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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西周金文中用作地名的“斤” 王泽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西周金文中有一个字形作“斤”的字，用作地名，见于《殷周金文集成》2674征人鼎，以及新近发布的京师畯尊，涉及周昭王伐楚、南巡路线。 征人鼎，又名天君鼎，陈介祺旧藏，现藏日本。[1]25个字(含合文1，见附图1)： 丙午，天君乡（飨）  酉（酒），才（在）斤，天君  (赏)氒（厥）征人斤贝，用乍（作） 父丁  彝， 。京师畯尊，由李学勤先生在《文物》2010年第1期上刊布，26字，其中个别字反书(见附图2) [2]： 王涉汉伐 楚，王又  (？)工。京师  克斤，王  (釐)贝，用乍(作)日庚宝  彝。  。此外，还有一件正簋，又名天君簋(《集成》4020)，22字(含合文1，见附图3-1、3-2)： ，癸亥，我天君乡(飨)餂酉，  贝氒正斤贝，用 乍父丁 彝。正簋与征人鼎的作器者为同一人。正簋，或以为伪，[3]或以为真。[4] 笔者认为，就摹画的器形和纹饰而言，时代与西周早期相合，但铭文应属伪作。 李学勤先生曾将“斤”释作“麇”，以为在今湖北郧县。[5]西周早期金文中有“麇”字，见于亳鼎(集成2654)，也属地名。[6]笔者以为，“斤”或可以释作“蕲”，地望在今湖北蕲春附近。下面从几方面稍作讨论。 一、昭王伐楚、南巡路线。 由京师畯尊铭文可知，“斤”的地望和昭王伐楚、南巡的路线有关。 西周时期，从周王朝中心地区，到南方江汉地区，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西线，从丰镐出发，沿汉水南下。据太保玉戈，“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若太保召公出发地点在丰，则其南下或走西线。[7]另一条是东线，可能在营建成周之后，更多从成周出发南下。[8]据鄂君启节的车节(集成12112)，其西北路线，“就阳丘，就方城，就象禾(即“象河”，在今河南省泌阳北象河关)”，[9]这可能也是东线南北途经之地。 据  簋(集成3950)，昭王十五年征伐楚荆，从成周出发。[10]据静方鼎(新收1795)，[11]在十八年的十月，昭王在宗周派遣中和静等省南国。据 甗(近出二126)，[12]十九年正月王尚在宗周；在十九年的上半年，王已动身。据静方鼎，到了十九年八月，王已经到了成周。之后，据中觯(集成6514)，王大省公族于唐。[13]由此可知，昭王及其臣属南巡，更多是走从成周出发向南的东线。而麇地远在汉水上游。这是笔者在讨论时所考虑的一个方面。《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据《吕氏春秋·音初》、《竹书纪年》、杨雄《蜀都赋》、《帝王世纪》等，昭王没于汉水。所以学者或以为“江”应作“汉”。[14]但因为楚都其时在丹阳，《周本纪》也许是统而概之，表明昭王一行曾南至于长江。金文中的“南国相”(静方鼎)、“相侯”(集成6002作册析尊等)位于今湘水流域，[15]那么昭王时周王朝经营南土至于长江流域，是完全可能的。 结合相关金文分析，诚如李学勤所言，昭王伐楚荆及南巡，以及相应的周王朝对南国的经营，涉及的地区非常广大，甚至涉及“虎方”[16]、今湖南湘水流域的“相”、今四川省的新繁县一带的“繁”等。[17]因此，对其中有些活动的地点的理解不一定只限于和伐楚战事相联系。 二、鄂东一带西周前期文化遗迹。 历史上，孝感曾发现过“安州六器”，铭文涉及昭王伐楚及南巡。20世纪50年代以来，鄂东地区经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一些西周早期遗址，其中的铜器和陶器等遗物时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18]学者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19]这些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及器物组合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表明此地当时与周王朝之间有一定联系。这些发现，应该和西周前期周王朝向南方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20]近年，麻城宋埠镇金罗家又发现了一处时代大致为西周中期的古城址，就其文化因素而言，与周文化关系较密切。[21]有学者已经根据相关材料指出，这些现象表明，西周王朝在孝感、黄陂、麻城这一大三角区域内有着较强的直接存在。[22]又有学者研究认为，以鄂州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大约到春秋中期才成为楚地。[23] 三、西周时期周王朝向南方发展与当时铜路的关系。 史墙盘铭文(集成10175)涉及昭王史事时，有“隹寏(贯)南行”语，联系中方鼎(集成2751、2752)和中甗“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等相关记载，裘锡圭先生同意唐兰先生的观点，指出应该与周人想贯通从南方掠夺金属的道路有关。[24]涉及昭王伐楚、南巡铭文中有“孚金”(集成03907过伯簋、集成05387员卣)、“易金”(集成06001小子生尊、集成06002作册析尊等)内容，或也可证明这一点。 西周时期的铜矿遗址，以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沿江铜矿带最为集中。[25]以长江中游为例，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可早到西周早期，江西瑞昌古铜矿早在商代早期就已有采铜炼铜的规模生产。[26]学者据此探讨商代及西周的铜路问题。[27]这两处古铜矿遗址，距离蕲春很近。 四、文字训诂。 《说文·艸部》，蘄，艸也。从艸，  声，江夏有蕲春亭(段注改作县)。徐铉谓说文及其它字书无字。段注以为当是从蕇，斤声。[28]《汉志》，蕲春，属江夏郡。注音“祈”。[29]《吕氏春秋·振乱》“所以蕲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注“蕲读曰祈”。[30] 段注已指出古钟鼎款识多借为祈字。[31]金文中，祈写作“旂”、“  ”等。[32]蕲、旂、祈为群母文部字，斤为见母文部字。蕲、斤同从“斤”声，可以通假。综合上述几方面分析，将“斤”释作“蕲”，其地或在今蕲春一带，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先秦时另有蕲(音机)县，战国时楚邑，秦置蕲县，汉属沛郡。治所在今安徽省宿县南，见《史记·楚世家》及《史记·高祖本纪》，与蕲春无涉。又，《左传》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蒍艾猎城沂”，杜注楚邑。沂，又见于《左传》定公五年。吴经过柏举之战打败楚，侵入楚国都郢，之后秦出兵救楚，“大败夫槩王于沂”。过去多以为是同一处地名，只是地望有异说，如《钦定春秋传说彙纂》以为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境，沈钦韩认为在今湖北鄂州市东，[33]杨伯峻先生从前一种说法，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后一种说法。石泉先生认为当在今河南省唐河县西南。[34]清华简《系年》有关于这段史事的记载，在简文中，秦救楚，与吴交锋之地作“析”， 在今河南省西峡县。[35]据此，《左传》定公五年之“沂”可能为“析”之误，[36]而《左传》宣公十一年之“沂”或当别论。清华简《系年》的记载，也可以作为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西周时期由周王朝中心地区到南方江汉地区之间的西线交通路线的旁证。 五、附论。 本文讨论“斤”或当在今蕲春一带，蕲春距鄂州不远。鄂在涉及西周王朝向南方经营的金文中屡见，相关讨论颇多。这里稍加分析。 据《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条史料学者多有讨论。推其文理，其时鄂地望已涉及长江流域。 而在昭王南巡的铭文材料中，中甗(集成949)提到“曾”，又提到“在鄂师次”；静方鼎提到“在曾、鄂师”。表明曾、鄂两地不能相隔太远。近年，分别在随州附近的羊子山和叶家山相继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鄂国和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且出有“鄂侯”、“曾侯”等西周早期有铭青铜器。[37]这些考古发现证明，其时鄂、曾两国相距不远，都在今湖北随州附近。目前，关于西周早期的鄂，学者多倾向于其中心区域应在今湖北随州安居一带。[38] 附记：本文初稿曾于2010年5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志平先生指正；对湖北省麻城西周遗址的情况的了解，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严志斌先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运兵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附图1：征人鼎铭 附图2：京师畯尊铭   附图3-1：正簋器形 附图3-2：正簋铭文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64页。 [2] 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此处释文采用李学勤先生后来的修正，参见李学勤：《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209页。 [3] 白川静：《金文通释》，日本：株式会社平凡社2005年，卷六，第465页。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 [4] 容庚：《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第50页。 [5] 李学勤：《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辑，总第九十二辑，又收入《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 [6]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70至171页。 [7] 吴镇烽：《商周金文资料通鉴》，2010年，19762号。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8] 张永山：《武丁南征与江南“铜路”》，《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9]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49页。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中华书局1998年，第677页。刘彬徽、刘长武：《楚系金文彙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5页、第495至496页。鄂君启节虽然是战国晚期的材料，但其中涉及的一些地理交通，可以作参考。 [10] 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2009年，又收入《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 [11]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第1795号。 [12] 刘雨、严志斌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2010年，126号。 [13] 各器铭之间的联系，参见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 [14]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7页。李零注译：《周本纪》，《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又，石泉先生认为，汉水古亦称“江”，参见《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又参见《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至14页、第70页。 [15] 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 [16] 关于虎方的方位，有多种意见，参见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171至172页；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4至437页；刘先枚、刘自斌：《虎方考——兼论巴周、巴楚关系》，《三峡文化研究丛刊》2002年。 [17] 李学勤：《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收入《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 [1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湖北黄冈市博物馆、湖北蕲春县博物馆：《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塆西周铜器窖藏》，《文物》1997年第12期。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19] 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与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李学勤：《谈盂方鼎及其它》，《文物》1997年第12期。吴晓松、洪刚：《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塆窖藏青铜器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2期。张长寿、殷玮璋主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至142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18页。 [20] 李克能：《鄂东地区西周文化分析》，《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张长寿、殷玮璋主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142页。刘彬徽：《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0至149页。又，刘彬徽：《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2003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朱凤瀚、张昌平先生意见。 [21] 孟华平等：《2006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22] 傅玥、高旭旌：《从羊子山M4 青铜器看西周鄂国的地望》，《楚文化研究论集》，第9集。 [23] 陈振裕：《湖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8年第8期。 [24] 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374至375页。 [25] 张长寿、殷玮璋主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170至175页。 [2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演示文稿》，《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周伟健等：《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的断代及其科学价值》，《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周伟健等：《江西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的14C-AMS研究》，《地球化学》2004年第5期。 [27] 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第59至61页；又见《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至41页。张永山：《武丁南征与江南“铜路”》。彭子成等：《鄂赣皖诸地古代矿料去向的初步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陈公柔：《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至12页。秦颖等：《长江中下游古铜矿及冶炼产物输出方向判别标志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孙亚冰：《商代的铜路》，《纪念殷墟YH127甲骨坑南京室内发掘70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28]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页。河南安阳曾出有一件晚商的侯戈(集成10770)，或当从单得声。 [29] 《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1568页。 [30]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第123至125页。 [31]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32]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4至15页。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第501页。 [3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1至712页，第1551页。 [34]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397至398页。 [35]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084号简。 [36] 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吴人入郢新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24日第7版。 [37]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38] 刘彬徽：《关于楚鄂地之谜和楚都丹阳之谜的思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9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傅玥、高旭旌：《从羊子山M4青铜器群看西周鄂国的地望》。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李学勤、朱凤瀚、王占奎、张昌平等先生意见；《笔谈》中刘绪先生似也倾向此说。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黄凤春、陈树祥、凡国栋：《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曾国铜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11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