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2019年度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体现了学者们近年一直坚持的突破既往成果积淀深厚且文献较少这一瓶颈的努力。《剑桥六朝史》的出版代表了英文世界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内研究中，“新政治史”在各点继续深入，体现了继承传统，走向未来的突破；“政治体”概念的提出以及新一代学者们日益增长的国际视野，造就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在物的历史、知识和信仰的历史等领域，优秀成果的年度群体亮相，使得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的研究壁垒渐趋模糊，新范式的运用使得更新换代的成果逐渐类聚。这一趋势目前仍在持续中。 关键词：突破；类聚；新政治史；物的历史；知识和信仰的历史 作者简介：杨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既往大师众多，成果积淀深厚，且传世文献相对而言资料量少，内容单一，简牍、墓志等新资料的突破性发现也很有限，因此创新难度较大。但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也是当下中青年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下文便分四部分，综括2019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年度前沿成果，本文的目的旨在关注当下学术的热点，综括已凝练出的方法并展望未来，定有挂一漏万之处，还望读者见谅！ 一、传统和未来：“新政治史”的突破 首先有必要介绍的是《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2, the Six Dynas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六朝部分于本年度出版。本书共有900多页，作者是来自欧美、澳洲、中国大陆、中国港台的27位学者（中国大陆有荣新江、侯旭东两位参加），分三十个章节钩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族群关系、战争、农业、两性、艺术、宗教、哲学、物质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及其变迁，代表了国际汉学界该时段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在此阶段因为异族的入侵而变得多样化，并且历史走向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一时期文学日益独立，宗教蓬勃发展，并非像以往认识的那样完全混乱，一无是处。本书叙事方式跟国内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相比有较大差异：首先，中国学者熟悉的大一统史观及“汉化”（sinolization）是不存在的，少数民族政权跟汉族政权之间的竞争、交流在本书的叙事中处于同一层次平台上；其次，对物质文化、宗教、性别有格外的关注和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对墓志等资料的运用远不如国内学者娴熟。这些“他山之石”值得国内的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们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下文将以国内学者的研究为主介绍本年度的学术成果。 （一）传统的选题及研究范式下的成果 传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大致分为政治制度、世家大族、经济文化几大类议题进行，可以看出明显的条块分割。目前这样的研究面临选题殆尽，方法出新困难等困境[1]，但随着出版的繁荣与便利，传统研究在数量上仍然保持增长。其中政治制度研究是最重要的内容。高敏《魏晋南北朝史料、札记及书评集》（人民出版社）是一部先生生前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涉及对正史资料及《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的研究等内容；《简修炜先生中古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此类似，收录简先生生前论文34篇。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汉代各种外交决策制度、外交专职机构乃至地方行政与边防机构、边境镇抚机构（军镇、都护）的外交职能等，此书堪称是20世纪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但新世纪学术发展迅猛，现在回望此书存在诸多局限。首先，关键概念“外交”的内涵不清晰；其次，仅从现象出发，按时代、国别进行简单分类的痕迹比较明显，许多地方以叙述过程（如解忧公主、冯嫽的事例）替代了深入剖析，这些都是先前学术范式的局限性造成的。张金龙《唐前太子卫率詹事制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是对太子卫率詹事类职官的纵向个案研究；张鹤泉《东魏北齐开府仪同三司考》（马志强主编《北朝研究》第九辑）亦属于此类。青年学者有的研究亦继承此学脉，进一步廓清了许多制度细节问题。如刘雅君《两晋政治格局中的太子詹事与东宫建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辑）、过超《论北周中正的发展与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均是对制度史当中某一问题的专门考证。 世家大族及其政治集团是传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另一类重要选题，本年度传统研究范式的零星成果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40辑分别刊发了沈国光《前秦“枋头集团”申论——对十六国时期地缘关系与流寓集团的一次考察》、曹鹏程《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前者考察了十六国流寓集团—“枋头集团”，后者考察了益州的政治势力博弈；李学功等《郡望吴兴族鉴南浔——沈氏宗姓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汉晋到南朝，吴兴沈氏从移民户到军功士族再到文化士族的演变过程；刘志国对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家族渊源[2]；张庆捷《高欢旧友与东魏北齐政治》（《史志学刊》2019年第1期）考察了高欢旧友形成的政治集团在从六镇起义到东魏北齐的政治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此外，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传统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研究颇为沉寂。本年度张剑光《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共收论文24篇，上编主要谈江南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下编从教育和饮食、娱乐活动等方面探讨江南，研究路数比较传统。