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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一个独特案例。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引发这一争论，但该文的最初目的并非与苏联学者叶菲莫夫展开论辩，而是旨在纠正旧版《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和错误”。范文澜所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而不是“貌似”、“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不仅是他在争论中所持的基本观点，更是他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时所提示的基本原则。范文澜慎重考察斯大林民族定义和苏联史家观点对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适用性，基于他对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的历史认识。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的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汉民族形成问题 范文澜 叶菲莫夫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1954—1956年间，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形成讨论热潮。与其他几朵“金花”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不同，“汉民族形成问题”是以论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并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为出发点的。争论开始于范文澜在1954年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学者看来，该文主要结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既不符合斯大林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上升时期的产物的民族定义，更不同于苏联史家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形成的观点。范文澜此文所引发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不同看法的交锋，实际上则是怎样处理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间关系的问题，在更深层面还涉及研究与撰述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以及现实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识别工作的展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凡此种种，使得“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独特案例。 近几十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这场争论作了回顾与研究，基本理清了争论中各种观点的依据、主张和话语诉求，明确了由这场争论所导致的对诸如民族、部族、部落等概念及理论的进一步辨析而对民族问题研究起到的推进作用，认识到这次争论与之后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国的主体民族等一系列民族史问题讨论间的内在关系。随着近年来更多相关史料的出现，更由于在全球化趋向影响下民族问题变得格外突出和敏感、国内外不同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观点和研究模式不断涌现，有必要对六十余年前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范文澜处理该问题的起因和态度，以及争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等问题再作深入探讨。 一、范文澜引发“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起因 20世纪50年代初，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认识中国历史问题是知识界的热点。当时的《学习》《新建设》《新史学通讯》《历史教学》等杂志均开辟专栏，回答各级历史教师和历史爱好者在尝试运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过程中遇到与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所出现的歧义，率先以此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学习》杂志1950年第2卷第1期和第12期上，先后有读者根据斯大林所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的观点询问汉民族是否是在近百年才形成的。问题提得一针见血、无法回避，因为按照在当时被奉若经典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汉民族将被认为是近百年才形成的，这不仅仅是汉族在“这以前能不能称为民族”的问题，而是有悖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即已逐渐形成、至秦汉时期已基本定型的历史事实和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事实的历史认知，也有可能影响到新政权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刚刚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其潜在影响则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阐释发生质疑。这个问题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刘桂五和荣孟源二人先后予以解答。刘、荣二人的回答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在肯定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前提下，找出例证来说明斯大林也曾将资本主义之前的民族称为民族，再结合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四个共同”定义，论证汉民族在秦汉统一后就已经形成了。值得一提的是，随后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1期发表了范文澜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概括性地介绍了包括汉族与“少数兄弟民族”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变化过程，文中的第二部分题为“汉族是怎样形成的”，其中明确指出：“嬴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又是一个有极大重要性的历史事件，这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由范文澜撰文申明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观点，既说明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阐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可看作是对之前《学习》杂志读者提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又一次正面回应以及对刘桂五、荣孟源的回答的进一步强调。范文澜此文并未涉及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只是正面论证“以汉族为基干的”中华民族形成于秦统一时期，但是从专门论及“汉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一做法来看，说明他在那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不同意见依然持续发酵。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发行于1940年）在195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1卷，书中指出：“经过殷代以至西周之长期的历史融铸，到春秋战国时代，大约皆已渐次同化，而这到秦汉时代，便以汉族之名，出现中国和世界。”《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不同意华岗的观点，作者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形成和出现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封建社会解体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时期，即鸦片战争时代，而不能在它以前”。华岗著文回应说斯大林“并没有说在封建社会内就没有形成民族的可能”，并且强调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具体所指的是西欧民族，俄罗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国的情况也不一样，“真正的关键不在引用，而在怎样运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之后《新建设》再发表针对华岗的不同意见，作者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坚持“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没有并且也不能有民族存在”，而华岗则认定“中国自秦汉以后，便已出现过中央集权，有了国内市场，有了经济、领土、语言、文化的共同性，所以也就出现了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 从《学习》杂志上和风细雨式的一问一答，到《新建设》杂志上不同意见针锋相对的交锋，尽管涉及范围和人员有限，但是汉民族形成问题所存在的理论教条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尤其是问题本身又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观点间的分歧难有调和余地。