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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脸城位于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白山乡岫岩村，因其依山势而建，西北高而东南低，看起来像人偏着的脸，故名。偏脸城曾经繁盛一时，这从出土的文物以及发掘的遗址遗迹可见一斑。到目前为止，偏脸城出土的文物包括乐器、官印、金银制品、铜器、陶器等，还有大型的建筑遗址被发掘。在所有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乐器——大晟编钟。 大晟编钟是2003年当地农民在偏脸城南侧昭苏太河老河床挖沙时，于5米深的沙坑中发现的。编钟正面篆书“大晟”两个字，背面居中刻“太簇中声”四个字，钟唇边缘有“韩州司判验记官赵”八个字。铭文中的“太簇”指的是音律，即古代音乐十二律中阳律的第二律；“中声”指的是音律的高低，《宋史》记载大晟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凡四,共二十又八”；“韩州司判验记官赵”意思是韩州赵姓司判官检验，而编钟最主要的铭文是“大晟”二字。 据文献记载，“大晟”之名来源于宋徽宗时创设的大晟乐，同时设立大晟府作为专门掌管皇家音乐的机构，“大晟”编钟就是大晟府所拥有的宋朝宫廷重要乐器。资料显示，1127年，金军攻陷开封，将徽、钦二帝及皇亲国戚、诸多朝臣、技艺工匠，乃至府库所藏之礼器、文物、图籍等，悉数劫掠，北返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人索“内家乐女、乐器、大晟乐器、钧容班一百人并乐器”。《靖康纪闻》亦云：“尚乐、大晟府乐器、太常寺礼物戏仪……无不征索。”在宋人的记载中，都特别提到金人劫掠了“大晟乐器”，说明其在宋人眼中的重要性。大晟乐器自然也包括大晟编钟在内。那么，大晟乐器既然是皇家重器，为什么会在偏脸城出现呢？ 关于偏脸城大晟编钟的由来，学界看法不一，至今未有定论，且基本都是猜测。崔永刚等在《四平文化史略》中猜测，大晟编钟可能是金人在押运北返途中流落此地，或有人故意盗藏此地的。隽成军等在《韩州旧梦正繁华——探秘偏脸城城址》一文中推测，它可能是北宋工匠移居韩州所造，或者金代后人仿宋特制而成。笔者认为，这些推测都不准确。 关于流落或盗藏之说的根据，可能是因为此物出土的地点是在昭苏太河老河床5米深处。笔者认为，这种推测是不成立的。如果是当时流落或盗藏此地的，编钟就应该保持北宋时期的原貌，而不会有金朝官府的印记。这件大晟编钟的小字铭文“韩州司判验记官赵”，是属于金代的官验文字，意思是经过韩州赵姓司判官检验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中无韩州之名，且大晟编钟作为皇家重器，北宋地方官员是无资格检验的，而韩州在金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金史·地理志》云：“韩州，下，刺史”，即韩州是金代刺史州，那么司判是何官呢？《金史·百官志》载：“诸防剌州司候司，司候一员，正九品。司判一员，从九品。”可见，“司判”是韩州司候司所属的从九品官员。也就是说，这件大晟编钟是后来经过金代官方验记的，所以不可能是当时流落或盗藏的。更何况1127年金军北返途经此地时，这里还是九百奚营之地而非韩州。据学界研究，金代的韩州是在天德二年（1150）由柳河县（今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城八面城镇）迁到九百奚营（偏脸城）的。如果这件编钟是当时流落或盗藏的，是不可能又由韩州官方检验的。很显然，编钟的小字铭文是后来所刻。编钟之所以在深5米的河床中出土，应该是金朝末年因为战乱而散落又经过800余年的河床变迁淤埋所致。 关于编钟为金代所造之说，其依据应是钟唇边缘“韩州司判验记官赵”这行小字是金代刻印的。笔者认为，这种推测也是值得推敲的。因为金朝统治者对“晟”字是避讳的，所以不会制造带有“晟”字铭文的乐器。根据文献记载，靖康之变15年后的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金廷开始使用大晟乐器，但是避讳“晟”字。《金史》记载：“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簴，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有司以钟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也就是说，熙宗时因为要避金太宗完颜晟之讳，所以使用大晟编钟奏宋乐时要封住“晟”字，并且这种慎用的现象直到金世宗仍在延续。《金史》记载，大定十四年（1174），太常始议“历代之乐各自为名，今郊庙社稷所用宋乐器犯庙讳，宜皆刮去，更为制名”。于是，金廷把犯金朝庙讳的北宋乐器中的“大晟”二字刮去，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改刻“太和”。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金代不可能制造刻有“晟”字铭文的编钟。故可以肯定地说，此大晟编钟非金代所造，只能是北宋的旧物。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偏脸城大晟编钟应是金朝统治者赏赐给韩州当地官员的。当时，金朝分赏北宋器物是很平常的事。分赏战利品，一方面彰显女真统治者的恩泽，另一方面显示金朝的强大。靖康之变，金军劫掠北宋物件多达“二千五十车”，相当一部分被分赏给政府官员、寺院僧官、军事将领等。当时，两千多车器物运到燕京（今北京），“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寺”（《呻吟语》）。可见，这些器物有一半分赏给官员军将了。现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北宋大晟编钟上就刻有“上京都僧录官押”。“僧录”是金代佛教机构帅府的官员，《大金国志》记载：“僧录、僧正，帅府僧职也”，证明该器物为金代上京僧官所有，这件大晟编钟就应该是金朝统治者赏赐给僧官的。由此可以推断，偏脸城的大晟编钟是金朝统治者赏给韩州官员（地方政府官员或僧官）的，并且经过官府校验，以证明官员拥有它的合法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金移民与北方生态环境变迁及治理研究”（17BZS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