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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政权建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权创设与巩固，而是指近年来学界用于分析20世纪中国基层政权和乡村政治变迁的解释性概念——“国家政权建设”。源于西欧经验的国家政权建设，强调的是在结束中世纪权威多元化的领主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权力的集中与制衡。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驱逐外来势力、实现富国强兵，而非结束地方权威的权力; 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动员组织农民，强化国家/政党的权威和支配能力，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同时随着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再次凸显，因而建立新的治理规则，构建新型国家－社会关系，实现从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也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应有之义。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动员，从根本上保障了抗战的胜利，同时以全新的制度建设，建立起民主、共治为基础的新型治理体系，重塑了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成就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建政施政和制度建设，在20世纪后半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进入21世纪后，抗日根据地建政历程、政权形态、制度建设方面的成果日渐稀少，大有淡出学界视野之势; 亦即与社会动员研究的不断深入相比，这些领域似乎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由此我们不禁要问: 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不同问题域，为什么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这对中共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要回答此问题，需要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的学术成果做一次全面的梳理。 一、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壮大，中共为何能将贫穷落后的农村建设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地，进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海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尽管学界的解释不一，但都认同农民支持和参与的重要性。正如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所说:“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共所建立的制度能够顺利实施，是因为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同时由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侵蚀了地方社会的原有组织关系，农民进一步分散，统治秩序更加弱化”，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创建因而“以组织农民、建立它同新权威的关系开始”。易言之，对农民的组织动员，成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内容。 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的研究，海外学者包括抗战时期进入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和观察家发挥了引领作用。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的性质，即中共为什么能将农民动员起来，提供了多种解释模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从宏观叙事的“大理论”到微观实证的“地方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些解释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社会经济变革”论。1936年进入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其对陕甘宁边区的现场观察率先提出此论点: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纲领契合了那些因赤贫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之需要，这是二者“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关键”。1944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访问延安后得出相同的结论: 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具有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性，所以农民愿意为捍卫根据地政权赋予他们的尊严和权利而战。后来，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将中共通过社会经济变革给根据地乡村注入新的活力，进而将农民广泛动员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称为“延安道路”，也一度成为主流解释模式。 二是“民族主义感召”说。曾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人乔治·泰勒率先提出此论点。1940年，他从对华北游击队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关键是战争引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196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约翰逊在《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论点: 中国共产党得到农民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主要得益于抗战时期的 “农民民族主义”，即日本的侵略、奴役和迫害使中国战前的精英式民族主义转化为群众式民族主义，与其共产主义目标和战时社会经济变革基本无关。约翰逊的研究公开后，遭到学界的普遍质疑。马克·赛尔登认为，如果说“农民民族主义”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在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为什么受益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根据英德等国的经验，处于统治地位且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党理应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更多，而中共却没有这种优势，所以约翰逊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更成功地在后方建立起根据地。