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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美近现代史学科组 第一部分 欧洲近现代史研究新进展 2019年国内欧洲近现代史研究水平稳步提升，成果的出版与发表数量与往年大体持平，对传统主题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视角更加新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界积多年之功，在本年度分别出版了八卷本《英帝国史》和六卷本《德国通史》两部大型国别史丛书，集中代表了中国学界在欧洲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 （一）英国近现代史研究新进展 2019年度国内英国史研究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领域，课题立项与成果发表数量依然在国内世界史领域占有较大比重。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与英国史（中世纪以来）相关的项目为17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10项，青年项目6项。在论著方面，2019年度英国史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钱乘旦主编的八卷本《英帝国史》。本书分八个时段对英帝国史做了细致剖析，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诠释体系，即强调英帝国史不是一个同质的过程，而是在几百年中有过多次变异，在此基础上，该书系统回应了二战以后西方学界有关“帝国”与“后殖民”研究中有失偏颇的话语体系。 在经济和社会史领域，侯建新对16世纪英国圈地问题从封建地租市场化等角度做了新的实证性探讨。刘景华、廖凯肯定了从中世纪、近代早期和19世纪以来三大段来研究英国农村史的方法。陈志坚和谢洁宇关注了近代早期英国地产阶层广为使用的一种家产配置方案，即严格土地授予，指出这是地产贵族在丧失经济上的相对优势之后实施的一种防守型策略。王闯闯强调了以国家主导经济竞争、公私利益系于富强的经济伦理在英国从传统观念向资本主义精神过渡中的重要性。在英国工业化转型时期，企业家群体逐步参与了地方治理，尹建龙认为其促进了工业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趋同。 倪正春考察了18、19世纪英国议会圈地过程中民众的抵抗行为，认为民众的抵抗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维护自身权利的作用。姜德福和梁月则以媒体报道为中心，关注了舆论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净化运动的推动作用。 在政治史领域，17世纪英国政治史受到多位学者的关注。刘淑青从政治文化视角考察了王朝复辟时期英王查理二世既神圣又世俗、既传统又革新的两面性君主形象。胡莉探究了“光荣革命”确立议会主权的过程。陆伟芳则通过探源伦敦基层单元坊区，增加了理解伦敦政治制度的视角。 在英国外交史领域，徐振伟对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美两国关系破裂进行了新的解读。而为了修复英美关系因苏伊士运河事件所形成的裂隙，英国最终调整其在台海问题上与美国分歧的立场，选择偏向于美国的政策。奚庆庆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此外，梁军关注了爱德华·希思时期英国针对美国提出的“天然关系”政策的意义。 文化史与史学史领域成为本年度英国史研究的新亮点。冯雅琼关注了近代早期英国救荒知识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在史学史方面，陈磊强调斯塔布斯对英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张炜总结了两百年来英美学界关于英格兰加冕礼问题的研究特点，并指出今后可从国家治理角度开展对礼仪问题研究的可能性。梁民愫、初庆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面向。邹薇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史学的特点。张文涛对阿克顿历史哲学进行了细致分析。张乃和则在分析了学术界有关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历程与特点后，提出应正视全球史对该领域研究的推动作用。 （二）法国近现代史研究新进展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的法国史研究者在各自的园地中辛勤耕耘，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从数量上说，最近一年中，有关近代早期（15-18世纪）法国史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唐运冠考察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法国的“游戏伦理”。他指出，在中世纪，游戏伦理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教会手中。基督教原则上反对游戏，甚至主张完全禁绝，因为它们是“魔鬼的礼物”。在近代早期文艺复兴和基督教信仰“纯化”的背景下，人文主义学者左右了游戏伦理的话语权，他们强调游戏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作用，伊拉斯谟和拉伯雷就是代表。随着绝对主义国家的崛起，王室则利用游戏彰显权力的威仪。在另一篇文章中，唐运冠和沈坚从“文明化”的角度，剖析了16—18世纪是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文章指出，17世纪中叶之前，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至少不反感拉伯雷书中的“粗俗”元素。但17世纪中叶以后，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发现了”“肮脏的”、无法理解的拉伯雷。江晟的研究集中于16世纪的街道暴力现象。他认为，在圣巴托罗缪屠杀前后，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同时具有“节庆”和“暴力”的二元属性，并与同样具有循环色彩的节庆日一起构成一个紧密的时空架构。街道在暴力事件中的表征，展现出这个尚未真正产生“现代性”的社会中宗教所具有的巨大惯性力量。 启蒙、旧制度、大革命这三个主题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曾对启蒙运动大加鞭挞。庞冠群指出，新世纪之交的一批学者开始反思这一潮流，并尝试构建启蒙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关联；新世纪的研究者开始从帝国、种族、性、环境等角度考察启蒙运动，从而发掘了启蒙思想的多样与复杂。李倩则考察了18世纪后期英国模式在法国的困境。1789年，革命的法国曾在制度设计中有过一个短暂的“英国时刻”，但这种参照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但作者认为应看到革命前夕潜在的拒斥英国模式的思潮。在旧制度研究方面，庞冠群考察了关于18世纪高等法院史研究的学术史，分析了各家见解的时代和政治背景，认为20世纪中期以后英美学者的介入，更新了这一传统政治史领域。