加之1954年初又有学者在《新建设》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的学习札记，全面阐发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进一步强调“四个共同”“是构成民族的四个特征”和“在资本主义时期以前，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等要点，说明问题依然在酝酿当中，不过该文主要仅限于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讨论，并未及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因而没有引发争议。范文澜、华岗、荣孟源等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明确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再深入讨论下去，难免会把问题引向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质疑和否定，因此继续讨论存在很大难度。然而1954年苏联史家叶菲莫夫文章的发表，客观上促使中国史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汉民族形成问题由此引发激烈争论，遂绽放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史学界在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争论的“五朵金花”之一。 时任列宁格勒大学副校长、苏联研究中国近代史专家格·叶菲莫夫，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华的苏联历史学家，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一定知名度。1952年，叶菲莫夫曾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日丹诺夫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学术报告。同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邀请作为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成员来访的叶菲莫夫与中国学者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范文澜主持，陶孟和、郑振铎、罗常培、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40多人参加。叶菲莫夫在座谈会上就苏联历史研究工作的一般情况、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东方历史的研究情况、苏联科学工作者怎样进行集体研究、今后中苏两国历史学者如何加强联系等问题作了发言。1953年2—5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代表团成员刘大年等中国历史学家在列宁格勒大学与叶菲莫夫有过数次交流。 1954年4月，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发表叶菲莫夫的文章《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文章核心观点是：“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叶菲莫夫的文章因其作者为权威苏联专家身份，更由于此文观点看似是依照在当时不容质疑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论证得出，如果任其观点传布开来，那么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解释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这就迫使中国史家必须站出来明确、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从资历、威望、地位、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看，范文澜或许是挺身而出的最合适人选。距叶菲莫夫文章在《民族问题译丛》发表仅仅时隔一个多月，《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就刊出范文澜那篇著名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明确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引发中国史学界的激烈争论。 一般认为，范文澜此文是针对叶菲莫夫文章而撰写发表的，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范文澜在1952年开始重新编写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出版时虽曾题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为这部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已确定先期全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7月出刊）中。这篇长达4万字左右的“绪言”，目的在于纠正“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和错误”，包括范文澜对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中存在问题的自我批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叙述方法上的不足等）和“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以阐述古史分期中的“西周封建论”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等内容为重中之重。范文澜看到叶菲莫夫文章后，将此“绪言”中的第七部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做了个别的文字调整，并增设“中央集权国家即统一国家成立的问题”“自秦汉时起，汉族是否已经形成为民族的问题”两个二级标题后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给《历史研究》，文章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提前一个月在《历史研究》（1954年6月出刊）发表。 这里交代《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撰写、刊发的经过是想说明：第一，该文并非单独为文，是范文澜之前为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中的一个部分即“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而早在1950年10月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他即已专门阐述了“汉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在新政权建立之后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基本问题，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为具有学术和政治双重意义的重要问题成为范文澜重点讨论的对象势所必然。换言之，即使没有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发表，包括力主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观点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也会很快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中发表，并作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3版的“绪言”在一年后出版。第二，从叶文发表时间推测，范文澜撰写“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这部分时，并未读到叶菲莫夫的文章（考虑到叶菲莫夫1952年来访时曾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范文澜或已多少了解到一些叶菲莫夫及相关苏联学者所持汉民族形成观点并在撰写“绪言”相关部分时有一定针对性），但是他已经认识到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与中国史家既有认知间的矛盾，看到简单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时已经出现的偏差。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时，改变了此前撰写《中华民族的发展》时那样并未涉及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的做法，而是直接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进一步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结论。第三，叶菲莫夫的文章并非是促使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文的唯一原因，充其量只是个导火索。