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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汉字拼音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看似社会支持态度占据主导的局面之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对此问题却存在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成集体共识。在1955年《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出台前后，知识界围绕着汉字是否应该拼音化、汉字能不能拼音化等问题的思想争鸣逐渐公开化，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这场思想争鸣客观上使得党和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汉字拼音化的方向并不是定论，而这一争论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也为1980年代中后期国家调整文字改革方向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 知识界 汉字拼音化 思想争论 作者简介：崔明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诸多知识分子延续近代文字改革者的理想和热情，成立了文字改革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该协会主要理事一致同意“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并通过吴玉章、胡乔木等人向中共中央建言献策，继续推进汉字拼音化运动。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和思考之后，1950年6月，毛泽东主张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1951年下半年，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提出的汉字拼音化的主张，作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重要指示。此后，中央政府成立了文字改革机构专门研究和拟制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印制30万册单行本分发全国各地，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意见。单行本的最后一页是征询意见的表格，其中印着四个问题，开头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文字的方向，你是不是同意？”从各地反馈的统计资料来看，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汉字走拼音化道路。1955年2月14日，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到的1000份意见表中，有80.7%的人同意走拼音文字的方向，有37%的人不同意，其余没表示意见。1955年4月中旬，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首批讨论意见表的统计，参加讨论的人数共有3739人，其中同意走拼音方向的3661人，占98%；不同意的38人，占1%；未表示意见的40人，占1%。1955年4月，江苏省根据63个市县的报告（包括13549人的意见）统计，同意拼音方向的有13067人，占96.4%；不同意的有223人，占1.6%；没有表示意见的有259人，占2%。不过，统计数据难以反映时人对拼音文字的复杂态度，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拼音文字的态度并不一致。吕叔湘当时就有这样的观察：一种态度是赞成拼音文字，有的人还特别热心，恨不得立刻就实行；第二种态度比较复杂，有的人一方面承认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优于汉字，另一方面又觉得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又不如汉字，疑虑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汉字；第三种是不赞成拼音文字，或者认为行不通，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实际上，在看似社会支持态度占据主导局面之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却对此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出台前后，知识界围绕着汉字是否应该拼音化、汉字能不能拼音化等问题的思想争鸣逐渐公开化，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新中国文字改革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百年文字改革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它是在继承了近代文字改革（包括清末切音字运动、民国国语运动和陕甘宁边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思想遗产基础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确立了汉字拼音化改革的长远目标，并将简化汉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作为当时文字改革的三大主要任务，奠定了当代中国语文规划和应用格局。