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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科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前身。史整处着重搜集整理中华民国中央系统的档案，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史”（或“民国史”）至为重要。文章主要利用相关档案，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梳理史整处的来龙去脉，并力图展现“文革”前十七年间史整处关于民国史料整理编纂的构想与实际作为，冀能对我们认识十七年史学丰富与复杂的具体样态有所助益。 关键词：史整处；史料编纂；现代史研究 作者简介：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所研究员。 中科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以下简称“史整处”）于1951年2月1日正式成立，是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前身。史整处着重搜集整理中华民国中央系统的档案，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史”（或“民国史”）至为重要。 史整处之来龙去脉 南京国民政府所设国史馆保存有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时期一些机关的部分档案。南京解放后，中共为了将国民党政府遗留的各机关档案集中保管整理，在政务院驻宁办事处下设档案工作组，短时间内集中有60万卷档案，并着手整理。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理南京“国史馆”及国民党政府相关档案，周恩来提出交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管理。 中科院近代史所于1950年5月正式成立，是为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率先成立近代史所，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对近代史极为重视这一新趋向。近代史所所长为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范文澜。需指出的是，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初创阶段形成的重视档案史料之学术规范，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大陆学界仍得以继续潜移默化发挥作用。范文澜在延安撰写《中国近代史》，在资料方面难免因陋就简。但他深知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新兴学科，根基尚浅，须从收集整理史料着手奠定基础。他且告诫青年学人：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不易，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1949年北平解放，范氏率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前身）抵京，立即全力投入档案整理工作。此时由文管会交来大批档案，重约15吨。其内容自雍正朝直至北京解放前一年，而以北洋政府时期史料为最多。范氏将所有人员分为两组，亲自领导仅5人的“通史简编组”；而将主要力量组成15人的“近代史组”，由王可风负责，全力以赴整理近代史档案资料。此项档案整理工作至1950年8月中旬始告结束。 自当时的实际情形来看，由中科院近代史所来承担接收民国档案之任，可谓责无旁贷。范文澜派得力助手王可风主持接收工作，以唐彪任秘书，王可风夫人华明偕同。一行3人于1951年1月12日抵达南京赴任，23日接收国史馆，26日接收档案组，共接收两机关人员53人（原国史馆37人，档案组16人）；1月28日，成立由13人组成的临时行政委员会。2月1日正式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王可风任主任，以原国史馆作办公场所。史整处的任务是：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档案和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档案集中加以整理，“除提供现在人民政府各部门调用外，进一步将其中有用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用。所以承担着两重任务”。 范文澜对史整处颇为重视。1951年1月30日发去贺信：“……因为您们参加史料整理处的工作，给近代史研究所增加了新的巨大力量……”6月4日再度致信勉励史整处同仁：“……要有勇气丢掉自己身上的包袱，丢得愈彻底，身体愈轻松，脚步自然快起来。其方法是学习政治理论，提高认识水平……”范氏此信所针对的主要为史整处接收的原“国史馆”旧人。 作为中华民国陪都的重庆也保留有大量国民党政府的档案，1951年文化教育部要求近代史研究所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是年5月15日郭沫若致函文化教育委员会：“近代史研究所目前人力不够，尚不能立即派专人前去接收该项档案。”5月24日文委复函郭沫若：“……关于重庆所存伪国史馆及伪中央各机关的档案处理问题，本委前间指示，由你院近代史研究所派员接管统一整理在案。其后，复征得范文澜同志之同意，由近代史研究所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来负责这项工作。希即转告近代史研究所早日派定人员，着手进行。三、西南文教部所存伪教育部档案，仍暂存西南文教部，由近代史研究所统一处理，如中央教育部急需该项档案，可由该部征得该所同意后提取。”或因人力所限，设重庆史料整理处之事最终未果。 1952年6月27日，政务院向中国科学院发去公函，决定将存放于重庆之国民党政府档案全部运载南京史料处集中整理。接指示后，近代史所即派陈文起、李良才前往重庆了解档案保存情况。是年8月底9月初，王可风、华明、李佳、李鹤年4人前往重庆，办理接收起运事宜。