在看到《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发表叶菲莫夫文章后，范文澜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节选出先前已经写就的“绪言”中第七部分，有针对性地交由受众更广、更具权威性的《历史研究》发表，从而引发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范文澜的文章发表后迅即引发争论，不同意范文澜观点的意见不出意料地占大多数。即使在范文澜使用斯大林“四个共同”定义有效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完全能够说得通的情况下，叶菲莫夫的汉民族形成于近代的观点依然能够得到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响应，实在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状造成的。对于众多不同意见，范文澜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在1955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再版时，将包含《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绪言”收入书中，这也表示他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丝毫改变。刊载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则在其第3辑（1954年8月出版）全文转载了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在同年11月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范文澜所长在‘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论文”。三联书店1957年5月将部分讨论文章结集出版（即《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所收第一篇文章就是范文澜此文。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尽管在当时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这场论战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悬案而挂起来了”，也被后人称为“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但是上述举措说明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在各方面引起的高度重视。 二、貌似与神似：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示范性意义 1951年，范文澜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对写成于延安时期、被后人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最著名的代表作”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了“自我检讨”。文中重点想要表达的是：由于理论修养不够、材料不足、撰写时间仓促等原因，《中国通史简编》“写的不好”，对书中的“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以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的叙述方法等不足作了专门讨论，他甚至措辞严厉地直言这部通史“不久就可以丢掉”。以《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而言，这些“自我检讨”的指归实际上已超出《中国通史简编》本身，反映出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发展的学术期许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态度。 1957年3月，范文澜应翦伯赞之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核心内容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把自己限制在某种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在演讲中提出著名的“‘神似’‘貌似’说”：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 如果将上述对《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检讨”与此次北大演讲作对比，可以看出几年间范文澜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深入过程；如果联系到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以及范文澜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观点与态度，更可以理解他在这次演讲中所说的话的分量：“各自的条件不同，苏联是那样结合的，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这样结合的，也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苏联，做法不同，其揆一也，妙处就在这个其揆一也。”“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为了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在“新变无穷”的各种情况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范文澜适时抓住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此举除了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外，其背后还有“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以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深层意图在内。 叶菲莫夫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在其文章开头即写明：“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作品中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时代中，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所形成的一个历史的范畴。”由此论证汉民族形成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由于此前已有人因斯大林民族理论而质疑汉民族形成问题，虽有荣孟源、刘桂五、华岗等人加以澄清，但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的发表将会给这些质疑提供有力支持，这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会产生负面后果，范文澜立即表示对此“要说些话”。在他给刘大年的信中说：“大年同志：这篇稿子（即《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引者注）我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下……看到叶文，我也要说些话。看《历史研究》登是否可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在简要叙述汉族自秦始皇统一后就已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的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后，随即提到斯大林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观点，说明“依据这个原理来看欧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够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而中国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统一国家、形成汉民族整体。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斯大林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叶菲莫夫据此认定汉民族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中国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范文澜则指出：汉民族自秦汉形成后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并不是民族的纽带。也就是说汉民族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不因为有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才开始成为民族”。此处的表述非常清楚，即不认同时人理解的斯大林所谓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观点，因为汉民族在封建社会时期早已形成；否定叶菲莫夫所谓“中国民族”形成于近代的结论，认为汉民族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 不消说，汉民族形成问题之所以出现争议，其症结即在于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论定汉民族的形成时期。从学理层面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把汉民族形成问题作为“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的具体案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示范，如上所述，范文澜发表此文的深刻用意当不仅在于申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以否定叶菲莫夫的观点。