自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以来，近代文字改革史被塑造成一部“进步”与“落后”的派别斗争史，文字改革的复杂历史难以得到客观呈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如何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研究者突破此前线性革命史观的束缚，重新审思近代中国的汉字落后论和拼音化改革思潮。不过，现有的研究较多着墨于近代文字改革历史，对新中国文字改革关注不够。诸如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和文字改革工作者基于何种思想资源和现实考量重新提出汉字拼音化改革的主张，知识分子对此议题有什么样的社会反应和不同意见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研讨。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思想争论作为研究主题，对各方争论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争论内容及其历史影响作一分析，并借此对文字改革与政治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揭示，以期对文字改革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表意和拼音 1949年虽然实现了新旧政权的更替，但近代以来汉字拼音化改革的思想和主张仍旧延续到新社会。为何要进行汉字拉丁化改革，在中国推行拼音文字，这是新中国文字改革者首先要回应的社会关切问题。从内在理路来看，支持文字改革的知识分子一般都共享着这种改革理念：表意汉字并不符合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也不能适应现代汉语的发展要求。从文字改革者的论证逻辑来看，他们首先建构起线性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那就是文字必然由象形文字，经过表意或者意音阶段，最后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比如，魏建功就认为：“一般文字为语言服务的发展是依着表形、表意、表音的过程进行的，这是一连串的自然规律”，汉字也不能例外。高名凯曾指出：“文字之由象形阶段发展为表意阶段，再发展为标音阶段，是自然的趋势。”曹伯韩、吕叔湘等人也指出，文字的演变是经过表意、意音两阶段而达到纯粹的表音的，“由象形到记音，这是文字演变的自然趋势”。用这种单一化的文字发展规律来观照汉字的演变史，就能凸显汉字拼音化的必然性。王力、周祖谟、梁东汉等人都认为，汉字从象形阶段开始，随着汉字结构的发展变化，汉代以后，形声字越来越多，以致占据主要位置，“形声字的出现就是纯粹表意字和它所担负的表达有声语言的矛盾的激化及解决的结果”，这就表明汉字其实也是不断向表音方向发展的。但是，汉字并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这到底是汉语汉字内在发展规律决定的，还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汉字拼音化改革的合法性。按照当时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意见，汉字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一是受汉字自身形体和结构的束缚。罗常培就认为，从形声、假借、转注的功用来看，古人对中国文字早就有了表音的要求和转向，“只是受汉字呆板形体的拘束，以致演进到形声就停滞不前了”。张世禄也认为，虽然汉字的构造中内含着一些标音的成分，但由于“字体的结构有强固的保守性”，随着汉语语音变化，汉字结构中音符却失去标音的作用，汉字与汉语日益脱节。二是特权阶级为了把持文化霸权，维护统治利益，垄断了文字的使用权，这种剥削制度进一步固化了汉字的形体变化。郑林曦认为，秦汉以来的封建王朝，“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把这种庞杂的文字神圣化，并且施用政治力量保持着它的繁复的面目不许变更”，两千年的封建制度进一步维持了汉字的繁杂体系。陆宗达也指出，汉字走向拼音化是它的本身发展规律，但“在过去封建社会里，这规律和要求被统治者扼抑制住，他们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把文字垄断成为阶级专政的工具，使它始终神秘化，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隔离”。很显然，在支持文字改革的知识分子看来，正是这些外在因素的束缚，致使汉字至今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这不仅不符合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难以发挥文字大众化的社会应用功能，违背了语言文字全民化的内在要求。汉字拼音化改革正是要打破这些外在的“枷锁”（形体和制度的约束），推动汉字走上拼音文字的道路，形成如周有光所想象的局面，“汉族文字向前发展，也必须把形声制度的文字改为拼音制度的文字”。这是汉字拼音化改革所依赖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支持文字改革的学者对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亦作出价值评判。比如，张世禄认为“文字越进步，越要远离于图画的形象而密切结合于语言的声音”；周有光将拼音文字制度取代表意文字制度比喻为机器工业取代手工业，将其定性为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这样一种落后/先进的二元价值观的提出，为汉字拼音化改革增添了更为强势的话语权。