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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黄侃；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史料派；史观派；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在近现代学术史上都是有重要贡献及影响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面貌，对说明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异彩纷呈，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三人都出身北京大学国文门，都曾是章太炎大弟子黄侃的高足，早年有大致相类的学术根基，然离开北京大学后却走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立者和终身所长，强调发现新史料、整理史料对史学的根本意义。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强调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价值。金毓黻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多年，并一度出任史学系主任，与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者能够相互尊重、异中求同。他们三人都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过，傅斯年还担任过北京大学代校长。傅、范、金三人的学术风采，恰代表了三种学术趋向，从他们的师承以及彼此的交往中论析其学术人生，不仅有益于深化和丰富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而且对从比较的视角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图景，亦有重要意义。 一、曾同为“黄门侍郎”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当时就有人把与黄侃亲近、受黄侃赏识的学子称作“黄门侍郎”。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被列为“黄门侍郎”。他们均是1913年入北京大学，不过傅斯年、范文澜上的是预科，金毓黻读的是本科。在北京大学期间，他们彼此熟悉，应是有所交往的。傅斯年与范文澜是同级的预科同学，互相知晓自不待言，他们与同年进入北大的金毓黻虽非同级，然由于当时学生数量较少，预科、本科同学都认识亦是可以推想得到的。这一点，从后来出版的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基本能够得到证实。论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间，傅斯年学习六年，时间最长：他1913年至1916年读预科，1916年至1919年读本科。范文澜次之，学习四年：他1913至1914年读预科，1914年至1917年读本科。金毓黻最短，学习三年：即1913年至1916年读本科。论年龄，金最长，出生于1887年；范次之，出生于1893年；傅最小，出生于1896年。黄侃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门(后改中国文学系)的时间是1914年秋至1919年秋，所授课程有《文心雕龙》、中国文学史、词章学、文字学等。三人均亲炙过黄侃学术，且因文史功底深厚和学术成绩优异，为黄侃所垂青和喜爱。 黄侃1907年在日本留学时与章太炎相识，执贽拜太炎为师，其学问和天赋得到章太炎的欣赏。在章太炎的众多弟子中，黄侃不是年纪最长的，却是最为太炎所称赞的。章太炎《自定年谱》提到的有成就之弟子，第一个就是黄侃，其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章氏晚年曾借太平天国封号戏言学有所成的弟子，黄侃被封为天王。1913年后，太炎弟子陆续进入北大，其地位逐步取代严复时代的旧学者。黄侃1914年到北大任教也是缘于最先进入北大的太炎弟子的推荐。但在北大的太炎弟子，也不是铁板一块。沈尹默说，“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皆以为然。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黄侃在北大，虽然代表比较守旧的一派，但影响似乎还很大。冯友兰说：“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关于“黄调”，也有人称作“黄腔”。据刘赜回忆，黄侃“喜入酒家饮啖，醉则吟讽篇章，以次命和。其读悉准《广韵》，不差厘黍。门人咸效其声，闻者谓之黄腔。” 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这是得到学术界认可的。但二人的具体交谊，无论从傅斯年方面，还是从黄侃方面，目前所知的材料，均较缺乏；更多的是在傅氏去世后，他人在回忆傅斯年时说到的。如罗家伦说：“当时的真正的国学大师如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毛准说：“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顾颉刚也持这个观点：“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这些回忆，立意在于说明傅斯年旧学根底深厚而又没有走旧学路径，特别是前二者，褒扬傅氏的色彩较为明显。也有从贬抑傅氏的角度来写这一点的，如周作人说：“在五四前一年，傅斯年罗家伦响应《新青年》，发起《新潮》月刊，请学校援助。罗是北大英文系学生，傅则是中文系，是黄季刚的高足之人，那时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便很怀疑，曾对人说道，他们不会是来做间谍的么？”。上述说法，虽都是间接资料，但可信性比较大。因为罗家伦、毛准、顾颉刚都是傅斯年的同级同学，顾颉刚与傅斯年还曾同住一室，他们之间彼此相知很深。周作人虽是老师，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与傅斯年有较多的合作与交往。抗日战争期间，周作人投靠日本人，民族气节为人不齿。傅斯年于抗战胜利后作为北京大学代校长，曾对这类人进行严词斥责，并坚决拒绝他们留在北大，因此两人之间存有个人怨恨。周作人写该文是在傅斯年去世后，此时傅氏为大陆挞伐之人，黄侃又是被否定的守旧派学者。从这种情况看，他所写傅斯年是“黄季刚的高足之人”决不是为了抬高他，而是一种实在的说法。虽然如此，但缺少直接的材料，终究是一种遗憾。 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与同学联络、要求学校更换讲授《文心雕龙》的朱蓬仙教授之事有二人提到过，一位是罗家伦，一位是王利器。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讲完这件事后，说：“我那年不曾选这样功课，可是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退出来以后个个大笑，我也帮了大笑。”由这句话可见，罗家伦亲眼见证了这件事。王利器作为晚辈，记述这件事则直接听自傅斯年之口： 傅先生说：“当年我在北大念书时，听朱蓬仙讲《文心雕龙》。……大家不满意，有些地方讲错了，有些地方又讲不到。