于京东则将“政治现象学”和概念史等思路引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研究，探讨革命期间的祖国崇拜现象和“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的概念修辞变迁，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法国乃至整个现代世界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现象都有所启示。 在19世纪史研究方面，韩伟华从较长时段分析了近代法国对“最佳政制”的探索，认为以贡斯当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法国自由派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混合政体论与分权制衡学说做了适当的调适，提出了新的代议制理论。董涵宇对1873年朝圣月中的三个主要的天主教“记忆之场”进行了剖析，探讨法国天主教如何最终实现与世俗生活的共存，以及教会的法国与革命的法国的共存。在经济史方面，周小兰以法国无夏的1816年为例，对“气候—危机”模式进行过了反思。尽管1816-1817年的无夏之年确实与火山爆发有关，但气候变化引发连锁性经济危机的解释模式却并不可靠，决策者的应对措施同样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法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高毅探讨了法国革命史大家乔治·勒费弗尔的名著《1789年大恐慌》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它在心态史方面的意义。乐启良分析了19世纪法国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奥古斯丁·梯叶里的介入史学的意义与局限，尤其是指出了梯叶里投身历史研究的政治动机及由此造成的局限性，但同时强调了梯叶里对法国史学发展的积极意义。肖琦的研究侧重于近年来在法国兴起的比较社会史，认为这是经典社会史“碎片化”后的一种革新；在新的语境下，比较社会史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发掘新的问题视角，而“文化迁移”等研究范式则为这一潮流提供了新的动力。 （三）德国近现代史研究新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国内德国史学界出版了三部著作（含六卷本通史1部），1部论文集，20余篇论文。从国家课题中标情况来看，有1项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些都反映出国内德国史研究工作的有序推进。 在通史类著作方面，邢来顺和吴友法主编的《德国通史》是由多位国内著名德国史专家历时十年撰写而成，全书共六卷，300万字，是国内首部多卷本大型德国通史。它以欧洲文明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为背景，叙述从史前到21世纪初（2010年）的德国历史，是中国德国史研究的标志性、总结性成果。 政治和外交史方面，刘自强，陈光辉考察了《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历史背景，认为它损害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物质利益，刺激了战后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勃兴。张皓考察了七七事变发生后的头4个月，德国对日本侵华的矛盾态度及其原因。王帅试图厘清1989—1990年东西德统一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相互关系。王倩深入探究了诸侯邦国立法对16世纪德意志邦国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牛勇对英国在空运方面的决策、柏林空运的成就以及英国的作用等问题进行论述。曹强以“海权论”为中心考察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后期的“世界政策”。邢来顺分析了德意志帝国在威廉二世时期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新的路线及实施细节。朱孝远考察了16世纪初期德国特殊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描述了宗教改革家为进行改革而采用的策略、改革的过程，并对路德新教教义进行分析。葛君基于对斯大林战后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若干次会谈记录的分析，叙述了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于德国问题的态度及其变化过程。王亚平深入考察了普鲁士王国的产生历程。王银宏则以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为基础，反思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改革”过程中针对当时的宗教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以及这种解决方式所具有的制度意涵。 社会史方面，邢来顺对德意志帝国时期乡土运动的动因、实践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审视和探讨，认为乡土运动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孙文沛和阮一帆具体考察了二战后德国纳粹历史教育在语义和范式上发生的转变及其影响。邓雪莉分析了纳粹强制绝育政策下德国妇女的社会角色，试图从新的视角揭示极权政府对女性社会角色选择的特殊影响。岳伟则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核心，阐释了联邦德国“68运动”的前因后果。 思想文化史方面，胡浩探讨了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对犹太人生存和犹太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洪天富考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反犹主义及其影响，并认为他的反犹主义是他的宗教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股逆流。李伯杰、姜丽等展示了从中世纪至魏玛时期德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和独有的特点。董成龙通过文本考查，试图澄清“轴心时代”的历史命意，准确定位该术语及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 史学史方面，陈浩介绍了一批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德国全球史家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作品，以及德国全球史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期读者对全球史在德国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范丁梁勾勒了18世纪至20世纪德国史学家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知变化，并认为这是他们为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军事史方面，李晓亮利用俄文档案材料，梳理苏联驻德军事卫戍机构在德国苏占区的活动及所起到的作用。 