但是，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文字的优劣呢？从数量来看，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显然要远多于使用表意文字的国家，但文字的优劣显然不能仅仅以使用者的数量和范围来决定。如果说以国力强弱来看，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有强有弱，似乎也很难说明拼音文字的先进性。晚清以降，这种线性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文字发展观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不过，反对汉字拼音化的知识分子并不认同这种独断性的文字价值观。时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的叶菊生就指出，“中西文字各有其发展的历史，我们不能说西方文字由象形到拼音是文明，中国文字不是拼音，就是野蛮”；中山大学的教师梁仲谋也认为数千年来汉字不走拼音化道路，是有其唯物辩证法意义的。汉字是世界上特有的文字系统，许多人说它最落后，但没有提出科学根据，他很难信服，需要展开讨论。当时极力反对文字改革的吴宓也评价说：“汉字乃象形，其与拼音，至少各有短长。如鸟飞兽走，又如图画之于音乐，目耳以达于心。”应该说，平等看待、评判汉字和拼音文字的价值和功用是较为理性的态度。不过，由于深受近代以来“汉字落后论”的影响，再加上文字改革工作者想急于改变新中国教育文化落后的现实状况，他们的认知思想中已经存在着汉字不如拼音文字的“前见”。 二、汉字与汉语 汉字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是汉字形体和社会制度造成的吗？是否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反对者从这点出发提出了汉字不能拼音化的理由。陈梦家认为“汉字与汉语有血肉关系，汉字是单音节，语法也是这样”；从语言层面来看，“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何方平也指出，汉语是单音节的语言，这种语言并不适合于拼音文字。汉语中的同音字无法用拼音字母精确表达，而汉字可以“向同音字加释义偏旁”的办法来表达汉语，这样就形成了单音制的汉字体系，这种体系与汉语是一致的。这些言论主要从汉字与汉语内在的对应关系角度来反对汉字拼音化，认为拼音文字无法解决单音节语言中的诸多问题。除了汉语中的同音字（词）问题之外，方言分歧也是一些知识分子反对推行拼音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张元济就曾向毛泽东进言汉字拉丁化的严重后果：“我国疆域如此寥阔，种族如此复杂，所以能至今团结成一大国者，全恃文字统一。若改用罗马字母改切汉文，则各省以字母、以自有之方言切成自有之文字，东西南北必不相同。语言既不相同，文字又复殊别，将来必致渐渐分离，甚为可虑。欧洲至今分为若干国，不能融合者，即由语言文字之区别。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这一主张代表了不少学者的共同意见，陈寅恪、吴宓、杨树达、唐兰、陈梦家、王重言等人都有相同担忧。文字改革者当然也看到了这点。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支持汉字拉丁化的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就指出，汉字在中国得以长久不变的原因就在于汉语和中国本身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点。所谓汉语的特点就是指“汉语的多方言现象和方言间语音和词汇方面的悬殊差异”，而“方言间的严重分歧”又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决定的。在方言分歧严重的条件下，表意文字是一种最方便而又能团结民众的超方言文字。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人紧随其后也承认了这一点：汉字不是纯按表示语音的原则造成的，“比较不容易受语言古今变化和方言歧异的影响”，不同方言和民族间都可以使用；另外，“人们可以利用单音节根词加上表意形符的办法造成代表新的单音节根词的字来适应和满足词汇发展的需要”。这就使得汉字能“较好地适应于记写古代单音节词占优势的汉语，能够有效率地区别同音异义的单音节词”。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字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正是由于它适应了古代汉语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但有些学者依据语言决定论来反对汉字拉丁化，认为汉语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只适合于用表意的汉字来记录，这种观点似乎又欠说服力。杜松寿、李振麟指出，日语、朝鲜语和汉语属于不同语系，日本、越南、朝鲜都曾使用过汉字，但越南现在改用了拉丁字母，朝鲜全部改成拼音制的谚文。藏语、暹罗语、缅甸语和汉语属于亲属语言，可是这些语言使用的却是拼音文字。从中可以看出，语言类型和文字符号之间没有必然的固定关系。再来看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汉字在过去的存在固然有其合理性，一定程度适应了汉语的发展，但现代汉语的特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支持者认为现代汉语已经由单音节语转变为复音节语。