我和罗家伦、顾颉刚等同学商量，准备向蔡孑民校长上书，请求撤换朱蓬仙。于是我们就上书了。大家又商量蔡校长必然要清问此事，我们得准备准备。果然，没两天，蔡校长把我们找去了，听取大家意见。我们就分别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一申说。蔡校长听了之后，向我们说：‘你们回去，此事学校会妥善安排的。’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 王利器的记述提到接替朱蓬仙的是黄侃，这是罗家伦的回忆所没有的信息。这样，黄侃的名字就在傅斯年的口述中出现了。然而罗家伦的回忆及王利器对傅斯年的口述记录都难免有误差，如说“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就很不符合实际，傅斯年是否是这样说的，令人质疑。因此，这两条材料仍不具备第一手资料的特点。 现存的傅斯年书信，有一封1932年傅斯年致黄侃的信，可谓是直接反映傅斯年与黄侃关系的材料，内容如下： 季刚先生赐鉴： 别来一纪，每于友人同学处藉闻先生兴居佳胜，为慰！此次驾来北平，斯年疏忙，尚未走谒，歉甚！日前朱、陆二君来，询海源阁藏抄本《经典释文》事，适书不在手，仅以斯年所见托其转达。昨日强书贾将末册送来，然后知此书实如初料所及，甚无谓也。先是见第一本时，按其行款，知非影写(七行，行廿字。文有落字，迳于旁添之)；论其纸质，知非叶抄(开化纸)；以之与通志堂及卢本一勘，固远胜通志堂本。然以卢书所谓宋本、旧本者，皆不尽合，料其最多是从叶本辗转抄来，且未精校者也。昨见末本，更觉显然。此与顾千里固毫无关系也。匆匆将末二叶蓝印，奉呈先生一看(其初卷系上星期影下者)(共五叶)，并请阅后寄王献唐先生，以了此一公案，为感。专此。敬叩道安！再，首末二册已由书店取回，如先生愿看，当介绍。 学生傅斯年敬上 （1932年）四月二十九日 黄侃的日记也是第一手资料。黄侃的日记极其简单，一般只记事目。傅斯年致黄侃信中提到的事，在《黄侃日记》里有所反映。黄侃1932年4月24日日记云：“献唐来信，讬往傅生处看叶钞经典释文，令陆、朱二生代行，夜复献唐信。”此处“傅生”即是指的傅斯年。傅斯年为此还于5月6日给王献唐写了信。黄侃将傅斯年称为“傅生”，说明他把傅斯年当成自己的门人。 傅斯年致黄侃、王献唐的信及《黄侃日记》的记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1、黄侃与傅斯年曾非常熟稔。他派自己的傅斯年并不认识的门生访问离别多年、此时已很有地位的傅斯年，连介绍性的书信都不写。2、脾气既坏又怪的黄侃没有因为傅斯年转向新文化派、与胡适同道而与傅斯年绝交。3、傅斯年对黄侃仍以先生敬称，对黄氏托付的事情极其认真地办理。4、傅斯年与黄侃平常很少来往。“别来一纪”，一纪是十二年，自傅氏毕业于北京大学到写这封信，十二年多，说成整数就是一纪，说明二人自北大分别后未再见面。黄侃1932年春在北平的这段时间的日记保存下来了，他自题为“避寇日记”。“避寇日记”除在这一处提到傅斯年外，没有再出现傅斯年的名字。 黄侃自1928年始，主要的时间是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直到1935年10月去世，而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12月自上海迁至南京。在他们同处一个城市的几个月里，《黄侃日记》中没有出现傅斯年的名字，说明他们这期间没有交往。黄侃逝世后，众多人送了挽联，但未见傅斯年给黄侃写挽联。1936年10月25日，黄侃逝世周年公祭在黄侃故居量守庐举行，黄侃门人三十多人参加，但傅斯年没有出席。由此可见，傅斯年虽是黄侃在北大任教时非常优秀的学生，也受到过黄侃的器重，但毕业之后，特别是留学归来创办历史语言所之后，他与黄侃无论在学术主张还是在个人交往方面，都有意识地保持了距离。傅斯年有激烈批评章太炎的言论，但对黄侃本人他却不作任何评论，既没有称赞，也没有贬抑。这说明，好发议论且有着学术霸气的傅斯年，对黄侃学术采取的是避而不谈、敬而远之的态度。 范文澜与黄侃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联系，他的早期学术生活是以发展黄侃学术为帜志的。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为学生列出要研读的文论名著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并指出“《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所依据的课本就是他编的《文心雕龙讲疏》。在该书《序》中，范文澜特别提到黄侃对他的教益：“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梁启超当时也在南开大学讲课，他对《文心雕龙讲疏》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文心雕龙讲疏》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内中征引和发挥黄侃的议论甚多，且凡引用黄侃的话，均称“黄先生曰”。据统计，“仅《原道》、《征圣》二篇，注解中引‘黄先生曰’者多达十处，……其余各篇的注和述评，引用黄侃的议论多类此。又有大段引黄氏《诗品讲疏》以作参考者。”其后，范文澜又在《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详加考校，撰成《文心雕龙注》，《例言》有云：“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著其姓字，以识不忘。”此书三册，上册是本文的集校，中、下册是注释。上、中册出版于1929年，下册出版于1932年。1936年开明书店合并出版。《黄侃日记》1931年3月7日提到范文澜，说“焯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这说明，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版后，寄给过他的老师黄侃。 范文澜早期的经学观点，倾向古文经学。他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他全面论述经学的著作，其中引用刘师培、陈汉章、章太炎、黄侃的观点甚多。有一节直接采自黄侃的文章，即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三传平议”，下署名黄季刚先生。书中出现“黄先生曰”多次，此黄先生系指黄侃，有时直写为“黄师季刚”。从这样的称呼中可以看出，早年的范文澜，以师从黄侃为骄傲，明确地擎起学术家派的旗帜。1940年他到延安后回顾自己的历史，颇有检讨意味地说：“我那时候深信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 范文澜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世界观、史学观均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于这年的秋天在延安中央党校发表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莅临听讲。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经学进行清算，对他此前所尊崇的章太炎、刘师培均有批评。1963年，他为《红旗》等单位又作过经学问题的演讲，形成《经学讲演录》，该文最后仍然批评了章太炎。但两次讲演都对黄侃只字未提。