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刘向作为《战国策》的编定者，对该书总体性质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往质疑刘向部属归类的讨论，未能在此前提之下进行讨论。由此，论者往往过度聚焦于书中具体篇章所体现的子书色彩，却游离了最应着力审视的全书总体性质。事实上，通过审视该书编辑体例、编辑目的，以及刘向对其在部属归类上的斟酌取舍，不难得出《战国策》总体性质是史料汇编类文献的结论。概言之，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是合理的。这也展现了一代文献学大家卓越的专业眼光。 关键词：刘向；《战国策》；部属归类；总体性质 作者简介：陈一风，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关于《战国策》的部属归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和争论。最早的观点出自西汉末年的刘向。在《汉书·艺文志》中，《战国策》与后世被目为史部书籍者，如《国语》、《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史记》）等，均被归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这也就意味着刘向对《战国策》总体性质的认定（《汉志》对《战国策》的分类体现的是刘向而非其子刘歆的主张，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相关论述）。至唐初，《隋书·经籍志》开始明确按经史子集四部之法进行图书分类，并将《战国策》正式归于史部杂史类。它实际上还是延续刘氏的主张，只是更明确更细化了。此说可统称史部说。南宋以下，此说遭到质疑。先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战国策》应归入子部纵横家。与史部说相对，此说简称子部说。之后，到清代，章学诚明确主张亦史亦子说。这个观点认为，《汉志》六艺略春秋类和诸子略纵横家类应该同时收录《战国策》。它对之前刘氏和晁公武的主张都予以了否定。不过总的说来，在中国古代，史部说是主流，子部说有一定影响，亦史亦子说则除章氏之外鲜有响应。 至现当代，反对刘向分类的观点日趋活跃。子部说越来越受到关注认同，亦史亦子说也获得了不少学者的呼应。比较起来，这个时期史部说显得论证乏力，少有深入阐述辩驳者。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当代有影响力的史学史著作和史籍经典导读类书籍，几乎都在先秦史书相关内容中列出《战国策》并加以专门介绍，如金毓黻、蒙文通、瞿林东、李宗侗、白寿彝、杜维运各自所作《中国史学史》和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等均是。但是，实际上各家却对《战国策》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或认同《战国策》是史书，如蒙文通、瞿林东。或认为《战国策》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其本身实为长短纵横游说之书的汇集，如李宗侗、杜维运、白寿彝、张舜徽、钱穆。虽然持论各异，但是各家对这一学术史上争论颇剧的问题均着墨甚少，尤其是对于相异的观点几无回应和辨证。所以，《战国策》的性质问题在今天并没有真正取得共识，还有深入辨析的必要。 本文认为，历来否定刘向分类的各种观点，其据以展开讨论的前提存在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到后面的具体讨论和最终结论的有效性。事实上，刘向的分类是正确的。《战国策》是编者刘向为保存战国史料所做努力的成果体现。该书按照史料汇编的体例进行整理，并被刘向做了相应明确定位。下面稍作具体述析，希望可以为研究这桩历史公案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同时也借此具体而微地展现刘向当日校书、编目工作的一个侧面。 一、否定刘向分类者的思维误区 在《战国策》这部书形成的过程中，刘向的参与度有多高?换句话说，对于《战国策》总体性质的形成，刘向个人主观意图体现了多少?这在讨论刘向分类是否合理的问题时，是最重要的前提认识。因为《战国策》的部属类别，实质上是其总体性质在目录学上的体现。谈论部属类别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谈论该书作为独立完整成书的总体性质问题。而作为深刻影响《战国策》成书的编者刘向，相较于仅仅是置身事外对《战国策》进行部属分类的刘向，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 熊铁基先生近年指出，在刘向整理中书的活动中，有一个“很普通而未被重视的现象，即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刘向“对几乎所有的图书，施行了一次大手术——整编乃至改编”。就本文所论的《战国策》而言，正是如此。 刘向《战国策书录》在介绍该书整理过程时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四库全书总目》早就据此指出：“《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近人张心澂进一步解释说：“授者、学者、传抄者既不一其人，则所记流传之本，亦不止一种，而名称亦不一……及向时所见于中书者……因以校编之为《战国策》。至其作者之主名，则不一其人而失传矣。”其后，续有学者如诸祖耿、范祥雍等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张舜徽先生曾对中国古代文献从内容来源上分为三大类：著作、编述、钞纂。其中，“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这成为‘钞纂’”。近年杜泽逊以之为基础，提出“著、述、编”之说。“编，又叫纂、辑。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重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它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依此标准，刘向对《战国策》的整理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校雠，而属于“钞纂”或“编”这一类工作。 因此，《战国策》这部书在刘向整理中秘藏书之前并不存在。若论书中这些零散材料的作者谁何，几乎无迹可寻。但是若追究《战国策》这部书的作者和第一责任人，则非刘向莫属。以这样的身份，刘向就有可能贯彻他个人的主观意图，按照他自己特定的整理原则、体例，将一盘散沙一样的材料改造成为一部具有特定组织结构、属性、有机整体的新的书籍。这样，学界在讨论《战国策》的总体性质和部属归类时，就无法忽视刘向的作用和影响。 从逻辑上讲，要讨论某一部书的总体性质、理解其部属归类，应该紧紧扣住这部成书的整体状况来探求。