美国史学家范力沛进一步指出: 由中日战争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只是在根据地社会动员中发挥了“某种作用”，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日军的暴行不仅没有激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反而使民众因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并因此削弱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应当说范力沛的判断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在日军暴行日常化的沦陷区，为何民众的民族意识反而更为淡漠。 三是“控制操纵”说。师从范力沛攻读博士学位的台湾学者陈永发，通过对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的实证研究，对上述两种解释模式提出挑战: 至少在日本绥靖区，并不存在约翰逊所说的“农民民族主义”;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变革，虽然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影响力远不及根据地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和对地主的镇压。中共虽然与地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与农民之间在利益权衡、目标设定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冲突。为此，中共通过召开斗争大会等方式，在打击地主的同时影响农民的情绪，使本来与地主并无仇恨的农民敢于抛弃传统伦理规范加入斗争行列。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也认为，对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变革的作用不可高估，因为“农民们有时也对一些转变感到惊讶，而且可能对于变革持更为抵触的态度”，特别是对地主的斗争，农民“害怕招来报复”。事实上，在根据地的社会动员中，“党对军队和政权的掌握是最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根据地创建之初，“军事和政治的支持，至少比社会变革重要”。 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性质的讨论，之所以出现上述不同的解释模式，且学界长期争议不休，首先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微观实证方法的“地方研究”，对基于“走马看花”或“山头主义”方法的“大理论”提出挑战。其次，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野分析农民革命及其原因，缺乏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因而所展示的农民往往“是笼统的、模糊的，而非具体的、鲜活的”。实际上，“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很难用一条或几条理论解释和概括”; 要真正厘清这一问题，还 “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 在转换观察视角、下移研究重心过程中，西方学界仍发挥了引领作用，此亦其“地方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其中美国学者周锡瑞的成果，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20 世纪80年代末，周锡瑞从陕北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初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复杂，有的是为了解决生存、个人或家庭问题，大多是为了维护或追求个人权利，“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可以活得扬眉吐气”。这表明，中共得到农民的支持，与阶级斗争、民族主义、政治参与均“不沾边”。据此他对根据地社会动员的性质提出新的解释模式: 由于“那些处在不利地位上的社会集团所要求的也是权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十分关注政治权力”，这是其成功之本。事实上，周锡瑞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而是指出了根据地史研究的新方向，即关注底层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 有意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西方中共党史学界的关注点纷纷转向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政治，致使海外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趋冷时，以李金铮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国内中青年学者成功“接力”。受西方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以及“地方革命” 研究范式的启发，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契合中国经验的“新革命史” 研究法，从而推动了根据地社会动员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中，农民参军成为他们回应上述解释模式、探讨“新革命史”研究法的一个切入点。李军全根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事动员中的困境，对“民族主义感召”说提出质疑，认为中共在军事动员中既面临农民对参军本能排斥的传统惯习，又遇到农民政治冷漠的现实困境;“民族主义”“阶级斗争” 这类概念，“在缺乏政治热情的农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齐小林虽承认根据地社会经济改革对促进农民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但同时指出，农民在农耕社会所形成的韧性极强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短期内难以扭转，所以 农民参军的动机十分复杂: 一部分人因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而自觉参军，但大多数人的行为仍遵循着日常生活的逻辑。李金铮先生的《“理”、“利”、“力”: 农民参军与中共土地改革之关系考(1946～1949) ——以冀中、北岳、冀南三个地区为例》一文，尽管讨论的是国共决战时期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的关系，但对理解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的艰巨性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对社会经济变革与社会动员之间“线性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表示怀疑，认为农民参军与土改所带来的“利”和保卫果实之“理”之间虽有一定关联，但不是特别密切;“其他私‘利’的满足以及外部压迫‘力’才是农民参军的主要根源”。 随着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性质讨论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动员的实践逻辑和微观机制，解释中共是如何将农民动员起来的。相关成果集中在两个领域: 一是从动员媒介和方式等层面，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实践逻辑的梳理。