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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臧运祜，1966年2月生，山东诸城县人。曾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2001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兼任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委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理事、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副会长。专著有《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等，共同主编有《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等。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早在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围绕这些重要问题以及中国抗战研究的研究现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近日应邀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 抗日战争研究成就斐然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请您谈谈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目前取得了哪些成就？ 臧运祜：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专门学科，随着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关系的大发展，中国抗日战争史及中日关系史，开始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奋斗，尤其是中国政府在2005年、2015年分别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活动，抗战研究进一步受到学界瞩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化，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可以说成就斐然。我结合个人工作体会，从国家支持、档案资料搜集、专题著作和论文、研究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供学界同仁和读者参考。 第一，国家层面，尤其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后，对抗战研究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大，从专题立项、经费保障等方面对抗战研究给予了充足的支持。学术研究首先是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而抗战研究的相关档案资料又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个人去搜集完成相关研究，难度很大，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是推进中国抗战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这些国际交流也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因此，抗战研究这些年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首先与国家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档案资料的搜集、出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档案资料又是历史学的基础，没有档案资料的支撑，那么历史学家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近十几年来，中国抗战研究在资料搜集上用力甚多，成果颇丰。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四套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料集以及一个大数据平台。 第一套资料是南京大学张宪文先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卷）。这套资料集字数有三千多万，资料内容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的国家档案馆、重要机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事件，而日本右翼势力对此却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卷）的出版在政治上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谎言。在学术上，当年能搜集找到的资料都找到并且出版，而且对大量史料进行了考订，维护了史实的科学性，增强了学术含金量，引起国际学界的极大关注，并取得了很好的国际反响，提升了我们在抗战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第二套资料是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中华书局今年出齐的20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书共1200余万字，分为20个专题，包括《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细菌战与毒气战》《南京大屠杀》《日军对抗战后方的轰炸》等。这套资料集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着手搜集，中央档案馆收藏有日本战犯的审判资料，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主要是民国的档案资料，包括伪政权的档案，吉林社科院主要是利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这套资料集主要是利用日本留在中国的档案，来揭露其侵华战争的事实及其犯下的各种罪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第三套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罗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这套资料集共分十五个专题，利用中国方面留存的与抗战研究相关的档案，包括分别反映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军情实况的文献资料，总册数一百册，收录文献三百四十一种，近五万页。 第四套资料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臧运祜总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全46册）。这套资料丛编是中日两国37位学者用了八年时间，共同协作、系统整理的日本方面关于侵华战争决策各个方面的资料。全书分为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殖民经济、社会文化四编，共设计十七个专题，结集四十六卷册，是国内学界迄今为止编纂的最为全面、系统的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决策的资料集。 最后，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大数据平台建设，这也是新时代一个比较突出的亮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牵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搜集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而且现在还在不断扩容。这里面有7万多册图书，2千多种刊物，1千多份报纸，已经成为海内外很有影响力的大数据平台。这个数据库是免费的，只要注册相关账号信息，学者就可以去查阅、下载相关资料，有效地提高了抗战史的研究。今年很多学者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前往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种网络资源获取材料的。现在很多的年轻学者对这种查询手段运用的很熟练，大数据应该会对以后的抗战史研究继续产生极大的影响。 总体而言，这四套大部头资料集的整理、出版，以及大数据网络平台的建设，有效地深化了抗战研究，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学术界对抗战研究的话语权，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第三，从专题论著和论文方面来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应该是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较为全面、权威的专题著作。这部著作分为8个专题，涉及抗战时期战争的前期、战争过程、战时政治、战时军事、战时经济文化社会、伪政权与沦陷区、战后问题等专题。另外，南京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1月成立）正在进行的一个由张宪文教授领衔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专题》（约100部）的重大研究项目。该中心由南京大学来组织全国高校的教师力量，集中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专题的各个方面。《中国抗日战争史专题》明年陆续出版后，相信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抗战研究的相关论文，也可以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以《抗日战争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在推进抗战研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一大批优秀论文脱颖而出，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根据地（解放区）、大后方（国统区）的研究。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例如除了对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等热门研究领域之外，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与民众生活、文化教育与思想、沦陷区的历史与伪政权、汉奸、伪军等的研究也有学者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第四，从研究队伍建设来看，可以说是薪火相传、不断壮大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经历了从“冷”到“热”的过程，现在更因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更是方兴未艾，抗战研究的学者队伍在不断扩大。以《抗日战争研究》为代表的专业期刊，通过举办各种青年论坛，带动、培养了一批研究抗日战争的年轻学者，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抗日战争研究的继续和深化。 全球史视野拓宽抗战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网：“全球史视野”对于历史研究很有启发作用。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如何运用“全球史视野”？ 臧运祜：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研究不是一国的，它是世界性的、国际化的。