相比之下，陈彦良《币制兴衰四百年：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格致出版社，此书曾于2013年在台湾由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难得的佳作，此书利用墓葬和窖藏数据，结合传统文献，辅以货币学理，系统阐述了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通货紧缩、通货膨胀肆虐并剖析原因——由于战乱和经济凋敝，各朝政府通过发行溢价的劣币来尽可能地汲取社会资源，偶有精良货币也因吏治败坏而轻劣化，且因朝廷放任，权贵私铸十分猖獗，于是国家信用彻底败坏，民间失去了货币使用偏好转向以物易物，另一方面在“劣币驱逐良币”驱使下，相对精良的古币退出交易，进一步加剧了货币信用的崩解。朱安祥认为理念因素是两晋不铸币的最重要原因[3]。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三国研究。在国内，或许是因为三国史掺杂了正史、演义、戏曲等多重难以彼此剥离的因素，且前辈学者对三国历史的走向和节点已有过高水平的分析，近十年来三国史研究一直比较沉寂。本年度重要专著有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华书局），对三国时期军事重镇、军事方略、战争的路线、关防、部署等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从经济区域、地形条件、交通、武器装备等方面分析了三国兵争要地的成因及其地理演变过程，是一部集大成的三国时期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专著。李万生《论所谓“人民不愿作战”——蜀汉亡国原因探讨之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对王仲荦提出的蜀汉灭亡是由于益州“人民不愿作战”这一观点做了辨析，认为蜀汉的灭亡是因为战略错误，即没有在阴平桥头与江由之间的险要之地布防。相比之下，对三国史研究更有兴趣的是日本学者，日本东洋史巨擘内藤湖南（1866—1934）著《诸葛武侯》由张真译成中文（江苏人民出版社），该书考证严谨，显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关尾史郎《三国志の考古学——出土資料からみた三国志と三国時代》（东方书店）根据中国各地的简牍石刻、漆器陶器、画像石、墓葬壁画等多种出土资料，从曹氏族墓出土的刻字砖及相关文物考察了曹氏家族和曹操之死；从朱然墓出土简牍考察了名刺、名谒；从走马楼吴简考察了孙吴地方行政和地域社会；从高台地埂坡四号墓壁画看诸葛亮的“北伐”；等等。本书覆盖面广，资料新颖，是近年来高水平的三国史研究专著。《〈三国志〉の世界》则是一部日本学者的论文集，选题包括对诸葛亮、曹操、关羽、吕布的研究、《三国志》的史实考证、《三国演义》所反映的各种面向（涉及文学、市井生活、历代批注等）、甚至还涉及《三国志》的动漫创作等话题，日本学者在剥离《演义》影响，还原真实的历史叙事方面暂时走在中国学者前面，但《三国志》动漫话题深入学术论文集则反映了日本史学的“后现代主义”抬头，目前还在继续增长。 除了传统政治制度、世家大族、经济文化外，传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另一领域是对文献、墓志、碑刻等的考订，近年因吴简和碑志新资料发现的刺激和“史料批判”所导致的文献学方法进步，研究在不断进益。文献方面，首先是由中华书局主持、吴玉贵、孟彦弘承担的《隋书》的点校。《隋书》新修订本以百衲本作为底本，充分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墓志等资料进行了他校的工作，标点改动500多处，纠正了原点校本的一些明显的断句错误[4]。孟刚、邹逸麟《晋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则把目前所发现的直接与《晋书·地理志》相关的考证论著、论文、考古资料等尽量搜罗齐备，并利用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未刊释文；张学锋、陆帅的新整理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吸收了此前张忱石、孟昭庚等不同校本的优点，参照其他刻本，并结合六朝建康城的城市遗址、墓葬资料等地下出土遗物及地面遗存，将《建康实录》中能够图示化的内容尽可能呈现出来[5]；许梿编、黎经诰注《六朝文絜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录72篇骈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其中收录的诏、敕、令、表、疏、启、笺、移文、诔等官私文书，以及碑、铭等文献，提供了广泛的一手资料。董志翘、冯青《〈世说新语〉笺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特色是将篇幅不少于《世说新语》原文的刘孝标注一并注释。 此外目前方兴未艾的是从文本的辑佚、校勘及异文研究出发，对文本形成的过程做逐层剥离式研究。聂溦萌、陈爽主编《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中华书局）汇集了多篇依托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而展开的研究成果。其中聂溦萌《<晋书>版本演化考》《<晋书>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对《晋书》的版本演进及其细节做了考证；陈爽《<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佚史考》（《文史》第1辑），从历史文献学的视角重新考察，认为独家保存了《世说新语》敬胤注的南宋汪藻所撰《世说新语叙录》是极为珍贵的《世说》早期研究著述，敬胤注本保存了大量已佚东晋历史著述的原始本及多处东晋南朝历史人物谱系记述，是研治这一时期历史与人物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唐研究》主办，中华书局承办的“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会议于今年11月召开，其中数篇会议论文，如陈爽《写本时代正史文本的散佚与正史校勘中的佚文措置》、林昌丈《观念、制度与文本编纂——论魏晋南北朝的“州记”》、鲁明《中古类书引存正史琐议》、真大成《“文本互见”与“互见文本”：以中古史书为例》、景蜀慧《现存六种宋刊本〈陈书〉简述》均显示了利用辑佚、校勘，对文本形成做逐层剥离研究的路数。 碑刻和墓志。本年度最重要的是刘琴丽编《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限定了碑志的范围（仅收墓碑和墓志），指出前人的同类作品或遗漏、或繁复、或分类不当、且查找相对不便等种种不足，索引收录汉朝碑志776方，另外东汉刑徒砖693方，三国149方，晋朝507方，十六国32方，南朝（宋齐梁陈）250方，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1716方，隋930方。伪刻（含疑伪）碑志244方，并附有人名索引，是相对而言内容完整、查找便捷的石刻文献资料。此外，王萌、魏长虹对北魏《姬静墓志》[6]、刘凯对东魏《张琼墓志》做了考释[7]，国外学者中，明治大学广开土王碑刊行委员会编《明治大学図書館所蔵高句麗広開土王碑拓本》（八木书店）收录了高句丽广开土王碑的整纸本、剪装本，并收录了数篇中、日学者对碑的研究历史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的论文。 简牍和文书。