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的历史继承与当代拓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的产物，在逻辑基础、内涵意蕴、价值诉求、实践路径等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的历史、逻辑、内涵保持一致并且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当代拓新。 （一）在逻辑基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民族交往理论都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在大一统的哲学体系下，认为人类思维、科学、艺术等所有都是纯粹精神的，民族交往也是这样，这是不科学、不彻底的观点，仅仅是人类精神思维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交往是历史的、客观的，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上。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第一就是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几千年来从未停止，这是一切个体和民族历史形成的基本条件。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或是在某种已知的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地、客观地，从已经形成的历史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民族交往思想的形成同样在现有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遵循着人类社会的规律，是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解放和民族融合思想都是凝结在在具体实践生活的民族交往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使民族交往理论同样是立足于实践、论述的中心是实践问题的具有重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凭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密切联系物质生活实践，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剖析和批判摆脱了超现实超历史的价值诉求，明晰民族交往的价值旨趣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到每个民族到民族中的每个个体的生活状态和解放程度，为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在这个过程中彰显了民族交往的开拓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的创新成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理论、民族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当代人类文明走向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是建构在全球化经济、文化、政治历史发展走向整体视域之上的民族交往的理性表达，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明确的实践诉求。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应对世界体系格局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复杂性等问题的现实形态。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各国在全球合作链条之中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5]当今时代，任何力量无法人为阻断各国之间的资金、技术、产品、产业、人员流，世界主流民意绝不允许让世界从繁荣共享稳定发展倒退回封闭敌对分割的历史阶段。交往是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民族与民族之间逃避全球化的交往，就会逐渐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被孤立，距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越来越远。 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视阈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加自信的姿态面向世界发展。基于世界的客观发展规律，根据国情走势，中华民族展现如大海般厚重壮阔而包容开放的胸怀，充分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维护世界和平局面，推进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发展，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应有的历史重任。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究底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内部，世界各种文明形态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由质疑、抵触到放下偏见、深入对话再到交相辉映、共荣共生，共同担当世界人民的命运，进而推进人类文明向前飞跃。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解决了人的发展这一终极问题，为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现如今，在全球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资本逻辑的矛盾尚未充分暴露，社会根本变革的条件尚未成熟，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主体的最终解放前景并不明朗。但是历史的脚步不会迟疑，人类文明创造的历史巨轮必将碾碎一切虚假伪装妄图阻挠的力量隆隆前行。在民族交往理论视阈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交往经历了资本主义创造的虚假共同体，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浮光掠影，最终必然建立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即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发展阶段，人类的解放在这里能够彻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璀璨的理论果实，具备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生命线，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中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交往的理论特质，严格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关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社会主义走向胜利，使维护世界和平、书写人类文明、促进共同发展相辅相成。 （二）在内涵意蕴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民族交往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交往理论无法与其共同体思想割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在民族交往的不同阶段各个民族结成了不同表征的共同体形式。从自然原始的亲缘共同体演变为以资本货币关系为纽带的抽象共同体，后者脆弱的形成基础孕育出天然实现自我否定的各种条件，这些共同体联结、打破，再革新重组，对于人本身价值的肯定和真实需求的关注指向了真正共同体的形成要件。建立在先进生产力水平之上的民族间交往，使人摆脱民族局限，将人的共同体范围从地区性演变为世界性，获得全球资源进行全面发展。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类为了维持生存，自然结合成了简易的共同体形式。私有财产的产生与扩大，个体特殊利益地位更加凸显，与群体共同利益格格不入，人类的交往由利益关系联结成“虚幻共同体”或“抽象共同体”，以此为驱动，民族交往必然是倍速扩大的，超越了此前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特别是殖民扩张，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活动强制性地将原本不相关或者并不密切的世界民族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由此迅猛发展的民族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的变革与其他民族的变革息息相关。这表明每个人、每个民族的世界历史性活动是可以达成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的。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和抽象存在，预见资本主义在自己建立起来的宝塔之上，“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终将自我摧毁，彻底被推翻，“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831而马克思所说的“真正共同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民族相互融合，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在这里真正和解，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所指概念域级的次级范畴，既根源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关系，同时继承和释义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本质、价值取向、发展诉求，又契合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提出了实现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想的过度方案和现实途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看，它涉及世界发展问题、全球治理问题、新兴国际关系问题等众多议题，而民族交往问题是交织在这些问题中的重要内容。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资本主义强权逻辑依旧以强势的姿态存在，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演变为不同文明之间更加难以转圜的误解、敌对。