转变之后的范文澜虽然不愿回首自己的过去，也不再说起自己与黄侃的关系，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甚至有意识地与“旧我”决裂，但他对《文心雕龙》的偏好似乎并未减低，赵俪生与范文澜1948年在华北大学期间是同事，他这样描述范文澜当时的生活：“范老睡在西头，头边安一小桌，放一盏油灯，桌上放着他平生喜爱的《文心雕龙》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驳，批着若干增注，这稿子是他睡觉也不离开的。”可见，在范文澜的内心深处，他对黄侃的崇敬之情一直保留着。 金毓黻与黄侃的关系较为密切。金毓黻比黄侃仅小一岁，但他始终尊黄侃为师长前辈，自言治学受黄侃影响最大，曾作诗云：“……二十复就学，惟日恐不足。廿七登上庠，人海纷相逐。廿八逢大师，蕲春来黄叔。授我治学法，苍籀许郑伏。”在得知黄侃逝世后，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报载季刚师悴于秣陵，惊痛何极。……余生平获益于师者最深”。 黄侃与金毓黻之间，既有大学讲堂的师生关系，也有类似于私人收徒之先生与门人的关系。这后一种关系，黄侃看得很重。黄侃拜章太炎为师，拜刘师培为师，都是执贽行叩头拜师礼的。他曾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至于金毓黻是否对黄侃行了拜师礼，他的日记没有记述，但金氏与其他同学不仅在课堂上受教于黄侃，更重要的是课下经常到黄侃家中问学，一起郊游，填词作诗等等。对此金氏和其他学友有大致相同的忆述。如金毓黻说：“追忆往岁在京，蕲春师主讲坫坛之日，从游之士，日夕请业，余亦忝厕其列，并创兑社，定期自课，同社十人，黽勉程功，进益颇速，此等盛况，今已渺不可睹。”“民国甲寅，余肄业北雍，从蕲春黄先生受声音、训诂之学，邀集群言，结为兑社。……回忆二十年前，同门之侣，如平湖张馥哉，随县黄离明、广济刘伯平、海宁孙鹰若、诸暨郑介石、沈阳孔惕庵并君暨余七、八辈，尝于严冬深夜，偕趋大学夹道之黄氏庐寓，冰雪著于襟袖，而不知觉。”刘赜(即刘伯平)说：“时同游门下者，平湖张文澍馥哉、海宁孙世扬鹰若、成都曾缄慎言、长沙骆鸿凯绍宾、辽宁金毓黻谨庵、上虞锺歆骏丞、诸暨楼巍幼静被诱接尤厚。私门讲肄之勤，虽夕不休。往往柝声四起，校舍键闭不得入，先师辄辟室授餐，以家人畜之。每值良辰，则率众游豫。” 金毓黻自北大毕业后，回到东北，长时间投身政界、商界，做过奉天省议会秘书长、吉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长春电灯厂厂长、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处主任秘书、辽宁省政府秘书长、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但从政和经商都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趣还是研究学问。他说：“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国数千年之惯，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问政治无明确之界画，故学问之士非投身政界无以谋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必于此处洞悉无遗，始有以明吾辈之素守。”因此，他从政没有放弃学术研究，每每回忆其与黄侃相处的日子，对过去从黄侃问学的生活无限向往：“检阅在京校日记，可存者以黄师论学语为最多。回忆当日师友讲习之业，已渺如隔世矣！”1927年下半年，黄侃到东北大学任教，金毓黻极为欢欣，多次前往拜谒，通信及诗文唱和频繁。黄侃对金毓黻的东北史研究十分支持，热忱提供文献和建议，认为金毓黻所撰写的渤海国史著作应采用长编体，并为之拟书名曰《渤海国志长编》，亲自题签。黄侃赞赏金毓黻，而金毓黻则把黄侃对自己的称赞视为莫大的荣耀，往往将他人转述的黄侃对自己的高度评价记在日记中，对黄侃的鼓励极为珍视。如1927年11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盖先生颇赏余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而不为外物所囿。……汪希针语余曰，黄先生每与相遇必称毓黻，相念至深，又尚论关外人必以余为称首，何其见爱之甚也！谨志于此，以证渊原所在。”1932年4月21日日记：“季刚师勖余甚至，永镌于心，不可忘也。”对章士钊说他的文字风格像黄侃，他也深以为意，在日记中专门记下章氏的话：“静庵文从黄君季刚，上接余杭，今掌省府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金毓黻处境危险，在与日伪的周旋中营计逃离。次年春，黄侃到北平避难，此间他给金毓黻写了一封信，用的是篆体，且隐晦深奥，希望金毓黻在艰难中保持气节。书云：“谨庵大弟足下：艰贞晦明，内难正志，以心说释，庸可既乎！侃羁旅宛平，忽已三月，所常讽咏，唯有赵豳卿《孟子题辞》一篇，足下当亦同好也。承闻所著《渤海国志》已成，敬为署首付令子送上，令子亦雅材勤学，可为君庆。山川修阻，音问多不得通。所愿皓首相思，保其珽美。太虚为室，何闲往来。握管之间，涕霣行内。黄侃再拜。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金毓黻对黄侃的意思自然明白，但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没有给黄侃回信。金毓黻最终于1936年7月通过转道日本，逃到上海，摆脱了日伪的威逼和利诱。黄侃的这封信，是金毓黻念念不忘的，他在1937年3月13日将此信录于日记中，并抒发感慨说：“所谓‘艰贞晦明，内难正志’八字，谨铭心版，寤寐不忘，终得脱险就夷，亦先生是书启之也。”金毓黻从上海又来到南京谋职，专谒黄侃故居“量守庐”，见中堂悬挂黄侃遗像，即“叩拜于堂前”，感叹自己“迟来一年乃不得承教，怆恻曷极。”两个月后，黄侃逝世周年纪念，金毓黻积极筹划操办，并被推举执笔撰写祭文。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此时金毓黻在安庆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任上，他南京家中的书籍及黄侃家的书籍，经与黄侃的儿子黄念田商议，转藏于同一地点——采石矶鲁宅。抗战胜利后，黄侃书籍损毁很严重，又是金毓黻帮助整理，运回南京中央大学暂存。金毓黻与黄侃后人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亦是如此。 由以上史实可知，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同为黄侃弟子，且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都得到黄侃的赏识，但此后他们与黄侃的关系及对黄侃学术的态度有一些差异。傅斯年最早与黄侃分道扬镳，范文澜到延安后也不愿再谈曾师于黄侃，金毓黻则终生遵从师教。这样的学术态度，也影响了他们与老师的个人关系，傅斯年与黄侃关系最淡，范文澜与黄侃私人交往的资料也不多，金毓黻与黄侃关系则较为紧密。就与黄侃的私人感情而言，如果将金毓黻作为黄侃的拜门弟子的话，范文澜是半个拜门弟子，傅斯年只承认自己是黄侃的学生。 二、史学理念之两橛 同一师门，以后却选择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并成为两种对峙的学术理念的领军人物，傅斯年与范文澜可谓是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的学者将20世纪重视历史考证的史学称为“史料派”，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史观派”。这样的划分不尽科学，因为无论哪一派的历史研究，都脱离不了史料和史观。