本年度刘安志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所收17篇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183）的前期阶段性研究成果， 其中有若干篇对吐鲁番文书进行具体考证的文章，如王素《吐鲁番新获高昌郡文书的断代与研究——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高昌王令形制综论》、陈国灿《〈北凉高昌郡高宁县条次烽候差役更代簿〉考释》《对高昌国诸城“丁输木薪额”文书的研究——兼论高昌国早期的诸城分布》《对新出一批高昌券契的认识》，都是对吐鲁番文书的再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编《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精选164种有准确纪年时间，书手明确以及涉及人、事清楚，书法成就高的简牍，提供了书法断代史研究的宝贵第一手资料，但利用简牍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研究的是大宗，它跟“新政治史”的研究紧密纠缠在一起，下文将对年度有关成果进行梳理。 （二）“新政治史”的尝试与突破 近年来，前沿青年学者们的选题与突破，集中体现了“新政治史”的成果。“新政治史”大致可分为：第一，史料批判和历史书写；第二，各具体领域（包括国家和基层的治理方式、礼制等）的展开，详下文。 史料批判与历史书写。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是笼统地包含在史学史中的，如今年出版的朱渊清编辑《朱希祖史学史选集》（中西书局）辑选朱希祖作品中与史学史有关的文章，涉及魏晋南北朝的有：《萧梁旧史考》《十六国旧史考》《汉唐宋起居注考》《蜀王本纪考》《驳〈史通〉元魏著作局及修史局说》《驳〈宋书〉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说》等，这属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罗新先生认为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它让人们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去阻碍人类的心智发育，还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的记忆与遗忘等问题[8]，这极大鼓舞了青年学者的历史书写与史料批判研究。今年“中古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5月14日推送了台湾学者陈俊伟《叙述观点与历史建构：两晋史家的“三国”前期想象》（台北秀微资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一书，该书是近年对《三国志》正史进行史料批判分析的最重要专著，作者认为两晋史家在三国史书的编写中互相竞争，这种竞争加上政治党争，造就了不同的“三国正统观”，进而造就了真实史实的位移。本书对于正史记载的立场、史料的取舍做了逐层剥离式的考证，这种逐层剥离显示了史料学的长足进步，它使得正史在古人编撰中的讳饰、隐匿、迂曲成分逐渐大白于天下。史料批判的研究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2019年8月23—26日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如何突破瓶颈：第十二届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这一平台所发表的部分论文上，如熊昕童《汉唐间官修列传取材机制的演变——以“状”与“行状”为中心》以汉唐之间正史人物列传的撰写机制为对象，认为史官制度的变革和行状的演变这两大动因导致撰写机制的转型，评议人认为要警惕过于清晰的线索，以防简单化之弊[9]。《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40辑亦集中刊发了若干篇这样的研究成果，如曲柄睿《谢承〈后汉书〉无〈风教传〉考》（第39辑）、陈伟扬《中古彭城刘氏的谱系建构》（第39辑）、杨继承《魏晋史籍中的曹操称谓——基于裴注所引“佚史”的考察》（第40辑）、陈灿彬《从传言到定说——褚渊失节与〈褚贲传〉的书写和变异》（第40辑）均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对这些文献的形成过程做了再研究。 史料学的进步造成了各方面突破瓶颈的可能性，“新政治史”进而将视野扩大到了政治展开的动态和制度产生、流变的线索等议题中，它将政治文书放在政务规程运行中考察，如赵立新《汉魏两晋南朝官僚选用文书的演变及其意义——以状、行状、簿状和簿阀为主的考察》（第十二届联谊会论文）；它还注意到了人物或群体在政治网络中的作用，如林晓光《萧赜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原历史场景，鲜活地描摹了南齐武帝萧赜的一生，宋燕鹏《梁末入邺文士之史事钩沉》（《北朝研究》第九辑）、刘军以新见北魏《王曦墓志》为中心，考察了中古门阀贵族机制[10]，都显示出了对“人”的关注。 “新政治史”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一点仇鹿鸣联系国内、国际史学的发展理路，纵横捭阖地条分缕析，做了全面总结[11]。此外青年学者们还走出书斋，行万里路，在2018年夏到河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就是他们的集体思考结晶，虽然其中专业性田野调查的方法尚不充分，但体现了想象力这一可贵素质在这群青年历史学者的广泛存在[12]。近年来，“新政治史”的研究理路伸向了多个维度，大致可概括为两方面：第一，国家权力层级的组织方式和其他表现形式；第二，基层的治理和自存方式。下面试分别论述。 其一，国家权力层级的组织形式。此议题是对国家组织形式的具体探索，目前正从以往那种简率、大而化之的定调式研究中走出，处于积累案例的阶段。韩国学者崔珍烈的《中国北朝地方统治研究》在研究北朝地方统治结构时达到了时间、空间全覆盖——时间上从北魏平城时代到北周；空间上覆盖了整个北朝的统治区域，从中央到地方对各种人群的各种统治方式毫无遗漏地涉及，该书达900多页，堪称该专题的断代鸿篇巨制。在权力层级的地理空间分布上，都市是展现中央统治的政治空间，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生活诸多层面的功用，南开大学2017年“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工作坊论文集《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由夏炎主编，2019中西书局出版。其中张学锋、陈刚《孙吴、东晋的都城空间与葬地》，沈丽华《东魏北齐邺城都城布局与复原研究综论》均从地理空间来研究城市营造。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勘察研究新进展》[13]203-214则是从考古角度进行都市研究的成果。 礼制是处于直接的政治权力之外，但处处体现权力层级且覆盖全社会的制度设计，近年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台湾”学者郭永吉的《帝王学礼——自汉至隋皇帝与皇太子经学教育礼制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出版中心）探讨自汉至隋皇帝与皇太子的经学教育礼制，依受学期间、学成仪式与学成后再度研习三个阶段进行论述，本书的不足是：第一，没有区分作为展演（performance）的礼典和其他不含礼仪性质的实际行为（受学、讲经）二者的关系，以至让“礼”所包含的内容无限扩大化；第二，对作为制度之源的先秦礼书中的“学礼”缺乏经学及制度层面的了解；第三，对于唐朝“学礼”在礼制史演进过程中“重构”的创新之处未曾点到，这也是当下礼制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甘怀真《〈周礼〉与中古时期的城乡关系》[14]也存在上述问题。相比之下，第十二届联谊会的两篇论文是扎实的个案研究，赵永磊《北魏的华夏天神祭祀再探》认为北魏郊社所祀天神近乎全尊郑玄学说，更近于曹魏明帝时期的旧制；黄桢《龙舟上的北魏皇帝》认为孝文帝以华夏文化中的“龙舟”作为政治符码，将其植入北魏的政治文化之中；洲脇武志《王倹の礼学－穆妃の葬喪儀礼への対応を中心に》（日本六朝学术学会第23回大会论文）反映日本青年学者也在进行礼制个案研究。