年底完成在重庆和成都的档案接收工作。随后，王可风遵照近代史所指示将昆明所存旧档案一并接收。昆明存旧档包括国民党政府外交特派员公署档案、部分清末民初档案，国民党政府公路总局档案、民国时期各省与云南来往电报及抗战前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和云南来往的电报。1953年1月15日，王可风一行历尽艰辛将档案运回南京。 当时各省仍存有不少国民党政府中央系统档案，史整处主任王可风提出对这些档案也应加紧组织清理，并强调凡属于国民党政府中央系统的档案、有关全国性重大事件的卷宗，以及重要革命历史文献，有关国家对外关系的卷宗，均应交由史整处统一保存。 史整处以处务会议为决策机构，由正、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办公室及各业务组负责人为主要组成人员，每月开会一次。史整处内部组织，在处主任之下，分设秘书室、档案整理组、档案保管组和史料编辑组。1956年增设办公室；原秘书室改为秘书组，并增设人事、事务两组，同由办公室领导。史料组扩充为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编辑组，其下分设资料汇编组、大事月表组和缮印组，并配合各组工作需要，设置图书委员会。 作为中科院近代史所在南京的分支机构，史整处成立之初，其行政和业务工作均由近代史研究所直接领导，党务工作则委托江苏省委代管。1958年6月，中科院江苏分院成立，史整处的人员编制、经费开支等改由中科院拨交、中科院江苏分院具体管理。但因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于1958年后实质上划归中宣部直接领导，“经费亦由国家计委直接供给”，史整处作为社会科学单位，在中科院内反而显得独特。1961年7月中旬，中科院党组召开京外各分院党组负责人研究整编问题会议，中科院计划局向中科院江苏分院出席会议的领导提出：史整处“应同近代史所一并划归社会科学学部，其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亦应改归近代史研究所报归社会科学学部管理，但目前因各所经费已定，更改不便，故史料整理处的经费到今年年底前为止仍由江苏分院拨给，从明年起另由近代史所报请学部供给”。史整处负责人王可风表示同意，并向中科院提交报告。1961年9月1日，中科院计划局批复曰：“院同意来函意见，自今年起将南京史料整理处的人员编制和经费领报关系划交学部归口，作近代史所的报销单位。院已将史料处61年经费，指标通过财政部划入学部预算。”此后史整处与近代史所的隶属关系得以强化，相互联系更为密切。 史整处的人员编制变化较大。1951年末史整处共有57人，1954年仅53人，1955年末62人，1956年急增至111人，1958年末为118人。1960年6月达到131人。此后因大跃进带来的弊端显现，中央提出精简人员，史整处人员精简亦纳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近代史所的精简规划之中。1961年史整处第一次精简14人，其中有见习员2人，技术员2人，技佐1人，临时工7人。精简后总人数仍有117人。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将史整处编制定为105人，因期间调进4人，则还需进一步精简16人。至1962年2月又精简12人（调动工作3人，退休6人，退职1人。解雇临时工1人，贪污分子离开机关1人），实际人数为109人。确定精简人员强调政治标准，也根据其业务能力表现。“对所须处理人员事先做到逐个过堂，摸清思想。”处理时也不失人情味。有一人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留机关监督使用”，在清理之列，但因其家族负担过重，有10个孩子，“仅靠其本人及大女儿补贴部分生活，如马上离开机关，生活上困难较大”，因此史整处“积极设法与有关农场等单位联系，尽量争取下放农场，解决其部分生活”。至1963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确定史整处编制人数为102人，并要求史整处于6月15日前完成精简职工之任务。在强调精简的同时，史整处1963-1972年计划中提出，“做好工作必须有相应的干部”，因此每年应增加4-6人，10年间约增40-60人。 史整处在业务工作上需遵循国家档案局的统一部署。1963年国家档案局要求史整处制定十年工作规划，史整处要求近代史所提供研究所的整体规划，并请所领导“对处里的规划如何与所里的要求结合起来，给我们以具体指示，使我们有所遵循”。 1960年开始，史整处还与南京大学共同合办档案专业，计划培养50名档案专业人员。由史整处人员教授中国档案史、中国近代文书学史、档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课程，南京大学历史系负责政治、语文等课程。 早在1957年，史整处就有筹建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之议，但一直未有实际举措。1963年7月30日，近代史所致函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提出：南京史料整理处“的最大量工作是档案收集整理工作，实际上是档案馆的性质。为了加强这项工作，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划归国家档案局领导更合适的。经与国家档案局负责同志讨论，他们很乐于接收”。8月7日，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复函表示同意，“俟国务院批准后，即可与国家档案局协商办理移交”。8月15日，近代史所致函国家档案局，请派人共同协商办理移交事宜。但因史整处此时正展开五反运动，又要评定工资，乃提出将移交时间延至年底。1964年1月，近代史所向国家档案局移交史整处的财产目录、干部名册及其他相关资料。但这种财务关系的移交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至1964年2月26日，史整处还给近代史所及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出：史整处已确定改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对外开放，需布置一间接待室，换一套布面做两套布沙发套，共需人民币300元。请学部和近代史所拨付。