然而，傅斯年一再说“史学就是史料学”，着实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旗帜鲜明地高举起来。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李大钊专门写了文章《史观》，强调史观的进步对历史研究及史学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自觉擎起唯物史观的旗帜，将唯物史观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这样，以“史料派”“史观派”称谓他们，虽不免武断，但在说明二者治学旨趣的差异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强化效果。 1928年10月，傅斯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可以说是他治学主张的宣言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提出历史学进步的三个标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根据这三个标准，傅斯年为历史研究规定了三项任务：第一，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第二，努力扩充研究材料。第三，扩充研究的工具。也就是说，资料和工具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在这篇文献中，傅斯年否定的几点主张，很能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独树一帜。一是轻著史。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这是说，历史研究就是要做纯粹史料的处理，要做史实考证，而不主张对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描绘乃至进行哲学思辨。如果有同人做这样的工作，那是他的个人事情，不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范畴。二是历史研究是纯粹客观的学问，反对以史学作致用的工具。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此后，他在一些讲话和文章中又强化这些主张，并与重视“史观”的主张对立起来。如他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历史本来是一个破罐子，缺边少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他说的“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一次比一次斩钉截铁，一次比一次断然肯定。傅斯年是这样说的，在主持史语所的工作中，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他本人虽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但他不把政治带到史语所来，不在史语所谈论政治。李济说：“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王汎森说：“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没有一个史语所成员参与政治事务。这个研究所的总体氛围是相当严谨节制的。”关于史语所的学术业绩和特点，杜维运的评论比较准确，他说：“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傅斯年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这是由他的数量虽然不多却有创新价值的史学成果决定的，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贡献更体现在对史语所的组织和领导上。他的名字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紧紧地连在一起。 范文澜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重要史学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延安史学界的一面旗帜。范文澜的学术人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年代从事学术著述到1939年去延安为第一个阶段，1940年抵达延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为第二阶段，建国以后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范文澜走的是传统的国学研究路数，出版的著作包括经学、古典文学、史学等领域，基本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其史学类著作《正史考略》带有文献目录学的性质。范文澜以历史研究为自己的学术事业，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他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历史的撰述上，完成的著作有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册。他把撰述《中国通史》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晚年曾对自己的孩子说：“毕一生精力写出一部通史来，富贵于我如浮云”。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出版后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毛泽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从治史理路看，范文澜走的是与傅斯年完全相反的路。傅斯年的“史学”不包括著史，范文澜的主要史学工作则是著史，而且把中国通史作为作品进行创作，是一位具有“通史家风”的史学家。傅斯年拒斥“史观”，并且反对唯物史观，范文澜则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写作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着重写阶级斗争，叙述统治阶级的腐化残暴，揭露统治阶级罪恶，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也受到资料缺乏的困扰。褒扬者称赞它是“以新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历史的一个宝贵成果”，是一部“有强烈战斗意识的书”，批评者则说它“仅只是替中共平添了一部宣传品”。然该著多次重印，发行量很大，不仅在当时的解放区拥有大量的读者，就是在国统区也受到读者的喜爱，以致生活在国统区的顾颉刚都发出感叹：“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无论是延安版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修订版的，都有其价值。其中固然不免时代局限性，但资料丰富、考订详核、文字锻炼纯熟是其突出的优点。它们与范文澜早年的国学训练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带有鲜明的范文澜学术个性的成果。 