李彦楠考察了礼制中的谥法制度[15]；刘凯对三国至北魏太和年间政府与民众眼中的西门豹形象在“贤臣”与“神人”间的游移做了考察[16]。神祀的性质和层级是服从于《礼记·祭法》所定规制的，中古时期这方面研究因为资料的限制，目前尚未受到重视，日后尚有空间。 综上，礼制研究与纯粹的政治史不同，它仰赖前朝积淀的礼经学传统和不断变动的当下政治叙事需要而存在，并经历一次次重构，研究礼制要求学者有较深的礼经学素养，这方面将来还有待范式的积累，作为制度史组成部分的礼制研究还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 其二，基层的治理和自存方式。鲁西奇《谁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中国古代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路与方法，学者们的许多具体研究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展开的。陈爽总结了既往中古士族研究的不足，展望了历史人类学应用于中古士族研究的可能性[17]。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以及晋唐碑刻的不断发现，使得利用简牍和碑刻资料对乡里基层组织进行复原成为可能，目前亦是一大热点，拥有众多成果。张荣强的《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9期）是本年度提纲挈领的一篇重要论文，此文认为简纸更替对中国古代地方的行政管理与权力运作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秦汉时期由于简册书写不便，户籍等各类基础账簿只能在乡制作，其负载的管控民众、征发赋役的基层行政功能也主要是在国家权力末端的乡一级展开，纸代替简册后，各种基础账簿上移至县廷制作，但县廷并不具备直接面对分散个体小农的能力，随着唐后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士绅阶层逐渐登上乡村政治舞台，从而开启了“皇权不下县”的局面。文章清晰地梳理了简纸更替在统治技术上对汉唐乃至后世王朝控制基层的能量及其落脚点的转变。此外学界对吴简反映的基层社会面貌有许多细化研究：凌文超《吴简与吴制》（北京大学出版社）从精准分析不同的吴简个案入手，探讨它们各自反映的制度（如举私学簿的牍文与占募制度的关系，隐核新占民簿与户籍体例、举私学的关系、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所反映的州、军吏与编户民户籍的关系），通过私生口估税簿与户下奴婢、客的关系等等，此书承袭了作者一贯精细的风格，深入考察了社会组织方式和官府控制下的经济制度细节。徐畅根据吴简资料及长沙城考古成果，对孙吴至刘宋临湘辖乡的情况展开分析，认为孙吴黄武—嘉禾年间(222—238)本地辖平乡、广成乡、都乡、东乡、桑乡、中乡、小武陵乡、模乡、西乡、乐乡、南乡11乡，临湘为江南大县[18]，加深了学界对孙吴时期基层行政组织及其职官的认识。 在区域社会的基层面貌方面，因资料的增加，更因研究方法的进步，水平大大推进。本年度林昌丈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作者通过对六朝冢墓铭文仔细分析，认为墓志铭中的地名作用是招魂和标识亡人“乡里”，亡人“乡里”逐渐和葬地、坟茔等相对固定的空间关联，促使“旧墓”情结形成，对异地亡人“旧茔”的营建体现了流寓士人的“旧墓”情结和对死后魂归“旧里”的想象。这种亡人“乡里”的构建在时空上是移动的，亡人通过“买地”的方式先于生人获得“新乡里”安顿于异壤，是侨民土著化的重要开端[19]。此文的研究突破了冢墓铭文仅作为资料的碎片化考证理路，将观察视点挪到亡灵“乡里”的若干层空间移动上，通过层层剖析，复原了亡人“乡里”的想象过程所构建出的冥世面貌的先后变化，无论是视角和方法都有重要突破。此外，李永生《余吴土，盛且丰——砖铭所见西晋末年广州的地方社会》（第十二届联谊会论文）利用带有“余广州”或“余吴土”字样的西晋“永嘉砖铭”，尝试考察砖铭墓主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将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相勾连，分析砖铭产生的历史原因，评议人认为尚需充分考虑墓葬砖铭的文体和场合。安然（Annette Kieser）从考古角度综览了东晋社会的概况[20]；黄敏《汉魏六朝石刻乡里村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介绍了石刻乡里村坊的研究概况，汉魏两晋南北朝石刻中的乡里，洛阳、邺城、长安的里坊，还考察了石刻乡里村坊与北朝家族墓志之间的关系。 以上是大概能归入“新政治史”领域的所取得的各维度的研究成果。成果无疑是丰硕的，但“新政治史”毕竟起步不久，也存在各种不足，表现在：第一，很多青年学者的制度史研究大多是直接深入一个个点的问题，彼此有机的关联甚少，范式的来往交错虽然可见，但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交集和一致共识；第二，在世家大族和乡里基层研究领域，中古史学者普遍不熟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且缺乏严格训练，在利用吴简、石刻等研究基层社会时，不同的研究水准差距较大。 在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有突破，也有类聚。在政治史以外，更多的议题及成果正挟带更新颖的研究范式走来，如同云块聚集，下文便是这方面的内容。 二、变动中的“区块链”：各“政治体”的演进和边裔政治格局 类聚之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治体”的演进及边裔政治格局研究，它是一种变动中的“区块链”，这一领域的传统关键词是“汉化”和“民族大融合”。本年度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了两部经典的五胡十六国个案研究，一是周伟洲《汉赵国史》， 该书考察了刘渊的族姓及汉建立、发展、兴盛及内乱（赵国继立）、衰亡的过程及汉赵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是研究匈奴建立的汉—赵国的经典之作。另一部是赵向群著、贾小军修订的《五凉史》，该书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相继出现的五个割据政权，前凉（汉族张氏）、后凉（氐族吕氏）、西凉（汉族李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北凉（匈奴沮渠氏）。分十个专题将短暂的五凉历史置于汉唐间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宏观考察。尚永琪《北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通史、典制、传记三方面考察了北燕的建立、发展、灭亡及经济社会、典章制度各方面情况；高然《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慕容鲜卑的来源与迁徙，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的建立兴衰、选官制度及胡汉分治，还兼及军事制度、社会经济、宗教信仰，本书比20世纪的有关研究要更加系统和完善。 除了继承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新成果的类聚。这种类聚得益于“政治体”这一比“部落联盟”更为强大的解释概念的提出，以及学者们日益增长的国际视野。