受中美关系和解的影响，中国大陆学术界在史学研究中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则变成了通过对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引进和研究，加强我们对美国国家与社会的了解与体认，促进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这样，20世纪以来的美国史学便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而20世纪之前的美国史学（特别是17、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史学）则往往被学者们当作“无用”或与现实“无关”的学问而逐步被边缘化，甚至“视而不见”了。其次，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在与美国学界的长期交流过程中，对接纳、收集与现当代美国史学相关的史料情有独钟，而忽视了对20世纪前美国史学史相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众多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进行科研选题时，自然而然地避开了20世纪之前的美国史学。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伴随着大陆赴美访学的人员越来越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我国美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这一薄弱环节，他们从国外带回了大量相关一手资料，除自己开展相关的研究外，还开始有意识地指导研究生们把20世纪以前的美国史学作为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因此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研究需要时间的积淀，这些成果还不足以弥补中国大陆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急待更多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们加入对这一时段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来。 二是专题研究多，整体研究少，缺乏对美国史学史的系统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美国史学史专题研究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在前辈史家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纷纷就美国史学史上（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美国史学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细致而专业的深入探讨。他们的成果多注重对美国史坛上曾经出现过的不同史学流派或思潮进行微观的个体研究，重点考察某一史学流派或思潮的兴起、特征、影响及其衰落原因等。这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颇多，如杨生茂、王玮、戴超武等对美国外交史学的研究；张广智、胡逢祥、肖华锋、李勇、张艳玲等对鲁滨逊“新史学”的研究；杨生茂、丁则民、何顺果、王邵励、周卫平等对特纳及其“边疆理论”的研究；李剑鸣等对美国政治史的研究；钱皓等对美国科学史学的研究；张涛、陈茂华、李晶洁等对“和谐一致论”史学的研究；徐良、曲升等对美国“新左派”史学（威斯康星外交学派）的研究；杨雁斌、杨祥银、王希、陈新、钱茂伟等对美国口述史学及公众史学的研究；张广智、罗凤礼、蒋保等对美国影视史学的研究；侯文惠、包茂宏、梅雪芹、付成双、高国荣等对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王旭、梁茂信、孙群郞、韩宇等对美国城市史和移民史的研究；彭刚、董立河、陈新等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研究；于沛、刘新成、刘文明、俞金尧、张旭鹏、董欣洁等对全球史及观念史的研究；王立新、谢国荣、刘文明等对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李桂芝、苑莉莉、周莉萍等对美国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研究；蔡萌等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孙岳、刘耀辉、张旭鹏、孙井梅等对“大历史”理论的译介和研究等。此外，张兹署在《高校社科信息》上曾连续发表了关于20世纪美国史学流派的系列论文《美国西进运动与特纳边疆学说评介》、《简述美国进步主义史学》、《美国外交史学概述》、《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新保守主义史学》、《美国新左派史学》和《20世纪晚期美国的史学思潮》等，对20世纪美国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加丰教授先后发表了《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两篇重要论文；福建三明学院的王立端教授发表了《二战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特点》等。他们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了丰富了我国美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 如果说上述所论皆是关于美国史学史专题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何兆武和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徐浩和侯建新合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张广智和张广勇合著的《现代西方史学》；李剑鸣的《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张广智的《实用·多元·国际化：略论现代美国史学的特点》、《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史学》、《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等论著和论文则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对现当代时期的美国史学发展演变的情况进行了精当的分析。但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论文、论著与前述专题研究的论文、论著一样，都多是关于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情况的研究。这些对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演变的考察与前述那些对现当代美国史学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一样，都尚未能很好地梳理美国史学史总体发展演变的脉络，没能从整体上梳理清楚美国史学史发展的历史轨迹。李剑鸣和王立新等学者在论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时，不约而同地对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出现的“选题过大”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选题过大，研究往往不能深入，分析更无法透彻”、“题目过大，论述难免浮泛，不能保证学术质量。……而选题较小，则便于把研究真正建立在原始材料而不是二手材料的基础上”，从而“产生有价值的专题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一般意义上的美国史研究与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史学史是历史学的学科史，我们也用历史编纂史、历史著作史来称谓。……史学史家的任务，既要对史学这门学科有整体性了解，又要对不同时段的史学发展有历史性把握，这样才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在历史学的发展长河之中。”显然，作为一门学科史，史学史的研究不能只有专题史的研究，更要有长时段的整体史研究。如果在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只重视史学家和史学流派等专题史的研究，而忽视从总体上对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美国史学史的发展演进路径作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就无法真正建构起我们完整的美国史学史专业体系和架构，从而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境地。 黄安年先生曾经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不无焦虑地指出了我国学者在美国研究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其中既包括“要开展关于美国发展道路和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和问题的专题研究”，又“要开展中国美国学和美国史学史的研究，系统考察美国史的重要史学流派”。从目前的情况看，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伴随着中国大陆研究生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专门从事美国史学史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不断涌现，中国大陆美国史学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黄安年先生当年希望加强的“对美国史的重要史学流派的考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20世纪出现在美国史坛上的重要史学流派和史学领域都出现了相关的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经过专业训练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们，既有人从总体上详细考察了鲁滨逊“新史学”、“和谐一致论”史学、“新左派”史学等重要史学思潮和流派，也有人详细分析考察了这些史学流派的重要史家的史学成就。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与我国美国史学研究在专题研究方面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相比，我国学者从整体上对美国史学史进行整体性、长时段的综合研究的进展是不够的，成果甚少。迄今为止，大陆尚未出现一部美国史学史方面的专著或教材，就足可以说明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当前中国大陆美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亟待学者们给予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注释从略） （徐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