张孝芳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中心，从建构“共意”的视角，讨论了文化改造、观念重塑与社会动员的关系: 通过对乡村文化结构的改造与重塑，将广大农民纳入公共话语空间; 并借以向农民灌输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确立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侯杰等对晋察冀根据地妇女歌谣的文本研究发现，根据地运用歌谣这一传统民间文艺形式，通过强化女性的“受难”形象，启发广大妇女反思生存处境，投身民族解放运动; 同时通过描绘胜利前景，为参与民族战争的女性规划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陈金龙先生以抗战时期的纪念活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共舆论动员的实践逻辑: 通过呈现日军暴行和批判投降妥协倾向，诠释抗战方针和展示抗战前景，以此升华历史经验和弘扬民族精神。 二是以大生产运动中表彰劳动英雄和改造“二流子” 为中心，探讨根据地社会动员的微观机制。行龙认为，根据地政府对劳动英雄形象的建构与宣传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形成了一个劳动模范带动一个劳动群体的生产竞赛场面; 由此分散的个体生产者逐步凝结为以地域为单元的组织化社会团体，“实现了个体、村庄与国家三者关系的生成和互动”。 岳谦厚等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根据地度过困难时期后，劳动英雄运动的目标从鼓励生产转向扩大政权基础、强化政权合法性与促进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整合的作用逐步凸显。对“二流子”等社会边缘群体的教育改造，也是根据地发展生产、整合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其中，陕甘宁边区以民选“二流子”的方式，通过身份标签和区隔来促使其自我反省与改造。总起来看，表彰劳动模范与改造“二流子” 的行动，蕴含着一种“身份－角色”的社会改造机制，实质为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公民塑造”路径。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研究的持续深入，与研究者 明确的问题指向和问题意识密切相关。在海外学者提出并解释了“为什么”，即中共为何能将根据地农民动员起来的问题之后，中国学者将其推进到“怎么样”的层面，解释中共是如何将农民动员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新革命史” 研究法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上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成果，该方法在运用上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重心下移到乡村社会，研究对象切换到底层农民乃至“二流子”这类社会边缘群体，农民的社会心理和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受到重视，由此中共党史研究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真正实现了“让农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突破了传统的政策—效果、过程—意义的线性解读模式，注重对社会动员实践逻辑和微观机制的分析，注意把握社会动员对乡村社会变革重构和社会变迁的深远影响。三是秉承“论从史出”的史学传统，以严谨的微观实证研究呈现历史的复杂面相; 同时积极借鉴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分析国家－社会的互动、革命与传统的纠葛。这些经验，对深化根据地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抗日根据地的建政施政抗日根据地建政施政的研究，起于学界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史脉络下对建政历程、政权形态、施政方略的梳理。随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深入，政权体制的形成与特征、基层政权建设等问题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近年来呈异军突起之势。 1. 建政历程、政权形态和施政方略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一是宋金涛、李忠全以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的演变为主线，对政权架构、职能和中共领导实现方式，“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精兵简政与政制的完善等问题的梳理。二是杨圣清对整个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历程、政权组织和施政纲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政权与党的领导之关系的宏观概述。三是李智勇从中国共产党强化执政合法性的角度，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的再认识: 纳入国民政府序列的“特别行政区”，奠定了中共走上世界舞台的基础;“两权半”政权结构及党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政权既有民主政治的内涵，又有很高的行政 效率和社会控制能力;“三三制”的政权席位分配，使边区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精兵简政” 的自我“调姿”，实现了政权运行成本与社会资源供给能力的均衡，奠定了政府与民众互信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试验区”的特殊地位，保障了中共施政方略的全面性和前瞻性。 这些通论型著述，为认识抗日根据地建政施政的历史提供了基本框架，亦为专题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知识背景和资料线索。但这类成果除李智勇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等少数著述外，普遍缺乏问题意识，以致很难概括出其主要观点，加以宏大叙述范式逐步遇冷，故在21世纪便呈后继乏力之势。 2 .政权体制的形成与特征 张冰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方法，概括了抗日根据地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在权力配置上，中共将意识形态、军队、行政、社会四种权力整合为一个“权力束”; 这种“全能型”权力的集中与渗透程度“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体制形态”。在权力运作上，中共一面利用意识形态权力的“渗透性”和“弥漫性” 特点，对内部组织和成员进行“软控制”; 一面通过巡视、干部交流等方式，实现对各级组织的间接控制，从而保障了党的意志的有效贯彻。在组织架构上，以党代表即中央政治代言人为中心的间接领导与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平面式管理相结合，由此党的领导不仅覆盖了党、政、军、社各领域，还实现了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统一管理; 同时，各级政权组织被赋予财政、人事上的相对自主权，故其既能对本地事务有强大的控制力，又有比科层制更显著的灵活性。 张冰所讨论的“延安模式”，是在探索中逐步形成的。1942年之前，延安各部门 “实际上各自为政”，“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很少协调和协作”，“县、区长或同级政府的党组织对政府各部门都没有什么权力”; 这种组织架构“更像是封建王朝的方式，而不像是土地革命、人民战争所需要的方式”。