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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3—24、30日，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以线上形式召开。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兴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作会议说明。此次会议收到海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共211篇，依照惯例，组委会组织了由29位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以匿名打分的形式严格评审，从中遴选出40篇参会。来自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70多名专家、青年学人与会，围绕中共关系、国民党关系、日本关系和战后三大主题进行了三个会议日的深入讨论，现简要综述如下。 中共关系 军事和军政是广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国防大学李雷波《皖东摩擦前中共中央与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战略上的分歧与沟通》聚焦于新四军军事战略的发展演变。以往研究由于新四军在皖南的失败，大多强调项英与中共中央之间关于发展战略的分歧，该文则从沟通角度切入，发现在1940年春皖东摩擦前，项英与中央关系的基本面是沟通与交流，并进一步指出中央对于新四军战略的指导方针并非一成不变，理解新四军发展战略的演变，要认清战略决策的制定必须依据整体战略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军事原则，这一原则的内涵和确立过程已经比较清晰，但如何具体地实现则较少有研究涉及。南京理工大学叶铭《如何指挥枪：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与军事指挥》梳理了抗战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的机构职责、业务特点，以及对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指导，指出其通过上传下达和监督执行中央军委各项命令、指示，来指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制定了向南发展的战略，新四军第五师在这一战略中的地位显著，然而由于始终受到国民党势力的钳制，第五师未能如预期发展，学界也鲜少对其展开讨论。北京大学盛差偲《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在敌后的发展——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中心》详细论述了新四军第五师如何在敌后国民党军、日伪军的缝隙中艰难发展，巩固新区与统战地方势力，其努力虽不尽人意，但仍取得了一些成绩。该文充分考虑到抗战末期国民党竭力限制下中共敌后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指出统一战线的成败往往依赖于具体地域内国共力量的对比与地方势力对国共成败的预期。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远离华北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八路军主力，缺乏武装基础，面临着与华北、华中地区迥然不同的复杂内外情势。华南理工大学钟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武装工作的谋划与实践（1938—1942）》一文梳理了中共广东省委是如何谋划武装工作并付诸实践的，对其发展武装力量的路径、策略与得失进行了评述。文章指出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中，中共广东省委抓住机会，发展独立自主的武装力量，成为共产党组织存续和华南敌后战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南京大学孙扬《抗战时期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析论（1937—1941）》将目光聚焦于抗战时期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工作，创新地从比较视野对香港国共两党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考察。文章从时机把握、工作定位、发展党员、工作统筹、干部年龄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两党在香港组织工作的优劣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引发了广泛的思考。 民间武装也是抗战研究不可忽视的一股军事力量，它在战时的政治归附选择对国、共、日三方军事力量有着深远的影响。山东农业大学刘世超在《中共与战时鲁南民间武装（1937—1945）》一文中详细阐释了中共如何在全面战争爆发后从鲁南地区的不利局势中突出重围，将民间武装力量纳入自身武装体制之中，最终成为战时军事博弈中的最后赢家。中共从基层民众保家自卫的切实需求出发，注重政治引导，创办人民抗日自卫团，标本兼治是其成功的关键。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一直处于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博弈之中。山西大学柳德军《陇东事变与国共政争》以甘肃省档案馆馆藏的“陇东问题”档案及相关报刊资料为依托，以抗战时期国共对陇东县域的争夺与谈判为中心，系统论述了1938—1940年国共双方在该地区的政权结构、兵力布局、民众动员，以及国共双方对陇东事变的反应及忍耐限度，揭示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信念各异、信任缺失之情境下所呈现的不同的抗战理念和政治诉求。 在整个社会守土抗战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摩擦和争端也时有发生。安徽大学王野全《外战中的内战：1938年皖中“无为、庐江讨伐战”的叙事重构》深入探讨了各方力量在1938年皖中“无为、庐江讨伐战”中相互博弈的复杂性和深层的利益考量，认为此次讨伐战凸显了国民政府对地方治理的失败，暴露了高敬亭不愿意东进的局限性，揭示了桂系政府在抗战初期主政的两面性，也冲击了新四军在皖中地区的发展及安徽省权力格局中的进步力量。 陕西师范大学郑康奇《巩固、发展与抗日：试论中央红军东征期间与各方势力之周旋》将中央红军东征置于七七事变前的政治背景下考察，呈现出中共在东征时期与共产国际、国民政府、阎锡山、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了红军落脚陕北后所做政治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红军东征期间，国共双方高层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与博弈，不能仅从战争成败角度去分析，而更应看到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与军事较量。 关于中共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少有研究依托相对集中的史料真正地描摹出历史上党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情形和实质内容，使所谓“历史经验”停于表面。