一些学者纷纷表示，“五四”以后，随着白话文的发展，书面语用词的多音节化，已经使得口头语中的文言用语逐步减少；汉语词汇历经近代革命和社会变迁之后有了很大变化，“尤其在这次人民革命时，广泛地、复杂地、不断地反映各方面的行为和改变，反映工农商业、技术和科学等等发展上的需要和要求，无限地添加了新的，改进了旧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发展中，“铆钉”“水泵”之类的新字新词层出不穷。语言反映社会变迁，汉语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这些语言变化，林汉达、曹伯韩、郑林曦等人指出，现代汉语中虽然有单音节的词语，但复音节词（其中大部分是双音节词）在数量上要多于单音节词，特别是在白话文中，多音节词在现代汉语中逐渐增多，单音节词已经不占优势，所以现代汉语已转变为复音节语。反观汉字，因为要适应表达古代汉语中诸多单音词，汉字很早形成了独立表意的单音节文字，可以用一个单字来表达一种概念；在汉语多音节化以后，汉字为了要应付汉语特点的变化，只能乱加形旁，增多字数，常常发生颠倒错讹和望文生义的问题，汉字与汉语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所以，在文字改革者看来，之所以要实行汉字拼音化，除了汉字的形体不能反映实际的音读之外，汉字与汉语最突出的矛盾就体现在单音制的汉字难以适应日益复音节化的汉语的发展。汉语中存在的同音现象和方言分歧是文字改革者需要切实考虑的实际问题。但在支持者看来，同音和方言分歧问题并不能成为反对拼音文字的理由。很多人常误以为汉字拼音化就是将汉字及其作品机械地直译成新文字，这当然会产生很多问题。实际上，汉字拼音化是用字母拼写汉语而不是拼写汉字。随着汉语日益复音节化，人们主要根据复音节词语、声调和语境来确定语义，那么，只要是根据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拼写出来的文字，同时运用词儿连写、声调和特殊定型等技术方式，拼音文字就不会含糊不清。不过，为了证明推行拼音文字的可行性，仅仅从理论上来强调同音问题并不妨碍拼音文字的推行并不能真正解决文字改革工作中实际存在的困难。所以，当时主持文字改革工作的胡乔木代表官方要求学术界秉持客观的态度，加强对汉语同音、语法等汉语规范化问题的研究以推进文字改革工作。毫无疑问，汉字对中国文化和国家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样一种“大一统”价值观的主导之下，近代以来，如何处理好方言与国语统一的关系一直是文字改革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尽管在1949年之前，左翼知识分子曾主张“方言拉丁化”，也在一些地方试行过方言拉丁化新文字；但随着中共执掌全国政权，郭沫若等人逐渐意识到“方言拉丁化之推行对于统一的国语之形成，将是一种阻力”，从而向毛泽东建议放弃了方言拉丁化的语言政策。所以说，这时中共和文字改革者所主张的汉字拉丁化并不是要拼读各地方言，制作各种拼音文字，而是要拼读一种标准语，推行一种标准化的拼音文字。按此逻辑，中央政府此时开始推行普通话，它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推行标准化的拼音文字做准备的。在文字改革者看来，相比于汉字，推行这种标准化的拼音文字不但可以普及教育和统一语言，亦有利于团结国民和统一国家。这种设想其意甚善，但它由此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不同方言区的人民来说，学习这种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拼音文字一定会比学习汉字更容易吗？ 三、教育和应用 如前文所述，拼音文字一定就比汉字先进吗？这种先进性体现什么方面？1949年10月10日，吴玉章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上说道，多数研究中国文字和中国教育的人都认为“中国文字必须改革”，这是因为汉字“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汉字“太过繁难，难认难写难记，这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的障碍”。概括来说，按照文字改革者的说法，拼音文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和社会应用方面。反过来说，汉字在这些方面都处于劣势。就普及教育和文化发展方面来看，直至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的文盲仍高达80%以上。根据各国扫盲效果来看，用汉字扫除一个文盲，至少需要500小时，约合两年左右的时间，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识字难的问题；而在苏联，只需要四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扫除一个文盲，在朝鲜只要102个小时即可扫除一个文盲。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利用“国语字”扫除文盲1400余万人。就普通教育来看，中国中小学现行学制年数比苏联和其他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都要长约二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语文教学效果不但比日本差，更比不上英国和意大利这些推行拼音文字的国家。尽管中国学生受普通教育年限更长，但学生所认识的字数、阅读的文艺作品却要比这些国家都少。政府和支持文字改革的学者主要利用以上数据和案例来论证汉字的落后和拼音文字的先进。尽管争论双方都很清楚扫盲效率不高和教育年限较长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不能仅仅让汉字来承担这个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汉字拼音化的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汉字比拼音文字更难于学习和掌握。