李晓如探究了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中有关德国科学技术转移执行机构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对德国发明专利及人员的转移。而环境史领域也有了新成果，江山、胡爱国深入探究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汉堡港油污污染产生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 （四）南欧近现代史研究新进展 文艺复兴史一直是意大利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本年度国内学者继续在此领域收获果实。王新梅关注了意大利政论家圭恰迪尼。卢镇探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理论上把赫尔墨斯主义塑造成了古代智慧的代表，这一形象是文艺复兴“复古运动”的延续和结果，更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文主义者试图解决意大利面临的社会问题、重构基督教信仰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此外，在巴尔干史领域，学者高建芝以马其顿问题为切入点，再次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 第二部分 北美史研究新进展 2019年，国内北美史研究稳步推进。总体来看，国内美国史研究欣欣向荣，加拿大史研究渐有起色。这里简要介绍美国史、加拿大史研究的概况。 （一）美国政治外交史 美国外交史方面，实证研究的成果占据绝大多数，其中中美关系史依然是研究的一个重点。陈海懿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以国联调查团的产生为中心，解构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因应过程，可以发现美国的立场直接影响到调查团的派遣，这种立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转变，而此种转变折射出的美国外交策略既是日本侵华的重要推手，又是间接迫使美国转变立场的内在原因。刘芳通过对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与军事档案的挖掘发现，就在倡导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同时，美国也曾觊觎过中国的领土，努力想要重新获得天津美租界，建立鼓浪屿公共租界，并在中国占领一个海军基地。但迫于已经对外宣布的政策，美国政府寻求中国领土的行动十分隐秘，施行起来也不够彻底，体现了近代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矛盾性。尹涛、柴景枝认为，司徒雷登的使华悲剧，实由美国对华政策所造成。但司徒雷登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经验的总结，却包含有益成分。傅高义则认为，中美关系40年是成功的，中国和美国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对中美正式建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邓小平改变了历史。但现在两国关系有些紧张，究其原因,有美国国内的问题，也有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欧阳军喜指出，美国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运动最初的外部思想动力来自“威尔逊主义”，而“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又导致五四运动发生方向性转折。孙晓光、张赫名认为，美国南海政策是基于美国地缘战略构想生发而成。基于多位地缘政治家的理论，根据冷战结束之后亚太地区的新形势，美国在南海地区实施以加强军事存在、强化舆论战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其目的就是插手南海事务，攫取在亚太地区海洋利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实施的南海政策，影响了南海地区局势的稳定、有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引发了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动。 此外，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关系也是国内学者热议的对象。王颖鹏对在苏联成功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之前，美国开展的大量核情报活动进行了研究。王子晖认为，20世纪70年代，苏联公民中出现了以犹太人为主的移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热潮，这给美国了解苏联社会状况提供了可供调查的样本。调查所搜集的大量信息，为项目专家组给作为资助者的政府机构撰写工作报告和自己发表论文及出版专著提供了资料基础，而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则能够验证以往学者所提出的相关假说,也得出了诸多涉及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量化结论。 在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方面，成果较少，主要成果体现在美国与英国的文化关系问题上。张南通过观察近代美国对英国文学作品大量的盗版和对其本国印刷制造业的保护，总结与归纳其在由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对版权保护产生应然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关于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或重要地区的外交史研究亦有成果。刘任、于群指出，美国对巴西的“第四点行动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向巴西政府提供贷款，帮助发展巴西国内经济的美国合作项目。冷战开始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全球性战略”忽视了拉丁美洲，引起了巴西的强烈不满。杜鲁门政府希望通过两国合作计划，可以缓解其与巴西政府之间的矛盾，力图让巴西政府重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希望通过美国国内强大的私人资本控制巴西的经济命脉，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至于南亚方面，张瑾指出，20世纪50年代美国多次出台了针对南亚的外交战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文件中对南亚的政策涉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锡兰和尼泊尔。