1964年3月27日，南京史料整理处正式划归国家档案局，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64年更名第二历史档案馆后，除党的关系在江苏省外，其他由国家档案局直接领导。“文革”开始后，1967年5月27日，中央决定对该馆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春由江苏省公检法军管会“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接管，组织了700余人对保存的“敌伪”档案集中进行清理，按姓名笔划将敌伪人员编制成了10万多张人头卡片。全国敌伪人员只要在案，均能快捷查找其材料。1968-1969年每天都接待了成百上千的外调人员，“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现因无产阶级专政，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年拨乱反正，则认为在清档中“大搞清查叛徒、特务投敌变节分子，共发出了一万九千多份材料，其中许多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定了性，造成了严重后果。” 1973年7月江苏省“清档办公室”撤销，同时宣布撤销军管，恢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名，改由江苏省公安局代管。这十年间该馆的一切行政业务经费仍由中央办公厅管理处供给。经“文革”折腾，二史馆人员变动相当大，元气大伤。1964年二史馆经国家计委批准，人员编制为105名，“文革”前实有94人，其中不少为高校历史系和档案系毕业的青年学生，具备一定的业务素质。“文革”中因极左泛滥，在江苏省清档办公室接管二史馆之后，其有关负责人唐斌初（军代表）、石明灿（军代表）等人，以“下放”、“藏干于民”为名，将66名业务人员排斥出机关。原负责人王可风被长期挂名干校，在家住闲无人过问，唐彪等人被下放农村插队。二史馆的科研队伍被取消，其档案整理和史料编纂工作也被迫中止。清档办公室则调来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行政事务人员，号称“新生力量”。有领导将“文革”前编辑的史料汇编斥之为“封资修黑货”，1973年秋施宣岺提出编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动党派社团的资料，又被扣上“复辟回潮”的帽子，史料汇编组无形被撤销。领导者说“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不是搞历史研究，什么专业不专业，只要有眼睛鼻子，就能做好档案工作。”陈济民来馆主持工作后，提出在二史馆工作“只要不失火就行了”、“编什么‘民国史’，为国民党反动派树大碑立传，咱们不干。”当时凡各大学历史系老师来馆要求利用档案编写教材及进行科研，则以“保密”为名不予接待。 “文革”结束后，各单位的管理亦需回归正轨。二史馆可谓百废待举。1977年10月5日，国家档案馆向汪东兴等人提交报告：“考虑到该馆保管的档案是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档案，它对全国都有使用价值。鉴于东北档案馆交给辽宁省管理以后档案被分散的教训，我们考虑：是否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仍交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管理（经费供给亦移交他们），或者暂时维持现状，待国家档案管理体制确定以后再作处理。”对此报告，汪东兴批复为：“请方毅同志阅批，我意移交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宜。汪东兴。十月八日”。方毅批复为：“中国科学院前已一分为二，一为中国科学院（管自然科学的），一为社会科学院（管社会科学的），由林修德同志负责。建议此件批转社会科学院办。方毅十月十二。”接到批示后，近代史所于12月1日派刘桂五、史洛明、韩信夫3人前往南京，了解该馆十年来工作情况，商谈移交事宜。 1978年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提交《关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工作情况和请示报告》，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人均作出圈阅批示，同意二史馆改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3月28日，近代史所派曲跻武、史洛明、朱信泉三人前往南京办理交接事宜。3月31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联系在二史馆传达和贯彻执行“中央批件”的问题。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白林传达省委在收到“中央批件”后贯彻执行的情况。4月4日在二史馆全体人员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批件”，白林代表江苏省委宣布二史馆今后改由省委宣传部代管，并宣布新馆长李昌文到职。有意思的是，江苏省委已于3月24日任命李昌文为二史馆馆长兼党组书记，“中央批件”亦建议馆长由省委“推荐”。但既然改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则李昌文及其他处室负责人仍需“报近代史所批准任命”。按照“中央批件”，二史馆“科研业务规划、行政经费、干部编制调动，归近代史研究所管；党的关系，干部的经常政治思想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归江苏省委宣传部代管。”当时由中央部门和省委双重领导的单位一般作法是：科处级以上干部调任归主管单位，科处级以下干部调任归地方。近代史所方面提出：行政干部按上项办法分管。编辑工作人员凡属正式编辑以上人员的调任，仍归近代史所管。但这种双重管理具体操作上并不容易。二史馆方面提出：“在干部管理上，从馆长以至一般工作人员，都由所里管，事实上不便于管理。为了便于省委对我馆干部有所了解和加强教育管理，有利于工作，因此，我们建议，今后我馆干部的管理问题，馆长配备由所里商得省委同意后，由所里任免；处以下干部则由省委组织部管理。按照干部分级管理的原则，处一级干部，由省委组织部任免，报所里备案，一般干部则由省人事局调配。”