北京大学赵诺《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兴起与走向——以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为例》一文详尽地阐释了1941—1943年晋冀豫一地委开展自我批评会的形式、议题、特征和变化发展，将战时中共强烈的革命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富有活力的党内民主生活形式更直观地呈现了出来。 南开大学郭宁《1942年刘少奇入鲁与山东根据地领导结构的调整》一文以1942年刘少奇如何在山东根据地调整领导结构入手，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如何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文章分析了刘少奇如何将处理党内斗争问题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如何帮助山东根据地克服困难，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抗日政权，争取党在山东优势”的战略方针，如何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作者认为，这次山东领导结构的调整被视为延安领导结构调整的一次预演。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干部，与红军时期相比，身份背景和知识结构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文化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天津商业大学杨东《日记所见八路军干部的个人阅读史》利用八路军特定干部群体的日记史料考察了他们阅读的书目、阅读习惯,以及阅读体会，描述了八路军干部群体阅读的心路历程。对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干部而言，阅读超越了简单的知识接收，是中共独特政治文化下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为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为了中国革命的“向书问道”。 南京大学温程《战争与革命的日常：中共与“七七”抗战纪念——以1940年代的华中地区为例》关注到“七七”作为新型革命纪念日，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下，成为管窥革命政党实现政治话语表达、群众动员、基层权力下渗的绝佳孔道，将群众与革命连接。该文以华中为例，考察了中共革命纪念背后的行动逻辑、政治表述与社会动员力度，并将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段共同纳入研究范围，凸显了较强的战争连续性。中共将纪念“下沉”，在具体而微的纪念活动中可见其纪念策略与技术的成熟。 国民党关系 外交关系是一个较为集中的话题。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组建国联调查团以期和平解决中日冲突。南京大学陈海懿《九一八事变后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及解释性文件的形成考论》利用丰富的国内外史料，还原了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及其解释性文件的产生过程，呈现出中、日、英、美等国围绕调查团组建所引发的外交博弈和国家利益诉求。作者指出，该议决案最大限度地综合与容纳了各方利益，结果却导致组建调查团的设计被“大妥协”所消解，在此基础上组建的调查团实质上从一开始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制止日本侵华行动。 在国民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研究中，关于居里第二次访华和宋美龄访美已有不少研究，而威尔基访华却为学界所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燚明《1942年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的因应》一文详细论述了威尔基访华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谈话内容和交流成效，认为威尔基访华对增进中美之间尤其是民间的友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亚太局势发展所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是相当有限的。 北京大学陆昆的《1938年捷克危机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奏》，注意到抗战期间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捷克危机对远东局势和中国外交也产生了影响。该文深入具体地考察了国民政府在捷克危机前后外交方针和活动的演变，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兼具原则与弹性，同时也反映出二战全面爆发前，独自抗战的中国与世界局势之间既紧密相连，又各有利害的微妙关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废除与各国不平等条约并订立新约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重要成就。其中，与美、英订立新约的谈判虽然具有示范效应，但与其他国家订立新约的谈判过程也各有差异。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中荷新约谈判与荷属东印度华侨权益（1942—1945）》一文指出在战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的盟国身份及中英、中美新约的示范效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涉及双边关系中的特殊权益，如荷属东印度华侨权益，中方因国力孱弱及缺乏有效制衡措施，则往往无法达成初衷。 抗战进入国际化阶段后，同盟国内部依然存在战略利益的冲突。鲁东大学于宁《错失的机会：中英关于共同防卫缅甸问题的交涉（1940—1942）》一文利用中英双方相关史料，对比了中英防卫缅甸的各自计划与利益诉求，认为中英对缅甸战略地位的重视程度不同，又在中国赴缅参战的兵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错失机会，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山东大学彭欣雨《全面抗战初期以关税担保的外债、赔款的偿付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梳理了抗战初期中英就关税担保的外债、赔款的偿付问题进行交涉的基本史实，指出国民政府曾试图以英国牵制日本，这一企图落空后，英国在国民政府整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下降。 在华德意侨民的处境与战时中德、中意关系息息相关，讨论战时德意侨民的遭遇，有助于丰富战时中德、中意关系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张乐《从断交到宣战：抗战时期湖南长沙蓝泽民主教间谍嫌疑案研究》一文选取了蓝泽民案这一代表性案例，通过厘清案件发生、调查与处理过程，反映出特殊外交关系下，战时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外侨管理政策的流变。 