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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第十一次发掘殷墟，在西北冈M1001大墓“翻葬坑”中出土了一件“白色黄斑大理石虎首人身虎爪形立雕”。这件石雕像造型奇特，通高37.1厘米，曲膝跪坐于后爪上，前爪按膝，头突出，张着大口，背部开有上下通口的长方槽。其两臂上各阴刻有一条“瓶角龙纹”，腰、股、胫上刻有“蛇身”动物纹。（图一）同年第十二次发掘殷墟，在西北冈M1550大墓“翻葬坑”中又出土一件造型姿态相同的“灰白色大理石虎首人身虎爪形立雕”，通高44厘米，两臂刻S形纹，腰、股、胫分刻羽形纹、卷纹、竖纹，整体纹饰较为简单、抽象。（图二）[1]
过去学者对这两件石雕像的性质和用途做过一些研究。M1001报告作者曾之为称“饕餮”，并据其背槽推测为镶嵌木柱之用。[2]李济先生《安阳》一书中则称之为“虎头怪物像”、“虎头兽”，判断它可通过其背槽嵌在房屋墙壁的突起上。[3]邹衡先生认为它“显非真实动物形象”，是“房柱旁的装饰”。[4]《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一书同意原报告的看法，认为其背槽可立木柱。[5]由于M1001、M1550等西北冈商代大墓均被盗扰，虎首人身石雕像在墓中的原来位置已不可确知，故上述学者对其名称、用途的看法仅为推测，而且研究也不充分。两个虎首人身雕像表现的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商王大墓中？它们反映了怎样的鬼神观念？种种问题，仍需探讨。
笔者认为，殷墟西北冈大墓出土的虎首人身像，很可能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名叫“彊良”的神。《大荒北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蹏长肘，名曰彊良。”[6]其形象可参古人绘本。（图三）这个彊良即《后汉书·礼仪志》提到的“强梁”，是大傩仪式中的十二神之一。这一点清人郝懿行已经指出，[7]袁珂先生指出《山海经》藏经本“彊良”作“强良”，[8]更添佐证。令人吃惊的是，《大荒北经》对彊良的描述，非常接近殷墟出土的虎头人身像的外貌，所谓“衔蛇操蛇”，可能是据石雕像上的刻画的“龙纹”、“蛇纹”（所谓“蛇”亦可能是“夔龙”）所附会衍生，“四蹄长肘”即与石雕像四爪长臂一致。这种吻合并非出于偶然，《山海经》所载四方风名及王亥双手操鸟方食其头等传说，均为殷墟甲骨文证实，[9]若本文的推测不误，《山海经》的一些记载可与殷墟考古相互印证的看法，就又多了一个例证。 西晋司马彪《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先臘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十二兽有衣毛角。……以逐恶鬼于禁中。……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歹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儛。……”其中“十二兽”即中黄门（宦者）和侲子（童子）倡和之辞中的“十二神”，其名与所食之恶凶（恶鬼）之名均古奥难解，南朝刘昭《注》与清人王先谦《集解》均语焉不详，限于笔者学识，本文亦暂不考索，但强梁为十二神之一，即《山海经》中的彊良，则是肯定的，由此可见汉代大傩风俗有古老的渊源。[10]由此反观，殷人将虎首人身石雕像置于殷墟西北冈大墓（王陵）中，也是希望这种神兽能驱鬼逐疫，保证墓主死后的平安。两相联系，也进一步说明殷墟出土的虎首人身像所代表的神正是《山海经》和《后汉书·礼仪志》中的彊良（强良）或强梁。
承严志斌博士惠告，河南鹿邑太清宫商周之际的长子口墓，亦出一个虎首人身跪坐形的小玉雕，[11]其形象与殷墟M1001、M1550出土虎首人身石雕像的造型极为类似（图四），其特别之处有二点：一是仅高5厘米，可能是弄器，但其形象自有渊源， 蕴含有驱鬼逐疫，保护死者的寄托；二是正面为虎首人身形，背面为鸮形，联想到M1001中与虎首人身石雕像同时出土过一个白大理石鸮形主雕，似可理解为，长子口墓所出小玉雕的造型是将M1001大墓所见的虎首人身形与鸮形合二为一。反过来，也说明，M1001大墓同时出土虎首人身石雕像与鸮形立雕，并非偶然，它们应都有镇墓的功能。