如此一来，“中央批件”赋予近代史所对二史馆的人事权事实上被虚化。 1978年改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后，二史馆分批调回被下放的专业人员28人，恢复史料编辑部并开展史料编纂工作。根据近代史所的要求，拟订今后史料编辑专题，首先决定集中力量修订“五四运动”专题史料。 检视史整处与近代史所的分合历程，不难看出地理距离是其中颇为关键的因素。因地理距离导致隶属关系较为松散，双重领导体制更进一步弱化了近代史所对史整处的实际领导作用之发挥。但地理距离并非唯一原因，甚或并非首要原因，可以作为对照的是，考古所在全国各地的派出工作站就不存在分离的问题。窃以为，“十七年”间近代史所的实际研究重点在晚清，史整处的史料整理工作重心在民国，相互之间本就缺乏交集，存在独立性，彼此并非不可或缺。 史料编纂与“现代史”研究 南京史料整理处搜集整理1912-1949年间中央政权的档案，数量极为丰富，零乱和损坏的情形也颇为惊人。史整处成立之初接收档案近80万卷，此后连年不断接收，至1957年达150万卷，1958年大跃进中又大量接收。仅1958年“接收整理的档案就为1954-1957年的一倍，编制的各种分类卡片有23万多张……干部人数比原来增加了二倍。新建了四千平方米的一幢库房。”但空前的跃进导致“有些卷的整理质量不高。”1961年开始着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着力提高档案整理质量。1962年12月，南京史料整理处通过报请国家档案局批转各地有关部门，收集国民党旧政权中央系统各机关档案，共接收档案19起，共388箱，923卷，5尺，16麻袋，统一折合约5万卷。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12年间史整处从南京、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昆明、广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完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约220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 这些档案的使用更多服务于现实政治。1951年成立至1957年，在档案使用上以政治运动使用数量最多，达38507人次。王可风在1959年总结：史整处档案“以前大都是为巩固人民的政权查找使用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共有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五个单位查找到了他们所要了解的材料。”具体说来，肃反运动中，各机关使用这些档案清理不少反革命案件；反右斗争中，利用这些档案“有力地打击了右派分子”；在审干工作中，利用这些档案“弄清很多干部历史问题”；修淮河和根治黄河利用了其中的水文资料；西藏叛乱问题发生后，整理出60万字的相关资料“以打击西藏上层叛乱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为解决中缅、中印等边界问题，这里也提供不少有用的资料，以便解决国际争端。1959年史整处共接待全国各地3493个单位8424人次使用档案资料，其中属于政治斗争方面的3332个单位，调阅档案10214号，有899个单位查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属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61个单位，计3754人次，调阅档案2890号。1962年共接待外来356个单位、842人次使用档案，其中属于科研者有77个单位、462人次。1978年后，为“平反”而来查档者颇多。是年查档共848个单位，为复查政治经历、落实政策者798个单位。 王可风在档案整理编纂上颇为倚重原国史馆旧人刘起釪。刘早年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南京中央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为顾颉刚弟子。1947年入国史馆任助修、协修。新中国成立后刘氏亦转入史整处，先后任档案整理组长、资料汇编组长。他主持整理三百多个单位的历史档案，编目四百余册，选编史料汇编三千多万字，每年年终总结均以第一名被表扬，1956年受中国科学院奖金。1957年10月史整处编著的《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曾组织一个工作小组，由王可风、何晋琮、刘起釪、李佳、刘济生、蒋养和、戴舜年7人参加，“其中李佳、刘济生、蒋养和负责酝酿讨论，组织座谈，刘起釪写了初稿的大部分，何晋琮、戴舜年制作图表，王可风写了初稿的一部分。”此书编著者署名虽为“王可风 何晋琮 刘起釪 李佳 刘济生 蒋养和 戴舜年”，实则主要由刘起釪撰写而成。1957年史整处着手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工作，由刘起釪、王涛带领10人进行。刘起釪还负责《中国近代政府机关组织资料搜集》集体项目、个人承担《有关近代中国少数民族史事的研究》。1962年史整处着手编纂专题史料，其中《北洋军阀追随武装干涉苏联》《蒋美勾结》《北洋时期的华工问题》《国民党反动史及美蒋勾结史资料》，均由刘起釪负责。此外史整处组织编纂《北洋政府职官表》，由王可风、刘起釪、王涛负责；整理《民国史料长编》，由刘起釪、王涛负责；绘制红军地图集，由刘起釪、王涛、丁思泽负责。在史料整理编纂中，刘氏发挥着颇为关键的作用。 史整处的档案集中于中华民国时段，大体相当于当时学界所界定的“中国现代史”。依叙述主体不同，“现代史”又体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民国史”两个面相。 中共史学历来推重致用，厚今薄古，“中国现代史”因与当下现实密切相关，自然备受重视。1953年刘大年在苏联所作报告即强调，今后“特别是要研究近三十年的历史”。中科院近代史所自成立之初，所长范文澜就有加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考量和具体布置。1951年9月，范文澜在近代史所研究工作会议上提出以编写“中国近三十年史”为主要任务。 