直到精兵简政展开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这次“改革加强了县长及各委员会对各个部门的控制，也增强了党对政府的领导权”; 党和各级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取代原来的纵向领导而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行政风格。党的领导与政府之间的协调功能得到增强”。 当然，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不一。其中，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平衡党、政、军之间的权力”，特别是如何克服部队、机关、团体中的“游击主义” (突出表现为在未得到根据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没收商人的货物，逮捕并没收地主和汉奸的土地和资产，甚至没收违禁品如鸦片、禁药、金、银、谷物、军需法币等，并利用劳工分配或利用雇工自行销售”) 。在根据地政权和组织内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关系的紧张:“在滨海及鲁南地区，县以上的干部大多是外地人”，“这种状况造成了百姓的怀疑，或是所谓的‘外地’干部对地方情况的忽视或误解，使得地方组织的建立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赵诺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地方干部队伍中的“土客矛盾”并非山东根据地所独有。但在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特别是随着党的领导权威的逐步强化和党组织控制力的加强，这类问题“只是局部偶有波澜，而总体未兴风浪”。 3. 基层政权建设 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不仅下移到乡镇乃至村庄，还借助40年代初的大生产运动和互助合作，将国家权力延伸到生产和销售领域，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网络，这“正是中共的抗战力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秘密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政权所无法达到的目标”，因而成为抗日根据地建政施政中最突出的特点。在陕甘宁边区，中共通过改造旧的村政权，建立起党支部领导下的新的权力格局，奠定了社会动员与整合的基础。民主选举和“三三制”原则的贯彻，将广大农民纳入现代政治的轨道，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 对基层干部的教育训练，使其成为人民的公仆，从而成功地重塑了乡村权威。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的成功，不仅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基本诉求，加强了党与农民的联系，也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乃至1949年后新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也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其中晋察冀边区的村政建设，就经历了从半政权性质的村“动委会”，到民选抗日村长，再到建立村民代表会议三个阶段。在各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中，民主选举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晋西北通过直选村长，将民生与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大家事大家办” 的社会整合目标，这是中国历史上“还政于民” 的伟大实践。民主选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改变乡村权力结构与重建基层政权，建立起沟通抗日民主政府与乡村社会的 “桥梁”，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与汲取。 在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中，党员教育和支部建设至关重要。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随着农民大量加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极为迅速。但对新党员的吸纳，“突击式、拉夫式的发展方式至为普遍，致使党员素质低下、信仰缺失”。二是具有党员与乡村居民双重身份的农民，“既要履行党员义务和服从组织决议，又需考量身家利益并处理与亲友街坊间的关系”，故在运动中“一般扮演着三种角色: 政党意志的执行者、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和身家利益的追逐者”。三是在民族战争背景下，“以扩军、征粮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动员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紧迫性，使得基层支部更似任务型组织”，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党员思想训练的弱 化”，“定期整党就成为中共保持组织纯洁性的经常性手段”。此外，各种习惯势力也在不断侵蚀着党的基层肌体。为此，中共一直在努力“斩除盘根错节的原有乡村社会关系，塑造一种单纯的以革命信仰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以致乡村党组织工作常常“半是创新，半是复旧”。 根据地建政施政的学术史表明，建政历程、政权形态和施政方略的研究基本上已陷于停滞状态，政权体制形成与特征方面的讨论近年来虽有所突破但进展不大，基层政权建设方面的研究成了为数不多的亮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界早期涉足的建政历程、施政方案等问题几近被悬置，而新开辟的基层政权建设研究领域，由于积淀不足和缺乏统领性的问题指向，研究者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这种局面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发展的一种写照，即在转变史观和下移研究重心的过程中，那些缺乏纵深拓展空间的问题逐渐遇冷，与中国乡村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且有历史延续性的论题备受关注。当然，研究范式的转换和问题意识的形成需要时间，加以乡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各种势力纵横捭阖的复杂场域，所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这类问题域仍有较大的拓展 空间。 三、抗日根据地的制度建设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现代国家建设正式启动以及中共局部执政的现实，决定了重建治理规则、重构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即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权威的社会性来源”，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中，选举制度、参议会制度和“三三制”原则，可谓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制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也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1. 选举和民主政治 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制度及其实践，中国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共通过实行广泛的民主选举，建立起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联合政权，动员起90%以上的工农大众投身于抗战事业。