事实上，范文中并未提及叶菲莫夫其人其文，因为叶文的观点同样来自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持与叶相似观点的中国学者亦大有人在，他们的观点依据也来自权威理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理论、运用理论，特别是当理论与事实间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以理论解释事实，还是以事实推翻或修正理论，历史观点的根据来自理论还是事实？范文澜给出明确回答： 归根说来，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似不应以无为有。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似不应以有为无。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可以看作范文澜在1949年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所提示的基本原则。历史研究不能因适应理论而置事实于“以无为有”或“以有为无”，“有”和“无”必须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权威。蔡美彪说：“此说的提出，突破了斯大林民族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正由于此，此说一出，批驳之论即接踵而来，但范老仍处之泰然，因为他自信其说基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并与汉民族的实际状况相符合。”范文澜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发声与论证，即有效阐释了“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的原则，也成为之后他所说的学习理论要“神似”而不能“貌似”的生动实例。 范文澜在1949年以后重写中国通史、强调反对教条主义、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的学术语境发生重大变化有关，特别是涉及诸如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发展特点与发展阶段、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主权与领土的侵掠等学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或历史事件，研究问题的学术视角是建立健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现实视角不仅未因学术视角的强化而有所削弱，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反而更为突出，类似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等则可能上升到维护国家利益的层面。刘桂五回忆说：“50年代初，高级党校聘请一位名叫尼基菲罗夫的苏联教授，他来见范老，说要翻译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但要范老删去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部分，范老当面辨明：我们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是沙俄侵占，绝不删改！”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9年修订版中的第4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绪言”部分记载沙俄侵占中国领土部分时写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它（沙俄——引者注）夺取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及东三省黑龙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还装做公正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勒索满清的酬谢。”但是，查1955年9月出版的第9版范著《中国近代史》的此处记载，已经变为：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装做公正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勒索满清的酬谢”，即删除了沙俄“夺取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及东三省黑龙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的关键字句，并且在书前的“九版说明”中言及“书中所举的某些外国的残暴、诡诈等，都是指的那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侵略者，与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无涉”。著者虽然“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是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而表示“绝不删改”，但迫于各种压力仍然对新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记载有所删除，还要在“说明”中有所“表示”。类似事例同样是影响范文澜学术观点的潜在因素。 反观因《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发表所引发的不同意见，多数人不仅不能接受范文澜的见解，而且在激烈批评范文的同时竭力维护那些脱离中国历史实际的或者是尚未完全理解清楚的权威观点。如有人说：“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就必然得出结论说，中国近代社会汉族形成民族的过程是肯定存在的”，“苏联叶菲莫夫同志对中国汉族形成为民族的论点，是比较科学的。”类似说法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屡见不鲜，可见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对于这些观点，范文澜虽未再撰文回应，但是他早已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写道：“中国通史则需要中国史学工作者自己努力。”此话已充分表达出不能过分迷信外国学者之意。在与苏联等国外历史学者的交流接触中，范文澜作为资深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会比他人更为切实地意识到，中国历史撰述与对中国历史问题的解释，话语权必须掌握在中国史家自己手中。1955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最热烈的阶段，范文澜在给蔡美彪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对苏联史学工作者过高地看待了。”这句话说得耐人寻味，可以看出经过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反对教条主义和“不破不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也是他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中挑战苏联专家和权威理论且“处之泰然”的一个原因。 叶菲莫夫文章发表之前，范文澜已经在其先期撰写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论”中全面论证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这可以视为是他自那时起就已经开始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举措之一。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的发表以及范文澜针对该文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导致汉民族形成问题形成争论，有一定的偶然性（设若叶文没有在中国发表，范文澜可能也不会专文发表在《历史研究》，大范围争论或许不会发生）；范文澜通过对若干中国历史上具体问题的阐述，以破除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在1949年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则有其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不应仅停留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本身来解读这场争论，还应该认识到在这场争论的背后范文澜力图纠正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建设的深刻用意。对于中国史学而言，不论在何种语境下，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一般与独特：“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汉族”这个共同体的久已存在，是无人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定性分析则需要在历史书写的理论层面予以解决，所面对的不仅是“汉族”这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原则上要梳理清楚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民族共同体，从而得出判断的标准，再结合某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加以阐释，这就构成了史实、材料、理论与现实间的矛盾集合体。