当时是冷战初期，美国的南亚政策是为冷战服务的，最终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对南亚的战略包括了对南亚的局势分析、政策目标和具体行动方案等方面。美国这一时期的南亚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但也存在复杂的危机。孟亮在《美国在印度洋的早期经略探析》一文中认为，印度洋在美国早期对外扩张中占据一席之地。自1783年美国独立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巧妙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制定对外扩张战略，在不改变印度洋已有秩序的前提下，通过缔结双边条约、武力威慑等方式，成功地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和商业特权，在印度洋沿岸建立起商业网络。从方式上看，美国基本未使用武力征服手段，就在印度洋地区获得了同欧洲列强相同的利益。美国在印度洋的早期经略有利于其维护海上交通线路畅通、拓展贸易市场、控制战略要冲，为日后建立印度洋海权乃至全球性海权奠定了基础。本质上看,美国经略印度洋与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并无区别。 在美国外交史的理论方面，内森·J.西蒂诺、袁剑、刘玺鸿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新路径并没有对例外论者的假设构成挑战，同时也无法对全球范围内的美国经验提供一个比较视角，有必要将边疆路径引入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领域，这样不仅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而且能够突破特纳理论的局限，进而更全面地看待包括当代跨国市场等在内的美国的内部发展与海外扩张历程。 不过，以往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2019年依然没有大的改观，比如对20世纪以前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依然比较弱。 在美国政治制度史方面，茹亚伟、于群指出，冷战开始之后，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延内涵从范围上和内容上都突破传统。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为了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巨大突破。现代化理论是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达到顶峰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政府与学术界合作的典型代表。事实证明，这种有悖于学术中立的研究并没有将不发达国家引向繁荣,由于现代化理论过分注重西方经验反而给这些地区带来动荡。罗超探究了内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战俘政策，认为美国内外的战争经验形成了美国战俘政策三原则，即对等交换、适度报复与不承认特定参战群体的战俘身份，贯穿于联邦政府处理内战战俘问题的始终。作为军政利益的祭品，战俘成了南北双方的重要宣传工具。相互冲突的战俘叙事加剧了南北认同的分化，阻碍了民族和解的实现。郭巧华指出，美国建国初期，宪法契约条款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有关财产权案件所依据的一项重要条款，特别是在马歇尔法院时期，最高法院频频启用该条款，将该条款广泛运用到公共和私人的合同中，极大地捍卫了私人财产权和契约的神圣性。作为早期联邦最高法院的核心人物，约翰·马歇尔对宪法契约条款尤为钟爱。余志森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发展曲折性，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全球视野中的美国正处于从强国到超级大国的转化进程之中，历史发展呈现曲折性特点。曲折性的形成取决于世界格局的演变，取决于美国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取决于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和移民文化的内涵。 （二）美国经济史 中美贸易战是近期热点问题，围绕中美贸易争端有一系列文章发表，例如马伟探讨了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起源与发展，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战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国要做好长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准备。罗振兴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其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动力源自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在经济史领域，王新谦探讨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和推动者威廉·克莱顿在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苏京春、王琰阐述了二战后美国以需求侧为主和供给侧为主的三轮减税内容及评价，并总结了美国六轮减税措施中涵盖的内在逻辑。张红菊探讨了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背景，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完善对美国公民意识的培养、现代价值观的形成、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李莉文从“逆全球化”的表象与根源入手，指出中国企业在美并购呈现出的一些新特征。 （三）美国社会文化史 美国社会文化史研究面广，但较分散。孙天昊、盛斌指出，面对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李庆四、翟迈云认为“白人至上主义”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在美国再度抬头，其根本成因是在“政治正确”观念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中下层白人由于丧失其在社会各领域的主导权而产生的不安与焦虑。刘雅军强调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黑人史书写的分水岭，逐渐从传统的贡献论、斗争论转向黑人共同体及其文化。张宇权、程越关注的是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问题，认为越裔美国人组织在美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反对越南政府的特征。令狐萍提出，新生代中国留美学潮不同于传统中国留学生，新生代中国留美学生具有经济状况优越、熟悉美国流行文化、熟悉网络软件的运用、注重社会媒体、注重实用性学科与知识等特点。 