与傅斯年相类的是，范文澜是共产党主政的解放区的一位学术组织者和学界领导人。他先是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后，担任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6年在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范文澜任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范文澜任副会长，主持史学会日常事务。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历史研究，其学术成绩之大小以及学术特点，与范文澜均有较大的关系。 1945年7月，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和其他几位代表访问过延安，并与毛泽东有过长时间的交谈。在几天访问中，他见到了昔日史语所的同事尹达(原名刘燿)，后来，尹达还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内云：“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未审所中师友愿否？”“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作为学术界代表的参政员，傅斯年很可能与延安的学术界人士有所交流，且与范文澜进行了交谈，因为傅斯年留下的访延安的随手笔记上有范文澜的名字。据蔡美彪讲：“傅斯年从延安回来后就到处讲这部书(按：指《中国通史简编》)，说范文澜在延安那样条件下，在窑洞里还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实在很了不起，国统区的条件远胜于延安，却没有人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来。”不知蔡美彪先生讲这个话的依据是什么，按照傅斯年的学术理念，傅斯年不可能称赞这部著作。也许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延安的简陋条件才发出这样的感叹吧！不过，随着国共决战的到来和双方胜负形势的日益明朗，傅斯年终于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那就是他由无党派人士转向公开反共。当得知南京将要被中共攻占，他极其痛苦，他甚至准备为“旧朝”自杀。此前(1947年)他在美国治病期间，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革命策略的书籍，对自己疏于驳斥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年青一代受共产党的吸引而感到后悔，决定回国后将主要精力直接投入到把学术研究与现实世界的结合之中，他认为他应该编一本社会学刊物，写一部中国通史，并建立“傅斯年讲坛”。也许是从反面的意义上，他看到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价值，促使他修正自己的学术理念。傅斯年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一个激烈的反传统者，他说：“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我们现在要看清我们的面孔，想到我们的祖先，怀念我们的文化。”撇开政治的因素，傅斯年的思想变化说明，“史料派”也在接受史观派的某些理念。 新中国建立不久，大陆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持续数年，文章众多。范文澜发表了《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其中批判胡适的《说儒》一文多处涉及到傅斯年的文章，对傅斯年也有激烈的批判。试列如下： “如果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已经替胡适求了证的话，傅斯年说东说西，说得十分糊涂，根本不曾说出一些东西来。” “而夷在东方，夏在西方的一般情况，经过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在某些人的头脑里，产生凡在东方的都是夷族，凡在西方的都是戎狄氐羌族的糊涂观念。” “这里附带指出傅斯年的又一胡说，这种胡说恰恰给胡适以便利。傅斯年‘以母系故，归顺周人’的说法，暗示周也是戎或羌，是十分荒谬的。……傅斯年一派胡言，但还不敢公然说出殷周是两个‘民族’。胡适胆更大，公然把‘殷民族’‘周民族’作为《说儒》的基础。” “《说儒》与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有密切关系。……傅斯年以《周东封与殷遗民》为题，借孔子来表示自己对日寇侵入，中国灭亡后的态度……从傅斯年说的话看来，如果真的不曾有他意的话，他采取的态度是亡国顺民的态度。” “蒋廷黻、傅斯年一流的文化买办，是胡适派的核心，他们的任务是协同胡适作反革命的政治活动。” 在批胡运动中，批斗的主角自然是胡适，但傅斯年、蒋廷黻等人则是陪斗者。胡适是作为蒋介石的“难兄难弟”，与蒋介石是一双“孪生的卖国贼”被定性的，因此，当时对他的批判，弥漫着对敌斗争的硝烟。范文澜的批胡文章也带有这个特点。这与他1940年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时还称“胡适先生”已不可同日而语。上述对傅斯年的批判，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学术批评，后两条则超出了这个范畴，具有政治斗争之意味。范文澜既有浓厚的书生气，又有性情偏激的个性，在“左”的政治环境下，他比较容易走向极端。他发表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把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作为史学界两条路线的表现，认为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是自觉的胡适门徒和不自觉的受影响者的学术主张。同时，又说要占领古史研究的阵地，打掉资产阶级学者的嚣张气焰，因为“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并特别提出向郭沫若学习：“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这就把严肃的历史研究简单化为学派间的义气之争，受时代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范文澜写过一篇文章《反对放空炮》，强调历史研究对开展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资本主义世界死亡为期不是很远的了。但是，决不能等待它自己寿终，自己寿终是不可能的，必须用各种口径的大炮一齐向它轰击，迫使它死亡”。“我们习惯上听到大炮这个名词，就意味放空炮，说大而无当的空话。其实大炮等于空炮的时代已经早过去了。我说的历史学大炮是指实弹射击，空炮是打不倒任何靶子的。”范文澜的这些话，在当时有提倡做扎扎实实的历史研究的意思，但由于大前提存在问题，他的学术批评最终不能击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要害”，仍给人一种立论空洞的感觉。由此看来，学术批评与政见分歧应该区别对待，将学术批评政治化，很容易失去理性，其观点的公允度就很难有所保证。