不过，学者们对汉字和拼音文字孰难孰易的问题仍争议不休。反对者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并不难学，反而有其优势。从文字数量来看，汉字虽然数量庞大，《康熙字典》有四万多字，但常用汉字只有二三千左右，学会常用汉字就可以记账、写信、看报。当时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家表达了对中国文字走拼音化道路的质疑意见。他认为汉语中的词语大都由单字组成，比如火车、汽车、马车等词，就可以从“车”字中推衍出来。而用拼音文字写成的字和词，拼法各个不同，汽车、火车、马车等词的拼写区别甚大。如果根据语言来造拼音文字，不但要造单字，还得造单词，这些单词为了避免同音，还需要分化，学习起来并不容易。在学认文字基本符号的阶段，是通过汉字学习这几万个词语容易，还是从拼音文字来学习几万个词语容易呢？高名凯、吕叔湘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仅仅认得三四千个汉字并不代表就能真正理解几万个词的意思，能正确写出几万个词的字形。比如，认得“火”和“柴”未必知道“火柴”的意思，认得“答”“复”“报”三字未必能辨别“答复”“报答”“报复”的区别，“望文生义”更会常常出错；并且单字组成的词还有专用的字形，“辨”和“辩”同音，写成“辨论”就是错误。所以，在学习基本的文字符号阶段，学习这三四千个汉字是认识这几万个词的必备前提，普通民众首先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学习这三四千字，再学习这几万个词的发音、字形和意思，这个学习过程非常困难。但学习拼音文字，只需认得二三十个字母和一些拼音规则，用字母表现音素，写出语言中数以万计的词。当然，拼音文字中数以万计的词仍需学习，不可能不学而知。从学习文字的音形义角度来看，拼音文字并不比汉字容易学习。陈梦家、周妙中、王重言等人认为，汉字的结构可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种，前者如日、月，后者如松、柏。大部分汉字都是形声字，形声字是一半表形，一半表声的，音形义相联系。比如，看到“氵”就知道和“水”有关，看到“忄”就知道和“心”有关，看到“犭”就知道与“兽”有关，这对于理解字义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拼音文字就没有这个功能。就字音而言，拼音文字最大的优点体现在表音方面，学会了语音、字母和拼法就可以写字。但前提是，只有以当地语音作标准的，那个地方的人学起来才方便。但是中国方言复杂，人口众多，统一语言很难，不同地方的人学起一种标准拼音文字，就必须死记，这样比学习方块字更难了。笔画多的常用字可以通过科学简化来改进，不必拉丁化。拼音文字的笔画也不见得就简单。外国文字和汉字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学会的，外国也有文盲。汉字之所以难，是教法不好，需要改进教学方法，而不需要推行拼音文字。客观地说，陈梦家等人所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一般初学者却很难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来知音索义。汉语是用单字表示一个音节，汉字形体不直接表达语音，象形字和会意字只有通过实物的联系才能表达语言中的词和声音。经过历代形体和结构变化，象形字不像形了，会意的也不知道所会何意。汉字中形声字最多，形旁用于表义，声旁用于表声，但形旁历经变化，普通民众难以会意；声旁历经音韵流转，方音掺入，看见字形也难以知音。同一个音有很多字形可以表示，所以，即使知道字音也难以准确写出字形。许多汉字的音形义难以统一，无疑会增加学习的难度。随着汉语多音节化，汉字要记写口语、方言和外来语，只能另造新字，扩大文字数量，这也增加了学习难度。从结构方面来看，汉字由1000多种基本零件搭配而成，平均笔画在11至12画之间。组合方法多种多样，普通人难以掌握搭配规范，必然难认难记难写。拼音文字是用二三十个字母来表示音素，把这些字母拼合起来可以表示语言中的音节，写出数以万计的词语，拼音文字增加新词的时候，不需要随时增加新的基本符号图形。学会字母发音和拼法，如果按照普通话（北京语音）来拼写，听见词语的发音就能拼写词形，看见词形就能发出声音，从声音中理解语义，音形义较为统一。因为当时汉语拼音文字并没有制订出来，所以就无法将拼音文字和汉字放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比。争论双方只能依据各自不同的立场来寻找论据。反对者主要从汉字的“六书”体例及其与汉语的配合角度来谈汉字的优势，以此证明汉字不难学，拼音文字也不一定易学。支持者不但从语言学、文字学角度指出了汉字的种种缺点，还列举出中国文盲多、拼音文字的扫盲和教育成绩更好这样的事例来证明拼音文字的优势。很显然，这种比较很难令反对者信服，或者说至少不能让人觉得汉字是非改不可的，因为扫盲和教育成绩的好坏并不是文字能起到决定作用的，并且为了解决同音问题而不断规则化的拼音文字对于文盲来说也不一定容易学习。所以，周有光也承认，“以扫除文盲作为提倡拼音文字的唯一理由，是不妥当的”。那么，汉字为何要拼音化，文字改革者必须要从其他方面寻找理由来加以论证。在文字改革者看来，汉字难以适应新兴科技的发展，在查字典、排字、打字、电报、编目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便利，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采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可以在印刷、打字等方面采用最新式的机械化机器，但汉字的排印、打字、翻译机器的发明都要受到汉字复杂的字体和结构的影响，这些都制约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就当时的客观条件而言，汉字在利用现代科技方面所存在的劣势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公认的。