范文澜所强调的“三十年史”，虽然也兼顾民国政府的重要事件，但无疑还是以中共为中心，更接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而史整处的档案资料，则更多适用于研究“民国史”。其在整理这些档案时，虽然也区分标明为“革命史料”、“反革命史料”、“阶级史料”、“国际史料”、“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运动史料”，然而事实上这些档案“大都是反动政府历年统治、压迫、剥削人民所形成起来的档案，……在此情况下，如何正确地利用这些反动资料来揭露反动政府的罪恶编出人民的历史，教育人民，使在工作中尽量不犯或少犯错误，则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显得尤为重要。”编纂这些档案资料“应该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的选材是从旧政权档案中选取的，正为此，要用旧政权档案来反击敌人，而立场就非常重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才不会在选出的材料中犯政治性错误，编出的材料才符合人民性，也不致受旧政权档案的影响而迷失方向。” 在十七年间，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民革命斗争史，统治阶级的历史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但修前朝史在中国亦有悠久传统。因而在1956年制订的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民国史被列为“史学著作”中的重点项目。1958年翦伯赞提出：“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民国史，建议国家档案局提前整理民国时代的档案。” 但在当时的语境下，研究民国史并非易事。因史学研究中的“阶级观点”日趋强化，极端表现便是将统治阶级从历史中驱除出去。但抹除统治阶级的历史，则不见了革命的对象，革命史又如何能讲清？刘大年与田家英讨论后认为：“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与反动统治表现了历史运动两个方向的对立，并非表现历史分成了对立的两块，彼此无关。两个对立方向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面。没有反对革命的一面，就没有革命的一面。我们不能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 统治者的历史不能抹除，这在今天看来似已成常识，但在十七年的语境下却是难题。毋庸讳言，如何对待作为统治者的民国政府和国民党，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史研究发展的症结之一。与撰写“民国史”相比，整理编纂民国档案资料自然少一些敏感。这些档案虽然以国民党政府为主体，但“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行政院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措施，都从这里决策；在国民党财政部经济部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向人民搜刮，以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畸形发展；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文化特务如何绞杀进步文化。其他如资源委员会和善后救济总署的档案，都有大量的经济资料和蒋美勾结的资料。”而且“由于反动政权的反共反人民，所以从旧政权的档案中也可以看人民的革命活动”。史整处在1951-1956年上半年，曾组织少数人力，从重要档案中进行史料选择工作。不过“当时如何配合历史三所和各方面科学研究工作方针任务不明确，所以仅是根据一个机关的部分档案逐一的阅读选择，这样五年多来也选录了一些材料，根据资料的性质，分别归并成专题，如蒋美勾结史料，新军阀混战史料，官僚资本迫害民族资本主义的史料，蒋介石政府镇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史料，计有20个题目，约有1200万字。这些材料都曾整理抄写打印出来，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供研究工作同志参考使用。” 对史整处之档案编纂起关键推动作用者为田家英。田家英与近代史所颇有渊源。范文澜1940年在延安开始撰著《中国通史简编》，田家英即帮助查书；田氏1950年被中科院聘为近代史学科专门委员，1955年11月被推举为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与范文澜、刘大年等人关系较为密切。他一直有志于研究中国现代史，因其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当时被视为“现代史”研究的权威。1955年，田家英着手党史编写工作，毛泽东指示，他“在党史外，还要编一本《资治通鉴》式的史料和公布我、友、敌三方面的文件资料。”田家英致电范文澜，要求近代史所去两个人参加整编档案工作。范同意由王可风参加此项工作，“他至少在敌的方面资料比较熟悉，参加这个工作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并向刘大年提议，“是否由所写信去催王可风同志从速交代给唐彪同志，早点来京。” 据刘大年日记载，1956年5月18日晚七点半，他与王可风往南海“静谷”访田家英，商量整理搜集现代史资料事。田家英提出第一步先作两件事：（一）编大事月表，不厌其详；（二）编文件（资料）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编出《资治通鉴》式的材料书，逐年编写，每年选几件主要的事为中心来叙述，混编年纪事为一。田家英的规划，无疑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 1956年7月，王可风即根据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及近代史所的指示，在史整处成立“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组”。