面对此种情境，通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无法根治，当此之际，加强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创造民族间的平等、和谐、文明的交往环境，树立世界各民族能够达成底线共识的利益观、发展观、生命观迫在眉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就是为了建立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预测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理性的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性问题的实践中丰富了民族交往理论的立场和内涵。针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核心问题，可以从以下五个基本维度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逻辑和理性表达。在政治领域，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具体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与诉求以及矛盾分歧、竞争关系在所难免，特别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甚至长期面临着政治立场的截然对立，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退变为孤岛，必然存在着与他国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面对冲突和摩擦的时候，在政治上，应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要有公理心、同理心和正义感，找到各方和平、发展、繁荣的最大公约数，绝对不能贸然采取武力手段解决争端，把脑袋从“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摆脱出来，从思维到身体真正进入二十一世纪。在经济领域，所有国家经济发展都有赖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安定有序，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全体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的引导和带动，而每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也是世界的机遇。对于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保护主义，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判别，要着眼于世界发展潮流和客观历史规律，促进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在安全领域，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中，当今世界仍存在各种局部冲突与恐怖主义威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但是仍要坚信世界的前途命运扎实地掌握在各个国家手中。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维，统筹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把他国人民的安全当做自己国家人民的安全来思考，从自身做起逐渐建立互信互谅的安全格局，从而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维护全球安全。在生态领域，共同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危机最先把世界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唤醒，生态问题是人们当务之急且必须携手解决的重大挑战。“我们应该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7]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没有改变，世界各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应当更加凸显，我们应该从为人类创造良好环境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像对待人类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重视所有生物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环境问题，携手修复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新世界。在文明领域，“文明如水，润物无声”[8]。不同文明能够为人类启迪智慧、提供养分，我们应该倡导文化的多元与多样，在不同文明之中找到优秀的先进的共同语言，为人们提供正向的积极的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化干戈、解仇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安全、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中，立体和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和世界中的发展形态。 （三）在价值指向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民族交往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交往思想中处处蕴藏着马恩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理论设计上，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自由人联合体是他们认定的民族交往指向人类社会最终状态。就当今世界而言，人们必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之历史发展潮流之中，并且“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状态的必然环节，显示着共同的价值指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厘清的“世界文学”是由多种多样“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构成一样，揭示了一般与特殊的基本规律，即个性体现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共性在这些看似不同的个性中必然存在，普遍性规律存在于广大特殊性之中。通过交往，不同的民族存在着发展进步和追求美好事物的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将不断显现出来。 从现实需要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每个个人、社会群体的异化甚至人性的异化已经无需争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由货币关系物化，工人在资本家那里聚集生产，构成了资本的联合，但是工人不是自觉自愿地劳动，是被动受到剥削压迫的不自由的联合。资本主义这个对以往社会颠覆性的社会形态在本质上完全磨灭了人的真实需求，同时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的生活条件和命运走向昭示了这种虚幻共同体的不可持久和灭亡结局。“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人本身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10]587虚幻的共同体，是反人类反自然的社会，扬弃资本逻辑，必须通过社会革命踢翻，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把人作为自身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才是符合人性发展需要的正途，而民族交往乃至全世界的交往，是把这样的认知和做法推向普遍的必经之路。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联合体意味着那些“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甚至“地域性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全部平等为社会成员中的人，是没有地位差别、倾听个体需要而自由发展的“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黑暗的深渊，并且把这个问题掩盖，以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宣扬鼓吹虚假的繁荣、自由、平等与民主。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焕然一新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社会成员存在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根本揭露和全面否定，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自然的、不存在强制性力量的“所有人共同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1]689。总的来说，只有真实的社会共同体才会为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当代中国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的，把所有国家、民族紧紧栓系在一起，为应对全球治理、解决全球危机、构建全球正义找到新的突破口，与资本主义“货币—资本”虚假共同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超越了传统共同体模式的局限，写实了人们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非议，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意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各国人民要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五个世界”，增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促进世界各族人民能够在全方位的交往中同舟共济、和谐互助，构建安全、和平、永续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个体之间，实现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歧视和欺凌，每个人都自由发挥、各尽所能地交往和发展所有社会成员共生、共享、共荣。从根本意义上说，发展的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发展，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显著改善，是人类福祉的整体增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推动实现人类的自身发展进步和创造永久和平的生存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交往理论的价值诉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