不过，由于当时中文电传打字机、中文电子自动排铸机已经在研发和试制之中，这让反对文字改革的人看到这样的前景：未来是可以通过技术的改进来解决汉字社会应用方面的问题。在翻译和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方面，汉字也存在着缺陷。汉字是单音字制，这种表意文字在翻译外来语时会有诸多限制，且会造成语意模糊和混乱。只有利用拼音字母书写外来科学术语，例如物理、化学、医学中国际通用的术语，地理学上的外国地名等，才可以打通中西文字隔阂，更有利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推动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如果说，推行拼音文字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那么，推行拼音文字之后，中国自身的文化又该如何保护和传承呢？ 四、拼音化与民族文化 清末以降，文字改革者提出汉字拼音化的倡议之后，反对者最为忧心之事即为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之事。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问题依然是文字改革中绕不过去的焦点问题。1953年初，文字学者杨树达曾致信毛泽东，向其求教文字学问题。他在信中写道：“此种文字学于爱国主义教育有益，而今日提倡汉字拉丁化者为毁灭遗产，可以引导国家民族之分裂”。1955年9月，杨树达又与毛泽东会面，并当面直陈对文字改革的不同意见。1957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学术界人士讨论文字改革的座谈会上，翦伯赞也激烈反对废除汉字，他说：“除非决心把历代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汉字拼音化与毁灭文化遗产又有何关联？与外国的文字改革有所不同，朝鲜本来就存在半拼音的“谚文”，越南也存在“教会罗马字”，两国历史文献有限，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推行难度较小；土耳其的文字改革也只是改变了拼音字母，将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没有改变文字制度；苏联各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也是大致情形。中国历史悠久，是汉字的原产地，用汉字和文言写就的古代文化典籍广博浩瀚。汉字不仅是表达汉语的文字符号，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组成部分，“以文字本质之不同，养成中西人数千年不同之习性”。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这是文字制度的根本改变，在民族文化继承问题上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变动和影响。这里所说的“文化遗产”除了指汉字本体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之外，反对者较多担心的是，学生不学汉字只学拼音文字，当然不能阅读古代典籍，也无法了解历史文化。李正权、周妙中等人本来就对当时学生阅读古典书籍较少的学习状况深表不满，他们担心如果再进行汉字拼音化，这就让学生丢弃了钻研古典文学的工具，将大众关在古典文化的门外。有人甚至将汉字拉丁化之举上升到亡国、民族虚无主义的政治高度加以批判。在这样的舆论态势之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民族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汉字拼音化就无法赢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认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误认为汉字拼音化就是要废除汉字，但实际上，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等人倡导废除汉字论不同，新中国文字改革者并不主张废除汉字。魏建功曾反思说，“五四”时期有人把“思想内容的革命意义混做文字工具的革命”，于是才有了“废除汉字”的错误做法，这种理论是不合于马列主义的。1956年初，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社会征集意见期间，吴玉章曾向知识分子一再解释，我们“主张改革汉字，但是并不主张废除汉字。汉字是会永远存在的，永远有人学习，永远有人使用”。尽管一开始，在文字改革者中也存在着比较极端的观点。有人就认为，汉字和绝大多数文盲没有关系，文盲不需要经史。但更多的文字改革者对文化传承的问题还是有理性的认识，积极设法来解决古代文化的学习和传承问题。曹伯韩指出，即使新文字通行了，中学以上学校还是要学习旧文字的，人们利用新文字与汉字的对照字典，通过学习用新文字翻译的古代作品，看用新文字著作的历史书来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高名凯、叶籁士、林汉达等人也设想，可以将研究和传播古代文化的责任分工，也就是将研究古代文化的责任交给专家学者，国家组织力量成立翻译机关，将有价值的文献翻译成拼音文字，供大众阅读和学习。不过，很多知识分子对能否用拼音文字翻译古代文化典籍（包括诗词、戏曲）是存疑的。因为学术界对古代众多典籍的标音和语义仍有诸多疑问之处，没有定论，如何能用拼音文字翻译书写，轻易改动呢？如果强行把这些作品译成拼音文字，其中必然使之丧失原有精神。李长之就非常担心：“有人想把诗词译成白话，然后写成拼音文字，这样做行不行，我非常怀疑”。罗孔安也认为“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都是用这些繁难而优美的文字写成的”，“只有用这些文字才更能表现出我国文学艺术的高度优越性”。