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孕育出了悠久璀璨的文明结晶。自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4次考察黄河，并指出：“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事关中华文脉的绵延赓续。加强对黄河文化的保护、弘扬与传承，不但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而且符合当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现实国情。一方面，能充分实现沿黄地带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与提升，强化品牌效应，促进文旅融合，为解决经济发展建设与遗产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提供一个合理的途径。另一方面，有利于深入挖掘沿黄文化遗产的核心遗产价值，激发内生动力与活力，真正发挥其在爱国教育、人文游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物质载体 黄河文化主地标是黄河文化的具象表征和物质载体，是将源远流长的黄河文脉进行串联的重要线索，也是对波澜壮阔的黄河之魂进行叙事的关键图景，更是把宏大复杂的黄河文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明、讲得清的“黄河故事”的核心所在。 黄河文化主地标能筑牢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古代先民在黄河流域留下了灿若繁星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史前时期的众多聚落遗址和大型城址，以及历史时期闻名遐迩的都邑遗址和帝王陵墓。它们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延绵至今且未曾中断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古代先民无与伦比的创造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和精神追求的探索性，力证了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 黄河文化主地标能彰显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多元一体格局。沿黄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水乳交合之地。无论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还是恢宏雄伟的汉长安城，抑或是气象万千的汉魏洛阳城等，这些黄河文化主地标不仅见证了汉民族的形成及其与多民族的交融过程，更蕴含着“尚和合”“求大同”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意识。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中华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纽带。 黄河文化主地标能提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文明的延续一方面要靠内在的文化结晶来树立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需要外部的不同文明交流来获取优秀的文化资源。而黄河文化主地标正是实现内在自信与外部融合的有力驱动。从内部来看，其见证了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引领和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而从外部来说，黄河文化主地标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最高文化成就之一，这种结晶跨越了时空的限制，让不同国家的人们互相尊重彼此的历史传统、尊重差异的价值观念、学习对方的科学技术，从而激发出永续的生命活力。 优势所在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初衷与黄河文化主地标的根魂本质天然契合。作为一种大型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模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体对象都是历史文化价值较高、遗存保护现状良好、考古研究比较完备的大遗址。其建设初衷就是为了让这些尘封已久的大遗址“醒过来”，通过严谨的提炼、阐释与转化，将中华文明娓娓道来。而黄河文化主地标的根魂性决定了其肩负着讲述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与融合的历史责任。作为中华先民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沿黄流域保留着众多规模庞大的古代遗址。如新石器时代见证人类进步和文明曙光的城子崖、陶寺遗址，进入王国时代的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郑韩故城遗址，历数帝国辉煌的秦始皇陵、汉魏洛阳城、大明宫、隋唐洛阳城、北宋皇陵等，可谓不胜枚举。这些沿黄大遗址不仅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点建设对象，更是黄河文化主地标的天然载体。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社会效应与黄河文化主地标的核心诉求高度一致。身为兼具科研、教育和游憩多种功能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非常关注现实的社会效应，不仅要利用遗址公园激活遗址本身的经济潜力，用文旅融合的方式满足城市、城郊和乡村等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要求，更要坚持以“公益性”为主导的方针，充分发挥园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普及教育、社区人文关怀和公共文化空间等社会功能。这些都跟黄河文化主地标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高度一致。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现有基础与黄河文化主地标的建设需求无缝连接。目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进入第11个年头，许多遗址公园已完成了园区的全部建设，进入完全对外开放的阶段。无论是遗址的本体保护，抑或是博物场馆的规划建设，还是交通餐饮服务等硬件设施，都已十分完备。将其赋予黄河文化主地标属性的过程中，不需要再进行大规模的二次改造和建设，只需要对导览线路、遗址讲解、场馆策划等软件方面进行规划连接，纳入黄河文化的大视野之中。 主要路径 利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黄河文化主地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将沿黄地区的遗址公园纳入一个宏观的黄河文化具象表征体系之中，改变各个遗址公园“单打独斗”的局面，让其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从而加强区域联动，使热门公园带动冷门公园，并形成良性循环。这其中，既需要政府的主导，也需要市场的参与。 原生路径：塑造文明起源的时间地标。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见证了我们的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发展历程。因此，可从原生路径出发，在不改变遗址原貌的基础上，依托遗址公园的本体展示和博物场馆展示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的产生与聚合。以时间为主轴，辅以沿黄遗址的现实分布，按照考古学系统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让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后李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时代的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夏商周三代等不同文明时段，都有切实的物质载体而变得脉络清晰。进而让沿黄地区较早时段的遗址公园在中华文明起源、演变与融合的关键时间节点上，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扬长避短弥补直观性较差的缺陷。最终，用简洁明了的黄河流域遗址全景图，构建起见证文明起源的时间地标。 次生路径：打造历史重现的空间地标。自“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开始，中华文明在经历了史前的农耕聚落形态、呈现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文明曙光开始点亮的古国形态之后，终于呈现出多元一体、万河汇流的王朝国家形态，正式奠定了此后三代至北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为沿黄地区留下了众多大型都城遗址。鉴于此，应从次生路径出发，重点放在结合古代文献对于当时历史环境的情景再现。一方面，可与遗址公园现有的大型复建规划相结合；另一方面，可结合历史背景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充分创新，以满足公众对于历史空间的体验诉求。 再生路径：铸造祖根同源的精神地标。如果说原生路径是从物质本身出发，次生路径是物质的延伸，那么再生路径则是对物质的升华与再造。身为全世界炎黄子孙的祖根之地，沿黄遗址公园的一大独有特性就是能满足公众寻根问祖的精神需求。因此，可考虑利用节日庆典、传统仪式、影视动漫、图书报刊、艺术创作等多种媒介手段，将遗址公园所蕴含的祖根文化转化为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