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通过考察近年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研究的文献，显示出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整体呈稳固态势的同时，部分区域部分居民认同意识中关于疆域、制度与身份也存在不协调的状况。此外，在研究议题设置、展开路径、分析视角与研究结论上，也因研究者的学科差异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要进一步系统深入揭示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状况，既需要重视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研究的结合问题，也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引优化研究设计。 【关键词】国家认同；边疆地区；认同政治 【作者简介】刘永刚，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边疆政治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中华民族：基本内涵与建设进路”（18JHQ072）研究成果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居住格局，既是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现实依据。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和治理样式，直接体现为清晰疆域的划定、“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人口普遍的国民身份确立。当然，因传统国家疆域与各族生活区域的复杂动态关系，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时须率先界定国家疆域以确定主权、领土的范围。同时，因“边界是一种物理界限，它在民族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中是最突出的象征”，所以通过划定国家边界、推行一体化的国家制度、保持领土内人口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疆域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 亨廷顿提出“我们是谁”的国家认同世纪发问，极大地推动学界的国家认同研究。关于国家认同的结构与层次，存在着“文化性的”与“政治性的”、“归属性的”与“赞同性的”，以及对“国体即国家制度”“政体即国家权力体制”“施政纲领的认识和态度”三个层次等不同认识。但国家认同概念的核心词是“国家”，这个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家”，是由确定的疆域（领土）、稳定的制度与普遍的国民三维构设的。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状况，其参照系也无非国家的疆域、国家的制度与国民的身份。 近年来以边疆为单元的研究热潮多将国家认同作为核心命题，这根源于国家认同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直接联系，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现实境遇。同时，疆域之内、中心之外的边疆地区地缘格局与社会成员内外比较的双重视角，国家的疆域、制度与身份的三维更易呈现边疆社会认同意识中的国家要素。边疆居民对于国家疆域、国家制度、自我身份是如何认识的？在疆域、制度、身份三者相互作用下，边疆居民的国家认同又呈现怎样的状况？这些问题既是国家治理的现实客观内容，也因研究者的立场与视角不同而有一定的分歧。因国内学界对于国家认同的研究自2010年以来方呈兴盛态势，本文将通过近10年相关文献中国家认同状况的梳理呈现当前国内研究的总体进展、展开路径、研究结论以及分歧，提出新时代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研究的取向与路径。 二、关于国家的疆域与边疆 现代国家构成要素的“领土”，因主权原则的实施与人口的民族组织形式，而被赋予鲜明的主权民族特征。中华民族建立民主共和的现代中国，进行有效边疆治理的基础是主权疆域的划定。在现代中国整体转型过程中，处于国家边缘部分且在历史上长期“因俗设治”的边疆地区，较之国家核心区的变动尤为剧烈。这表现为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代的双重要素的影响与制约。正是因为现代国家依据主权确认领土、划定疆域，使得领土认同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关于边疆社会的国家认同研究，首先也以疆域或领土认同为首要因素。在对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实际考察中，边疆居民关于其居住地、国家疆域及其关系的认识，直接体现为认同意识中的国家政治地理与制度规范。 先看整体性的研究。有学者将民族国家成员的认同从层次结构与文化结构入手予以解析，并得出国家疆域是结构生成的基础性规范力量。显然，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状况就是以国家疆域为单元的治理体系与边疆居民互动的结果。有学者对中国5大自治区居民的国家认同评价予以统计，在收集到的4076个国家认同评价中，积极评价78．92％ 、中性评价16．39％、消极评价为4．69％。基于此，研究者得出中国5大自治区居民“无论是出于对生养之地的基本情感，还是出于对目前国家状态的满意度，都显示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另项研究从认知、情感、行为三维度入手，基于调查分析也认为“我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度较高，能够积极地肯定和认同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 以上研究结论，在分地区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在关于西藏居民国家认同的研究中，“在对中国的国家感受上”，受访者给出的积极评价“占全部评价总数的84．31％”。在同项研究中，关于国家认同“情感维度得分最高，行为维度得分最低”，而认知维度得分居中。另外，有学者调查统计，“藏族对西藏的地域认同（87．3％）略低于国家认同（87．5％），但高于对藏族的民族认同（76．5％）”。同时，“汉族对西藏的地域认同远低于藏族的认同”。而西藏珂巴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非相互竞争的关系”，呈“良好并存状态”。当然，在肯定西藏居民以国家疆域为单位的整体较高国家认同度的同时，也显示了疆域、地域与族属的三维关系对国家认同状况有着深刻地影响。 关于新疆地区居民的国民意识调查中，有94．4％ 的调查对象对“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持“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的结果表明，当前新疆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居于较高水平。有学者在新疆调研回收的969份有效问卷中，47．7％和49％的调查对象对我国国旗、国徽的含义“完全知道”或“知道一些”；对“各族群众都应努力实现中国梦”一说，持“完全同意”或“比较同意”的分别占80．4％和16％。基本可以判断，新疆各族居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度较高，但对于国家的政治象征符号的认知度相对偏低。 内蒙古自治区居民的国家疆域认同，相关研究均表明总体保持着较高水平。