书中具体内容的具体特点只能是作为辅助性的参考，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主导整部书基本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脱离了整体而孤立存在的局部，其性质往往不同于它所属的有机整体的性质；反过来说，局部性质的简单加总也不能等同于整体性质。所以，考察《战国策》的部属类别亦即整体性质问题，不能仅仅或主要通过其具体、局部的情况去逆推。《战国策》中有些篇章可能确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纵横家所作，因而孤立地看，这些篇章都具有显著子书纵横家的性质。不过，当这些个别零散的材料被刘向依据特定编辑目的和编辑原则、体例重新整合为另外一部有机完整的成书——《战国策》后，就可能形成不同的独特性质。 但是，以往质疑刘向分类观点的讨论仅仅把刘向的角色预设为单纯的文字、篇章校订者或评论者（作为书目编修者对已有的成书进行部属归类）。于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往往不能清晰分梳《战国策》的局部性质与总体性质。具体说来，无论是子部说，还是亦史亦子说，都是基于《战国策》书中具体篇章多不实记载、无明确年月标记和纵横家色彩较为浓厚的事实立论，却游离了最不应忽视、最应着力考察的《战国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所体现的总体特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最极端的是完全蔽于书中具体篇章特点的子部说。其实，在一些表面上态度坚决的持子部说的学者那里，内心也不是丝毫没有犹豫。以南宋高似孙为例。前文已经提到，亦史亦子说是章学诚明确提出的。事实上，早在南宋稍后于晁氏的高似孙已经无意间首开其端。高似孙原本承续晁公武的子部说。在其《子略》中，他将《战国策》列入子部纵横家并有一段看起来很雄辩的理由。但他却又在《史略》中依《隋志》的做法将《战国策》列入史部杂史类。何以会做出这个涉嫌“骑墙”的归类，高氏并无说明。也许高氏将《战国策》归入史部实属无意，可这一行为本身似乎透露了他头脑中对于《战国策》性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的迟疑和矛盾。亦史亦子说论者的纠结则显著表现于外。此说表面看起来不偏不倚，对不同观点都有所兼容。但它更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既隐约意识到《战国策》在总体上似乎具有史的特征，却更为书中具体篇章的子书色彩所吸引和影响。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持论者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来处理《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 二、《战国策》的成书目的及其总体性质 从上文所引刘向《战国策书录》那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编辑《战国策》所依循的基本体例原则是：“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概言之，它的主要内涵有两点：其一是国别，其二是时序。这个体例方案从何而来？刘向所整理的材料主要包括两类：提及六种名称的“中书余卷”和“国别者八篇”。其中，“中书余卷”处于“错乱相糅莒”状态，是不可能提供整理《战国策》的基本体例、框架的。因此，刘向所采用的国别体这个总体结构是受“国别者八篇”启发而来的。在此基础上，刘向又将所有“中战国策书”材料按国别和时间先后排比、充实在已有的结构内，并去除重复的内容。显然，这个体例是刘向面对零散杂乱的具体材料，自己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确定的。虽然是上承“国别者八篇”，但将其推广及于所有材料则是刘向自己的主张。 那么，依照这种体例编辑的书是什么性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需要澄清。在中国古代直至明清时代，很多学者都误把《战国策》看做是一部史著，更确切讲，看成是史官或史家的手笔。这导致否定刘向分类的学者也往往不自觉将《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置换为《战国策》是否史著的问题。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现当代，以致有学者在讨论《战国策》部属归类一节时直接冠以“论《战国策》非史著”之目。但这样简单置换偏离了讨论中心，从而对《战国策》基本性质绳之以不恰当的衡量标准，也无助于理解刘向的分类行为。纵观历代书目，在史部下面的很多书都只是史料汇编。这些书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部书籍、史料文献，而不能称之为史著。刘向将《战国策》归于六艺略春秋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以该书为史著。例如，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与《战国策》同列者除了《国语》、《世本》、《史记》等之外，还有《奏事》二十篇。在此书之下，班固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这种书籍显然不能称之为史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与史有关，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书籍。这一点在刘向父子的时代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战国策》而言，刘向的编辑方式就是资料汇编类书籍最基本的做法。 进一步，《战国策》作为资料汇编，到底是何种资料的汇编？这个问题决定着《战国策》的基本性质。现当代对于《战国策》基本性质的争论中，无论是史部说、子部说还是亦史亦子说，基本都认为其为资料汇编。争论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史料的汇编，还是纵横游说资料的汇编，抑或亦史亦子的大杂烩的资料汇编?但是单单从刘向这个编辑体例还无法令人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张舜徽先生曾指出：“（《战国策》）体裁与《国语》相似，故世人多取两书并称。”张先生这句话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世人往往因《战国策》的国别体例与《国语》一样，就将前者看作是与《国语》同类的史书。而在现当代一般都倾向于把《国语》看作是史料汇编而非史著。因而主张《战国策》史部说者也多认为《战国策》是与之类似的史料汇编。但这个因果关系似乎在逻辑上显得过于简单化了。《战国策》在资料汇编这一点上确与《国语》有相似之处，但它到底是不是史料汇编，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论证。否则，史部说终究是欠缺论证的说服力。 这个问题其实关联到刘向编辑《战国策》的目的，即刘向怎样看待这批材料：他是将其作为史料看待，还是当作纵横家说辞资料来看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