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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提出了各种主张。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围绕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学术界曾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过讨论，逐渐明确了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至3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如何挽救中国经济，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再次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这次争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断断续续进行，基本形成了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乡村工业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四大派别。马克思主义派的主张因深深植根于近代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 重农主义派 重农主义派主张复兴乡村，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走一条“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道路。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工业化不仅不可能，而且是无效的，以梁漱溟、姚溥荪、漆琪生等为代表。 首先，立即实行工业化存在困难，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部分裂动荡，不具备实行工业化的政治条件。乡村破产，国内市场需求有限，资本缺乏，不能促进工商业发展。而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压制要比工业小，复兴乡村不需要统一的国家政权，政府与社会力量均可参与，发展农业比发展工业容易得多。 其次，工业化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危机。他们认为绝大多数国民特别是农民极度贫困，是中国经济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因此经济建设首要任务是救济贫困。工业化则会引起资金流入城市，导致乡村金融破产，加剧经济危机。同时，工业化不仅不能解决乡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将制造出大量城市失业人口，故难以挽救中国经济衰退。 再次，他们将中国经济建设分为救亡图存和积极前进两个阶段。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业建设是救亡图存、度过经济危机的急务，复兴乡村才能奠定国本。只有乡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国内市场扩大，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农业发展会带动工业发展，乡村发展起来，都市自然繁荣。 需指出的是，重农主义派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非主张“以农立国”。他们并不反对工业化，认为中国最终要走上工业化道路，只不过在当时没有实行工业化的可能。 重工主义派 重工主义派主张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认为只有实行工业化，才能救亡图存。他们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道路，以吴景超、张培刚、贺岳僧等为代表。 首先，工业化是世界发展潮流，“以农立国”是“经济上的复古论”，是不顾国际大势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他们认识到西方列强以工业而富强，中国则以工业落后而遭遇被淘汰之命运，故应注重工业建设。 其次，中国经济危机不是靠复兴乡村就可以解决的，工业化是挽救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完全是武力造成的，还在于先进技术的优势。因此，迅速完成工业革命，振兴民族工业，减少西方工业品入侵，才是中国走上近代化的唯一出路。发展工业不仅可以增加农产品销路，吸收乡村失业人口就业，还可以为乡村提供先进技术、资金和人才，是挽救乡村经济的良药。因此，农业建设必须在工业化之后。 重工主义派虽然承认在近代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市场狭小、资金匮乏、社会旧心理等诸多困难因素，但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没有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及措施。他们主张运用关税、货币、汇兑等政策限制西方商品输入，政府尽力扶植民族工业，提倡国货等，并且简单地认为国内市场并不狭小，可以满足工业发展需要。显然，这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无法实现的。 乡村工业化派 乡村工业化派虽同意发展工业化的主张，但也认识到中国在当时不具备发展工业化的条件。因此，中国应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以郑林庄、费孝通、方显廷、王子建等为代表。 郑林庄认为中国由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应该有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工业经济应由农业经济蜕化出来，因此主张在乡村发展工业，为都市工业的发生发展奠定基础。他觉察到中国都市工业无力插足国际市场，乡村工业可以自供自给，不用争夺国际市场。此外，中国的经济危机应是一切改革方案的源泉。发展乡村工业是救亡图存的方针，发展都市工业是将来的目标，需要大量资本，中国一时办不到。费孝通则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角度，对发展乡村工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面对指责，他强调乡村工业并非落后，主张在工业动力、技术、组织等方面对乡村工业进行改良。如果乡村不繁荣，都市工业就会失去巨大的乡村市场，也将难以为继。由此，他提出应利用乡村工业所创造的资本去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这条道路虽然缓慢，但也较为稳当。 另一些学者从工农业内在联系的角度，提出乡村工业化主张。方显廷、吴知等南开经济学人认为“振兴农业以发引工业”和“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两大主张虽似各趋极端，并非无调剂余地，农业与工业畸轻畸重，皆非所宜。中国作为农业国，欲使工业发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的力量，尽量使农业工业化。他们认为工业化不单指大规模的工厂制生产，对于日用品轻工业，分散式的小规模制造更为有利。因此，要发展乡村小工业，复兴乡村经济，进而为都市工业化创造条件。王子建也从农业与工业并重的角度，提出不仅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也要实现农业的工业化。 马克思主义派 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以千家驹、许涤新、王亚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强调了在近代中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针对重农主义派的乡村建设和重工主义派的发展都市两种主张，千家驹认为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一方面，重农主义派的乡村建设既不能改变乡村生产关系，也不能阻止帝国主义和国内恶劣政治等外部力量对乡村的破坏，故而不能改变乡村的崩溃趋势。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发展工业的前途都是很渺茫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不能走向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工业建国的论调如同在沙漠上幻想着建筑一座巨厦，不具有现实性。因此，由组织和教育民众入手，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势力，才是中国的出路。 许涤新、王亚南等学者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只有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适合中国。他们认为怎样进行工业化，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经济问题和社会体制改造问题。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性诸条件基础上，工业建设才能进行。因此，中国必须而且必定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实行包括农业在内的工业化。 综合各派观点来看，重工主义派强调了在近代中国发展工业化的必要性，忽视了可能性和现实制约；重农主义派和乡村工业化派认识到了发展工业化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并以现实制约为基础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但是，这三派的主张不仅缺乏足够的实践基础，而且都没有意识到不论是发展工业化，还是复兴乡村，都必须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前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的真知灼见之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立足近代中国国情，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探索和找准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项目（19SKGC-QG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