尽管，文字改革者从各种角度论证拼音文字翻译古代典籍的可行性，但这其中的困难也是有目共睹的。胡乔木不得不承认，“我们能不能想像，在短期间，就把那些文化遗产全部用新的文字翻译出来呢？这是不可想像的。首先没有这样的时间，即使有了这样的时间，有了这样的人力，我们还要碰到许多困难，其中有些是不能克服的”。倪海曙亦说：“如果不准汉字和拼音文字共存并用，那末拼音文字就有义务把它们全部或大部分翻译出来”，但是“要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困难是太多了，甚至于会被这个历史的重负压碎也未可知。或者人怨沸腾，稚弱的拼音文字会被淹死在千百万人的指责中也未可知”。反之，如果让汉字和拼音文字共存并用，是不是拼音文字就不必背负这样重的历史包袱？郭沫若很早就提及了这种双轨制的文字通行制度。1953年初，郭沫若在与斯大林谈到中国的文字改革时说：一方面知识分子舍不得“丢掉汉字”；另一方面，“我们的历史长远，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汉字写的。目前国家的法令文告，一切的书报都是用汉字写的。立刻废掉，要引起很大的波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学了拉丁化的文字也没有什么用；除非书报文告都是两套，有汉字的，也有拉丁字的”。这种文字双轨制的提法成为文字改革者回应反对者的一种折中方案。要而言之，在文字改革者的设想之中，保存民族文化是毋庸置疑的，但用拼音文字翻译古代典籍仍有诸多困难，只能让汉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学生仍然要在中等学校或者高等学校内继续教学汉字，社会上仍会有一大部分人阅读和书写汉字，以学习和继承文化遗产。只不过，随着新文字的逐渐推广，汉字在大多数人民的日用中逐渐归于隐退，研究汉字和翻译历史文化典籍的工作将成为专家学者们的责任。文字改革者寄希望于这种文字双轨制承担起普及和提高的双重功能：既能继承传统文化，不致产生“新文盲”和引起知识分子的反对，又能发挥拼音文字在扫盲上的作用，并且能通过新文字的翻译宣传将文化遗产发扬广大。文字双轨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实际上也有诸多问题。汉字与拼音文字同时存在，又有人抱怨学习两种文字浪费精力，增加学习上的困难和压力，违背文字改革的初衷。王重言不无担心地说道：“现在使中等学校或高等学校的学生，既学汉字，又学拼音字，必然要多费精力和时间，加重学生的负担”。另一方面，支持汉字拉丁化的人也担心，如果允许汉字继续通用，必然妨碍拼音文字的推行，势必使新生的拼音文字处于汉字的包围之中，难于发展。在普及教育与发展文化的视野中，汉字与拼音文字如何自处？这恐怕是文字改革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改革中所遭遇到的最大的现实难题。 余论 新中国文字改革与近代文字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新中国文字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影响。当时在苏联语言学家马尔提出文字具有阶级性理论的影响下，瞿秋白和吴玉章等人从普及教育、革命文化大众化、汉语现代化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等方面论证汉字拉丁化的必要性。阶级革命的政治诉求形塑了共产党人的文字改革思想，这种政治理念反映在文字改革上就是要求中国语文的大众化。除了不再提汉字具有阶级性这一观点之外，后来主张汉字拼音化的言论大多继承了近代文字改革的思想资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推行的新文字冬学运动初步展现了新文字“学得快”的优势，这给新中国汉字拼音化改革言论提供了经验支撑。尽管这场运动被迫中断，但当事人大多认为这是当时经济和政治环境所造成的，并不是汉字拉丁化改革本身不可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少知识分子对文字改革的前途充满信心，“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中国已经解放，实现了多少年来人民所希望的统一，劳动人民已经做了国家的主人。阻碍文字改革的政治原因已经除去了。”由于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汉字拼音化改革进入了国家层面的议程。不过，和土耳其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字改革不同，对于中国而言，政治前提的改变并不是汉字拼音化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学者们对汉字的功用和价值有着不同的认识，汉字拼音化改革远没有达成集体共识，社会现实层面也存在着诸多障碍。从理论前提来看，汉字是否到了非拼音化不可的地步尚且存在着争议。现代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指出，古汉语（先秦至隋唐）是单音节语，到了晚唐以后，近代汉语词汇系统中产生了一大批新词语，双音节词逐渐增多，现代汉语中已是双音节词占据绝对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争论双方为了证明各自的主张，从不同方面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支撑理由，思维难免会陷入固定模式。反对者说汉语是单音节语，不适合使用拼音文字；而支持者则认为汉语是复音节语，拼音文字适合拼写汉语。有时，支持者表面上虽言之凿凿，但内心又不大认同。高名凯就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林汉达虽公开发表文章主张汉语是复音节的语言，但是私底下又认为按照汉语的规律来说，汉语是单音节的语言。