对包括汉民族形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的阐释，一直就是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 至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称谓渐成共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受到学者重视，数部中国民族史专著相继问世，各种中国通史也非常重视对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的阐述。其中，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更集中于讨论“汉族”名称起源（如华族、商族、华夏族等）以及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融合、交往以及矛盾冲突的过程，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显得并不十分突出。 以民国时期三部最知名的中国民族史著述而言，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认为“太古至唐虞三代”是汉族的“胚胎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汉族的“蜕化时代”，秦汉时期是汉族的“休养时代”。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总论”部分介绍“汉族”时认为：“其奄有中国本部，盖定于秦、汉平南越开西南夷之日。自此以后，其盛衰之迹，即普通中国历史，人人知之。”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指出：“因汉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强与他族接触之繁，故汉之朝代名遂兼用为种族名，于是华夏之名遂再变。自此以后汉虽灭亡，然汉族之名称历代不改沿用至今。”尽管论证的依据、方式各有特点，但是将汉民族的形成视为一个漫长发展过程、到秦汉时期基本确定这一认识是大致相同的。在中国通史撰述中，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认为秦汉时期“汉族遂独立于地球之上，而巍然称大国”。张荫麟《中国史纲》讨论的是“周代诸夏与外族”，书中认为汉族是经过夏商周三代“参伍综错的同化作用缚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于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中华民国’的‘华’字就起源于此”。钱穆《国史大纲》侧重论述华夏文化的发祥和演进，认为自从有了中国历史便有了汉民族，虽秦统一后“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但是其形成时间并不是问题，其形成过程才是需要阐明的。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述及上古三代民族形成与变迁时谓之“夏族之扩张”， 而作者在11年之后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中已改称“汉族之扩张”，他说：“国史主人，今号中华民族，其构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称汉族。”“中国史者，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汉族之扩张”自黄帝始。总的来看，从“夏族”到“汉族”的变化，反映的是“汉族”和“中华民族”在称谓上的进一步明确。汉民族在当时被较为普遍地认为形成于上古至周秦之际，到秦汉时期便已基本定型。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民族问题上的阐释另有特点。1929年，中共早期理论家李达撰写的《民族问题》出版，作者表示该书“都是根据一般大实践者的指导原理写下来的，我自己并没有参加什么意见”。书中转述“大实践者”（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所谓民族，是历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是因共同的言语，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文化的共同心理而结合的人们共同体。”他并将民族问题置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话语体系中，认为民族的“发生与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书中并未论及汉民族或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但是作者强调“虽然只就一般的民族问题立论，而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了”，其所述民族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已隐约显示出与前述流行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撰述中的汉民族形成之见解并不一致。 与此相近的观点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于1938年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引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民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会的宗族、种族；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教等等结成为近代的民族”；“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该文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较早论述，文中所强调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汉族和“汉化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等观点，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对驳斥日本军国主义所谓“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侵略理论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然而，文中依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把“中国人”视为近代民族，把中华民族的“多元”视为“部落、种族”等观点，则反映了其认识的不足。事实上，即使套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共同的定义，杨松在文中也指出“中国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这与其“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李达写《民族问题》，目的在于“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杨松写《论民族》，目的在于“建立各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共同去保护中华祖国”。他们主要是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理论和现实政治层面对民族问题进行论述，其重点也不是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到吕振羽撰写出版《中国民族简史》的1948年，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最为突出的两大问题。虽然吕著的撰述同样出于现实目的，但吕振羽是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民族简史》是一部历史著作，这便决定了此书更要从历史层面梳理中华民族及作为其主体的汉族的产生、发展过程。在这本被称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的著作中，吕振羽首先明确的是：“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可以这样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具有四千年的文明历史，汉族自然也具有四千年的历史。作者专章论述汉民族形成的历史：“商族和夏族是后来构成华族（或华夏族）的两大骨干”，“到秦始皇‘统一’时，他们也都成了华族的构成部分”，“华族自前汉朝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这个过程，与其他中国民族史论著对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记述总体上并无太大差别。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吕振羽，在当时论述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忽略斯大林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的观点和“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这主要表现在他用“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论述近代以来的汉民族特征：“汉族是有固定领土的”，但是抗战以来，“一小半减弱或消灭了封建剥削”，“在大半的领土上，还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汉族的领土还是被分裂为两种形态”；汉族的经济生活，“大后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解放区则是新民主主义初期的形态”；文字语言方面，“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阶级性的现有语言文字的完全统一，还须经历一个革命的过程”；汉族在文化心理状态方面，“是有着共同特征的”，但是存在着新、旧两种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严格的意义说，汉族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还表现为两种社会形态。”