王建华结合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和革命战争的主题，揭示了抗日根据地广泛推行民主选举的特定意涵: 在革命情境下，“选举与战争动员有着天然的联系，个体多是被动员的对象，承载着改造政权、抗战建国的诸多任务”，亦即这一时期的民主选举实质为社会动员的手段。同时，选举还是“中共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宣传民主执政理念的平台”，“通过选举动员，中共民主执政的理念在乡村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比较的视野下，海外学者将该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马克·赛尔登通过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对比，揭示了抗日根据地选举制度的“中国特色”:根据地的选举运动“强调公众教育与参与，而不是独立党派和政治计划之间的竞争”，这“与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现实都相去甚远”。他进而指出，根据地民主政治的主要目标是“使穷人获得权力”，拓宽抗战的民众基础，并借以将“中共的势力深入到农村”，即其实质为扩张国家权力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手段。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以西方民主政治和中国帝制时代的德治为参照，讨论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性质，认为其实质为“农民民主”。其依据，一是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并非西方的自由主义，而是近似于中国帝制时代的“仁政”; 二是在实践层面，中共更重视给予农民物质实惠及对其生存发展权的保护和照顾，而不是对自由和人权的法律保障。新西兰学者纪保宁通过对比陕甘宁边区延安、绥德两区的地方社群建设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得出这样的结论: 强调统一和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其意识形态中没有给民主留出空间，民主政治实际上只是中共“因地制宜的政策”，即其能否实施和实施情况主要取决于地方的需要。 2. 参议会制度 参议会制度是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回应民主宪政诉求的一种具体实践，也是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时间最长、较为完善的一项民主政治制度。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在职能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具有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和罢免权，是同级政权中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故有学者称之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政治制度，且产生和运用于革命战争年代，自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适。虽然参议会被定位为同级政权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在参议会闭幕后由其选举产生的政府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各抗日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参议会的意见不被尊重，甚至不能参与重大决策的问题，致使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虚置” 和 “虚化”。王建华指出，这一问题的产生，根源于宪政与革命诉求逻辑上的悖论和现实中的冲突。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参议会制度，强调个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但这并不适用于动员型的革命实践。革命强调组织、服从、效率和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便与宪政所要求的权利、制度、规范和公平正义产生了冲突。所以“在革命的制度空间里，立基于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受到革命政党的逐步改造”，最终定格于党的一元化领导。 3.“三三制”原则 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施政原则，颠覆了国民党一党专治体制，开启了政权建设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首先，“三三制”原则“内在的包含了实现政党关系和谐的‘民主’与‘合作’的基本主题和‘协商’、‘平等’的基本条件，创造性实现了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之间的合作和协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的新模式”，也“奠定了现代政党关系和谐的基础”。 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现代革命对民主诉求的一种积极回应，亦即“‘三三制’ 原则的革命意义在于将自由主义追求的个体权利平等转化为革命政党追求的党派与阶级平等”; 同时基于巩固革命政权的现实需要，“三三制”原则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成为政党改造民主的最好的表现形式”。 “三三制”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制度设计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张力: 根据地县以上的政权中，中共党员占据绝对优势，“以至于党组织不得不通过解释说服群众、主动退出名额乃至违背民主原则的方式来控制党员比例”; 而在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村政权中，党员比例反而低得多，“多数在20% 以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各根据地理解上的偏差，一些地方犯了只注重不同党派阶层人员比例的机械主义错误。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指出，“三三制”要根据各地实际贯彻落实，不能搞“一刀切”; “‘三三制’政权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在数量上并不必然占多数，主要体现在质量上，即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但是选举仍是基本形式，运作上仍是互相合作、共同协商”。 抗日根据地的制度建设，起于中共对民主政治的回应，重塑于应对民族战争和革命的现实需求，定格于党一元化领导下的民主协商和对农民生存发展权的切实保护。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潮流的领导能力，以及根据客观现实及时调整实施策略的执行能力，故而对这一过程及其中经验规律的深度挖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这方面新成果的呈现却不尽如人意。“三三制”原则及其实践的研究几近停滞，参议会制度讨论的延续主要靠王建华等少数青年学者的勉力支撑，民主政治的研究虽一度得以深化，但不久复陷沉寂。当然，后两处亮点出现的经验仍值得总结。