南京大学菅先锋《抗战初期美国对华借款决策探析——以桐油贷款为中心》聚焦美国决策层对贷款问题的分歧，指出虽然桐油贷款的达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但美国政府内部不同决策主体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丰富认识则体现出国家利益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同时也指出，中国坚持不解的努力是交涉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面。该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抗战前期美国对华援助的认识。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构成了西方民众关于中国抗战的记忆，媒体中的中国抗战史值得被进一步深入挖掘。山东大学董欣《利益与立场：抗日战争时期英国〈泰晤士报〉对中国的报道及其分析》全面梳理了1931—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泰晤士报》所有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文章，通过分析报道关注度、议题、价值取向的流变，反映出英国媒体立场、英国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对媒体舆论的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法机构繁复庞杂，如何运转并服务于政治集权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四川大学陈勇明《战争、司法与集权：多元视角下的陈光中案》从典型个案入手，通过缜密考证和详尽梳理，还原案件来龙去脉，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揭示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是如何以军法、司法为舞台进行政治争斗的。 延安大学王悦《多重势力的交锋与甘肃政局的变动（1931—1934年）》关注到1931年“雷马事变”后的甘肃政局变动，通过厘清纷繁复杂的各方势力交锋，指出随着甘肃地位日益重要，蒋介石的“西北计划”日渐清晰，他利用杨虎城清局，又扼杀了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西北计划”，成为这次交锋中的胜出者。 南开大学高翔《全面抗战前兵工署对国军陆军兵工业的整理》一文利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开放的档案，详细梳理了抗战前陆军兵工业整理从规划到实施的过程，分析了兵工署实施各项整理工作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该文指出，虽然战前国军陆军兵工业整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抗战时期国军陆军兵工业限于步枪、机枪、迫击炮等低端武器生产，陆军武器装备仍严重依赖国外，通过兵工业整理实现军械独立的目标未能实现。与会学者认为关于战时军事武装的话题值得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国内外学界关于战时军粮问题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丰硕，近期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到军粮征购的施行细节层面。华中师范大学李喆《战时国军士兵的副食难题与军地关系畸变——以重庆卫戍区为中心》一文认为副食不足是战时国军部队士兵营养不良的关键原因，以重庆卫戍区为例，分析了卫戍区驻军副食问题的由来、政府补给政策的影响和引发的驻军扰民问题。重庆卫戍区的军队滋扰问题尤为严重，引人深思。 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战区教育是文化抗战的重要一环。南京大学陈紫竹《抗战时期教育部驻沪办事处考论（1938—1943）》关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时设立的驻沪办事处这一不为人熟知的隐秘战线，对该机构的活动轨迹、工作内容、部门关系、与上海各势力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考察。该文指出驻沪办事处既负责维系战时上海教育，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谍报功能，丰富了以往对抗战时期上海复杂政治生态的认识。 日本关系与战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焘《乡民何以成汉奸？日军在地需求与战时乐清乡村“合作者”》利用乐清县档案馆的“汉奸案”档案，考察了抗战时期乐清乡日军“合作者”的形成过程，揭示出合作者及其衍生制度的产生，既为了满足日军的在地需求，也与当地乡村经济利益和政治结构紧密联系。日军通过选任新的基层治理代理人、恢复保甲制度等非战争行为，最终重塑了乡村社会结构。 干部和关系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河北大学王富聪《中共华北根据地城工部门的干部打入工作》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如何选拔干部、培训干部、教育干部、派遣干部进入沦陷区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详细叙述了中共对社会关系的挖掘、利用和发展，尤其对派遣打入工作的具体过程做了细致的论述，补充了有关沦陷区的已有研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治安战”是日军在华北地区主要的作战形式。首都师范大学黄博文《相持阶段日本华北方面军“治安作战”分析（1938—1941）》利用日本方面的一手史料，从日方视角对华北地区“治安作战”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了梳理。文章认为日军通过“治安作战”虽然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治安稳定”，但已经没有能力通过肃清华北的中国军队控制华北全境，这体现了华北方面军与大本营间战略上的分歧，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日本的战争潜力不足，无法解决兵力不足和占领区过大的根本矛盾。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尤一唯《广州国民政府（1931）与九一八前后中日关系——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有关陈友仁的新史料为中心》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须磨文书”等新史料，重构了陈友仁对日政策以及前后转变的过程。文章认为陈友仁高估了日本文官政府的实力和他们控制军队的意图，未预测到日本的终极目的和野心。陈友仁和广州国民政府主导的对日直接交涉政策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一度接近于成功，但一切努力终皆化作徒劳，为他转为激进的对日绝交政策埋下了伏笔。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日学界的“东北/满洲”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北京大学林晓萍《在“东北”与“满洲”之间：近代东北殖民史书写》通过考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日学界有关“满洲国”的研究成果，从“东北立场与满洲立场的历史书写之间”的角度，归纳论述了此时期研究之特征，勾勒出近代东北殖民史书写情况之概貌，是有助于理解该地域历史研究的有益尝试。 