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无疑是本年度声誉卓著、广受欢迎的前沿之作，本书收录作者以往发表的21篇论文，分“边裔与中心”“发现与想象”“墓志与历史”三个模块结集，作者对吴简、墓志资料十分熟悉，对中古时期处在中原王朝和游牧帝国、绿洲国家间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了然于胸，对西北史地有切身认识，对英文成果广泛涉猎，甚而对突厥语有一定程度的涉猎，这多种条件的综合加上作者纵横捭阖的想象力和捕捉历史细节的敏感，往往在还原历史场景、交代宏大格局的同时更能于细微发现前人因知识结构不足而忽略的真相——有的勾勒出了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治体、绿洲国家之间的博弈，如《墨山国之路》《茹茹公主》《汉唐时期漠北诸游牧政权中心地域之选择》等；有的刻画出了中原王朝对各种“深险”山民进行征税征兵，进而将之归入“王化”的历史进程；还有的通过墓志中的蛛丝马迹考辨历史上发生过的重要事实及牵连的政治格局之变。纵观全书，以往概念式的“汉化”叙事法被打破，如《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名号与传统》《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重建了“汉化”进程中的一些细节；对民族的重构也有了全新的考察，如《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展示了作者勤于思考、敢于出新的学术素质。此书在诸多领域均达到了超迈前人的水平，引领着当下的学术潮流。 此外就是一些不同时间段上的个案研究，魏坚研究了牛穿古城与北魏六镇的关系，丁慕妮（Monique Nagel-Angermann）从史籍中综览中古世纪早期北方的文化多样性，田立坤对四世纪的夫余史迹做了考察。朱艳桐利用墓志碑刻、西域文书，考察了北魏至唐沮渠氏的发展脉络[21]；板桥晓子《晋宋交替与仇池政权》（第十二届联谊会论文）考察了仇池政权与晋宋交替的关系，认为在两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仇池政权比较稳定地维持了晋朝藩屏和接受晋朝遗民的角色，与晋朝的关系延续到晋宋交替后，并奉刘宋为正统王朝。有些论文试图理清线索，如彭建英《从部落联盟到游牧帝国——漠北回纥的建国之路与族群整合》（《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十卷第二期）、韩生存《北魏平城与丝绸之路》（《北朝研究》第九辑）。还有两部今年出版的专著，一是彭丰文《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研究》（花木兰出版社）从边政和大一统的关系出发，按时间顺序依次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在边疆经略方面的政治、军事政策、经济文化开发的措施与成效，包括曹魏征讨乌桓、高句丽，蜀汉平南中，孙吴入岭南，两晋南北朝的边疆经略、屯田等，并总结了治乱经验；二是苗霖霖《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以鲜卑为中心的探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广泛利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采用“二重证据法”和“量化分析法”，对以鲜卑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行国体制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 古代中国的族群构成是多元和变动的。魏晋南北朝时的在华粟特人是一个群体，对此的研究越来越成熟。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高昌国（442—640）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奴隶制与胡奴》（宋馨2019）、丁爱博（Albert E Dien）《入华粟特人的生命历程：从“萨薄”到“s’rtpw”》（宋馨2019）都是具体研究。此外婆罗门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终于有专著出版，严耀中先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从数以千计的文献和文物中钩沉出婆罗门教和婆罗门文化在中国古代存在的种种证据，整理出了神职人员及其传教活动、宗教场所、经籍、信徒墓葬等等线索，并且考察了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关系、婆罗门教传入中土的文献和文物资料，包括图像、经汉译佛典保存的婆罗门教资料及其对中土文化各方面的影响[22]。 本年度日、韩学者有几部颇有分量的专著，一是刘可维译川本芳昭的《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是具有东亚国际视野的“区块链”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涵盖了汉唐到辽金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东亚格局，第一篇以民族问题为中心考察了汉唐间中国北部的动向，涉及乌丸、鲜卑、北魏等民族“政治体”的发育；第二篇从“新”中华仪式的形成入手，考察汉唐间东亚的动向与古代日本的国家形成；第三篇考察了汉唐间中国西南部的多民族状态及它们跟日本的联系；第四篇涉及辽金的正统观，古代朝鲜、日本“中国化”的关联，北魏与元、辽的比较及中华帝国的构造等问题，具有东亚的全局性视野。二是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刘可维译，商务印书馆），该书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一个多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强调自我、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时代。第一章梳理东汉、曹魏、西晋少数民族的发展动向及中原王朝的应对措施；第二、三章以政治的演变过程为中心叙述“十六国”的兴亡变迁；第四章从五胡十六国与周边的关系、佛教的发展等方面探讨它们是如何自我定位的；第五章探究这一时代人群迁徙的整体轨迹；第六章通过文字资料与墓室画像来考察诸民族融合的实态。本书系统性强，五胡十六国的动荡和纷乱在作者笔下呈现出了追溯源流、知往知来的各种脉络。三是金子修一《古代东亚世界史论考》（八木书店），该书是一部各专题独立，但彼此有衔接的论文集，揭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诸国所形成的世界及其互动历史，包括邪马台国?倭国、渤海、突厥、高句丽、百济，以及周边诸国形成的国际秩序。作者考察了在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百济、日本、渤海乃至突厥等政治体跟唐朝交融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网的格局及变迁。全莹、金春译韩国学者张寅成著《百济的宗教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由分析百济国的政治生活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文化史、社会史的多篇研究论文构成，内容涵盖祭祀、道教、巫术、生死观念等诸多方面，该书综合运用了汉唐时期汉文史料和韩国全罗、忠清等地的本土考古资料来研究百济人的祈愿、人生观、世界观等精神世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变动的“区块链”的研究是目前的热点，但因为目前大部分学者们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学术训练尚未完成，这方面的研究范式目前还在积累中。 