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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凌家滩文化中凌家滩和韦岗两处遗址的动物遗存保存状况较差，动物考古的种属鉴定和数量统计数据存在“偏差”，不利于科学解读该文化史前生业状况。我们以区系类型的观点为指导，将其放诸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文化框架内，从生业发展的角度对该文化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凌家滩文化史前居民已开始家畜饲养，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野生资源，作为中心聚落的凌家滩遗址中家畜饲养或已成为主要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其重要性要较狩猎和渔捞方式为重，家养动物来源多样，除本地供应外，也可能存在周边一般聚落的输入；一般聚落以韦岗遗址为代表，家畜饲养方式所占比重可能略低。 关键词：凌家滩；江淮地区；动物考古学 凌家滩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600年~5300年，它在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由动物遗存着手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文化史前居民在特定环境下对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方式，进而探讨生业方式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古代动物群在死亡之后掩埋地下，会受到埋藏环境的影响，埋藏学因素甚至会严重干扰我们对古代动物群进行复原。在对凌家滩文化中凌家滩和韦岗两处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动物遗存整体埋藏状况较差，认识到这与当地酸性土壤不利于动物遗存的保存密切相关；此外，土壤粘性较大，骨骼破碎且包裹其中，常用的采样方法如干筛法、湿筛法和浮选法等均不能很好地采集小型或破碎动物的骨骼。由此，在实验室鉴定和分析阶段，动物考古学种属鉴定和数量分析的结果就出现了明显的“偏差”现象，譬如：动物种属构成偏于简单、各种属动物的相对比例严重失衡等。 如何对凌家滩文化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偏差”数据进行校准？袁靖先生主张用区系类型的观点指导动物考古学研究，以揭示不同考古学文化独特的物质性特征：“所属年代相同、所处区域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各自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区别较大；同一区域、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前后关系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往往存在延续或继承关系，有一定的同一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的生业状况，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以更为科学地复原凌家滩文化史前先民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 一、长江下游地区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生业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观察 凌家滩文化地处长江下游地区，与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也存在密切文化联系，因此，笔者重点着眼于这两个地区，借助于已发表且经过较为科学动物考古学研究资料，探讨史前居民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 早在1959年，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还相当有限，夏鼐先生已指出要关注其生业状况（物质文化贡献）。近十年来，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推进引发学者们对其史前生业状况多有研究。袁靖、潘艳和罗运兵分别通过对已发表长江下游地区考古遗址所进行的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研究资料进行梳理，认为该地区史前生业呈逐步发展的态势，家畜饲养与史前文化协同发展，同时也被动发展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和自然环境资源的丰裕程度。李映福通过对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遗址出土狩猎工具（主要是镞）和农业生产工具在数量、材质、器型和形制上的变化，并结合相关动植物遗存资料，认为跨湖桥文化至河姆渡文化时期生业以狩猎采集为主、兼营小范围稻作农业，而自马家浜、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农业经济持续高涨与狩猎采集经济下降并行发展，最终形成良渚文化时期的广域农耕经济体系。 在淮河中下游地区，戴玲玲在对侯家寨和后铁营遗址史前先民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方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淮河流域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方式进行历时性观察，认为淮河流域史前时期家猪饲养业呈发展的态势，淮河下游地区发展程度要高于中上游地区，但直至龙山文化时期，狩猎经济仍为获取动物资源的重要方式。张爱冰对淮河流域史前时期动物驯化和祭牲使用进行了归纳，认为应当重视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中国家猪起源中的重要性輥輯訛，但受限于材料，未能很好地解决该流域家牛和家羊的起源问题。 在此，我们将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已公布的、较为详细的动物考古研究结果进行再分析并汇总（附录一和附录二），在对各遗址动物考古研究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讨论各考古学文化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 1.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居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的历时性观察 长江下游地区主要考古学文化及年代序列为：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200年~700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年~6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6000年）、崧泽文化（距今约5900年~52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5200年~4200年）和马桥文化（距今约3900~3100年）。 现有资料表明，长江下游地区家畜饲养方式在跨湖桥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家养动物种类包括猪和狗两种（事实上，在整个史前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家养动物的种类可能仅限此两种动物，家养水牛、家羊和家鸡等尚未出现于该地区），就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看，以猪和狗为代表的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群中所占的比例未超过30%（在河姆渡文化中所占比例更低至不足20%），并且还有一定数量的野猪，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整体上以渔捞和狩猎为主，家畜饲养方式规模较小、发展缓慢。良渚文化时期，整体而言，家畜饲养业规模扩大，发展迅猛，成为主要的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家养动物所占比例剧增到50%或以上，但是，家畜饲养业发展不均衡，越靠近政权中心区，家养动物所占比重越高。