四川大学陈太勇《“南京事件”与日蒋关系的衍变》采用多国文献，梳理了“南京事件”前后日蒋关系的衍变轨迹，细致勾勒出若槻内阁发酵事件、策蒋反共、分裂国民革命以及田中内阁对善后交涉对象的重新选择、日蒋交涉的僵滞与再启等过程。这一时期日蒋关系的复杂衍变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对日既合作又博弈、既妥协又斗争的多维面相，而日本两任内阁虽在对华态度和策略上似相龃龉，但他们的扩张目标却是一致的，皆欲构建符合其扩张利益的“日蒋关系”，借蒋介石之手排挤英美势力，攫取在华优势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曾主动提出向英美等同盟国宣战，但日本直到1943年才同意其参战。南开大学张展《日本对汪伪政府的决策思路探析——围绕汪伪政府“参加”太平洋战争问题的讨论》对这种政策演变的背后原因和逻辑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文章指出，汪伪政府和日本方面都是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但通过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日本在日汪关系问题上的决策很少考虑汪伪政府的利益和需求，汪伪政府也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和博弈的能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伪资产的接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比较缺乏。南京师范大学张若愚《抗战胜利后沦陷区民族工业接收再探——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例》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展现了国民政府接收大生纺织公司过程中各方势力和派系间的博弈。文章认为，国民政府接收大生纺织公司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和混乱局面，折射出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政治生态中中央与地方以及各派系间的复杂关系。该文还对接收过程中民族资本家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艰难抉择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引人思考。 战时金融也是值得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山大学张君仪《1938—1941年间华北沦陷区的金融管控研究》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入手，梳理和分析了1938—1941年间日伪对华北沦陷区实现金融管控的演变过程，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制度演变及其对沦陷区进行彻底的物资掠夺的本质。 上海交通大学孙艺、张志云《国民政府与二战战争罪行审判（1943—1949）：以三个战争罪行处置组织为例》梳理了“联委会”“远太分会”“战罪会”三个战争罪行处置组织的来龙去脉，指出三个组织在面对战争罪行时各有其关注重点，其自身在司法层面的局限使国民政府面临国内外双重困难，这种结构性困境贯穿了二战战争罪行审判的整个过程。 北京大学陈佳奇《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军对在华日俘反战活动的认知及其影响——以战争信息办公室为中心》以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对在华日俘反战工作的调研与评估为切入点，运用多种史料，展现了美军在对敌心理战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深化过程，借鉴中共成功经验、发挥中国战区作用的重要环节。该文认为，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美国国家形象与价值观念的宣传一直在美军对敌心理战的进程中时隐时现，这既直接扩散着美国的话语力量，又间接影响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1940年法国沦陷后，日军觊觎法属越南，提出了假道越南攻打中国的要求。南京师范大学梁坤《1940年日军假道越南与国民政府的应对》通过详细论述国民政府如何因应日军假道侵华问题，揭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联性。二战中任何双边问题都不仅仅是两方的问题，而是国际问题，需要国际解决。中国囿于自身实力，积极援引德美英力量介入，蒋介石“苦撑待变”的理想逐渐成为现实。 法国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校马吟婷《举步维艰：“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发展及其与重庆政府的军事情报合作（1941—1944）》运用大量法语资料，梳理了“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在华的合作与发展，认为代表团内部党派斗争、与中国双方需求不平衡、互相不信任等诸多因素导致中法这种合作关系难以维系。 本届会议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但仍然以线上形式如期举行。这种会议形式尚属首次尝试，虽欠缺经验，但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学者们的热情参与和积极讨论令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圆满。会议邀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段瑞聪教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日本长崎县立大学祁建民教授，北京大学王奇生、臧运祜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圣雄助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卞修跃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齐小林教授，南开大学江沛教授，山东大学徐畅、赵兴胜教授等专家全程参与了会议，担任主持或点评，并首次实现了海内外专家、青年学者线上共同讨论的盛况。会议秉承注重论文质量、鼓励交流讨论的传统，不设论文宣读环节，给予每篇论文更充分的讨论时间。专家学者们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研究，青年人应更广泛地利用多方材料，更深入地挖掘资料背后的诸多因素，同时也要扎实学术基本功，力求逻辑清晰、表述准确。本次会议涌现出了一批非常年轻的优秀学者，为抗日战争研究注入了新鲜的力量。在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悉心指导下，青年学者们受益匪浅，备受鼓舞。最后，闭幕式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主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畅教授致辞，会议圆满落下帷幕。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