三、“物”的历史 上文主要描述的是突破，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同等重要的是类聚。这是因为新的议题在不断开发，物质、性别、知识、信仰，各有各的历史，这些不同的知识点在原先的学科壁垒下被囿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在突破瓶颈的当下，这些议题成果慢慢类聚，开始汇集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万花筒般的多面景象。下文便分别阐述。 “物”的门类千差万别，加上有大量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值得书写的内容较多，大略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1.墓葬和壁画。墓葬是处封闭于地下的空间，是承载着考古、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物质文化载体。魏晋以后，墓葬图像中的宴饮、仪仗成为丧葬仪式的主流，以体现墓主人的身份、展示威仪，宋元墓葬则试图将生前的生活和死后享乐融为一体[23]。南朝墓葬方面，王勘、邵世海编著《六朝遗韵：沿着朱偰先生的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由“主题南京”团队策划，沿着朱偰先生的足迹图文并茂地记录六朝陵墓石刻80年变迁；邵磊《南京历代陵墓》（南京出版社）采用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时期分阶段对南京上至先秦，下至民国的重要陵墓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考证。白云翔以北朝墓葬为中心，考察了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24]475-498，张文平、包桂红对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内蒙古魏晋北朝考古做了总结，认为鲜卑部落联盟时代、代魏、北魏到北齐、北周时期的主要考古资料多有创获，盛乐的地址、行宫、祭祀遗址、长城等的具体地址和面貌进一步清晰，今后研究方向是通过墓葬出土资料构建鲜卑代魏考古学文化序列；通过发掘明确北魏盛乐神元旧都、盛乐北都、云中宫等问题；探讨朔州、云中镇等行政军事建制；探讨北魏祭祀遗址、行宫、镇戍城邑，长城体系，对外交通线路等[25]。 陶瓷是重要的物质史料，往往跟随墓葬出土。谢明良《六朝陶瓷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作者多年研究六朝陶瓷的学术论文集，上篇分析了江苏六朝墓出土陶瓷的分布、各期特征，器物组合，并以考古类型学方法分析了福建、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中篇分析了六朝陶瓷的装饰，包括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所见的佛像装饰、六朝青瓷褐斑装饰及其对北齐、隋唐的影响；下篇对墓葬器物及《颜氏家训·终制》所载葬具做了考察。此书是目前最为详尽而系统的六朝陶瓷研究专著，突破了以往单纯的考古类型学分析。 壁画是墓葬的重要附属物。以往的考古类型学方法无法解读壁画的图像细节，近年来美术史研究方法的长足进步使得壁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韦正《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通过河西魏晋墓葬门墙画像砖和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考察了魏晋时期的天界想象，并从南朝墓葬的竹林七贤壁画的衰亡总结了东晋南朝时期汉晋墓葬（晋制）壁画系统终结。该书还考察了北魏平城时代大同墓葬壁画（大搜礼、狩猎图）所见证的汉晋到北朝的社会剧变，并探讨了“洛阳规制”的由来；作者还清理了汉末—北朝墓葬形制和墓葬壁画的基本线索，并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葬做了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探讨了集安与平壤高句丽壁画墓葬之关系。本书对墓葬壁画资料做了综合性分析，是直到目前集大成的系统化分析。台湾学者中，林圣智《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是水平出色的代表作，此书以北魏墓葬材料为主体，由“图像制作”“空间结构”“丧葬礼仪”“政治社会脉络”四个层面考察图像与装饰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交互作用；从墓葬的物质文化和图像反观北魏、北齐的政治秩序、群体记忆，以及丝路东段社会生活的流变过程，还从一些承载历史信息的具体物件如石床围屏入手，考察粟特人与北魏墓葬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是迄今所见最为系统、方法最前沿的北朝墓葬图像及实物研究。与此相呼应的个案研究有：曾庆盈《北魏时代的自我画像：以沙岭M7与雁北师院M5为例》进行的壁画研究（宋馨2019）及张庆捷《忻州九原冈北朝壁画墓军事内容窥探》（宋馨2019）、倪润安《北魏平城灰枕葬俗考》（宋馨2019）等研究。日本学者关尾史郎、町田隆吉主编的《磚画?壁画からみた魏晋時代の河西》（汲古书院）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从砖画、壁画资料研究魏晋时代的河西的多篇论文，其中新城墓群、祁家湾古墓等资料均受到日本学者的注意，这些资料被用来研究朝服制度（小林聪）、乐器及宴饮场面（荻美津夫）、武器（内田宏美）、耕作方式（渡部武），反映了日本学界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范式也在结合，并产生出最新成果。 2.佛教遗迹和遗物。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并兴盛的时代，佛教遗迹遗物众多。谢志斌《中土早期观音造像研究》（中华书局）是本年度观音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以20万字的篇幅搜集并分析了隋以前155余尊观音造像，总结了观音造像在印度显教、密教时期的状况，以及观音造像在通过丝绸之路南、北道传入中土的过程中的流播状况， 并按流派（净土类、救难类、混合信仰）进行了详细的个案考察，还对中土早期观音造像的宗教内涵、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了思考。此外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科学出版社）是对2012年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的阶段性总结，坑内出土造像数量众多，时代绝大多数为东魏北齐，个别为北魏、北周和隋唐时期，有题记的造像约三百余件，造像样式除中小型白石背屏像外，还有部分中型或大型单体圆雕像，题材涉及释迦、定光、弥勒、药师、阿弥陀、卢舍那、观世音、思惟太子以及释迦多宝等。该图录是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整理的阶段性成果展示。此外，韩国学者权智英《灵验的冥界：中古时期中韩十王画的演变》（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是另一部佛教图像研究的代表性英文专著。东京的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十王画卷轴是现存渲染佛教地狱最辉煌的作品之一，但它们的起源和意义尚待充分探索，作者在调查东亚地区的文字、经文、考古和视觉材料时，以五百多幅十王画作品为基础，构建了这些绘画演变的模式，揭示其可能的起源。