范文澜对傅斯年的批评亦应如是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关系，使两个学派的对立有所强化。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范文澜对史料的强调、对扎实学风的呼吁表明，所谓的“史观派”，其治史理念也在向所谓的“史料派”倾斜。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实现，代表史料、史观对峙两橛的史学理念出现了相向而行的趋势。 三、依违于傅、范之间的金毓黻学术 与傅斯年、范文澜相比，金毓黻与政界发生关系更早，且一度做官。但他对政治的兴趣比较淡，不像傅斯年、范文澜那样在国、共之间有鲜明的政治立场。金毓黻学术领域宽广，在史学方面，于东北史、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均有著述，此外在小学、文学方面也有精深造诣。他的著述量比傅斯年、范文澜都多。他自述，1923年以前，治学兴趣主要在理学、文学、小学；1923年以后，兴趣转向史学。治史，深受清人之影响，曾云：“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即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其莫有。余用其法以治诸史，其途出于考证，一如清代之经生，所获虽鲜，究非甚误。”“余之治学途径，大约谓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吾国学术应不出理、文、小、史四学。” 在金毓黻的学术人生中，他与傅斯年、范文澜均有交往。新中国成立前，他与傅斯年交情较笃；新中国成立后，他与范文澜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民国时期，他对傅斯年、范文澜的学术均有自己的评论，由此也标识出他自己在民国学术版图中的位置。他留下的较为完整和翔实的日记，对后人了解他的生活及学术交往乃至进行学术史研究，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金毓黻的日记起自1920年3月，迄于1960年4月，有关在北京大学学生时代他与傅斯年、范文澜的学术交往不在日记的记述范围，故难以知晓。 傅斯年的名字在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最早出现是在1924年7月2日的日记中，此时金毓黻在吉林省财政厅任职。该日日记云：“傅君斯年谓研治学术问题重于泛论。此所谓问题者，即梁新会所谓狭而深之功夫，亦与李笠氏所谓读古书宜先窥本书，同一旨趣也。……傅君之言，诚我之苦口良药也。”最后出现则是在1949年1月11日日记，此时，金毓黻在北平，负责保管沈阳文物，傅斯年已经到了台湾，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金毓黻有儿子和侄子到了台湾，儿子来信劝金氏到台湾小住，金氏回信没有同意，同时他也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托儿子和侄子转交：“又致傅孟真一笺，寄衡儿及城侄转致。孟真新任台湾大学校长，闻于日内任事。”此后，金、傅二氏天各一方，没有再见面，金氏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傅斯年的名字。 在东北任职期间，包括东北沦陷后，金毓黻在日记中提到傅斯年主要是谈论傅斯年的学术和《东北史纲》。因为金氏是东北史研究专家，又是东北人，自然对东北史研究成果极其关注。他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肯定主要是赞同傅斯年对东北种族及民族的分类：“傅氏之书，论东北民族虽不甚明晰，亦多可取之义，如谓夫余之族与秽貊同，其习俗与中国本部近；挹娄之族为别一系统，后来始驾夫余族而上之；三韩之成分过杂，且逼处于朝鲜南部，无若何之发展。此皆有独到之见，不可忽视者也。”“傅氏论公孙度割据辽东，关于民族势力之消长，其说亦有独到处。又谓慕容廆之用河东裴嶷，如苻坚之任王猛，此亦为确论。”批评主要是针对傅氏的材料和文字表达而发：“阅傅君所纂书，殊失望。盖全书引证及表谱之文占十分之七、八，其余所下断语虽多新义，亦不免有粗疏之处。傅君治考古学、历史学，多读书，工文章，而此作与其名实均不称，岂其名浮于实耶？”“傅君本能文之士，盖以喜作白话文而致此病，有无庸为讳者。”尽管如此，他对缪凤林对傅斯年的激烈抨击依然不表赞同，说“缪凤林评傅孟真所撰《史纲》，抨击甚力，殆体无完肤，又谓有文不成词之处，几令傅君无地自容，殊失学者态度。” 金毓黻从日本逃出来，是傅斯年帮助他在南京联络工作，解决生计问题。金毓黻的日记及后来写的《沈阳蒙难记》，记述了这一过程。他从日本到上海，举目无亲，首先拜见了黄炎培，黄炎培告诉他，蔡元培住在上海，你找他，他会帮你想办法。金毓黻找到蔡元培后，蔡氏非常高兴，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持这封信到南京找傅斯年，说：“君可持此往南京见傅孟真，孟真为君之同学友，必能为君尽力也。”金毓黻到南京后，傅斯年热情地款待他，将他介绍给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教育部次长段锡鹏。不久，行政院聘金毓黻为参议，教育部聘他为特约编辑，中央大学聘他为教授。“诸公所以如此优礼者，以余千辛万苦由伪国逃出，藉此微职以为安慰也。”如此快地解决了生计问题，与傅斯年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静晤室日记》1936年7月20日云：“午间往访傅孟真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极阁下，傅君于余研究之工作允为尽力助成，殊可感也！”次日日记又写道：“朝间傅君来访，谓为筹得办法，如此迅速，殊出望外。”金毓黻是一个有情义的人，在以后的日记中，多次记下他对傅氏的感激之情：“余之来中央大学，系由君介绍，厚意可感，不敢忘也。”“忆及段书贻(锡朋)有称余为东北读书种子之语，可谓能道其深，不无惠子知我之感。而傅孟真亦有拯我于危难之惠”。“二十五年之夏，余自沈阳逃出，经日本而至南京。援我于困厄之中，而不致饥寒于他乡者，傅君孟真也。” 东北沦陷期间，金毓黻被困沈阳数年，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最后虽然逃脱，金氏本人仍有自责：“逃出之后，即到中央声报，亦足以明吾志矣。……虽然余于罹难之日不能以死报国，而欲委曲求全，终觉外惭清议，内咎神明。”抗战胜利后，有人散布流言对金氏进行攻击，又是傅斯年坚定地维护了金毓黻的声誉，对此，金毓黻记述道：“近以外间流言不利于余，日前偶向孟真言之，孟真曰：‘君之行谊，余知之最清，设有人不利于君，余必为之辩护，请勿介意。’余乃为之大感动，古人云“患难乃见交情”，吾于孟真见之矣。”金毓黻最顾虑的就是别人对他的误解，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请傅斯年签字作证，第二天一早就去见傅斯年，日记云：“晨起入城见孟真，余以所撰备忘录请其签证，君即慨为签证，并系以注语甚详，谓余所记皆属事实，并谓余受困时曾寄语孟真，将乘机逃出，后果实践其言。噫，知我者舍孟真谁属哉！”傅斯年是一位讲求民族气节之人，痛斥民族败类毫不留情，但对有民族节操的人，他也是坚决维护的。 傅斯年还十分关心金毓黻的学术生活。1941年秋，金毓黻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拟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傅斯年多次去信劝说金氏回中央大学：“傅孟真来函，劝余回受中大之聘，且将此间事结束。”