马桥文化时期，家养动物所占比例回落到30%甚至更低，家畜饲养业旁落，渔捞方式成为主要的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 2.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居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的历时性观察 淮河中下游地区主要考古学文化及年代序列为：双墩文化（距今约7300年~7000年）、龙虬庄文化（距今约6600年~55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100年~4600）和龙山文化（距今约4400年~4000年）。 现有资料表明，中国家猪起源于淮河上游地区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年代为距今9000年左右。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居民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呈逐步发展的态势：家养动物所占比例稳步提高，其种类也有所增加。双墩文化时期，野生动物所占比重最高，而以猪和狗为代表的家养哺乳动物所占比例较低，可能不足30%，这表明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以狩猎和渔捞为主、家畜饲养方式为辅。龙虬庄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家养动物所占比例在40%左右，家畜饲养方式整体上得到发展，但是，龙虬庄遗址由早到晚呈现出养猪业衰退（家猪最小个体数所占比例由早期的57%下降到晚期的27%）而稻作农业稳步发展的相背离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该遗址周边相对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弱化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龙山文化时期，家养与野生动物持平，并出现了新引入的家养动物种类——黄牛，家畜饲养业已成为主要的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 综上，两个地区史前居民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野生动物资源，渔猎方式所占比重较高，家畜饲养方式并未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二者的发展轨迹又呈现出明显不同：长江下游地区家畜饲养方式缓慢发展、达到高峰又再次回落；淮河中下游地区家畜饲养方式稳步发展、但在一定范围内也有小幅倒退。依据袁靖先生提出的“被动发展论”，即中国史前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及转变主要受到两个变量的制约，一是史前先民对肉食资源的需求量，二是遗址周围野生动物资源的状况，因此，遗址周边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和阻碍家畜饲养业的发展，而家畜饲养作为一种能够获得稳定而充裕动物资源的手段，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会带动和强化其发展。 二、凌家滩文化史前居民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的再探讨 凌家滩文化是一支以制作大量精美的玉器和石器、出现大型祭坛和贵族墓地、产生中心和一般聚落等为主要内涵的史前文化，凌家滩遗址是由众多一般聚落（如韦岗遗址）支撑的中心聚落，“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了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凌家滩遗址近年考古发现的大型红烧土建筑遗迹、祭祀区和居住区之间长达2000多米的人工围壕、维系玉器和石器手工制作等均需建立在一定的生业基础之上。 长江下游地区与凌家滩文化年代相当或关系密切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淮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有：龙虬庄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已有研究表明凌家滩文化与这些文化关系密切或存在渊源关系。根据家养哺乳动物和野生哺乳动物的相对比例，上述考古学文化中家畜饲养方式所占比重的状况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崧泽文化、龙虬庄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为代表，家养动物所占比例在30%或以下，表明渔猎方式为主，家畜饲养方式处于从属地位；第二组，以良渚文化为代表，整体上家养动物所占比例在50%或以上，表明家畜饲养方式已成为主要的方式，但良渚文化内部中心区和一般聚落生业发展不均衡，中心区家畜饲养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一般聚落家畜饲养业发展较弱、生业状况无法支撑中心区的发展。 由此，我们对凌家滩文化史前居民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的认识如下： （1）凌家滩文化家畜饲养方式占据重要地位，但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渔猎方式 周边同期与之关系密切的考古学文化在生业上都显示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依赖，由此，从生业发展的角度而言，凌家滩文化中家畜饲养方式所占的比重不能过高评估，并没有如数量统计结果所显示的一样占到83%以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事实上，环境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凌家滩文化中对野生资源的获取在生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凌家滩遗址史前地貌环境与良渚遗址相似，凌家滩三面临水，与河流相连，周边有丰富的水陆野生动植物资源和便利的水运交通可供利用，刻槽盆内淀粉粒的分析结果也印证了这个推论：凌家滩先民由依赖薏苡和未定禾本科植物转向加强对小麦族、栎属、豇豆属和根茎类植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野生植物的采集应是凌家滩文化生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凌家滩文化史前居民已经开始了家畜饲养，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赖于野生动植物资源。 （2）凌家滩文化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生业发展不均衡 凌家滩遗址作为中心聚落，它和以韦岗遗址为代表的一般聚落在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应存在不同。作为中心聚落的凌家滩遗址中家养动物的种类包括猪和狗，家畜饲养方式或已成为主要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其重要性要较狩猎和渔捞方式为重，其家养动物来源多样，除本地供应外，也可能存在周边一般聚落（如韦岗遗址）的输入；作为一般聚落的韦岗遗址，家养动物的种类主要是猪，家畜饲养方式所占比重可能略低。 三、结语 为更好地解读凌家滩文化史前居民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我们通过对已公布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资料进行梳理，就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观察，两地的共性体现在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依赖上，但发展轨迹明显不同：长江下游地区家畜饲养方式缓慢发展、达到高峰又再次回落，淮河中下游地区家畜饲养方式稳步发展、但在一定范围内有小幅倒退。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凌家滩文化史前先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凌家滩文化已经开始了家畜饲养，但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获取仍占有很高比重；作为中心聚落的凌家滩遗址中家畜饲养方式或已成为主要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其重要性要较狩猎和渔捞方式为重，其家养动物来源多样，除本地供应外，也依靠于周边聚落的输入；一般聚落以韦岗遗址为代表，已经开始家畜饲养，家养动物主要种类为猪，家畜饲养方式所占比重可能略低。 