为何有这样不统一的言行？因为支持者要使人相信汉语的特点不会妨害汉字改革，而不得不如此说，“因为人民需要复音节的语言，所以就得说汉语是复音节的语言”。文字改革理论建基于汉语是复音节语言的前提之上，认为汉字已经难以适应汉语的发展，需要进行拼音化改革。但是，汉字与汉语的矛盾是否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呢？连支持文字改革的倪海曙都承认，汉字的符号效能虽然比不上拼音文字，但它的文字性效能并不差，“汉字还不是一种糟到不可使用的文字。相反，由于语言长期受到文字的逆影响，汉字的书面语倒是特别适宜用汉字来表达的。文言文不必说，白话文也何尝不如此！毛泽东的著作、鲁迅的作品，如果用拼音文字拼写出来，效果是不会比汉字原文更好的”。由于服务于当时文字改革的“政治需要”，同时在这种线性的文字进化论思想影响下，文字改革者单一化的论证思维导致了汉字拼音化的基本理论存在着诸多缺陷。从社会现实来看，汉字拼音化的种种困难和弊端是文字改革者难以克服的。当然，党和政府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吴玉章、胡乔木等人虽支持汉字拼音化改革，但他们也认识到，人民群众缺乏拼音的习惯，文化传统阻碍大；方言复杂，普通话没有普及；汉语词汇中同音词比较多；文化遗产难以处理；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汉字拼音化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周恩来后来在一些公开场合也提到：“拉丁拼音，推行时遇到很大阻力，能否代替汉字还是个问题”。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亦不是政治权力所能极速改变的。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汉字拼音化运动是难以完成的历史任务，但自晚清以来，诸多知识分子为何一直执着于此，投入到文字改革的滚滚洪流之中？有论者说，这是中共和文字改革者想要消灭汉字，破坏传统文化。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1892年，清末“切音新字”的创制者卢戆章提倡切音字母时就说到，西方和日本因为使用拼音字母，文教大兴。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建基于“切音为字”，拼音文字易学易认，只有使用此种拼音文字，民众才能最快速度做到好学识理，“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六十年以后，新中国国家建设刚刚起步，胡愈之在与吴玉章讨论文字改革时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无过于提高工农政治、文化、技术水准，但要这样做，首先就得进行消灭文盲。而要消灭文盲，如果不依掌拼音字作武器是没有成功希望的”，“我们要是把文字改革工作拖延一年，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的文化技术水准的提高，也就要拖延一年，至少拖延半年。这还能再等待吗？”后人或可批评文字改革理论的偏狭性，甚至于否定汉字拼音化的主张，但我们不能否定的是，相隔六十年之久的文字改革话语中所蕴含的“智民强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是相通的。可以说，迫切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以来文字改革者投身这场运动最重要的动力。尽管1957年夏季的政治运动中断了文字改革的思想争鸣，但这场争论却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客观上使得政府和文字改革者进一步意识到汉字拼音化的方向并不是定论。当时叶籁士曾致函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征求他对文字改革的意见。茅盾虽然不反对汉字简化和汉字拼音化工作，但他对用拉丁字母拼音替代汉字的主张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复信中写道：“文字机械化，我是双手赞成的”，但是“此事亦不简单，个人用拼音字母的打字机做笔记等等，其事易为，倘要推广到社会上，比方说，公文、报章用拼音字母，则恐怕要很长时期的准备，或者要到我们子孙的手里才可以试行。而且我又有这样的设想：也许五十年后，由于科学进步，电子打字机普遍了，汉字不再是机械化的障碍，而由于教学法的改进，认写汉字也不像现在那样费时，那么，‘舆论’也许又变了方向，以为保存数千年的民族文字是必要的了。”时移势易，今天我们再来看茅盾的这段文字，不禁赞叹于他的远见。当然，茅盾所预想的前景之所以能够实现，不仅是由于汉字拼音化本身存在的理论争议和技术难题，也是得益于党和政府对汉字前途保持着理性的认知。作为对当时汉字拼音化改革问题质疑意见的回应，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就明确指出：“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正是中共这一理性开放的态度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调整文字改革方向奠定了基础。“文革”结束以后，中央高层对于文字改革的方向仍然存在着分歧。1980年代中后期，中央书记处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和文字改革的经验教训调整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方向，确定了汉字是国家的法定文字，汉语拼音只是作为学习汉字的拼音符号之用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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