可以看出，与李达、杨松等人单向论述民族理论不同的是，吕振羽撰写中国民族史必然要从史实出发阐述汉民族起源于上古、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历史事实，只是在论及近代以后的民族问题时使用了“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并将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视为“现代民族”，以此标准认为汉民族还不是“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从而将斯大林的民族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观点贯彻于对汉民族的解释中。在今天看来，这种变通并不准确，却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理论、历史和现实诸因素中论述民族问题时的矛盾处境。 综上，汉民族形成问题很早便已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汉民族自周秦以来经不断发展变化而在秦汉统一之后基本形成，这在近代中国史学中是大致相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对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不一样的解释，是在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吕振羽、杨松等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与中国的传统认知和多数中国史家历史撰述中的观点存在差异，只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引起过多关注，也没有因此而形成争论局面。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汉民族形成问题顺理成章地得以凸显，破解这个问题亦成当务之急。在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对当时所理解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两个要点（即“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和“四个共同”），前者被否定，后者被接受；因前者得出的结论（即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形成于19—20世纪之间）被后者规定的原则所推翻。在当时情况下，范文澜是在一定程度地认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前提下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形成了文章中用中国古典文献材料肯定“四个共同”原则、用历史事实否定叶菲莫夫观点，并由此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表述方式。 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范文澜用《礼记·中庸》托名孔子所说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记载证明，“今天下”就是秦统一以后，“车同轨”对应于“共同经济生活”，“书同文”对应于“共同语言”，“行同伦”对应于“共同文化”，“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为“共同地域”。“依据上述原理来看中国历史，自秦汉时起，可以说，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发展着。”在这里，范文澜以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为依据，用“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证实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即符合这一理论，从而进一步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睿智的论证思路，在当时就有人表示赞同：“（斯大林）形成民族的四个要素，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是具备了的，不过因为那是中国特殊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就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范文澜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是“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征的理论分析来证明汉民族形成于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的第一人”。然而，即使是看似完美地将“四个共同”理论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结合在一起，斯大林的“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定义对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结论来说，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理论障碍。尽管范文澜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对此历史事实更“不应以无为有”，但是却不足以消解理论和权威对时人的强势影响力。范文澜便以“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为学理原则，着重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通观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独特”二字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如：“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在中国，对欧洲说来，却是一种独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有可能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这样巨大的民族之所以存在并发展，当然不能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突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指出中国古代存在着与欧洲等其他“封建制度”不同的独特形态，相比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论证符合于“四个共同”理论，更具一般性意义。尽管已有学者在强调范文澜“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睿见”的同时，也指出“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条件未必就真‘特殊’，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也未必就很‘独特’”，但就当时的学术语境而言，突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恐怕已经是范文澜试图破除权威理论的光环所能够择取的最好选项了，也可视为范文澜回避理论难点的策略。从另一方面说，汉民族形成于何时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在当时，更深层地反映的是怎样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事实出发看待中国历史的“独特性”问题，是如何结合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阐述中国历史实际的问题，这与上文所述范文澜希望纠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少数学者持与范文澜相近的观点，其具体内容与表述方式则各不相同。章冠英认为，汉民族是在“秦汉以后地主经济制度的封建社会里的独特民族阶段”，这与范文澜的观点有一致之处；作者又说，“资产阶级汉民族的出现，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地主经济的消长而变化着的”，这与范文澜的“汉民族不是资产阶级民族”的观点相异。李亚农在1956年3月完稿的《西周与东周》一书中写道：“由于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应该迟到十六、七世纪才出现的各地区的溶合以及民族的联系，却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于古代中国，竟使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眼花缭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中华民族是形成于鸦片战争时期；有的又说：不，中华民族是形成于明清之际；第三者说：是宋朝；第四个说：是唐代；最勇敢的又说：是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后。说法甚多，但我们并不打算来参加这一争论，我们只想根据着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看一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具体的历史事实”可以看作是呼应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作者不仅将范文澜称为“最勇敢的”，而且其结论也与“最勇敢的”观点基本一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可争议地，在要求形成全国市场的经济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具有共同的疆域、血统、言语、文化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然而李亚农所说的秦统一后“要求形成全国市场的经济基础”，与范文澜所说的“独特的社会条件”也存在差异。