1957年1月底，王可风自北京返南京，向史整处进一步传达田家英和近代史所关于搜集现代政治史资料、编写大事月表的指示。史整处同仁很受鼓舞，迅速进行讨论布置，1957年2月即着手从北洋政府档案中选择1919-1927年的资料1700余篇，按问题分别编排装订成册。3月起开始就国民党各机关档案选择1927-1937年的史料，分专题进行搜集，题目分别为：“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的反动政策法令；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官僚资本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的迫害；蒋政权和帝国主义勾结关系；反动派镇压群众爱国运动；国民党对苏区的围攻。”每一专题资料10-15万字。同时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外交、国际、群众运动、其他共计8个栏目，以日系事编写大事月表。 此外，另有一项编写“现代史”的任务也落在田家英身上。1955年7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郭沫若提出，请他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1956年2月8日拟出《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计划草案》，确定全书范围是从远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提出由全国史学家36人组成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以郭沫若为召集人，负责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确定近代现代组由范文澜负责召集。1957年初，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进行分工，明确《中国史稿》共分五册，第四册近代部分由刘大年负责，第五册现代部分（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田家英主持编写。 田家英编写党史，并奉毛泽东之命整理“《资治通鉴》式的史料和公布我、友、敌三方面的文件资料”，以及编写《中国史稿》第五册，在资料方面均相当程度上需依赖史整处的档案。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史整处档案资料的编纂工作进展颇速。至1958年9月，“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300万字完成修定、编排工作；并编纂“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集”600万字。还编纂“五四运动史料120万字”，中蒙边境史料10万字，十月革命前中国与帝俄关系史料35万字。1958年“史学革命”兴起，“厚今薄古”蔚成风气，“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被提到无以复加。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整处编纂的这些资料“给正感资料恐慌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以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这些资料虽还有不少缺点，但却不失是一部研究近代和现代史的珍贵史料”。不过由于“每一件选材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甚至一个标题，一个字，都有政治性。”编纂者不免有如履薄冰之感。 另外，《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从1956年开始，至1959年9月完成了报刊资料的编写计约520万字。编写组又花费半年时间，对已编写的大事月表补充档案资料200余万字。其选材经验为：“从报刊上选材应该注意从历史事实的重大矛盾处着眼，如帝国主义及反动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蒋介石系、胡汉民系、汪精卫系的矛盾等等，抓住矛盾，然后再根据历史发展线索选材。”“要以历史事实的叙述通过体例将其本质反映出来。” 1958年“大跃进”热潮中，史整处的现代史资料编纂工作规划亦不断加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4辑原计划1962年完成；此时提出跃进计划，由原1500万字跃进为2000万字。原计划1962年完成编写《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计划提前两年于1960年底全部完成，且增加100万字。大事月表组提出，“在政治斗争和工作、生活实践中进行自我改造，保证一年内全组同志成为左派，三年内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达到共产党员水平”。十七年各项工作均强调计划性。史整处更“向来是按计划办事的。年有年的计划，季有季的计划，月有月的计划”。但大跃进中的计划往往不切实际，难以落实，如1959年“档案整理组的计划修改了三次，实际上是调低了三次”。 这种跃进狂热到1960年底已然渐趋冷静。史整处在1961年的计划中坦言：前两年的跃进“在有些工作中出现了浮夸和片面追求数量放松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不高等的偏向。”但仍然提出：1961年要“在厚今薄古的方针下，在史料编辑工作方面全年计划完成5-10个专题史料。编辑国民党时期、北洋军阀时期档案资料选集110-140万字”。尤其强调要“加强政治挂帅……彻底批判和纠正重业务轻政治的思想和倾向”；同时又提出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至少5/6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强调“政治挂帅”，批判“重业务轻政治”，这是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语言。但1961年政治层面重在纠正大跃进的偏颇，史整处提出要保证科研人员的业务工作时间，各项举措相对务实。