此外还有蔡宗宪、朱岩石、、邵正坤、张志忠、毛铭等学者做的个案研究。 3.马匹、写本、书籍、生活器用等“物”所反映的历史。它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符号的同时，还反映了政治权力掌控下物质资源的竞争和物流线路的构成。第十二届联谊会有两篇涉及此内容：胡鸿《牝马、酪酒与北族王朝——释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蓄牝马》探讨了牝马与酪酒及北魏贵族的关系、畜养牝马的成本等问题。来自海内外的评议人认为马奶酒与粮食是人与动物共同竞争的资源，旱灾造成食物链供应断裂，这种情况下的资源竞争值得重视。海老根量介《简帛时代的书籍流通小考——以〈日书〉为中心》旨在从出土日书讨论秦汉时代“书籍”的制作和流通。《日书》本来是专业占术家使用的手册，后来为了便于下级官吏使用，附加了浅显易懂的说明而在里巷间流通，但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书肆。评议人认为该文“足以代表早期出土文献和秦汉文化史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重要方向”，但论文对书写（paleography）、形制（codicology），及考古环境所提供的间接证据未多留意。至于生活器用，最能直接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信息。2012年清理的洛阳北魏曹连墓葬出土了少量的随葬品、墓志及一套完整的孝子升仙石棺，该升仙石棺是目前北魏孝子升仙石棺中具有明确纪年、墓主人身份明确、画像石刻最为完整的一次考古发现，司马国红、顾雪军《洛阳北魏曹连石棺墓》的出版提供了具体资料。此外上文所提林圣智《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专著中的第二、三章对多个墓葬出土的铜壶和金银器以及壁画上的摩尼宝珠、石床的护法神与天人像做了研究，分析出了平城时期的纹饰框架。丁红旗《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出土屏风文字释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辑）一文对司马金龙墓葬屏风文字做了考释；有关个案研究还有罗丰、宋馨、王银田、伍雅涵等论文，不一而足。将来随着历史研究中议题的加宽，“物”的研究将成为历史学研究议题中一个活跃的部分，将会更为繁荣。 四、知识和信仰的历史 除去上述的部分，处于成果“类聚”的领域还有知识、信仰和技能的历史，这些议题本来也处于传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关注焦点之外，本年度均有可喜成果，下文便分别叙述。 （一）知识的历史 具有时代特点的知识的发生和流变。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过程，五斗米道、天师道升级换代，上清修法横空出世，因此修仙是时代潮流。顾漩译、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著《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江苏人民出版社）秉承了海外汉学方法论发达且相对成熟这一优点，借助集体记忆和公众塑造理论，力图对仙传文本做一全新解读，探究仙是如何被创造的，深入分析了辟谷、秘术等修仙的实践行为，剖析了修道者和他们的社群乃至经济生活方式，不足之处是对文献运用局限在几本仙传，对历史文本和画像文本等考古资料吸收非常有限。另一部重要专著是青年学者陈昊的《身分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书是国内医疗史研究的最新尝试，研究路径的展开援引了许多概念，如“跨语际的研究范式与‘身分问题’的演生”，并以此为结构安排了许多精细的考证。作者的问题经常在官僚机构、医学知识、医者三者之间游移，但因为有些问题的概念边界不够清晰，时有牵枝蔓叶，此外有些知识体系及其流动秩序有生造之嫌，如“大医与愚医之间的书籍秩序”试图在构想出的“大医”与“愚医”的壁垒间看出“被彰显的为医之体”“被遮蔽的感官之知”，这属于对传统医学浑然一体的知识结构及其“感官之知”认识不够深所致。总之，此书涉及的知识点极多，技术难点比比皆是，青年学者有如此广博的知识面，在医学知识、人（医者）、医疗官署乃至有关习俗之间移动，已经非常精彩。吕博《丧礼背后的身体史——汉唐间发须爪埋葬的礼与俗》[26]83-97则是细节精彩的单篇研究，若能进一步厘清“礼”和“俗”的概念边界，将更为经典。 书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有时代特点的艺术，书体的质变背后是书写载体的变化。刘涛《魏晋书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是通论魏晋书风的重点著作，魏晋时期进入楷书时代，纸也逐渐取代竹简，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本书对曹魏五家、三国时期的名刺格式与书法、魏晋南北朝著名书法作品、王羲之评论的汉魏两晋书家、王羲之书法的特征、王羲之与山阴、“兰亭故事”的两种文本、魏晋南朝女书家、江南的书法世家、南朝书学新名词、南朝的杂体等均做了精到的研究。 （二）信仰的历史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道教进阶的阶段，信仰的世界异彩纷呈，这一领域也是优秀青年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本年度有数部重量级专著和论文。第一是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此书不是从表层来理解“山”这一地理空间，而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挖掘山中世界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社会问题，真正全面梳理山中历史的脉络。作者认为在六朝江南社会，“山中”这一地理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佛教山寺的兴起和道教洞天体系出现所带来的山中修道的宫观化，一些山岳成为寺馆集中的宗教圣地，江南山岳完成“名山化”的过程，文化景观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和地理格局。作者全面搜集正史以外的宗教文献、文学作品、石刻史料等，通过山岳祭祀、山中的洞天与道馆、天台山、会稽、山寺的地理分布、山居和山岳记述等案例，打通佛道二教，细腻地展现了山岳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从山神祭祀到佛道寺馆的过程），佛道与民间信仰在山岳中活动的复杂关系等，研究方法极富新意，表现了青年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卓越水平。冯渝杰《神物的终结——法剑信仰兴衰变异的历史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结合古代楚文化、中古铸剑术乃至宋以后剑的由实入虚的过程，考察尚剑的文化被纳入道教信仰体系并彻底改造的历史轨迹，以及漫长历史时段中“剑”背后呈现出的宗教神学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该书研究极富启发，只是概念边界的区分有模糊乃至不够精准的地方，如“摄敌壮胆”很难说是道教特有的行为；对“大传统”“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祛魅”等概念的接纳和嵌套略嫌生硬，无论如何，作者超越了物像的解读仍然显得极为新颖。