同时，当地的蒙古族居民对于蒙古高原有着同样强烈的认同感。另有学者研究认为近年来在海外的“内蒙古人民党”在南蒙的复兴活动，以及“泛蒙古主义”对于当地的国家认同状况有一定的影响，在青少年群体的意识与行为中存在着一些认同偏差，这需要持续跟踪研究。 整个西南边疆地区是国内国家认同研究的重要区域。众多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该地区居民认同意识中关于国家疆域的认同度总体呈积极态势。但生活在沿边地区的居民（尤其是跨界民族居民）的国家疆域认同不容忽视。有学者在对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基于自身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认同场域，与国家实体边界所界定的在边境空间应具有的认同场域难以吻合”，“国家在边境地区面临诸多困境”的结果是对国家认同的削弱。而边民保持较高国家认同的同时，却也因婚姻、户籍等因素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巩固。这些研究所揭示的边民国家认同的不同状况，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总体而言，我国边疆各地区的居民对于国家疆域有着统一且强烈的认知，并且均以国家而自豪并辅之以具体的爱国主义情操。对于本族所居地域与国家疆域的关系上，总体呈积极态势，这可从关于国家的自豪感上体现出来。但个别的极端事件与极端思想下的独立企图与分裂行为也表明，在国家疆域与世居地域的关系认识上在个别少数民族居民中存在着一定偏差。当然这种偏差既有传统与历史的因素，也受世界民族主义浪潮与国家治理的影响。 三、关于国家的制度体系与民族政策 在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疆域内，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确立的社会利益关系，是边疆地区社会认同生成、维持、发展的根源性要素。同时，国家统一的政治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设的制度环境，是国家边疆居民国家认同意识生发的规范要素。我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国家在边疆开展认同政治的政策保障。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与国家认识的主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居民的国家认同意识生成与发展中承载并发挥着重要功能。 关于政党及政党政策的评价，是考察边疆地区居民政治认同的首要选项。有学者认为边疆居民的政党认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民族肯定，表达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体自觉”。而“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政党认同建设方面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防范认同挑战、化解认同危机，巩固和提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党认同程度”。同时，有调查研究显示，对党的民族政策本身认同但对政策执行存疑，以及认为政策“还存在问题，需要修改”的较高比例回答的根源，需跟踪深入研究。 与之相应，汉族居民与少数民族居民的政治认同意识的比较是通常的研究视角。有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关于体制认同、政策认同、发展认同和政治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汉族居民普遍低于少数民族被试；而在政党认同、身份认同及文化认同上“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之间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当然，将政党认同具体延伸到国家制度与政策层面，在整体趋同的情况下，边疆社会居民因地域和族属也体现出一定差异。 在对民族7省区住户调查中，对于国家制度与民族政策西南3省区的赞同比例高于西北4省区。同比来看，无论西北、还是西南，农村居民较之城镇居民对于民族政策赞同度更高，并且国家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居民中获得较高的赞同度。而无论农村还是城镇中的汉族居民对于国家民族政策的赞同率均较低。同时，无论受访者的族属，城镇居民对于国家民族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农村居民。 在有关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藏族和蒙古族青年对于国家制度与政策更倾向于从实效性角度予以高评价，当地汉族青年在肯定实效性的同时也思考制度的合理性，而维吾尔族青年则普遍在各选项上均做出了高评价。研究者认为这其中既有维吾尔族青年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原因，也与当地的教育、文化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另有学者认为，在边疆民族地区村干部的政治认同状况，“将会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凝聚力，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显然，边疆社会基层干部的“主心骨”作用使得该群体的政党认同价值愈益突出。 此外，有学者研究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满意度总体上只处于一般水平，特别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效满意度最低”。然而，另项研究则认为，“民族政策是构建跨界民族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必要手段”，并以中国朝鲜族为例分析了民族政策是如何增进对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这种分歧，也许呈现的当是国家制度与政策作用于边疆社会的认同意识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问题。当然，社会进程中的开放、平等、均衡机会的供给差异，已成为影响城乡居民认同意识状况不可忽视的要素。 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边疆社会的族际关系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整体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族际交往过程中，“伴随着民族身份的辨识、民族意识的凝聚和族际边界的厘清、利益感悟的增加，以及族际排他性的产生”，在多元基础上如何培育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却是客观的国家治理问题。从学界研究呈现的边疆各族居民对于国家制度与民族政策相对满意的同时，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我国南北边疆居民在对待国家民族政策认识上的差异问题；二是，边疆地区治理中的制度与政策的协同问题。面对日益复杂的边疆治理考验，从国家整体安全观着眼，有效整合边疆治理的制度与政策，方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边疆社会的国家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