是年3个业务组全年写出了24篇文章，举行三次学术报告会，并选出文章参与南京史学会在南京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活动，及全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史学会在武昌联合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报告会。史整处还承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档案史、历史档案的整理与编目、史料介绍和史料学等专门化课程之任。 史整处所编纂的档案史料卷帙浩繁，至1962年《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4辑达2100余万字；专题档案史料30余种，约500余万字，《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800余万字。这些资料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现代史”的教学、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这些资料仅油印若干份分送上级审查和有关方面参考使用提意见，因为油印份数太少，不能适应客观需要。1962年3月，王可风致函近代史所领导黎澍、刘大年、张维汉，尤急切于档案史料之出版问题。 1962年9月，史整处制订1963-1972年十年规划特别强调：“解放以后其他方面虽然出版了一些历史资料，但辛亥革命以后的史料出版的却很少，可以说尚是一个空白点。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号召要研究近现代史、党史、革命史，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用以教育广大人民，发扬革命传统，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研究的成果和写出的书还很少，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史料出版的少。我处所保存的档案资料，正是这方面需用的材料，而且是第一手材料，能早日出版，提供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对历史研究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出版档案资料是需要慎重的，据悉现在台湾蒋匪帮还正在组织人进行清末和北洋政府档案资料的编辑出版。他们尚且如此，我们更应该早日编辑出版，以揭露反动统治的罪恶。” 出版的理由不可谓不充分，近代史所对此亦颇为重视，在《关于出版中国近代史档案史料的意见》中特别强调：“中国近百年历史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发展起来的，研究中国近代史既需注意革命史料说明革命斗争的经过，也须利用反革命的史料揭露反动统治的种种罪恶。这样才能全面的正确的反映社会历史事实，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旧政权档案是揭露反动统治黑暗内幕最好的资料。”1963年近代史所对史整处的档案资料的出版亦作了规划，史整处的人颇受鼓舞。但这些资料仍具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且随着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出版之事未能如愿。 田家英一方面督促史整处编纂现代政治史档案，同时组织十余人的写作班子。但随着“文革”爆发，终未成书，稿子也散落不知去向。据刘大年回忆：史整处编纂的“《现代政治史资料选辑》若干辑（按：实际编印成册的为《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4辑），家英也有一套。他很珍视这套资料，并颇有兴致地翻阅了一部分资料；在重订《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一书时还使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他对第二档案馆编辑这套资料的工作，甚为称赞。” 近代史研究所独自承担浩繁的中华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整理任务，各高校不无嫉妒之心。何遂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发言： 我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及西安师范学院等处，听到这样一条意见：即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中了数量可观的材料，但缺乏人去整理，而各地大学历史系有人也较有时间，就是缺乏材料，这个矛盾需要解决。希望能把材料按地区分下去，大家来整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 这一建议在当时并不现实，将档案整理的权责均归于近代史所是当政者的初衷，亦符合当时权力集中的大势；且平心而论，统一整理的方式自有其优势，避免了高校各自为政可能造成资料难以完整保管及充分利用。事实上，这些档案资料历经文革之劫难仍然完好，端有赖于这一集中保存、整理的模式。 “文革”前十七年，学界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不能说未予重视，然其成效欠佳亦为不争的事实。皆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氛围中，历史研究侧重于追溯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系谱，并为意识形态建设添砖加瓦。在这种语境中，对“现代史”时段的历史主角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展开研究尚有诸多窒碍。南京史料整理处着力搜集、整理编纂中华民国档案史料，事实上成为十七年间推进“中国现代史”研究之最有力者。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