林佳恵《六朝江南道教の研究：陸修静の霊宝経観と古霊宝経》（早稻田大学出版部）通过对敦煌本《灵宝经目录》的考察，认为古《灵宝经》的“元始系”和“仙公系”不一致，陆修静的是“元始旧经”一系，与紫微宫密藏存在密切关系。道教的教义、仪礼两方面决定了古《灵宝经》有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这两个系统存在，《太上洞玄灵宝天文五符经序》和《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在陆修静的《灵宝经》观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作者在继承了小林正美等日本道教文献学细致入微的扎实作风的基础上，从道教文献学的流派演变入手，考察早期道教宗派的历史发展脉络，这方面的研究范式国内可大力借鉴。王承文、张晓雷《古灵宝经“新经”征引“元始旧经”问题新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一文做了类似研究。孙齐《芮城道教三百年史——以北朝隋唐造像为中心的考察》[27]是一篇重量级的论文，文章搜集了芮城地区所出土的50余种北朝隋唐造像，并结合其出土地点及造像记、题名，复原了中古时代芮城地区的主要家族及其宗教信仰，讨论了6至9世纪芮城道教的发展演变、存在形态及其与地域社会之关系。以芮城为个案，揭示了中古道教“道观时代”的来临及其衰变，具有梳理时空脉络、填补既往研究空白的典范作用。 以上是道教研究。佛教研究的重量级成果亦不遑多让。日本学者船山徹本年度出版两部专著，一是《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法藏馆），该书是日本学术界一部重要的佛典诠释和佛教展开史著作，第一篇“佛典解释的基础”从佛典汉译的各种层面考察了梁代的学术佛教及不同佛典解释系统；第二篇从文本、行动两方面考察了隋唐以前戒律的体系及流播；第三篇考察了修行（修行者的身体异香）和信仰（极端宗教行为比如舍身）；另一部是《仏教の聖者：史実と願望の記録》（臨川書店），对圣者及其传记的出现做了极为精细和精彩的考察。二书是在日本向来丰厚的佛教研究土壤上生长出的硕果，对六朝时期佛教文献的撰集、修行实践的细节做了极为翔实的考察，体现了日本佛教史中坚学者的水平。国内青年学者陈志远亦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一是《佛教历史意识的兴起——以法显行记的几则记载为中心》[28]，此文通过法显行记的几则事例逐层剖析了早期汉地佛教在再造教史的过程中所吸收的多种因素，如佛钵圣物的时空移动，各种源流的佛经（中亚传入的佛经、中土疑伪经）关于劫变、时间表的叙事差异，归纳到汉地佛教形成自己时间观和历史意识这一重要问题上，初步整理了这一过程。研究大量引用了英、日文尤其是日文成果，在凸显出佛教史研究应有的国际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突破了大陆佛教史原先因语种能力限制一般仅囿于汉传佛教的藩篱，表现出了新一代佛教史学者们的无限可能性。另一篇是《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分四期考述六朝前期荆襄地域佛教的时代面貌，将天然地缘格局、政治局势起落作为佛教史展开的背景，从教团变迁、寺院建立等个案出发，考察了荆襄佛教教团和士族家族、官僚贵戚等的复杂关系，在这进退互动的过程中，佛教经文译介，义理和修行朝上层传播[29]。此外王颂主编的《宗门教下：东亚佛教宗派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集中发表了若干篇青年佛教史学者的研究论文，涉及魏晋南北朝的有陈志远《梁武帝与〈般若经〉——从韩国传存〈小庄严寺道度禅师碑〉谈起》、郑兴中《中古佛教义章学论稿——兼论宗派佛教的义学书写》、史经鹏《再论南北朝涅槃师和涅槃学派》等。这些所有的专著和论文加在一起，彻底刷新了此前宗教史领域研究的整体水平。 总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突破瓶颈的同时，还经历着诸多领域日益丰厚的“类聚”，这“类聚”如云堆叠，蔚为壮观，尚在行进中。 最后，在大数据和自媒体的时代，各种学术公众号纷纷建立，跟中古史研究有关的重要的公众号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古史研究资讯（zhonggushi）、史学研究等等，各高校及学术机构、各大学术期刊也都有自己的公众号推出最新学术信息，这些使学术资讯传播和议题发酵的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倍，大大带动了学术出新的节奏。此外，还有的学者开始走出皓首穷经的书斋，走向各种见面会和媒体平台，让历史学走向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具有了与书斋史学不同的轻松活跃色彩。 五、结语 本文对2019年度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了综览式总结。总的说来成就多多，令人欣慰。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突破。这突破表现在：第一，史料分析法的进益。正史资料形成和来源的批判性分析大大提高了使用正史资料的精准程度；墓志等石刻文献在承续传统考证的同时， 学者们开始在历史的时空现场中寻找并确定它们的定位，这比起前人仅仅从金石学传统出发考释文字、训诂段落是方法上的重大进步。第二是概念的进阶。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传统的“汉化”“民族大融合”等关键词使用频率大大降低，被这些关键词遮蔽了的细节在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不断浮现；“历史书写”“政治体”“集体记忆”等新关键词出现则使概念的精准度和解释能力大大增强，这无疑大大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史对先前传统研究的突破。第三是研究方法的升级换代。对权力层级、信息传递、“物”的细节、知识和信仰结构的研究，均需要突破以往的粗线条研究方法，这方面新一代学者们还在尝试中。 其次是类聚。由于借鉴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式，使得以往那种大而化之地勾勒线条的研究方法因再无余地而逐渐淡去，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结构、知识结构、信仰体系等各种系统的探索方兴未艾，墓葬、图像等各种实物纷纷进入学者心目中的资料库，这些都不是在既往壁垒分明的学术训练下可以完成的，领域的交叉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而且新一代学者具有深刻而自觉的国际化意识，研究“物”、性别、医疗均开始了对“人”的关注，这些均使得议题不断出新，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不断类聚，未来将成为可观的学术大厦。 因此，当下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一个既有突破，又有类聚的世纪。不足之处是，第一，概念进阶、范式形成过程中肯定会产生一些旋即产生，旋即消失的泡沫，目前尚未固定下来；第二，国际化过程中的甄别能力有待提高。比如说对欧美学术著作译介时的选择，对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去除芜杂能力。这些都将随着学者们进一步的成长而逐渐成熟，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1] 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09(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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