另一位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在1954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对于汉民族形成问题“范先生的说法和斯大林所说多少有些出入，这一点是范先生自己交代明白的”，“要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一定拘守斯大林对于民族和部族的说法，是不是会陷于从概念出发呢”。嵇文甫在这里虽未明确表态，却也不难看出他的观点倾向。吕振羽则私下表示：“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我自己也还钻得不深；但认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有共性，但又有极大的特殊性。”相比于嵇文甫的欲言又止，章、李两位分别置身争论圈中和圈外表示同意汉民族形成于秦统一后的观点，却有保留地把汉民族形成联系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见，更可见范文澜的“勇敢”。 因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而结集出版《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书中收入的7篇讨论文章中除1篇文章外，都是据斯大林或叶菲莫夫的观点反驳范文的；1954年11月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举办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会上，反对意见也占绝大多数。反对意见主要是指责范文澜的观点与斯大林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的理论相悖、论证中脱离了民族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物质条件、将“四个共同”的原则机械地照搬于汉民族问题上等，大体都是以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是否将社会经济因素置于首要因素等作为理论或方法论预设，而无视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范文澜文章中所强调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却被批评者警示“这便有着严重的危险性”，并被扣上“特殊民族论”的帽子。倒是刊载过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在同年第4辑又刊发了一篇苏联学者弗·阿·鲁宾写的评论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的书评，文章批评吕著“没有试图看出古代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语言一致、领土一致、经济一致和文化一致的那些要素”，“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当秦始皇首次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创立中国古代社会若干一致的要素中曾进行了一次最大的变革。作者对于秦始皇时代汉族形成的意义估计不足”。这个意见在当时被批评范文澜的声音湮没，在争论中无人提及。这就难怪有研究者发出感慨：“到底是谁束缚谁？是斯大林的定义束缚了我们的思维，还是我们思维囿住了我们的思考。” 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出一个趋同的结论性认识，但正如有学者所说：“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认为汉民族在秦汉时已逐渐形成，而不是如斯大林所说的，必须到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形成民族。范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讨论，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所谓“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是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积淀与反思过程后逐渐反映出来的。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称：“在秦汉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 这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定论。此后出版的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等相关撰述中，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如1994年出版的由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写道：“汉族的前身即先秦的华夏，华夏在战国已稳定地形成为民族，但还未能统一。”“秦统一以后，继之以两汉4个世纪的大统一。华夏不仅形成统一的民族，而且在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中，其族称亦因汉朝的影响深远而被称为汉人。”徐杰舜认为：“从秦至西汉，这时华夏民族发展、转化成了汉民族。”陈连开也指出：“汉族，从其起源及其前身华夏的形成，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而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基本特征则形成于秦汉时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认为：“在汉族形成过程及形成以后，汉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秦、汉、隋、唐、宋、明等几个皇朝……”， 也明确了汉族形成于秦、汉的历史事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年争论的焦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问题看似已尘埃落定，然而这场争论反映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对权威理论和观点的各种态度、对事实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知等，对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都有重要价值，对反思目前关于民族史问题的各种建构、解构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当下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围绕民族的定义、民族的称谓、民族的形成，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建王朝的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与“正统”之争，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中外学者的旧见新说纷至沓来。对比60多年前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一些中国学者对各种民族理论的“追随”或“创新”颇有似曾相识之感。范文澜在各种压力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的原则、结合斯大林民族理论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申明“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时下部分学者在有意无意追随“新权威”和“新理论”的同时，一味突出历史上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后的非汉化举措及影响，“以有为无”地忽视或无视中国历史上“中国认同”的多重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范文澜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当今有些学者则论证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才有“民族”存在，此前只有“族群”，也不存在“民族融合”，“以无为有”地用“想象的共同体”等概念取代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叙事。范文澜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上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同时再三强调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今日一些学者却在“一般”与“独特”已不再成为问题症结的时候似反而忽略了中国历史“独特”的经验，将国外学界某些学者以其殖民扩张历史为基础的若干民族国家理论套用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解释体系中。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需要自己的努力”，一些中国学者则更看重“与国际接轨”而跟从外国学者“发现”中国历史。范文澜的观点带有当时学术语境的明显印记，然而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过程中各方表达的认知与今天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未必没有关联。无论如何，范文澜所提示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等学术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倒是今天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应该铭记与深思的。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