那么，在殷墟甲骨文中有无彊良的记载呢。甲骨文确有一个虎首人身的 字（字形取自《合集》4593，图五-2），可隶定作  。但该字所从的“人”不是跪坐之形，即非“卩”字；在卜辞中常用作人名与方国名，如“贞： 比髟共 示？三”（《合集》4593）中 应是人名。卜辞中曾见 祖、 妣， 示可能与他们有关。又如“ 方其涉河东洮，其□”（《合集》8409），这条是残辞，但学者一般如是读。可见， 与殷人崇拜的虎首人身神无关。史语所第三次发掘时殷墟所获的《甲》2336（3.2.0125，图五-1）上也有一虎首人身之字，像蹲踞之形，两手上扬。前人多将该字径释为虎，可商。如屈万里先生说：“此残存四字，恐是习刻者所为，未必为卜辞。另虎形一、狝猴形二、马在火上形一，皆戏刻也。”[12]又孙海波先生《甲骨文编》也将该字收在“虎”字头下（摹为 并不准确）。[13]笔者同意屈万里先生将此虎首人身之字视为习刻的意见，但觉得不完全是戏刻，也并非是纯粹的虎形。习刻其实也有所本，如甲骨文中最常见的习刻之作是干支表，此类习刻甚至有范本。本文推测《甲》2336上所刻画的可能都是商人的神祇，所谓狝猴形或为“夒”，马在火上形或为“岳”字繁体。但该版上的虎首人身之字，两手上扬，又与M1001、M1550出土虎首人身像双手按在膝上不同。但无论如何，《甲》2336片都是极可能与彊良直接联系的甲骨文材料。 殷墟甲骨文中还有一个 字（参图五-3），学者公认该字所指的商族的一位神祇（先公远祖或自然神，未有定论），它常与土、河、岳同受祭祀，商王室祭祀它的目的主要是祈求年成（ 年与 禾）和雨水，常用燎法和所谓的“ ”祭。[14]与相关的卜辞有140多条，此不一一列举。但 字到底如何释，迄无定论，释兕、释页、释皃诸说均被否定，释兇一说尚待讨论。[15]近来，亦有学者提出释稷、釋叢等意見，以为即社稷之稷，或秦简及文献中的叢神（叢辰）。[16] 字下部象人踞跪之形（卩字），上部为何形不易搞清楚，学者或以为是心字异体、或以为凶字，但是否象虎口大张的形状呢，即甲骨卜辞中的 是否就是考古出土的虎首人身神呢？笔者这里仅提出一种可能性，供大家参考。 承赵鹏博士惠告，《合集》7235中的“ ”与《合集》21423中的“ ”二字更接近于殷墟出土的虎首人身像（图五-4、图五-5），她所言甚是，但这两个字在卜辞的含义不明，似用为动词，无法深论。谨记于此，供大家讨论。 2008年9月23日初稿 2008年12月18日二稿
[1]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78至79页。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中研院史语所，1976年，第27至29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76页。 [2]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78、79页。 [3] 李济：《安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5、180页。据李光谟先生说，2007年这个版本的《安阳》是目前最好的中译本。 [4] 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1月，第121页。 [5]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76页。 [6] 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第285页。 [7]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第十七卷第四页，上海还读楼本，巴蜀书社，1985年6月。 [8] 袁珂：《山海经校译》，第289页。 [9]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10] 张政烺先生提出“十二兽”即十二禽，即十二生肖，其起源在战国时期，正式定形在汉代。他说：“十二兽是汉代新兴的东西，立即编入大傩的行列，用以驱疫保护活人。”见《“十二寡妇征西”及相关问题》，载《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773至774页。从殷墟虎首人身像与文献中“彊良”的联系看，汉代大傩十二神的前身可能会上溯到战国时代以前，但编入十二神的体系则晚至战国秦汉。以十二神逐鬼驱疫的传统，渐渐变为把十二生肖俑用作镇墓兽的风气，从五代、隋唐绵延至五代和宋代，其形象初多为人身兽首形，后来兽形逐渐转变为人像上的冠饰。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 [12]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中研院史语所，1961年，第495页。 [1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225页。 [14] 参见《合集》10098、《合集》21091、《合集》22419、《合集》34185、《合集》34282诸片。 [15]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1897至1899页。 [16] 吴匡、蔡哲茂：《释稷》，“殷墟甲骨文发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安阳，1989年9月。该文未正式发表。刘桓：《卜辞社稷说》，《甲骨征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151至152页。连劭名：《甲骨刻辞丛考》，《古文字研究》第 18 辑，中华书局，1992 年，第62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