“得孟真笺，语颇恳挚，动人深思。”金氏此次到东北大学，一是因为重庆中央大学被炸，寓所受到波及，多年的藏书和书稿差点毁于一旦；二是重庆多警报，无法安下心来著述。金氏打算利用在三台东北大学教学之际，将书稿整理付印，毕工后再返中央大学。而傅斯年的多次劝说，既是为中央大学考虑，又是从金毓黻的学术前途考虑。两人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 但有一件事情，傅斯年似乎没有满足金毓黻的愿望，那就是金毓黻想到史语所任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条件是金毓黻向往的。东北史曾是傅斯年及徐中舒等人的研究和著述领域，又是金毓黻之所长。早在《东北史纲》刚出版时，金毓黻就以未能参加撰写而深以为憾，曾说：“余久蓄意撰《东北通典》，而竟不与此役，为之怅然。”1937年1月11日，金毓黻将自己所写的《东北史稿》三卷送呈傅斯年，并附笺曰： 近日时事抢攘，心绪不佳，久疏请谒，未审著述又增几许。某研究东北文献历十余年，搜集史实不为不多，近已尽量移运到京，着手整比，尚需时日。惟最近半年内，以在中大授课，稍将旧稿撷要综理，写成《东北史稿》四卷，以视尊撰《史纲》，固非其伦。然亦经纬史实，辅以论证，略用纪事本末之体，以整齐一方之文献，准以旧日之方志，或能别辟一径。惟以原定八卷，谨具其半；又第四卷尚未誊就，故先以前三卷之稿纠正左右。鄙意拟在研究院求得一席，专攻东北历史、语言，并其地下发掘之材料；先以此稿为请求之劵。尚希念及钻研之勤，登高一呼，则受赐无量。拙作如获采作研究院之出版品，尤所欣企，然而非所敢望也。《史稿》别呈，书不宣意。 此笺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拟在研究院求得一席”。此后，金毓黻又加紧写第五卷，与傅斯年有多次相聚、长谈。然而金氏的这一愿望却没有实现。究其原因，大概是傅氏认为金毓黻的治学理念与史语所有一定的差异，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因素，金氏日记似乎故意回避这一点，以后没有再提此事。但这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没有影响金毓黻对傅斯年的高度评价，兹有金毓黻称赞傅斯年的诗为证：“北方学者谁第一，以我所知有孟真。宁谓豹纹终可隐，由来龙性最难驯。尘飞雷动三千里，雨骤风狂十二春。起废箴盲斯责重，君如不负属何人。”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金毓黻在学术上得到傅斯年的帮助，与傅斯年精神相契的话，那么，新中国之后，他则成为范文澜的学术搭档。 自1916年北京大学毕业直至1949年，金毓黻与范文澜似乎没有见过面，但学术同源及共同的爱好却使他们不会因此而在重逢时感到陌生。金毓黻称范文澜为“同门”。此“同门”之义盖有两层：一是同出于北京大学国文门，二是同出于黄侃师门，而且后一层意思的成分更多一些。他对范文澜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校注成就有着复杂的心态，既对他借用老师的成果而未出注有所不满，又流露出羡慕的心理。如他在1943年3月10日的日记中说：“范君因先生旧稿，并用其体而作新注，约五六十万言，用功甚勤，然余犹以为病者：一、用先生之注释及解说，多不注所出，究有攘窃之嫌；二、书名曰注，而于黄、李二氏之注不之称引，亦有以后铄前之病；三、称引故事连篇累牍，体同札记，殊背注体；四、罅漏仍多，诸待补辑。总此四病，不得谓之完美。余疏证《史传》一篇，虽不得见黄先生之《札记》，然有范注可参，盖已包而有之，但不知某者为先生之说，致其美意不彰，为可惜耳。”此处的“先生”，是指黄侃。1931年2月23日日记则有：“近人注《文心》者，有李审言之补注、黄师季刚之札记、范君文澜之讲疏(又称注)，几成专门名家之学”。而在1947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同门范君文澜曾撰《文心雕龙注》，余甚羡之”。此外，金毓黻对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也有评论。金毓黻本人出版过《中国史》，对中国通史的编纂有自己的思考。他对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这样评论道： 《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两册，范文澜主编，用中国历史研究会名义出版，实延安共产党本部所编大学丛书之一也。综观编辑大旨，系主唯物史观，以农夫、工人之能自食其力者为国家社会之中心，如君、相、士大夫、富商、豪民皆在排斥之列。……范君本为北京大学同学，又同请业于蕲春先生之门，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亦是大为可怜者。虽然此书立论虽多与余异趣，然亦不无一二可取，且因其观点不同，更可为余立说之反证。爰就其书撷取宋代数事，以供研讨，讵可以其多为异论从而捐弃之耶！ 此时金毓黻在重庆，对解放区的学术研究情况及学术氛围基本不了解，故对范著显得不能理解，评价多从消极面入手。 在重庆时，金毓黻看过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该著由金氏长子金长佑为之出版，销路甚佳，金毓黻也因此结识了翦伯赞。此后，他还读过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如他1947年2月2日日记写道：“阅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仅有上册，起上古迄战国，凡七章。振羽序谓下册八章，全书共十五章。上册仅四万言，可谓简矣。郭沫若盛赞吕氏与翦伯赞之通史，盖两氏均为左派作家，与郭氏气味相投故耳。”他称赞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甚有条理。1949年1月，北平解放，此时金毓黻在北平，他已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改任国史馆纂修、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兼东北大学教授。原在重庆、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经长时间的转移和跋涉，此时已陆续抵达北平。2月9日，翦伯赞在金长佑的带领下，拜见了金毓黻，告诉他“中共方面极注重研究历史，且应各守本位，惟少改变其重点耳”，并嘱咐金毓黻代为邀请北平史学界诸公以及沈阳博物馆、北平图书馆人士作一次会谈。这次谈话让金毓黻感到甚为宽慰，他愉快地答应了翦伯赞的请求。这期间，他见到从石家庄来的老朋友，听说“范君文澜患目疾甚剧，此在油灯下读书写稿所致，即作函讯之。”在新、旧政权的转换中，金毓黻与新政权的史学家开始接触，一起工作。此后新政权对旧政权中的学术机构进行改造，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金毓黻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学术座谈和对话。如金毓黻1949年5月15日日记云：“午前诣北大理学院，听范君文澜讲演，题曰《谁是历史的主人》。其结论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即工农大众是也。然脑力劳动之知识分子而能为人民服务者，以及统治阶级而能有功于人民者，亦得为历史的主人。又谓创造文化为劳动人民，提高大众文化之水准则为知识分子，无知识分子则文化水准亦难提高，故知识分子之地位亦甚可重视云云。范君讲后，又与大学同人开座谈会，前后凡四小时乃散。”对于范文澜的某些观点，金毓黻颇为疑惑，说“范君谓吾国封建社会始于周初，迄于清季，为时近三千，何以如此之长，为国史一大问题。