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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状态与民间信仰的关联 人生礼仪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无论是诞生礼中孕期求子、成年礼中祢庙加冠、婚礼中吉祥寓意，还是葬礼中诵经超度，都体现了人类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与生命主题相关的精神诉求和惯习规则。从人生礼仪案例中发现，许多民族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都包含祭祀祖先和跪拜神灵的环节，甚至是仪式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不仅仪式举行设定在祖先和神灵空间中，个人成长过程中，民间信仰的崇拜心理也反复出现在仪式主体及与仪式相关的人群和空间范围，并内化为人们的心理习惯和价值追求。 北方汉族的成年礼“开／圆锁”、土家族老年人的“冲寿傩”、湘南地区的丧葬仪式、传统葬礼中的图腾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民间信仰中的神仙、图腾、祖灵、行业神崇拜，表明民间生活、民众心理与信仰仪式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了极具区域色彩的文化思想和宗教情感，并依靠这种文化情感调适、维系族群的发生和发展，支配着人们对生命与死亡的认识和理解。 在人生礼仪展演过程中，伴随祭祀神灵和祖先的重要仪式程序，这些超自然的神力是民间信仰的集中表达，护佑并延续着个体生命的成长。按照莫斯的说法，“人们最早与之具有契约关系的一类存在者，首先是亡灵和诸神。”以河北省井陉县的开锁礼为例，该仪式主要在当地奶奶庙举行，奶奶庙供奉的是琼霄、云霄和碧霄三位具有求子和佑子神圣意义的神灵。新生儿满月，家长带着佑子的圣“锁”来到庙里祈福。待到孩子１２岁时举行特定仪式，在“三霄”娘娘见证下完成开锁，实现生理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转化。神灵和祖先代表无上的能量，他们拥有人们所寄予和期盼的事物，借助与他们的沟通和交换，能够实现生命和死亡期许的回报。 从人生礼仪蕴含的信仰出发，分析生死两界的联系与沟通形式，无疑是对仪式中加密的生命意义进行解码。很多时候，人生礼仪都强调范热内普“过渡”的意义和身份地位的转变，这是人生礼仪最基本，也是最普适的概念范畴。但是，人生礼仪并不只标志个人身份地位的转变，也体现了仪式主体生理状况、心理情感和社会成熟的“复转”，以及从许愿至期盼再到还愿这一阶段人神“交换”中的生命诉求。华夏民族是一个“重死重丧却又避讳言死的民族”，人生任何阶段的仪式行为都表现出向死而生的追求。 除了神灵信仰之外，在中国的人生礼仪体系中还存在数字信仰、颜色信仰和符号信仰等具有象征意味的精神生活民俗。“仪式中充满了象征符号，或者干脆地说，仪式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从大的格局看，仪式本身就象征着家族家庭、村落邻里的结构关系；往小的层面说，仪式进程中的隐喻元素蕴含着象征意味，支撑一个仪式延伸性和完整性。学界曾对仪式中象征的“对象”进行过讨论，包括仪式主体的实施对象和仪式的研究者、观察者。就仪式主体实施对象而言，一场重大的仪式需要众多人、事、物的参与，象征因为仪式主体实施对象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象征形式和象征意蕴。维克多·特纳指出，面对仪式，研究者和观察者会因视角的不同呈现出相异的象征解释力，并提出注释性、使用性和位置性的符号功能三个基本的意义解释角度，借此分析文化象征在仪式运行中的张力。对人生礼仪中隐喻的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层次进行考察，可以更进一步理解生的象征表述和死的文化表达，实现从自然到社会、从客观到现象的礼俗解读。 （三）从人情往来到关系建构 人生礼仪在社会人情关系建构方面，表现在礼物的馈赠和干亲关系的缔结，两者均落脚在社会关系上。关于仪式中礼物交换和馈赠，法国学者马塞尔·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中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他将礼物的交换构建成义务性的“总体呈现体系”，并把财富赠送、接受和回赠的流通形式描述成契约性的赠礼制度。依靠这种制度制定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规则，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礼物馈赠、接受和回礼程序中，中国的人生礼仪与莫斯的“总体呈现体系”保持高度一致。但与莫斯提到的萨摩亚人契约性赠礼制度不同的是，中国人生礼仪中的礼物流动并不是一种义务，也不是强制性制约人们行为的因素，而是伴随人情、祝福和意愿的自发性行为，或者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换。在诞生礼、成年礼和婚礼中都会出现亲人准备的礼物，即民间社会俗称的“红包”和“礼金”，作为仪式的固定程序和礼俗的特殊意涵。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中对中国社会中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模式进行深入调查，介绍了生育庆典、婚礼仪式、丧礼等人生礼仪中的礼物流动，表明仪式性场合中表达性礼物馈赠能够真实而具体地表现某个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 透过礼物中的人情，人生礼仪中的礼物就具有乡村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功能了。笔者在《撒叶儿嗬与乡村社会关系建设》中分析了仪式空间中“因情送情”“无情建情”“欠情还情”“怨情合情”的人情状况，表明“人们在撒叶儿嗬的时空情境下构成新的临时共同体，且以此为基点发散延伸、丰富完善”，加固区域内群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完成人际关系和村落关系的有效建构”。 人生礼仪中礼物表达的人情关系，成为社会关系建构的社会行动，人们依靠礼物循环关系、乡村互助关系形成彼此的紧密连接，但是，这种社会形态的背后影射着互惠人情下的社会成长和生命祝福。干亲关系的缔结，也是如此，虽落脚在社会关系上，但重点关注的是拟亲属关系与民间习俗文化之间的联系。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但实际上，人情关系从侧面反映出人生礼仪交往过程中人们对个体身份的识别和见证，并在参与或旁观过程中表达祝福和期待，加固强化个体生命的每一次成长。 四、结语 70年来，人生礼仪的研究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民俗学发展紧密相关，学术研究进一步清晰了中国人生礼仪的发展历程。在人生礼仪研究过程中，多个学科的合力、多样化理论阐释、多位学人的努力，推动了人生礼仪的理论建设，增强了人生礼仪意义的解释力。人生礼仪的界定、阈限理论、“人观”视角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进了以人生礼仪为中心的民俗学学术话语建设和理论体系建设。 70年来的人生礼仪研究构成中国学人从“自观”和“他观”视角讨论人生节点上的仪式化活动和生活化情感体验，在探讨人生礼仪对生命认知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中，揭示出个体的时段性成长和中国社会的阶段性变迁对人本身的塑造，建立起从礼俗传统观测生命意识的实践，为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国人的生命、生活和文化提供理论智慧。70年来的人生礼仪研究成果是民俗学理论发展使然，学人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和社会责任参与到人生礼仪的发现、重建过程中。人生礼仪的研究并没有游离于礼俗传统生活之外，而是很好地实现了人生礼俗传统生活实践与学术研究理论发现的有机结合。 （原文刊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文章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