薛冰清通过探讨18世纪80年代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创立的美国最早的自然与艺术博物馆，彰显了文化事业在美国早期国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许镇梅指出，美国学术界对“平民主义”这一主题的研究经历了多次范式转变。当前的"特朗普现象"或许会成为影响其下一步走向的关键。 （四）美国环境史 2019年，美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一定进步。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在学术交流方面，频繁举办环境史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比较重要的会议有三次：中国人民大学在2019年5月30日—6月1日组织召开“历史、人文视野下的自然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在6月21日—23日举办“美国历史上的人与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在12月6日—8日举办“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还组织了“自‘哥伦布大交换’以来——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历史变迁”研习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欧美近现代史优势学科、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绿色公众史学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都数次组织环境史系列学术讲座。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大学在还在6月下旬组织“自‘哥伦布大交换’以来——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历史变迁”研习营，参加者是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的师生。 2019年，环境史的学术成果以论文和译著为主。从论文来看，关于环境史的理论探讨不多，个案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关于理论探讨，涉及的问题包括学科特性、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冷战环境史、政治环境史等。侯深分析了中美比较环境史研究的可能和重要性。刘合波概述了冷战环境史研究这一新领域的兴起。胡宇哲考察了美国环境政治史学者塞缪尔·海斯治史路径的转变。高国荣从助推动力、研究重点和价值取向方面探讨了了农业史和环境史的区别。理论探讨对环境史学科建设不可或缺，今后还需要加强。 实证研究涉及资源开发、污染治理、国家公园、传染病、环境外交、媒体报导等方面。李鸿美探讨了美国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植树法》（1873年）在美国的兴废。张宏宇考察了捕鲸业在美国的兴衰。黄耘子分析了红杉国家公园建立过程中多方的不同诉求与利益博弈。王光伟探讨了传染病对美国内战进程的影响。王薇探讨了《纽约时报》40年来中国环境的负面报道及其恶劣影响。多数成果的选题都比较具体，也运用了一些一手资料，作者队伍总体也较为年轻，在原创性研究、史料甄别运用、宏观历史背景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环境史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学术活动频繁，但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较为缺乏，能提出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五）加拿大史研究 2019年，国内加拿大史研究发表的论文，集中于文化教育史、政治史、外交史、经济与社会史和早期史。观察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坚持吸收和学习西方史学界的先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可以在诸多重大的学术研究课题中有所建树，并努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发出中国声音。 2019年9月，哈尔滨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所承办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第18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加拿大和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80位专家和学者。8个分会场的学者们分别就加拿大历史与文化、加拿大政党和外交与中加贸易等专题进行了研讨，与会学者提交了约30篇论文。 2019年，国内发表的加拿大研究以中加双边贸易、中加关系、北极问题、加拿大多民族问题、加拿大教育问题为主。加拿大史方面，学者们对政治、经济、移民、魁北克问题、多元文化等涉及较多。如张茹炳撰文指出，加拿大的北极主权源于英国的转让，而20世纪初加拿大对于北极主权的维护宣布了其在北极的主权领有。与此同时，作者认为，加拿大对北极群岛等地理状况的清晰了解，导致其产生了界定主权边界的“扇型理论”以及对于北极地区诸多地区的有效占领。张小波、李成认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对美墨加三国的影响深远，它为北美经济一体化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也存在一定争议。新的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达成的重要贸易协定，对世界贸易组织未来的改革走向将产生较大影响，预计也会影响到美国即将与日本、欧盟和英国等经济体进行的谈判。该协定维持了原协定的基本框架，吸收和改进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关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竞争和监管等内容，并且加入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条款，预计将对中加贸易产生较大影响，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对策。 总之，本年度国内欧洲史和北美史研究仍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新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学界的相关研究仍存在偏向英美、忽视某些国别地区的固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着力改善。 （刊载于王超、信美利主编：《欧美史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版，第175—19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