海外学者通过中外、历史与区域的比较，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研究引向深入的路线，正是从“大理论”到“地方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实践，也彰显了国际视野、历史比较和“地方研究”的生命力。王建华等青年学者的成就，缘于其在坚守史学本位的基础上，从政治学等学科中吸取了理论养分。 四、余论: 学术 “富矿” 的发现 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中，社会动员之所以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 热点，其一，它在中共革命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言，从解除民间痛苦入手“动员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中共能够夺取全国政权最根本的原因。其二，社会动员作为革命时期的一种成功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反复使用，乃至改革开放后“群众动员的遗产继续被用于塑造国家权威和普通公民的行动”。其三，社会动员既有上下贯通性，又与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乡村社会和社会关系、行为动机极为复杂的农民联系在一起; 从中既可讨论不同阶层、群体的因应，揭示历史的多重面相，也可以探讨社会动员在实践层面与乡村历史文化传统的冲突交融，展示革命的艰难、曲折性以及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深远影响。简言之，这是一座可深入挖掘的学术 “富矿”，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不同学科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结合近年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中一个新兴领域——基层政权建设，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中共革命史中学术“富矿”的基本特征: 一是在中共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或是中共革命的核心问题; 对此类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厘清革命成功的原因和经验，能真正参与学术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二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对社会动员这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活动之讨论，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能够从其反复呈现的过程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三是能纳入乡村史的研究范畴。中国乡村史的丰富复杂性，为学术研究的纵深拓展提供了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共革命的重心长期在农村，毛泽东也强调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说明中共革命具有深厚的“乡土”本色; 革命的发生机制、实践逻辑、成功内因，都需要从农民、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化中去追根溯源。 事实上，中共革命史中符合上述特征的学术“富矿”并不少见，但要找到一座“新矿”实属不易。学术发展至今，留给我们的有开发价值的“新矿”已为数不多。有的已被开掘殆尽，有的看似“金光闪闪” 实则无从下手，尤其是与乡村日常生活、农民文化心理有关的研究，往往因资料所限难以展开，此亦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中共革命史领域的学者纷纷转向的重要原因。对于我们这些难以转型或新进入中共革命史领域的后学而言，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是沿着前人的研究路线，寻找那些刚刚开挖或仍有较大发掘空间的“二手矿”，站到一个更高的平台(视野) ，找到一个合适的“入口”(切入点) ，利用先进的“工具” (理论方法) ，与前人同步开发。在此方面，“新革命史” 方法的运用具有参考价值。 前已述及，根据地社会动员这座学术“富矿”被海外学者发现后，之所以得以深入发掘，主要得益于中国学界摸索出了“新革命史”研究法。所谓“新革命史”，按照李金铮先生的解释，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揭示中共革命的实践形态及其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新革命史” 理念方法上的“新”，是相对于传统革命史观中的线性思维模式，以及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约化和必然性之解释的宏大叙事而言的。其中“回归历史学轨道”，指秉承“论从史出”的治史传统，还原历史的多重面相和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并给历史偶然性留出一定空间。“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即突破“政策—效果”和“过程—意义”的简约化解读模式，“还原和反映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农民群众的复杂关系”，展现 “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新的理念和方法”，包括传统革命史研究中所缺乏的世界视野、国家—社会互动视角、乡村史与革命史的关联，以及其他学科提供的研究视点。据此不难发现，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的兴起、民主政治探讨的深化、参议会制度讨论 的延续，都是研究者在“回归历史学轨道”基础上，或自觉地与乡村史研究相结合，或拓宽视野、运用新方法、引入新理论和新视点的结果。当然，民主政治和参议会制度因阶段性特征明显，且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并不紧密，是否属于学术“富矿”值得商榷。 在中共革命史中，除了上述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相关的问题外，还有哪些领域有发现“富矿”的可能?结合李金铮、黄道炫、温锐等党史专家的学术经历，以下领域仍值得关注:一是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的交会点。这样的交会点不只是基层政权，还包括财产分配、土地制度、赋税征收、金融贸易以及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讨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 等。这些乡村社会的核心构成，“极大地制约着中共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影响着中共革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也是展开比较研究、讨论国家—社会关系的理想切入点。二是跨历史周期的社会安排。史学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最基本的特征是稳定性和常态化。以此类推，劳动生产、农家生计、婚姻家庭等这些不会因政权更迭、革命兴起或战争降临而 中断的社会安排，适于作为考察革命与社会变迁的样本;并因其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便于从中认识革命与传统的关系。三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传统”。宗族势力、民间习俗这类为大多数农民所代表和认同的“小传统”，尽管屡屡成为革命的对象，但始终未被根除; 社会控制稍一宽松，便呈“春风吹又生” 之势。革命与“小传统” 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