因此研究抗战至少要从中日两国来出发，如果有可能应从整个东亚甚至是整个世界来看待中国抗日战争。这是一个宏观上需要的全球史研究视角。这些年，我们加强了抗战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日本、韩国、欧美的，还有俄罗斯的。2015年，中国史学代表团赴俄罗斯参加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活动，包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办的“苏联、中国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国际学术会议、中俄历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事实与真相：历史记忆与现实”国际学术会议。2018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联合举办，《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协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记忆与阐释”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这些国际合作、国际交流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国际上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学术应该做到知己知彼，如果我们不了解对方，甚至不知道对方在研究什么，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材料，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设置这样那样的学术议题，那么我们在学术上就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被动地去进行讨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们去充分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研究现状，了解对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脉络，这样我们才能去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在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中增强我们的论点和论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更何况我们用的如果是对方的材料，这样就会更加有说服力。通过转换研究视角，特别是运用全球史视野，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宽抗战研究。 与此同时，我们在有些方面也需要反思，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太容易受到西方的所谓新思想、新方法的影响，以至于可能造成食洋不化、削足适履的情况。因此，如何在全球史视野、国际化背景之下，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抗战史研究，需要中国学者做出更大更多的努力。 继续推动资料整理与文物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抗战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接下来我们应如何做好研究工作的推进和深化？ 臧运祜：中国抗日战争史其实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学科，开始大发展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整个抗战研究可以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个人觉得，中国抗战研究下一步还需要继续从通史著作与档案搜集、史料保存与文物保护方面进行推进。 通史著作与档案搜集。中国抗战研究近些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都是得益于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而随着档案资料、专著的大量整理与出版，有必要在合适的时候，形成一部中国抗日战争通史，这是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的。中国抗战研究，我个人觉得可以用“纵向比”和“横向比”来说明。从“横向比”而言，中国抗战研究确实在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中国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形成，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上的“显学”。从“纵向比”来看，我们通过对外学术交流，逐渐了解到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日本防卫厅于20世纪70年代编著、朝云新闻社出版的《战史丛书》102卷，英美等国也出版了大量的二战史书籍，俄罗斯在2015年也推出了《苏联卫国战争史》14卷，与这些大部头著作相比，我们的抗战通史研究就显得不够。中国抗战研究目前更多的是利用专题立项、项目工程推进研究进展，多头分进，力量相对比较分散，如果要编纂一部既反映中国特色又能与世界相接轨的中国抗日战争通史，如何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恐怕需要在全局整体上进行统筹、综合布置。而编纂一部中国抗日战争通史，依然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全国各地关于抗战的档案资料非常丰富，但是目前开放程度不高，而且有相当部分的档案资料没有有效利用起来。国家档案局已经在牵头整理全国各地档案馆的抗战资料了，据说将出版1000卷以上，期待尽快推出，以嘉惠学界。 史料保存与文物保护方面。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5年了，我们应时刻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除了尽力地搜集、整理与出版档案资料，同时也要注重对抗战文物的修缮与保护，以及抓紧开展对抗战当事人口述历史的整理与保护。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学术界应该有所作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用学术的方式介绍中国的抗战，让国际学术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要加强对抗战口述史的整理与保护。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战烈士遗孤、抗战老兵这些都是“活”的历史，因为时间的原因，这些人的平均年龄都在90岁以上，幸存者越来越少，因此要特别抓紧整理相关的口述历史，我们这代人要努力把这段民族记忆保存下来。记忆不是为了仇恨，而是要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开创美好的未来。这种民族记忆也是弘扬抗战精神的重要载体。 近些年抗战文物保护有了很大改善，各地相继建了纪念馆，对弘扬抗战史观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即使与日本相比，这方面我们做得还是不够。之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些方面的整理与保护，有很多已经散佚，找不见了，因此接下来还要继续加强文物的搜集和保护工作，包括侵华日军当年使用过的军票，建立的慰安所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文物史料。 抗战研究需要“三心二意”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多年从事抗战研究并见证该领域不断向前发展的学者，您觉得从事抗战学术研究需要哪些准备？ 臧运祜：我本人做抗战史研究，如果从1990年读研究生算起，至今也有30年了。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带领下，我们一直都在不断地学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作为抗战研究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从事抗战研究要有“三心二意”的准备。在这里，“三心”分别是专心、恒心、耐心；“二意”是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所谓“专心”，就是如果下定决心从事抗战研究，那就一心一意地去钻研学习，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流行这个就去追这个，明天流行那个就学那个。随风跑，赶时髦，很难做出真学问的。做抗战，那就老老实实静下心一直做下去。有些东西会喧闹一时，但很快也就过去了。安静下来认真琢磨，总会有出头之日的。抗日战争研究本身就有很多研究领域，这些领域都不一样，划分的很细，你经过思考选中一个适合自己的题目，就要踏踏实实找资料、看文章，心无旁骛地做下去。 所谓“恒心”，就是要立下长远大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句话叫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自己认准的事，就要一直做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有所得，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为了追求快，热衷于一些短平快的东西，打一枪换一炮，跑来跑去，看似忙忙碌碌，最终恐怕难有所得。如果没有一个恒心，那么对学术的热情也很难持久。 再一个就是“耐心”。做学术其实是一件苦差事，是需要“坐冷板凳”的。有的学术成果需要等待甚至不一定能发表，这个时候就需要要这种学术耐心。再比如学术成果争取不到项目，这个时候不能急于随意发表，要耐心等待。从自己的硕士博士阶段开始，耐心静下来，不断打磨选题，从小项目开始不断构思，最后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慢慢就会有所得。现在年轻学者方方面面压力确实很大，但如果在学术上想有所收获，确实要坐得住冷板凳，经得住寂寞。 “二意”中的学术意义是指做学问是要追求创新，追求卓越。如果能把老题做出新文章，好选题做出好文章，这就是一种创新。学术的创新固然很难，但只要认认真真看前面学者做过的研究，对自己的选题有全面的把握，然后老老实实做一个综述，做一个述评，从中如果能发现问题，这就是自己的学术创新。创新意识是一定要有的，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创新价值。 “二意”中的现实意义则是要考虑到抗战研究具有以史为鉴、观照现实的功用。中国近现代史和古代史不一样，与世界史也不一样。而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它既“近”又“远”。“近”指的是抗日战争史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资源；“远”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5年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所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空前雪耻。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战后迄今国际秩序的奠定，这也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关键节点。因此，中国抗日战争史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资源。在新时代，我们就要大力弘扬和宣传抗战精神，继续加强与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准，努力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抗战史研究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