虽已研究原因多种，然孰为主因，孰为围绕主因之附因，现尚未得结论”。1949年9月3日，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杜国庠到北京大学开座谈会，所谈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何以如此长久。胡钟达以自己研究西方历史的见解提出质疑，“然诸君未作解答而罢，相约下次再开会讨论之。”这次座谈会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次交锋，也可以看作是两派史家相互融合的开端。在新、旧社会转型期，史学的转型是势所必然，金毓黻这位在旧时代有成就的史学家，其思想矛盾及所经受的思想困惑自然更大。但他在学术转型中很快做出了成绩，一是在整理史料方面，他编辑了《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太平天国史料》等，贡献很大。此乃他的老本行，做起来得心应手。二是他主编了《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一书，历述中、朝两国悠久的友好历史，这是抗美援朝事起，为配合运动而写的。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金毓黻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由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改名)任研究员，所长是范文澜。从此，在范文澜的领导下，金毓黻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新历程。自此至其逝世(1962年)，可算作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金毓黻尽管进入高龄，身体日差，但他与时俱进，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旧思想，在专业方面奋发有为。以1956年为例，他共撰写论文13篇，发表在《新建设》《历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学通讯》等权威期刊上。之所以取得这样多的成绩，与范文澜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他说：“近来我受到范文澜先生之鼓舞，颇努力于读书及撰文章，虽自知水平尚低，标准尚差，但在其鼓舞之下，即无形中有很大力量，使我努力向前。因而年龄不在老少，唯在精神贯注，古人云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真至言也。”“今年所以撰文之多，是受到范文澜先生的鼓舞，本所同人的帮助，和其他各方直接间接的启发和刺激，其中亦包含着相反相成之理。” 金毓黻对第三所的建设也积极建言献策，向范文澜、刘大年提出《对于本所工作的几项建议》，说“我很自信，我是热爱本所的一个，因而对本所的一切，就十分关心”。他的建议，如加强各组领导，并加强高级干部的队伍；重视中级干部的地位；带动初级干部的培养，都结合实际，包含具体的措施，反映了他的主人翁的负责精神。 由于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崇高威信以及在当时史学界的地位，金毓黻对范文澜的称呼与此前日记中的称谓也有些许变化，过去称范君文澜或同门范君文澜，这一时期有时称范文澜同志，有时称范君文澜，更多的时候则称范老和范文澜先生。尽管范文澜在批判胡适及一些政治运动中有偏激的言论，但他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一心一意扑在学问上。在实际做学问时，朴学家的作风根深蒂固。在研究所内，他没有架子，对金毓黻格外关心和照顾。这在金毓黻日记多有反映。如金毓黻1957年后患严重失眠症，住院治疗，效果不佳，几乎失去生活信心。范文澜多次派副所长刘大年到医院探视，劝慰安心养病。金氏在日记中写道：“范老和大年同志对我所患之病，十分关怀，以及其他同志对我的照顾，使我认识到党的大公无私和气魄伟大。”在工作方面，研究所先后为他配备了卞孝宣、李育民等助手，协助他整理旧作，并再三叮嘱“工作不应太多太急，应择其中易为力者先着手”。 这一阶段在学术上，金毓黻认识到范文澜的理论优势，虚心请教，对范文澜的治学方法还是佩服的。如范文澜介绍金毓黻为《新建设》写文章《新地方志内容及体例之拟议》。文章写成后给范文澜看，范文澜认为不够充实，仍须修改，并建议“在文前加入新志异于旧志之要点何在，写成一大段，乃可成章”。金毓黻接受了建议，认为“所指甚当”。他读了范文澜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之后，对范文澜从常见的报刊中发掘出重要史料的见识也很赞叹，由此认识到，利用报刊“为寻找材料开辟了一条大路”。金毓黻与范文澜也有合作，他非常支持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工作，认为范文澜写通史应当配备助手，并甘愿作助手。他为因病不能很好地助理感到十分歉疚。为了弥补这一点，他提出将自己写的《读隋唐史札记》、《宋代政治经济制度》稿本送给范文澜作参考。另一方面，范文澜对他也委以信任。1956年是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日报》向范文澜约稿撰写纪念文章，范文澜委托金毓黻来写。他们都是章太炎再传弟子，金毓黻本人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过学，与章氏有过直接接触。范文澜委托金毓黻写该文，可谓慧眼识人。金毓黻写好后，经集体讨论、修改，最后又让范文澜审阅、定稿，送给《人民日报》。不知何故，《人民日报》没有刊发，却又付了金毓黻半数稿费，为此金毓黻十分生气，将稿费退还。虽然如此，这件事却隐约地反映了范文澜与金毓黻的同门之谊。 金毓黻晚年，心灵比较孤独。他在1950年7月12日日记中写道：“近一年来日记渐废，倘有良友可以谈心，一切肆然无忌，亦未尝不可一抒胸臆之积郁，然求可与言此之良友又无有也。”“青年学子，多已异趣，授业同人，皆非素交，孑然其间……欲吐之衷，伊谁可语，诉之此记，取喻知交，耿耿余怀，期之来日。”但此后他的日记在记人事交往和品评人物方面，也不如过去直抒胸臆，显得比较拘谨，缺少灵性。像黄侃、傅斯年这样的师友，在他此后的日记中基本不再出现。他与范文澜虽然是同门，但其《静晤室日记》却缺少他们共事期间在一起回首过去、谈论旧时的师友等私人话题的记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让他谦虚谨慎、精神紧张。他1957年后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固然与年老体衰、用脑过度有关，但与不断紧张的政治氛围恐怕也不无关系。 综上所论，同为“黄门侍郎”的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版图上都画上了自己浓浓的一笔。他们的学术轨迹有重叠，有交叉，还有平行。傅斯年、范文澜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橛，又都有学术权势；而金毓黻则逡巡于二人之间，秉持章、黄的学术理路，晚年也努力地适应和跟上新时代。应该说，三人的学术各有自己鲜明的色彩，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出在他们学术差异的背后还存在根本的共性。这种共性，说到底，与他们早年的“黄门侍郎”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