附录一长江下游地区考古遗址出土动物种群及比例的历时性变化 主要就长江下游地区各遗址动物种群出土状况以及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按时间早晚分述如下。 1.跨湖桥遗址属于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200年~7000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出土动物种群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节肢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比例由早期的31%、到中期的22%、再到晚期的16%，就最小个体数而言，比例由早期和中期的29%、到晚期的23%。 2.傅家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猪，野生动物包括硬骨鱼纲、鸟纲，爬行纲和哺乳纲动物，就最小个体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比例为15%。 3.河姆渡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65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节肢纲、软骨鱼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以野生动物为主。 4.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55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鱼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7%。 5.楼家桥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距今约6700年~65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爬行纲和哺乳纲，狩猎和家畜饲养同为重要的获取肉食资源方式。 6.罗家角遗址属于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以野生动物为主。 7.圩墩遗址属于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400年~49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30%。 8.崧泽遗址属于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年~51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硬骨鱼纲、爬行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30%。 9.南河浜遗址属于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年~51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猪，野生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以野生动物为主。 10.福泉山遗址以崧泽文化为主，距今约5600年~53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主要是哺乳纲动物，以野生动物为主。 11.塔山遗址属于良渚文化，距今约5900年~56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猪，野生动物主要是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24%。 12.龙南遗址属于良渚文化，距今约5400年~48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70%。 13.绰墩遗址属于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41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鱼纲、爬行纲和哺乳纲动物，就最小个体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50%。 14.少卿山遗址属于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41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猪，野生动物包括鱼纲、爬行纲和哺乳纲动物，就最小个体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75%。 15.马桥遗址包括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年~4000年）和马桥文化（距今约3300年），良渚文化时期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软骨鱼纲、爬行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23%，就最小个体数而言，比例为56%，马桥文化时期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瓣鳃纲、软骨鱼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马桥文化早期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8%，马桥文化晚期为13%，就最小个体数而言，马桥文化早期为16%，马桥文化晚期为28%。 附录二淮河中下游地区考古遗址出土动物种群及比例的历时性变化 主要就淮河中下游地区各遗址动物种群出土状况以及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按时间早晚分述如下。 1.双墩遗址属于双墩文化，距今约7300年~71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以野生动物为主。 2.石山子遗址可分为两期，一期为双墩文化，距今约6900年左右，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和哺乳纲动物，就最小个体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34%。 3.侯家寨遗址可分为两期，一期为双墩文化，距今约6900年左右，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56%，就最小个体数而言，比例为52%。 4.万北遗址包括双墩文化和青莲岗文化，距今约6500~64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和哺乳纲动物，就最小个体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由67%到88%。 5.龙虬庄遗址属于龙虬庄文化，距今约6600~55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和哺乳纲动物，就最小个体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53%。 6.后铁营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6100~5000年，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43%，就最小个体数而言，比例为33%。 7.尉迟寺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800~4600年）和龙山文化（距今约4400~40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和猪，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动物，就最小个体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45%，龙山文化出土动物种属中家养动物为狗、猪和黄牛，野生动物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和哺乳纲动物，就最小个体数而言，家养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为50%。 （作者：吕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卫红 安徽大学历史系；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